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勒得尔图
大雪骤落，银装素裹，临窗西望，遥想远在银川的陈育宁先生也在欣赏这场盼望已久的漫天大雪吧！
陈育宁先生的大名我是在2000年的秋冬之交听到、看到并铭刻在心的。那个时节，陪同有恩于我并即将退休的《实践》杂志副总编辑刘奎先生从呼和浩特出发，一路向西，边参观边考察边调研边旅游。行至银川刚好中午，吃午饭时刘总说银川市市委书记陈育宁曾任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下午得闲去拜访一下。到市委没能见到陈书记，他到自治区开会去了。但在西夏王陵旅游时，我却看到陈书记的几部著作，一并买回并详读，这就是我所说的听到、看到陈育宁先生大名的经过。
杨·道尔吉是从鄂尔多斯高原走出的年轻的蒙古族学者，我们是好朋友。作为秘书长，他邀请我参加于2004年9月16日召开的鄂尔多斯学年会。正是在这次年会上，我有幸和已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宁夏大学校长的陈育宁先生近距离接触。16日晚我挑灯夜读，在看完大会提供的所有材料后，真想立即采访陈先生，煌煌一部30多万字的《鄂尔多斯史论集》，洋洋洒洒的散文集《永远的牵挂》，都在真心倾诉他的鄂尔多斯情结，何况他又是鄂尔多斯学的创始人之一呢！但时已深夜，我没有把这种冲动变为行动。
陈育宁先生是17日上午大会的主持人，因为下午我要从鄂尔多斯返回呼和浩特，所以硬是把陈先生从主席台上请到房间，进行了一次很是“霸道”的采访。与其说是对陈先生进行2个小时的采访，倒不如确切地说是聆听陈先生2个小时的心灵诉说。正因为如此，面对这样一位敦厚仁慈的长者，知识渊博的学者，高屋建瓴的智者，当时真不知该如何表述，以至于历时百天才把感受写出来。这个思考、消化的过程，也是我学习、吸收的过程。作为宁夏的高考文科状元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在“文化大革命”那个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愚昧年代，陈育宁于1970年被分配到毛乌素、库布其两大沙漠间最为偏远、最为贫瘠、最为落后的鄂托克旗。透过这偏远、贫瘠和落后，陈育宁看到的是秦朝的大道、匈奴的战旗和神秘的成吉思汗祭祀文化，他和鄂尔多斯的不解之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成吉思汗陵坐落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伊金霍洛旗，这里是祭祀成吉思汗灵魂的所在，他的金身是“秘葬”，至今也没有谁能考证他的葬地究竟在何处。
作为学者，特别是曾经生活在鄂尔多斯的学者，陈育宁必然要关注这个在蒙古学里特别重要的问题。
20世纪初，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张相文和著名蒙古史专家屠寄两位学者就成吉思汗葬地问题，在权威刊物《地学杂志》上展开了一场持续2年的大辩论，最后虽然难分伯仲，但屠寄的“葬于蒙古说”似乎更接近于事实。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陈育宁对所有的资料进行了更为细致地梳理、对照、比较和推论，于1983年写出《成吉思汗的葬地和陵园》一文。他认为，之所以人们大都把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园当做成吉思汗的墓地，是对蒙古帝王葬地和祭祀分离的习俗不甚了解的缘故。由于是秘葬，成吉思汗的墓地和祭祀是分离的，最早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也不在鄂尔多斯，始终飘移在漠北草原，明朝中叶才“落户”鄂尔多斯高原，屈指数来只不过400多年而已。1985年，内蒙古大学著名蒙古学专家亦邻真在《起辇谷和古连勒古》一文中指出，成吉思汗葬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曾克尔满达勒一带”，认为葬在鄂尔多斯是“把祀堂和葬地混为一谈”的“讹传”。
陈育宁的考证和屠寄、亦邻真几位学者的观点几乎相同，足见陈先生研究成吉思汗所付出的心血。
时隔20年，再度谈及此事，陈育宁仍然很激动，他对一些国家利用现代技术，甚至动用遥感卫星寻找成吉思汗葬地不以为然，这些举动已经远远超出学术考证的范围了！他认为，鄂尔多斯是不是成吉思汗的葬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弘扬400多年来在这里凝练而成的成吉思汗祭祀文化。植根于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在世界上具有唯一性，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都有不可替代性。
生活在沙漠中，关注沙漠、研究沙漠成为陈育宁生活和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年，在大漠深处生活10年的陈育宁调到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在掌握鄂尔多斯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他又查遍了社科院关于鄂尔多斯的所有档案，使他对鄂尔多斯的认识达到感性与理性并重的和谐境界。经过10多年的研究与探索，陈育宁令人耳目一新的长篇论文《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与发展述论》于1986年在最具权威的杂志《中国社会科学》上得以发表。在这篇论文中陈先生指出，从秦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鄂尔多斯地区的沙化面积是6000万亩，而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1985年年底的沙化面积是过去2000年的总和。用事实、用数据对“牧民不吃亏心粮”的错误理论进行旗帜鲜明的批判，指出沙漠化快速推进的根本原因是人为的破坏。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生态意识、环境意识和忧患意识。由于这篇论文有深度、有力度、有观点、有见解，《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又全文发表。一篇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以汉、英两种文字同时发表，并不多见。客观地说，这篇论文是陈育宁先生成为在民族历史、民族经济学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的起点。
陈育宁先生于1987年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调到宁夏任职，但他却割舍不下对鄂尔多斯的梦绕魂牵，他总有写不完的对鄂尔多斯的眷恋和牵挂。回到银川的最初几年，他所出版的著作、发表的论文和举行的演讲几乎都和鄂尔多斯有所关联。如1989年出版的《祭祀成吉思汗的地方——鄂尔多斯河套历史概述》，1991年出版的《北方民族史论丛》和1993年出版的《塞上问史录》等学术专著。
1991年，陈育宁先生应邀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他在这次大会上宣读的论文是《鄂尔多斯传统文化与地区社会发展》，后来这篇论文被收入《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外国学者研究鄂尔多斯的权威人物当推比利时神甫阿莫斯太（汉名田清波），他从1905年～1925年，在鄂尔多斯生活20年，又用20年的时间在北京辅仁大学整理、研究在鄂尔多斯所获取的大量历史资料，可以说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蒙古学专家。1993年，比利时鲁汶大学欧中文化研究中心邀请陈育宁先生参加在比利时召开的“田清波与鄂尔多斯国际学术讨论会”，陈先生在这次大会上所作的演讲是《田清波与鄂尔多斯历史研究》。
朝鲁原为伊克昭盟副盟长，和陈育宁先生是老朋友。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便致力于鄂尔多斯地区社会经济的研究。但以什么机构、什么方向进行研究，他向陈先生征询意见。接到老朋友的来信，陈先生又为鄂尔多斯激动起来，几十年来对鄂尔多斯的关注、探索和研究，陈先生得出的结论是，鄂尔多斯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具有无可比拟、无可替代的优势。对鄂尔多斯独特的历史演进过程，应该有一个专门的系统的学问，从历史学、民族学、经济学、民俗学、生态学、宗教学以及文学艺术等门类进行综合研究，而这个学问的确切提法应该是“鄂尔多斯学”。
陈育宁的观点和朝鲁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乎，朝鲁先生喜滋滋地牵头张罗成立鄂尔多斯学研究会，陈先生夜以继日地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准备贺礼。2002年9月16日，以朝鲁先生为会长的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宣告成立，陈育宁先生的贺礼是一部刚刚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鄂尔多斯史论集》。
陈育宁先生对鄂尔多斯的眷恋和牵挂，在有意无意之间形成推动鄂尔多斯学研究的一种不可代替的力量，对致力于鄂尔多斯研究的同道和后学都是一种鼓舞和激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秘书长杨·道尔吉不无感慨地说：“陈育宁先生是我们的旗帜、榜样和精神寄托，有他的支持和参与，鄂尔多斯学必将有一个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