书城传记红镜头中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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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巨星陨落前的霞光

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他对"四人帮"进行了严厉批评,狠狠打掉了江青一伙的气焰

1975年5月的北京,杨柳抽绿,桃花绽红,一派春意盎然。

5月3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

这还是去年7月毛泽东离京南巡前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地方。转眼9个月过去了,然而,对在座的人来说,当时会上的情形仍历历在目,宛如昨日。

他作了一篇很长的讲话,这是几年来很少听到的长篇讲话。这个讲话主要是批评江青的。

待全体委员坐定后,毛泽东声调缓慢,却语气有力:

"好久不见大家了。现有一个问题,我和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当然是个别的人。"

毛泽东面朝坐在远处的江青、张春桥几个人看了看,接着讲下去:

"我自己也犯了错误。讲经验主义的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是听了一遍。我在那里也不能看书。"

毛泽东提到的"讲经验主义"的文章,正是他在杭州听读的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毛泽东当时那种状况,要求他听一遍就能发现洋洋万言的枯燥文章里的"差错",确也勉为其难了。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就这件事作出自我批评。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倒。"

毛泽东略显激动。他显然是想起了"批经验主义"的那几个人还有一笔"旧账"未算。

接着他又习惯地打起手势,以加重讲话的分量:

"这一次我还是要讲'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接着,毛泽东谈到列宁的一本书。这时,江青突然插了毛泽东一句话。毛泽东似乎想起了什么,话锋一转:

"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

"江青不如王明,她没有写《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在座的众人心里都明白,毛泽东这是在批评江青。

对江青等搞"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又说:

"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这次讲话,不仅使江青一伙批所谓经验主义批不下去了,而且把江青等人搞"四人帮"问题作为政治局内最大的问题了。毛泽东讲的这番话的分量,以及在党内的作用,江青等人是心中有数的。

9个月前最后一次南巡的所见所闻所思,使得生前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毛泽东更加重了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这些患难与共的战友们的倚重和信任,而把批判的锋芒再次对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这次会议,成为政治局内"风向"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原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会后被迫"下马",由邓小平实际担当起负责党、政、军全面工作的重任。在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邓小平趁热打铁,接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严厉批评,狠狠打掉了江青一伙的气焰。

在此基础上,1975年夏秋,邓小平领导全党毅然决然、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对各项工作实施整顿,揭开了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屈斗争的新篇章。

一息尚存,奋斗不已。面对着死神的挑战,毛泽东又一次到"中流击水"。9月9日零时10分,一颗伟大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进入1976年,是毛泽东晚年中最艰难的岁月,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灾难最多的一年。

江青一伙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越来越走向了他们愿望的反面:人民越来越看清了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邓小平的威望反而越来越高了。因为在批邓中,人民都在思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1976年1月8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各族人民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全党和全国人民沉痛悼念人民的好总理。

周恩来逝世后,江青一伙制造种种事端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同时又加紧开展批邓运动,为他们篡党夺权作准备。

1月11日,百万群众伫立在十里长安街上,为敬爱的周总理送灵。1月15日,北京举行周恩来追悼大会。毛泽东因病未能参加。

1月21日、22日,由毛泽东提议,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一决定,虽然邓小平已作为"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人物被打下去了,没有让邓小平接替总理的工作,但是也没有让张春桥当总理,打破了"四人帮"想当总理的美梦。

1976年2月2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通知》。通知说:"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个通知的下发,对江青一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估计,原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已在批判中,也停止了他的不少工作,这次肯定出不来,总理的职位一定会落在张春桥的身上。可是,毛泽东并没有提张春桥,而是提了华国锋。张春桥写了《1976年2月3日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人屠苏。千门万户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在这个有感中,可以看出张春桥是何等地无奈,对自己的失败又是何等地不甘心。他们要窥测方向等待时机。

几十年来,毛泽东总想在革命斗争中挑选接班人,但是都没有成功。这次选上了华国锋,能否成功呢?

在后来的实际行动中,华国锋按毛泽东生前的愿望,参与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避免了"血雨腥风"。同时他也全面继承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左"倾错误,继续执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因而犯了重大错误,最后不得不逐渐离开中央领导岗位。虽然华国锋在位时间不长,但可以说,他功过分明。

1976年2月间,毛泽东在病中接待了第二次来中国访问的尼克松。尼克松对当时的情景作了这样的记述:

"1976年再次来中国时,毛的情况严重恶化了,他讲话的声音就像一连串音节的咕哝和呻吟,不过他思想仍是敏捷和清晰的。他明白我所说的一切,不过在他要回答时,却说不出字来。如果他认为翻译听不懂他的意思,他就会不耐烦地抓过一张便条,把他的话写出来。"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他的思维仍然敏捷和清晰,但是能接近他的人太少了,只有毛远新和张玉凤等人。毛泽东听到的只是少数人向他的汇报,不可能全面地了解情况了。而传达毛泽东话的人,也只是少数几个人。在这个时候,江青等人哄瞒毛泽东,或"假传圣旨"是有便利条件的。

越是豪气十足,越是浪漫非凡的人,越是感到孤独。当毛泽东发现大多数人并未达到他的理想人格,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现实的变化并未按照他的思想实现,理想的世界依然是那么遥远的时候,他的内心的孤独感便在晚年,特别是周恩来逝世后,强烈地表现出来。

自进入70年代以来,毛泽东多次谈到要见马克思,见上帝。1975年4月18日,他在会见金日成时说:"董必武同志去世了,总理生病,康生同志也害病,刘伯承同志也害病,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一代伟人的悲凉,溢于言表。

1976年的春节,无论是气温还是现实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那个寒冷的冬夜,天空星光暗淡,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住处外面一片昏暗,只有那一排整齐的路灯闪着微弱的亮光。这里除了悲凉的风声,再也听不到别的什么。除夕的夜晚游泳池是那么寂寞、冷清。

毛泽东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年饭是张玉凤一勺一勺喂的。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失去了"饭来伸手"之力,就是"饭来张口"吞咽也十分艰难了。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侧卧在床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饭后,工作人员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名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大家说:"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

就这样,正在值班室的几名工作人员准备好了几节鞭炮,用火柴点燃后在房外燃放了起来。此刻的毛泽东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大家心里都明白,他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他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这是毛泽东经历了几十年的战火硝烟,带领苦难的中国人民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听到的最后一次"炮声"。这个爆竹是为陪伴他的工作人员放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鼓励他们去除旧迎新。

春节期间,中南海专门为他放映了电影《难忘的战斗》。据吴旭君回忆,当银幕出现人民群众热烈欢庆解放、迎接解放军进城的镜头时,毛泽东禁不住老泪纵横,电影也看不下去了。

几个月后,他老人家又一次禁不住老泪纵横。那是见到他亲生女儿李敏时。他的生命已经垂危了。他仰卧在床上,面无血色,气息微弱,但神志还是很清醒的。他认出了女儿,叫她坐到身边,拉着她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娇娇你来。看我了。娇娇你怎么。不常来看我呀。"听了这话,李敏真想大哭一场,告诉爸爸不是她不想来,而是有人不让她来!她是冲破了江青的重重阻挠才得以这次见面的。但她克制住了,没说。她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把爸爸那双衰弱无力、有些发凉的大手捧起来,紧紧贴在自己胸前,眼泪禁不住地往下流。

虽然毛泽东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甚至说话也很费劲了,但他的头脑依然十分清楚,依然全身心地为国事操劳。

由于长期卧床,为了侧卧时看书批阅文件方便,工作人员为他配了单腿的眼镜。后来连举文件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就让工作人员帮他举着书和文件来阅读。长年累月地躺卧在床上办公、看书,特别是晚年活动量减少,又导致了身上的肌肉有所萎缩,两条腿膝关节不能伸直。如果没有人搀扶,站起来是相当困难的,走路就更不用说了。主席不仅行动不便,说话也很费劲,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词语。肺心病不时地困扰他,使他常常处于严重缺氧状态。

6月初,毛泽东的心脏病再度发作,经过全力抢救,才又平缓下来。这时他已完全不能自己进食,就是流食也难咽下去。医护人员为他下了鼻饲。毛泽东躺在床上动不了,鼻子上同时插着氧气和鼻饲两根管,但他仍然没有停止过工作。从1960年起开始为他作内勤和卫士的周福明回忆:"我时常看到在疾病的折磨下,主席是那样地痛苦。肺心病常常导致他严重缺氧,嘴唇发紫,浑身全是汗淋淋的,举书的手时间长了也抖个不停。"

毛泽东病情恶化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加强治疗,由北京、阜外、301、305等医院选派人员成立的医疗小组对他实行了特别治疗,昼夜不停地监护着他。医疗小组的成员,都是具有丰富经验的医务工作者。他们的心情和工作人员一样,盼望着主席的病能够一天天地好起来,身体一天天地恢复过来。他们在主席书房的床边架起医疗器械,通过监视器,一刻不停地进行观察,发现问题及时抢救。氧气源源不断地从主席的鼻孔输送到体内。

这时的毛泽东完全不能自己进食了,就是流食也难咽下去,一进嗓子眼就容易呛,导致心脏的不适。医务人员为他下了鼻饲,食物是由医务专家和厨师根据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精心地为他配制的。护理人员隔段时间就把食物往管子里注入一次。

华国锋等中央领导都轮流到现场坐镇,具体领导着医疗小组的工作,医护人员分成三班昼夜守候在主席身边。

毛泽东躺在床上动不了,鼻子同时插着氧气、鼻饲两根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批阅大量文件,考虑着党和国家的大事。

治疗中的痛苦是难免的,可毛泽东从未皱过眉头,反而用幽默的言语来宽解医务人员紧张和担忧的心情,积极与医务人员配合。他总是说:"我没有什么感觉,不要紧、慢慢来。"301医院的一位专家感慨地讲:"我行医已40年,给成千上万的人看过病,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在和疾病的折磨作斗争中,有谁像主席那样有着如此坚强的毅力和乐观主义的精神。"

"书"仍与主席为伴,不过毛泽东又赋予了它新的含义,成了他与病魔斗争的"武器"。为了转移注意力,他不停地看。自己举不动了,就让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帮助他举;看书时间长了眼睛累了,就让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为他读。只要一息尚存,他就继续看书、学习,直到生命的终结。

这段时间毛泽东看的书主要是《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大字本,他特别喜欢这套书,起码读过10遍。

7月28日,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北京也受到波及。病中的毛泽东被担架搬进了游泳池边上的新居"二○二"。当时毛泽东已服用了安眠药,醒来后他执意要求搬回游泳池的旧居去。最后由华国锋亲自做工作说,等地震平稳下来,主席身体好些再回去。

可毛泽东再也没有能搬回旧居,伴随着唐山、丰南地区的余震,永远离开了他居住十年的游泳池。

毛泽东十分关心震情和灾区人民。送来的震情汇报,他都亲自过问。当他听说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时,止不住热泪涌流。8月4日,毛泽东派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赶赴灾区。《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抗震救灾的通报》是他生前批发的最后一份文件。

不久,毛泽东的心脏病又一次发作。8月26日,危病中的毛泽东似乎不知道生命的终结将要到来,又向工作人员索要了南宋洪迈撰写的《容斋随笔》。这是他比较喜欢读的一本书,也是他向工作人员要的最后一本书。

9月2日,毛泽东的病情恶化。9月3日,病危。9月8日,毛泽东进入弥留状态。即使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仍以超人的毅力,顽强地同死神抗争。

据徐涛、吴旭君统计,毛泽东在9月8日这一天先后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而这一切是在上下插着静脉输液管,胸部安有心电图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和氧气管的情况下,由别人用手托着书和文件来读的。周福明回忆:"那天主席一觉醒来,向守候在旁的医务人员说什么,医务人员半天都没有听出来,就马上跑到值班室找身边的工作人员。我闻讯赶到,主席从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我连忙从床边抓起纸和笔,把笔塞到主席手中。主席艰难地握着铅笔,在我举着的纸上费了很大的气力,半天才划了三个道,就再也写不动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把握着铅笔的手慢慢地抬起,非常吃力地在木床头上点了三下。我们立刻反应到,主席说的话是和'三木'有关。'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的消息?'我轻声地问。主席默默地点点头。"

三不就是三木武夫,当时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他正在日本参加大选。此时病重的主席仍关切地注视着他在日本大选中的情况。

也正是这前一天,医务人员从医疗监视器上发现主席的心脏有些异常后,现场的气氛开始一直处于极为紧张的状态。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医疗小组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在现场高度紧张地观察、注视着。

入夜了,政治局委员们排着队走到毛泽东病榻前,同他做最后诀别。

当时,毛泽东的意识尚清醒,只是已发不出音来。叶剑英走过来了。他默默地、深情地望着这位自己十分崇敬、一生追随的伟大领袖,昔日那叱咤风云、风流倜傥的伟岸雄姿,已经变成今天这消瘦的病躯;颇具历史感,能看透历史、能将人看穿的炯炯双目,今天已经黯然失神;那极富幽默感、极富吸引力的话语,已经难以再现。想到这些,叶剑英禁不住悲袭心头,热泪横流。

这时,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睁大,并且努力活动已十分不灵活的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再次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剑英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去!"

叶剑英立即从休息室返回到毛泽东卧榻前,说:"主席,我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叶剑英全神贯注,准备聆听毛泽东主席的最后遗教。毛泽东睁大眼睛,注视着叶剑英,嘴唇轻轻地翕动,但嗓子里无论如何也发不出声音来。毛泽东用最大的力气,紧紧握着叶剑英的手,不停地晃动着,好一阵子,毛泽东累了,闭上了眼睛。叶剑英只好又退了出来。

叶剑英心想:"主席为什么第二次招呼我呢?他还有什么嘱托?"也许,毛泽东在自己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夕,已经清醒地预见到,他离去以后,党将面临新的危机,因而要对叶剑英有所嘱托?叶剑英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几个小时后,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既有过革命高潮时在风口浪尖上的搏击奋进,也经历了挫折时在低谷中的一次次努力。但无论是成功与失败,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理由说那时毛泽东并不知道死之将至,但他的行动却表现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也许毛泽东用最后的力气读那些书和文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但这却充分反映了毛泽东一息尚存、奋斗不已的顽强精神。这何尝不是又一次到中流击水呀,这是面对着死神的挑战,用生命进行的最后一搏。

巨星陨落,神州悲恸。一次罕见的效忠活动和一张封存了二十多年的照片,见证了那段特殊的年月

9月10日,毛泽东主席逝世的第二天。天空阴沉,这是秋季里少见的天气,就像中国人民沉痛悲伤的心情一般。

人民大会堂彻夜通明,人们紧张地布置着新中国历史上最高规格的灵堂。

在中南海里为领导人拍摄了16个年头的杜修贤已经两天没有回家,也没有合眼,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一支接一支猛吸香烟。他看了一下表,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再有两个小时,毛泽东的遗体就要运到这里,开始为期7天的吊唁活动。灵堂的布置工作已经进入最后关键的阶段,也就是最缜密的检查落实阶段。

他检查了一遍摄影灯光和摄影架,觉得差不多了,就瘫坐在大厅旁的沙发里,准备吸一支烟就回家睡一会儿,明天还要来这里拍摄瞻仰遗容的场景。

这时,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不知什么时候走进大厅,不声不响来到杜修贤身边。

"老杜,你跟我走。"

杜修贤一愣,想都没想,就起身迷迷糊糊跟着往外走。

才走了几步,汪东兴掉过头见杜修贤两手空空,就说:"唉,你的相机呢?"

"我没有带相机。"

"布置灵堂又用不着相机。"杜修贤心里嘀咕道。

"去,带上相机。"汪东兴不耐烦地朝杜修贤挥挥手。

杜修贤出现了少有的迟钝,"我没有带机子啊!"

"你不会向其他记者借一部?"

"噢?好。"杜修贤看到一种命令的眼神,脑袋清醒了许多。赶快向别的记者借了一部相机,又要了两个胶卷。

"才两个胶卷?不够!再去借点。"

这是去干什么?要这么多胶卷?杜修贤没敢问,又跑去要了几个胶卷。

出了大会堂,汪东兴又叫杜修贤坐他的随车,而杜修贤的车子叫空放回去。

杜修贤心里更加疑惑不解,做什么事情这样神秘?

杜修贤在极度不安中,看见汽车进了中南海的西门,心里才稍稍平静了一些,估计是照主席最后的遗容,因为一旦遗体运到人民大会堂的灵堂里,遗体就要放进无氧罩里,那时就无法再对遗体拍摄了。不然这时急切要进"海里"干什么?肯定是这码事!不过干吗要搞得这么神秘?怪吓人的!

汽车没有驶进游泳池。这是到哪儿?杜修贤的心又提了起来,两眼透过车窗上的纱窗,外面夜色朦胧,白天所熟悉的景物都隐进了黑暗之中,也分不清汽车是朝着哪个方向行驶。不一会儿,汽车停在一处清冷的院子里,好像以前从没有来过这里,显得这么陌生。这是毛泽东在中南海里的另一处住宅。其实和游泳池相邻,只是杜修贤以前没有来过,所以感到陌生。

一进门是个走廊,灯光很亮,里面静悄悄的,一个人影都没有。真是见鬼了!杜修贤心里惊奇万分,竟不觉得恐慌了,好奇地想朝里望望。这时坐自己的主车先到的汪东兴站在走廊的一端,也不知他是从哪个房间里出来的,他朝杜修贤招招手,让他进一间不大的房子,里面只有沙发和茶几,四壁空空如也。

"你这里先等着,等会儿有事叫你。"

杜修贤只好按照他的指示先在这间空寂的房子坐了下来。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服务员给他送了一杯热茶。他慢慢地吸烟喝茶,一点一点地消磨这难挨的时间。这样着急神秘地把他叫来,就是为带他到这间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房子里增加一个人的影子吗?简直是离奇古怪!不可思议!

瞌睡渐渐袭来,杜修贤迷蒙之中突然被一声门的碰撞声惊醒,睁眼一看,走廊上依然空荡如初。奇怪,这声音是从哪传出来的?他正疑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虽然这声音很轻很轻,但还是分辨出来,而且是好几个人走动的脚步声。从门缝里朝外瞧,他心里暗暗吃了一惊!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王洪文、毛远新。还有华国锋、汪东兴,最后出来的是陈锡联,他们正从走廊顶端的一扇门里走出来。哟!万万没有想到这陌生的房子里还"藏龙卧虎"般地藏着这么多的大人物呢!

华国锋手里拿着牙签,不时在牙缝里剔一阵,有的还打着饱嗝儿。杜修贤这时也觉得饥肠辘辘,也想去找哪个能解决肚子"危机"的房间,可是他刚出门就被姚文元一眼捉了去,连连喊住他。

"老杜老杜,啊呀,我们到处打电话找你,还以为找不着你呢!"

"我早就来了。"杜修贤心想,在那个空房子都快坐一个小时了,还到处找?谁相信!

"那太好了。有重要任务要你完成。"

一听任务,杜修贤难耐的饥饿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马上想起那位负责人找他时的急切和神秘的表情。这任务一定很重要!他的神经顿时绷紧了。

"你先带老杜去,我们一会儿就来。"姚文元对另一个人说。

杜修贤连忙背上摄影箱跟在那个人的后面,从走廊向北走,在一间北面房间的门口,带他的人止住脚步,缩了缩脖子,似乎有点胆怯,朝里指指,对他说:"就里面,你自己进去吧,我就不陪你进去了。"

杜修贤应了一声,抬脚就往房间里走。一进去,他的眼就直了,冷不丁浑身汗毛唰地立起来,脖子后升起一股冷风。毛泽东活着。他就睡在杜修贤眼前的一张宽床上。

好半天杜修贤才从惊悸中镇静下来。仔细观察眼前曾经十分熟悉的形象安详地睡在白色素洁的木床上。以前镜头里只有他谈话、走动、看书、吸烟和坐在沙发里沉思的目光,现在是第一次看见他睡觉的模样。他双眼合闭,经过淡妆的脸庞微微泛起红润的光泽,灰白的头颅枕着白色的枕头,白色的被单齐胸盖在他淡灰色的中山装上,显得非常恬静,栩栩如生。

以前常听人说,接触生前熟悉的人的遗体是不会感到恐惧和害怕的。难怪一见到毛泽东,杜修贤脑子里就出现了错觉,以为毛泽东还活着,只是刚刚睡着。他好奇地打量四周,这空无一人、没有一点生气的房子,大概就是抢救毛泽东的临时病房?宽大的房间里除了一张毛泽东睡的大床和几只木箱外,几乎没有其他东西。如果不是脚下彩色图案的地毯还存有柔软温暖的生机,他无法想像这是站在"红太阳"坠落的地方,这里曾经进行过人类最紧张最痛苦的生死搏斗,曾经经历过人类最悲伤的生死离别。而现在一切又恢复了平静,生命走进他的另一个世界里。毛泽东永远地睡着了,不再需要生机和空气,永恒的宁静将伴随着他,连同他"睡"的这个房间也被带进了无比的宁静之中。

杜修贤在宁静中,轻轻地对着毛泽东的遗体调好焦距,拍了一张半身的,又拍了一张全身的。快门的"喀嚓"声竟叫他担心,生怕吵醒主席,就像以前生怕打搅他难以安寝的睡眠似的。

杜修贤为能来拍主席的遗容而欣慰,这个任务的确是很重要的。毛泽东遗体和外界空气隔绝以后就不可能再拍照了。

杜修贤正拍着,身后传来推动门的响声。这时听见姚文元在门口关照门外的警卫员,要他们把门关好,不准其他人随便走进去。

"你就带了一个闪光灯?哼。又是一个平板光!"杜修贤一扭头,见江青不满地瞥了他一眼。自从她去年底为大寨照片收费的事情和他搞僵后,近一年没有和他有过任何联系。她突然扯着嗓子说了这么一句阴阳怪气的话,算是打破了一年的"封冻"。

杜修贤没有说话,也没话可说。你说平板就平板吧!

他放下机子,才发现房间里已进来了好几个人。到这时他还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今天给他的重要任务究竟是不是拍摄毛泽东的遗容,还是其他什么内容。他看大家个个都是阴沉沉的脸色,几次话到嘴边又咽回肚里,不敢贸然开口问。他心想反正他们干什么就拍什么。

杜修贤见他们围在一起,好像在商议怎么拍摄,就提着机子离开毛泽东睡的大床边,贴北面的墙边站着,等他们商议完后再拍摄。

杜修贤还没有反应过来,突然看见几个人排成一队,一个接着一个低垂着头,绕着毛泽东安睡的大床缓缓行走。他一时呆了,没能领会眼前这奇怪举动的要领,心里猜测是不是向毛泽东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

由记者见缝插针"抢"新闻的本能驱使,杜修贤赶快做出反应,拿起机子跟着他们的身影拍摄。转一圈后,他们每个人都要在毛泽东的床前默默地致哀,这时他正好一个人一个人从容地拍摄。

蓦然,杜修贤心头掠过颤抖,取下机子,用惊恐的目光投向眼前的几个人。天!这里面没有叶剑英啊!他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是负责军队工作的,他为什么没有来?这里是什么规格的告别仪式?

如果说是在京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那么人数就差得更多了。

会不会是毛泽东医疗组负责人的告别仪式?也不对呀,姚文元又不是医疗组的成员。

杜修贤反复苦思冥想也没有为今晚的活动找到合适的解释。

他不仅纳闷也很疑虑,开始为自己的处境不安起来,这里似乎是个绝缘地带,不该留有其他人存在的地方。他的镜头犹如越过"雷池"般恐惧和颤抖,"我是不是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拍摄了不该拍摄的镜头?"

猛然,他心里打了个寒噤,眼前人影突然变成了一道"人墙"。几个人默默地手挽上了手,神色异常凝重,阴沉的目光聚集在永远看不见这个世界的毛泽东身上。

他强制自己镇静,镇静!记者的天职促使他真实地记载历史。

他想站在高处拍摄这个惊心动魄的全景,可是环屋一周,发现连个可以站脚的凳子也没有,就灵机一动,跃步跳上暖气片,另一只脚站在窗台上。这样挽手场景就全部清晰地落进了镜头里。

当杜修贤在他们结束仪式后跳下窗台,触地的双脚顿时麻痛无比,像电流通过全身。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的真实存在。

他迈着麻木的脚步走出这间房子,在走廊里看见了毛泽东生前的工作人员们。他奇怪极了,刚才他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然早点问问他们情况,也不至于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事到如今他也不能再问什么了。

杜修贤打了个电话叫车子到中南海的西门等他,然后快步离开了这栋陌生的住宅。

出了中南海的西门,他倏然闪过一个念头,去叶帅家看看。

到叶帅家已经是凌晨一点。叶帅的儿子告诉他,他的父亲到"西山"去了,今晚没有回来。他只得悻悻折回车头,往回走。可是心里的疑惑越来越重,"西山"就在北京的近郊,如果叫叶帅参加今晚的告别,也不过只需叫秘书打个电话就行了。可是他们却没有叫叶帅参加,这究竟为了什么?

汽车穿过沉睡的市区,他觉得他刚才经历了一个梦游患者的奇遇,虚无缥缈恍然如梦。如果真是个梦多好!

11日上午9点,杜修贤又带着疲倦的身躯来到人民大会堂,拍摄人们吊唁毛泽东的活动的镜头。他有点心神不宁,怕江青他们提问起几个小时前拍摄的照片。他们吊唁的镜头一拍摄完,杜修贤就转开去,想法尽量离他们几个远一点。

照片奇迹般地被他们忘却了三天。他有了充分的时间调节和控制不安的情绪。

直感告诉杜修贤那张照片对自己构成了新的威胁!

他将照片和底片作了特殊的秘密收藏-一个抄家也找不到的地方。毕竟是在坎坷严峻的政治环境里摔打滚爬往50岁上跑的人了,岁月积累的持重已远远多于片刻的惊慌。

14日,日夜担心的电话终于在人民大会堂里响了起来。第一个电话是江青的,这是她的特点,喜欢用电话追在为她办事的人后头,让人始终处于紧张之中。她叫杜修贤立即去钓鱼台,将照片给她审看。刚放下手里的电话,第二个电话接踵而至,一接竟也是找杜修贤的,不过这次不是江青的而是姚文元的电话,内容和江青电话内容如出一辙。他惊诧万分,他们竟这么巧不约而同打电话找自己?幸好将照片随身带了好几天了,就估计到他们是要照片的。杜修贤和同事们打了个招呼,准备去钓鱼台,没想到这时有人在吊唁大厅旁的门里叫他,又是电话?见鬼!杜修贤嘀嘀咕咕去接电话。又是问照片,不过这个电话是从中南海里打来的。

不过10分钟的时间,杜修贤就接了三个从不同的地方打来问同一个内容的电话。这仅仅是离奇的巧合吗?这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必然的因素,而这种因素或许不是凡人肉眼所能透视的,但这场貌似神圣庄严的最后告别最终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困惑和警觉。因为他固执地认为这场活动没有叶剑英无论如何是叫人生疑的。

到钓鱼台17号楼给江青送了一套那天晚上拍的照片,杜修贤心里好生奇怪,江青这几天应该在毛泽东的吊唁厅守灵,不知怎么又跑回了钓鱼台。

江青一身黑色服装,见他进来,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杜修贤也没有多说话,将照片交给她就走。

江青的信息反馈真快。过了一天,她就将选定的照片和有另外几个人圈阅同意的传阅批件送给杜修贤,叫他立即为每个人洗一套照片送给大家作为纪念。杜修贤特意留神了一眼江青选定照片的建议后面,写着"退江青"的字样。

第二天,杜修贤按照江青的要求将放大的照片分头送了出去,又将照片和有另外几个人圈阅手迹的批件退给了江青。

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倒台了,杜修贤也如同他估计的那样,很快交了厄运。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这张照片经过二十多年的保密,如今也终于可以问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