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魁
1960年5月3日～7月2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召开了历时两个月的“反地方民族主义”扩大会议，批判斗争以所谓刘格平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
1960年8月12日，自治区又开展了“反坏人坏事”运动，两者合起来简称“双反”运动。原因是由于受所谓刘格平反党集团影响、包庇了大批坏人，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只揭了上面盖子，下面根子未挖。要消除刘格平影响，清除地方民族主义社会基础。同时对民主革命镇反不彻底，还得深挖根子，便在同年9月集中力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双反”运动于1960年9月8日由自治区会议决定而开展的。在这次会之前，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有关领导以关于《石嘴山钢厂问题的报告》为依据，认为坏人当道，要在全区彻底清查。
海原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会议精神，介绍了《石嘴山钢厂反坏人坏事经验》，讨论安排了“双反”运动任务，下达了捕人指标。会议认为海原同样存在着以刘格平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影响和根子，坏人在各条战线上破坏也是严重的。
会议部署了“双反”运动的方法、步骤及进行的时间。首先在干部中着手扫清障碍，然后在农村全面开展。县委认为在四种人上狠下功夫。一是社会关系复杂的人；二是有历史问题的人；三是四类分子中搞破坏的人；四是对工作和劳动一贯表现不好的人。要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越快越好。首先在干部队伍中捕一批，条件不够判刑的送黑城劳改队集训审查。当时集中的有马金海、赵廷芳等共200余人。然后分批把生产队干部集中到县党校审查，经查无结果再放回。首先将高崖公社定为重点，集中130多人，单独集中在县物资局，经三天审查无结果。因不堪批斗，公社副书记马彦清逃跑到新疆去了。本年11月，红羊公社书记郭维州因运动任务重背上了思想包袱，服药自杀。
在农村大张旗鼓进行“双反”运动，县上把高崖和李旺两个公社作为重点。负责李旺公社的县委副书记取代法庭，捕人权下放，随批随捕。一次把李旺全公社群众召集在马连渠大队南堡子内当场捕107人，给全县做了榜样。
我当时是县委常委兼副县长，负责高崖公社“双反”运动，在十多天内只搞出十来份材料上报县上批示。地委罗文蔚书记来检查，我如实汇报情况，认为我有严重右倾，在县委扩大会上作了认真检查，仍没过关。在半月后又召开会议进行批斗，但无人发言，只好按地委指示停职检查。1960年12月送固原武装特训队审查。经十个月审查后，1962年地委决定给予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1年3月1日由地委决定撤消原错误处分，但只在口头上宣布。
1960年12月，海原县委认为有些干部问题严重，送固原武装特训队审查，全县送去17人。其中县级1人，科局级4人，其余都是生产队干部，县委派公安人员直接送固原宋家巷特训队。
中共固原地委决定，由公安处负责在宋家巷办武装特训队。这种组织在全国是罕见的，集中各级干部150多人，其中县级3人（回民2人），科局级干部30人，其余都是一般干部，由公安人员审查，民警管押，剥夺了人身自由，按罪犯对待。说是保留党籍，保留工职，一面受审查，一面劳动，由武装人员带队去修固原大桥、十里铺学校、深沟农场种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问公安处这些人为何武装关押？是什么矛盾？不久便撤去了武装，给了人身自由。经十个月审查没查出一个坏人。1961年11月，把生产队干部转回各县，把脱产干部转交固原地区党校，又分别放回各县和原单位。
全县在“双反”运动中被判刑的在400人左右，连区劳改队都无法收容。为此在本县李俊公社新庄子队办了一个劳改队，共有在押犯170多人，据说这些人后来做过甄别和平反，但不够彻底。
海原县“双反”运动在全自治区来说是重灾区，教训惨重，值得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