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续部队一船一船昼夜不停地渡。由于三只船每次最多可坐40人，往返一次要一个多小时，直至26日上午10点，第一团才全部过河。刘伯承一计算，照这种渡法，全军过河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据总部通报，敌薛岳纵队26日已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二十军先头部队，已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刘伯承又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中，他指示工兵连，千方百计地架桥，同时令各连千方百计地找船。工兵连根据他的指示立即劈竹扎排，作架桥的探索，搞了几次都失败了。用8根二号铁丝缉缆，只系上3人竹排，放入水中，即被激流冲断。刘伯承得报后，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架桥是不可能了……”
中午时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到了安顺场。林彪也来了。
毛泽东一到安顺场，立即赶往渡口，向刘伯承、聂荣臻了解战斗情况，研究渡河问题。他还沿着渡口的沙地，边走边观看大渡河的情况。中午，中央首长在先遣司令部吃饭，席间端上缴获来的米酒。毛泽东首先端起大碗米酒，向先遣司令和干部战士们祝贺胜利，接着向刘伯承详细询问彝海结盟的情况。
毛泽东问：“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彝族首领孟获心服，你是跪在地上起誓的吗？”
刘伯承回答：“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再问：“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
刘伯承回答不上来，他没有注意这个细节。见毛泽东没完没了地问下去，刘伯承招架不住了，周恩来赶紧为刘伯承解围，岔开了话题：“后续部队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来欢迎，伯承、荣臻他们简直把彝区赤化了。”
朱德接着表场说：“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小。”这时，刘伯承摆出了面临的困难：“总司令先别论功行赏，我正为这大渡河架不起桥来发愁呢。”
接着，刘、聂汇报了架桥和寻找渡船的情况，说明在短时间内全军渡河存在的困难。毛泽东深知石达开覆军的历史，对红军渡河的多种可能早有筹算。经过研究，毛泽东归纳大家的意见说：“好吧，我们兵分两路。一师和干部团在这里渡河，为右纵队，归刘、聂指挥，循大渡河左岸前进；林彪率一军团二师和一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大家均无异议，以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给各军团发出了相应的电报。
毛泽东为什么要兵分两路？固然是毛泽东深知必须两岸配合才更有把握夺取泸定桥，但主要是毛泽东遇事总从最困难最危险的局面出发，设想，一旦红军主力过不了泸定桥，刘伯承、聂荣臻带红一师及干部团仍可坚持斗争。聂荣臻在回忆中说：
安顺场到泸定桥340里行程，要求我们两天半赶到。毛泽东同志特别向我们指出，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同志的意思我知道，万一会合不了，由伯承和我带着一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创造个局面。罗瑞卿和肖华同志也跟我们一起走。干部团有干部，只要有群众，搞革命根据地就好办。
虽然毛泽东说夺取泸定桥是个战略性措施，势在必得，又分兵两路，预防不测，但毛泽东并不认为如果主力过不了大渡河就必遭覆灭，不认为自己会成为石达开第二。因为当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在快到安顺场时，在路旁发现一块石碑。战士们正围着观看碑文，毛泽东看完碑文，对大家说，这块石碑是为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没而立的。他对石达开的失败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他说：“石达开如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战略家的话，既然渡不过大渡河，为什么不沿着左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往下走，到大凉山以东的岷江沿岸去呢？那里的机动地区不是很大吗？”
条条大路通罗马。毛泽东是一个具有坚定信念和坚韧品格的人，他认为红军一定能渡过大渡河，既便主力过不了河也是有办法的，于是他和周恩来、朱德没有从安顺场渡河，而尾随林彪指挥的左纵队向泸定桥进发。
尽管如此，对绝大多数红军将士来讲，在安顺场渡河有限的情况下，泸定桥生死攸关，夺取泸定桥又最具有传奇色彩，所以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泸定桥头都不吝笔墨留下了感慨。泸定桥这个原来并不有名的地方一下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最著名的地方之一。
泸定桥建于康熙年间，它是北京和成都同康定和拉萨之间的交通要道。尼泊尔向北京进贡时期，他们运输珍宝的车队曾从这里经过。
1908年，一位无畏的美国女旅行者作了如下描述：
泸定桥是一座著名的铁索桥。这是横跨奔腾咆哮的大渡河的一座吊桥，全长370英尺。它建于1701年，桥面和扶手拦杆由13条铁索组成，但是如果看到桥板之间的空隙、桥面铺设的参差不齐的桥板、连结两侧铁索扶手的稀稀拉拉的木板条，以及整个铁索桥静静地悬挂在波涛汹涌、打着漩涡的河面上的情景，人们自然会认为，这座桥很粗糙。来自印度、西藏、尼泊尔和亚洲高原其他地方的旅行者，从这座体现人类独创性的像蜘蛛网一样脆弱的吊桥上安全地渡过水流湍急的大渡河。它具有神秘的魅力，隐藏在中国的这个偏僻的峡谷中。由于摇摆得厉害，大多数人步行过桥。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泸定桥的上游新建了一座雄伟的大钢桥。朱德为桥头题了对联：“万里长征，犹忆泸关险；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
1950年，刘伯承为泸定桥题名：“大渡河桥”。
1979年，聂荣臻为大渡河纪念馆题诗：
“安顺急抢渡，大渡勇夺桥，两军夹江上，泸定决分晓。”
1980年，杨成武为泸定县纪念馆赋诗：“无边风雨夜，天堑大渡横，火把照征途，飞兵夺泸定。”
一些外国人还专到泸定桥“朝圣”。美国的布热津斯基在他的《沿着征途路线朝圣记》文章写道：
“泸定桥战役是长征途中最重要的一仗”；是“一次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从而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道路”；“不管事实怎样，渡过泸定桥对长征而言确实是有重大意义的。要是渡河失败，要是红军在炮火下动摇了，或是国民党炸坏了大桥，那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就要另写了。”
80年代，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参观泸定桥后，为泸定桥纪念馆题词：“在长征中，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同泸定桥相比，我为飞越大渡河以及赢得这一胜利的红军男女战士们欢呼！”
索尔兹伯里的夫人夏洛特也写了自己的感想：
“目睹泸定桥是迄今我们‘长征’中最令人感动的经历。”
早就到中国的谢伟思的题词是：
“能够亲临人类历史上如此重要的地方是激动人心的；在50年前克服种种艰难夺取这座桥梁的伟大红军面前，每个人都会肃然起敬！”
在红军长征途中，渡江河总比跨越高山困难些，有四渡赤水的翻天覆地才得以过了金沙江，有安顺场和飞夺泸定桥，才过了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是一场比夺取安顺场更艰辛的战斗。
27日清晨，杨成武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奔向泸定桥，全程320里，命令规定3天赶到。路，是蜿蜒曲折，忽起忽伏的单边羊肠小路，左边是高入云霄的峭壁，山腰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银光耀眼，寒气袭人；右边是深达数丈、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稍不小心就有掉下去的危险。但大家并没有把这危险放在心上，只有一个想法：加速前进，快些拿下泸定桥。
大概走了三十多里路的光景，河对岸的敌军便开始向这边射击了。为了避免无谓伤亡，只得绕路爬山，绕出十多里。这样花费了不少时间。
走了约六十里路，前面隆起了一座大山。先头连忽然和敌人一个连遭遇。勇士们好像猛虎见了群羊，只一个猛冲，就把敌人打垮了。这山有十多里长，翻过山是一条小河，桥已被敌人毁掉了。河虽然不宽，但很深，徒步不能过去。一营立刻组织部队砍树架桥。
打了胜仗，跑路更有劲了。红军迎着零星的枪声，继续爬山。突然，侦察员飞奔回来报告：在左前方的一个大山坳里，发现约有一个营的敌人把守，堵住了去路。杨成武和团长王开湘同志领着干部跑步前进，去侦察地形。这座山中间只有一条小路，陡得像座天梯，仰头向上看，连帽子都要掉下来。山顶和隘口上，筑了碉堡。右边靠河，无路可绕。看样子，正面和右面是无论如何冲不上去的。左面也是凌空直立的悬崖，崖壁上稀落地长着一些小树和荆棘。崖顶边接着更高的山峰。经过仔细侦察后断定：爬上左面的悬崖定可抄到敌人的侧背，从敌人的屁股后面袭取这个隘口。杨立即命令3营长罾庆林和总支书记罗华生带一个连坚决地从左边爬上去，并组织其他两个连从正面佯攻。
敌人疯狂地打着机枪，封锁着路口。不到一个钟头，就从敌人后面传来了枪声。杨部乘势从正面发起猛攻，前后夹击，敌人很快便被打下去了。接着一个猛攻，敌人三个连完全被消灭在山崖脚下，活捉营、连长各一，俘虏二百多人。敌人本想凭险坚守，阻挡红军前进，但红军发起猛攻以后，前进的速度反而加快了。
第二天，杨部比原来命令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小时吃饭，5点钟就出发。才走了几里地，军委又来了命令，限29日夺下泸定桥。这是一个十分光荣又十分艰巨的任务啊！
“29号！”29号就是明天！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240里，也就是说两天的路大家必须一天走完。谁也没料到任务会变得这样紧急！240里路就是一个大难题！路，是要人走的，少一步都不行啊！而且还要突破敌人的重重堵击。但这是命令，这是关系全军的重大任务，一定要坚决执行，不容许一分钟、一秒钟的迟疑。
泸定桥那里，本来有敌人两个团防守，现在又有两个旅正向泸定桥增援。他们以一部兵力阻止红一师前进，大部分沿河东岸北上，跟红军隔河齐头前进。如果红军比敌人早到泸定桥，胜利就有希望，不然，要想通过泸定桥就很困难，甚至不可能了。红军要和敌人抢时间！要和敌人赛跑！杨部边行军边召集营、连干部和司令部、政治处干部，共同研究怎样完成这一紧急任务。提出的动员口号是：“红四团有光荣的战斗历史，坚决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保持光荣传统！”“向夺取安顺场的红一团学习，和红一团比赛，坚决拿下泸定桥！”“任务是光荣的，又是十分艰巨的，我们要经得起考验！”要求部队在明天6时前赶到泸定桥。会后，大家便分头深入连队进行动员。
杨成武和总支书记罗华生，飞跑到行军队伍的最前头，站在一个小土墩上，向急行军的队伍进行政治鼓动。队伍像一阵风一样迎面卷来，又像一阵风一样从身边刮过去。但每一张脸，每一双眼睛，杨成武都看得非常清楚。在走过的队伍中“坚决完成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声，此伏彼起。这声音压倒了大渡河的怒涛，震撼山岳。队伍前进的速度更快了。
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了更多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红军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任务了。
紧急任务的动员工作刚做完，部队已接近猛虎岗。
猛虎岗是一座上三、四十里下三、四十里的险恶高山，右傍大渡河，左面是更高的山峰，中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这是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的咽喉，山顶的隘口上有一个营的敌人扼守。这时候，正是大雾迷蒙，五步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敌人看不清红军在哪里，只是在工事里恐慌地、盲目地向这边前进方向乱放枪。大家利用大雾掩护着，组织部队摸上山去，并命令他们：不许放一枪，接近敌人后，用刺刀、手榴弹解决敌人。不多时，只听得“轰隆、轰隆……”一连串的手榴弹爆炸声，接着便杀声四起。吓破了胆的敌人，只好向后溃逃了。杨成武头营即向溃敌猛追，当追击到接近摩西面村时，又同驻在该村的敌人一个营和一个团部遭遇。在接连胜利矛头的冲击下，又把敌人打垮了，大家又占领了摩西面村。可恶的敌人又将村东河上的大桥破坏了，这使大家的行动增加了新的困难，耽误了两小时才架起桥。继续前进，一口气又跑了四、五十里。等杨部赶到大渡河岸一个约有十多户人家的村子时，已是傍晚7点了。从这里到泸定桥还有110里。
困难一个接一个来了。天不由人，突然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一天没有吃上饭，肚子饿得实难支持。道路泥泞，更是走不快，牲口、行李都跟不上。在下猛虎岗的时候，大家已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敌人仍然还和红军并肩前进。
困难越是严重，越需要加强政治工作。杨成武向党支部，向所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积极分子说明了摆在面前的一切困难，也说明了必须争取明天6时前赶到泸定桥。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走不动的扶着拐杖走；来不及做饭了，要大家嚼生米、喝凉水充饥。这号召，像一把火点燃起部队炽烈的战斗情绪。看样子，哪怕前面尽是刀山，他们都可以闯过去。然而，在这伸手不见掌的黑夜里，怎能走完这泥泞油滑的110里路呢？这个问题像一块千斤重石压在大家的心头。
忽然，对岸山坳上出现了几点火光，刹那间变成了一长串的火炬。是敌人在点着火把赶路。敌人的火把给了勇士们启示。“我们也点火把走”，杨成武脑子里闪出这样的想法，打算立即去同团长、参谋长、总支书记研究，但又一转念：“敌我仅一河之隔，如果敌人向我们联络，暴露了我们是红军，跟我们干起来，如何是好？”
“事到万难需放胆”，杨部决定利用今昨两天被消灭和打垮的3个营敌人的番号伪装自己，欺骗敌人。立即命令部队将全村老乡家的篱笆全部买下，每个人绑一个火把，一班点一个，不许浪费，争取每小时走十里以上；并布置司号员先熟悉缴获的敌人的联络信号，准备在必要时同敌人“联络”；敌人的部队都是四川人，杨成武也选出四川籍的和刚捉来的俘虏，准备来回答敌人的问话。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把所有牲口、行李、重武器连同团长和杨的乘马在内，一律留下，由管理科长何敬之、副官邓光汉带一个排掩护，随后跟进。
当时，杨腿上的伤口还没有全好，走路有些不大方便，大家——特别是团长都劝他骑着马走。这正是需要干部起模范作用的时候，哪能再骑马？他以挑战的口吻向大家说：“同志们，咱们一同走吧！看看谁走的快！谁先走到泸定桥！”
部队兴高采烈地高举火把向前挺进。两岸敌我的火把，交相辉映，远远望去，像两条飞舞的火龙，把大渡河的河水映得通红。透过大渡河的波涛声，从对岸传来了清脆的军号声和微弱的喊声。“啥子部队啊！”敌人在向这边联络了。杨部的司号员按敌人的联络信号，吹起了嘹亮的军号；四川籍的和俘虏也吊起嗓子大声作答。蠢猪似的敌人万想不到，大摇大摆地跟他们并排走的，就是他们所日夜梦想着要消灭的英雄红军，糊里糊涂地同他们一道走了二、三十里。后来，雨下的更大，到深夜12点钟，对岸的那条火龙不见，敌人大概是怕苦不走了。这一情况立刻传遍全团，战士们纷纷议论：抓紧好机会啊！快走！快走啊！一个跟着一个拚命地向前赶路。
暴雨冲打着战士，山水从峰顶直泻大渡河，本来已经难走的羊肠小道，此刻被雨水冲洗得像浇上了一层油，滑的实在厉害。拐杖也不灵了，一不留神就来个倒栽葱，真说得上是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不断有人打瞌睡。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站住了，后面的推他：“走呀！前面的走远了！这才恍然惊醒，又赶快的跟上去。后来，大家干脆解下了绑腿，一条一条的接起来，前后拉着走。
经过整夜的急行军，在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胜利地赶到了泸定桥，并占领了西岸及西桥头。这一天，除了打仗、架桥外整整赶了240里路，真是飞毛腿呀！
红军占领了桥的几座建筑物和一座天主教堂。战士们忙着做战斗准备，王团长和杨领着营、连干部去察看地形。
泸定桥真是个险要所在。就连这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关夺关的人，都不禁要倒吸一口凉气。往下看，褐红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山峡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恶石，溅起丈多高的白色浪花。流水声震耳欲聋。在这样的河里，就是一条小鱼，也休想停留片刻，徒涉、船渡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再看看桥吧。既不是石桥，也不是木桥，而是一条铁索桥。从东岸到西岸扯了13根用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联成的长铁索，每根有普通的饭碗粗。两边各两根，做成桥栏，底下并排9根，作为桥面。原来桥面上横铺着木板，现在，木板已被敌人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悬挂着的铁索。在桥头的一块石碑上刻着两句诗：“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
泸定桥东端就是泸定城。这座城一半在东山，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墙高两丈余，西城门正堵住桥头，过了桥，必须通过城门，别无他路。城里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这边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敌人凭着这样的天险，疯狂地向他们大声喊叫：“你们飞过来吧！我们缴枪啦！”红军的战士则大声回答：“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的桥。”
看完地形以后，杨部立即组织了一个营的火力，封锁河东岸敌人增援的道路。因为东岸和西岸一样，也只有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敌人只有经过那条路才能到泸定桥。
紧接着，他们分头到连队进行夺桥的战斗动员。部队掀起了争取当夺桥突击队的热潮。各连都送来了突击队的名单，要求批准他们担任突击任务。
中午，他们在天主教堂召开了全团干部会议，研究、批准突击队，会议刚开始，对岸打过来一排迫击炮弹，天主教堂的屋顶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弹片、瓦片直泻而下。大家却一动不动，杨成武乘机进行鼓动：“敌人来给我们动员了，我们必须立即打过桥去。现在大家说说该让哪个连担任突击。”他刚说完，平时不爱说话的二连长廖大珠刷地站起来，他那矮而结实的身子激动得有点发抖，黝黑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吃力地说：
“一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为渡乌江模范连，我们要向一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泸定桥的英雄连。”
“夺桥任务非给我们三连不可，”急性子的三连长王有才没等廖大珠说完，就站了起来，他站在那里像座小铁塔，嘴巴像打机关枪：“我们三连哪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保证把桥拿下来。”最后，他又说：“不叫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向战士们交代。”往后是场激烈的争论，看样子谁也不愿意把这个任务让给别人，需要领导上指定了。杨和团长研究后，王团长向干部们交代了夺桥的任务并指定二连任突击队。接着杨站起来补充说：“要打仗有的是，咱们轮着干，上次渡乌江是一连打头，这次轮到二连由二连的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廖大珠同志任突击队长，我看很好，看大家有没有意见？”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廖大珠高兴得跳起来。只有王有才垂着头，嘴里在叨咕着什么。“三连的作用也不轻，”杨指着王有才说：“你连担任二梯队，跟着突击队冲，还要担任铺桥面的任务，让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去，看你还有什么意见？”这时候王有才才露出笑容。最后命令各连，让部队吃饱饭好打仗。会后，总支书记罗华生又亲自到二连去帮助进行突击准备工作。
总攻在下午4点开始。团长和杨成武政委在桥头指挥战斗。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22位突击英雄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枪，腰缠12颗手榴弹，在廖大珠连长的率领下，冒着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去。跟着他们前进的是三连长王有才率领的第三连。他们除携带的武器外，每人扛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冲锋。
当突击队刚冲到对面桥头，西城门突然燃起冲天大火。敌人企图用火把他们挡在桥上，用火力消灭他们。火光照红了半边天，桥头被熊熊大火包围住了。
这正是千钧一发的时刻。22位英雄看到城门口漫天大火，似乎愣了一下，站在政委和团长身边的人一齐大声喊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关键！冲进去呀！不怕火呀！迟疑不得！冲啊！敌人垮了。”这喊声给了英雄们勇气、决心和力量，在宏亮的冲锋号声中，他们神速地向着火里冲去了。冲在前面的廖大珠的帽子着了火，他扔掉了帽子，光着头继续往前冲，其余的突击队员们也紧跟着廖连长穿过火焰一直冲进街去。巷战在街口展开了。敌人集中全力反扑过来，22位英雄的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形势万分紧急，眼看支持不住了。正在这个严重关头，王有才连长带着三连冲进去了，接着团长和杨政委率领着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进了城。经过两小时的激战，两个团的敌人被消灭大半，剩下的狼狈逃窜。黄昏，杨部占领泸定桥，牢靠地控制了泸定桥。
夺取泸定桥后，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敌人的反扑，确保泸定桥的安全。四团立即派出配属该团指挥的军团教导营向打箭炉方向警戒，因为那里尚有敌人的几个团。为了对付向泸定桥增援的两旅敌人，还派出一个营沿河向南发展。
晚上10时，尖兵排打枪了。当时，他们估计是敌人的援兵赶到，准备再作一场苦战。该营一部分部队占领了阵地，组织了一个冲锋，遇到了一个伤兵，一问却是红一师三团的同志，这才知道一师已经赶到。准备同敌人作殊死战斗的紧张心情，顿时轻松下来。原来敌人的两个旅被红一师追上，在城南60里竹林坪地区打了一仗，后来敌人怕我们两面夹攻，慌张地向化林坪方向跑了。四团立即派人迎接随红一师前进的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进入泸定城，大家见了面，十分欢喜。
毛泽东、朱德对夺取泸定桥的胜利给予了热烈的赞扬。毛泽东说：“我们英勇的红四团和红一师的同志们，已经完成了一项光荣伟大的任务，夺下了泸定桥，为红军渡过大渡河开辟了道路。”又说：“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朱总司令也一再表扬红四团夺取泸定桥的胜利是战略的胜利。
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胜利在敌人内部引起了震惊。蒋介石大发雷霆，通令给刘文辉记大过一次，“戴罪图功”，令刘文辉对所部各负责长官“查明严处”。敌人有的高级将领对红军能胜利渡过大渡河也加以称赞：“自朱毛西窜以来，曾渡贡水、白层河、黄泥河、金沙江，然无有过大渡河之奇妙者，洪杨之役，翼王石达开西行至此，而授命……今朱毛至此，竟安全通过。”
抢占安顺场和飞夺泸定桥是渡过大渡河的两大重要行动，聂荣臻曾评论说：
单从战役的指挥来说，我认为我们的确走了几步关键性的险棋。我们都走胜了。单就1军团范围来说，这次胜利，是几个部队自觉地互相在战术上密切配合、执行统一战役计划取得的结果。如果没有五团远离主力去吸引敌人对安顺场的注意力，一团在安顺场能否夺到那条小船渡河成功，还是一个疑问，固然夺到那条小船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不是一师渡江，与二师四团夹江而上，飞夺泸定桥是否能够那样及时得手，也很难预料，固然四团动作神速勇猛确有独到之处。如果我们当时夺不到泸定桥，我军又是一个怎样的处境？那就很难设想。总之，当时棋势虽险，我们终于取得成功。确实来之不易，但也决非偶然。我们和国民党的斗争，常常是棋高一着，出敌意外。这是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敌人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的政治素质和以劣胜优的机动灵活的战术素养，特别是我军指战员那种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所以有时能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
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后，长途尾追的中央军薛岳部，就完全被甩掉了。蒋介石南攻北堵的大渡河会战计划，和他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就宣告彻底破产了。蒋介石在昆明住了三个星期，于6月中旬由昆明飞回重庆，所谓大渡河会战计划，就草草收场了。
红军强渡大渡河取得伟大胜利，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1935年5月31日，刘文辉在成都为红军渡过大渡河专门发表谈话，他哀叹说：“杨森部由东面调来，未及赶到，红军已过了大渡河。”刘文辉并为自己推脱责任说：“吾军人少于彼，乃不得不撤退。”刘文辉的自供，从反面说明了红军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术非常高明。
大渡河的胜利，是毛泽东导演的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毛泽东指挥红军走通了。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刻已经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