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次常氏是晋中富商，徐珂《清稗类钞》称常氏有资产百数十万两。该族原系山西太谷县人，明朝弘治十三年（1500年）常仲林迁居榆次县车辋村刘家寨，由仲林一世起到八世常威时，家“始裕”，“至于起家，即率经商”。其经商则在多伦诺尔、张家口、兴化镇及本省大同、繁峙等处。
常氏发迹之后，氏族分居，添房盖院，分为“南常”、“北常”。“南常”以万玘为代表，为“世荣堂”；“北常”以万达为代表，为“世和堂”。北常从乾隆年间始，就以大德玉商号名义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增加，常氏于道光六年（1826年）新设大升玉商号，道光二十年（1840年）增设大泉玉商号，1866（同治五年）增设大美玉商号，光绪五年（1879年）增设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的“玉”字连号，号称“十大玉”。正如《山西外贸志》所说：“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南常”的商号名称均带有“德”字，号称“十大德”。如大德川、大德美、大德昌等，其商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
常氏发迹后不仅积极投资土地，在清代后期还创办了近代工业。山西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都有常家的投资。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就是由常氏十四世常旭春担任。他在职15年（1923～1937年），是各任总经理中任职年限最长者。
常氏商业于清末民初衰落，常氏13世常立训在光绪中叶曾作为常家的股东代表达20余年。其《墓志铭》记述了他看到常氏商业“日薄西山”的状况后感慨万分：“公盖不以一时之致富为可矜，而以后日之食贫为可虑，于其酌盈剂虚之际，已足见其持满戒溢的苦衷。”这就是说：光绪中叶，常氏丁目既繁，需用日浩，已是开支拮据。庚子事变，归化城受兵燹之苦，张垣又受到德兵骚扰，常氏商务“遂难复如旧时”。常氏13世常立教“墓志铭”称：“壬子吾家骤落，京肆事尤棘手，族众推公往，癸丑公选驻京，至甲寅秋，自以维持无术，谢归。”这就是说，民国初年常氏商业已彻底衰败，而且回天无术了。
常氏由商起家，传至10世时，已有“世兼儒贾为业”之称。常氏自经商家境富裕之后，便注意让子弟读书学儒。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常氏家族人贡第一人。此后就延绵不断，到清末，常氏从8～15世入邑庠生达78人。特别是清光绪年间，常氏13～14两世，有4人拔贡，5人中举，一人成为进士，集常氏一时科举之盛。清末废科举立学校，到1921年，从14～16世间，有4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10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在榆次家族中首屈一指。由于常氏重视教育，家族中培育出了许多研究经史和书法绘画有较深造诣者。常氏子弟中有几位在省内外政界、文化界均颇有影响，例如，13世常立教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考中第53名举人，赴京会试，曾参与康梁变法的公车上书，在故宫陈列的黄榜上有名，是常氏家族中第一位科举成名的人物。14世常麟书，光绪十七年（1891年）辛卯考中第51名举人，由翁同合推荐，入国子监南学深造7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会试，中第219名贡生，殿试取三甲第87名进士，派往户部任度支部主事，因丁忧未就。后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有《诗经述义》、《礼记易简录》等十多种著作。14世常赞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考中第三名举人，后就读于京师大学堂，获文学士学位，受聘为清史馆征访员、山西文献征存局编辑，曾任国会第二届众议员。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学识渊博，尤通文史，长期在山西大学文、法、教育学院执教，深为学生敬重，总纂《榆次县志》，多有创见，著作甚丰，遗著目录达50卷左右，尤擅长书画篆刻。14世常旭春，自幼聪慧才高，童试第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第24名举人，1912年选任山西国民公会副会长，1922～1927年出任保晋公司总经理。书法先学魏碑，后宗李北海，所书笔力气势磅礴，苍劲有力，为名书法家。常氏世常乃德，北京高等师范史地科毕业，后赴日，归国后历任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学识渊博，著作甚丰，主要有《中国民族小史》、《史国史鸟瞰》、《中国财政制度史》、《社会科学通论》等。
评析
书香门第的常家，是晋商中最具有儒家文化传统素养的家族。作为亦商亦儒的代表，常家把商场看作修习儒家道德的特殊学校，这正是常家不同于其他晋商的地方。常家不仅在商业活动中历经七朝，对外贸易延续150多年；更是在家族子弟教育上独树一帜，既涌现出了儒贾兼备的优秀商人，也培育出了学贯古今的学者。在充满诱惑以追求利润的商场上，常家坚持以儒家的道德，儒家的操守来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从而将自己的事业越做越大。
（案例撰稿人陶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