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龄
李宏龄（1847～1918年），字子寿，山西平遥县源祠村人，平遥县是山西票号三大帮之一的根据地，其地“当四达辐辏之冲，晋商汇号聚施于斯”。李宏龄先世以业商致饶，后遭战乱中落。同治初，李宏龄学贾于本县某钱庄，学成而钱庄败。同治七年（1868年），经同乡曹惠林推荐，入蔚丰厚票号。该票号的财东是山西介休北贾村侯氏，资产很雄厚，据《清稗类钞》记载，侯氏资产达七八百万银两。侯氏所开办的票号、商号“几遍行省”，除蔚丰厚票号外，还有蔚泰厚、蔚盛长、天成亨、新泰厚票号，蔚新长、义盛长、同裕成、同裕达等钱庄及商号。这些票号、商号在当时都很有气派，在用人上要求很严格，不仅须有可靠的保荐人，而且要进行严格的业务考核。合格者方可录用。李宏龄入号后，以他的才干，渐为主事者所器重，先后担任过蔚丰厚票号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庄经理。
李宏龄在担任蔚丰厚票号分庄经理期间，值时局激烈动荡，先后发生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两宫去世等事件。在时局变故面前，一些商人常因经营失措，而导致失败。但李宏龄却能独具远见，应付自如，其主管之票号，不仅能免遭损失，而且能予增值，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尚可“聊以自慰”。究其原因，可以说李宏龄虽是个商人，但他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一位具有政治头脑、观察事物敏锐、对时事有一定了解、具有进取精神的商人。李宏龄对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对民族商业的压迫，具有一定的认识。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说：“遇倒账，外洋银行则凭借外力，大清银行则依仗官权，同属财产关系，而彼各挟势力以凭陵，如丁未营口东盛和之事，银行收十成而有余，票行收五成而不足，尚何公理之可言哉？”一个封建社会的商人，能对封建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对民族商业的压迫，做出如此比较深刻的分析，的确是很不简单的。当然，他的这一思想认识，与他平时好学，了解世界形势分不开。陈立三在《平遥李君墓表》中称赞说：“君虽治商，而好读儒生性理诸书，有所得报，膺而躬行之，所与游多一时知名土。”
山西票商在清季一度执金融界牛耳，但当户部筹办大清银行时，山西票号却坐失良机，拒绝了参加筹办大清银行的计划，致使大清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这就是后来中国金融业渐被江浙商人控制的缘起。面对金融界这一大变革，李宏龄率先发动票号改革，可谓有远见之举。尽管“诸大号主者皆不用”，结果，“不数年国变作，全国叔扰，汇商业遂不支，一一如君言”。可见李宏龄的票号改革思想，确实代表了当时商人中的进步思潮。
李宏龄为人极重义气，事业发达后，不忘当年的保荐入号人，当曹惠林病故后，曹家极为贫寒，李宏龄便主动负责赡养其妻儿子女十余年，直至其子女长大成人，能自谋生计。李宏龄又善于观察形势，当清末社会经济发生激烈变化，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票号发生危机时，李宏龄针对票号业的弊病，率先倡言票号改革。后来，他的票号改革思想和计划，因被守旧者极力阻挠而未果，愤而著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等，详细记述了票号改革的思想、计划和经过。晚年，闲居故里，卒于家。
评析
现代学者在研究山西票号衰亡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李宏龄，并对他在《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中那些发自肺腑的忠告，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山西商人孜孜以求、不屈不挠的顽强拼搏精神深表敬佩。“他人皆醉，我独醒”的李宏龄应该为后人所敬仰，成为学习的榜样。
（案例撰稿人陶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