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物都不能极端化，但极端化总是挥之不去。工业化的极端化导致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现代化了。今天科技、工业利益又和战争联系在一起，战争成为信息化战争。我们应该为极端化危险常敲警钟。
我在前面谈到“全球政府与民族国家”问题，与此话题有关的是“全球治理与实力”。
“全球政府”（global goverment）与“全球治理”（global govermance）是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词。它们都是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对未来趋势的追求。虽然在现实中已有些萌芽和迹象，但对待此类事物需要冷静观察和耐心等候，而不要急于下结论。
早在1993年，就有6500多位世界宗教领袖、神学家及其他人士在美国“罪恶之都”芝加哥发表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提出了“没有新的全球伦理，便没有新的全球秩序”的论点。这是在“世界政府”构想出现、“国际法庭”活跃之后，从人类文明交往的基线上，设想的一种道德共识。这种“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基本共识”。这也是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普遍主义的巧妙结合，它着眼于在不同文明交往中寻觅广泛认同的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其目的是通过多元文化对话消灭争端、化解冲突，以建设全球化新秩序。
按说人类在长期文明交往中，确实有共同而长期有效的“不可取消和无条件的规则”（宗教理论家孔思汉语）。这表现在许多宗教戒律性伦理原则上。《圣经》即有“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的诫言，伊斯兰教也有“你们当中，谁若不想要兄弟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谁就不是信徒”的圣训；佛经上有：“在我为不喜悦者，在人亦如是，我何能以己之不喜不悦加诸他人”。最易为人理解的便是孔子所说的：“己之不欲，勿施于人”了。犹太教中也有“有害于己的，勿施于同胞”的话。但是，公元前后的犹太教首席拉比又有如下名言：“假如我还为己，谁会为我？假如我只为己，我是什么？假如不是现在，那是何时？”这种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人所不欲，勿施于己”二者的有机结合，是一种大智慧。总之，关心别人，关心自己，这是关心人类生命的两个方面。这确是人性的相通性，是以“推己及人”和“思人及己”的辩证法，调动人的自身感受和互爱互让，无须理论化、逻辑化，因而实用性与操作性强。它小而在人与人相处，大而在不同文明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都有可行性，如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等国际关系准则即是证明。
但道德伦理要在文明交往全球化成为“有约束的价值观”，而且在“全球治理”的系统工程中发挥作用，必须有实力作支撑。德与力关联极大。力是两刃剑，可保证德，也可破坏德。德在力面前，往往处于无奈境地。在历史上，孟子用“力”和“德”来区别“霸”与“王”之道。所谓“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但以“德”行“仁”从来未实现过。以两次海湾战争为例，第一次起因于伊拉克侵略主权国家科威特，美国武力捍卫正义，是得到联合国授权而具有“征讨”的意义，王霸之道兼有。第二次美国以武力侵入主权国家伊拉克，是以推动中东民主进程为名而维护其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以力假仁”的全球霸主行动。它扮演的是破坏全球伦理角色。
看来，“全球政府”也好，“全球治理”也好，对人类社会都相当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