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是中国名商，也是世界名商之一。从战国时期的猗顿发富于临猗，到汉代聂翁壹取财于边贸，都为国内财界羡慕，而元代山西商人远走印度加尔各答，更为罗马旅游家称道。特别是明、清两代，在北起满洲里、库伦（今乌兰巴托）、科布多，南到香港、潮州，从西北塔尔巴哈台、伊犁，到海滨城市天津、上海的广大土地上，以至中国的邻邦俄罗斯、伊朗、日本、朝鲜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回望晋商，一些广为人知的商号，一批经营卓越的商人，以及他们声名显赫的家族尤其引人注目。
“亢百万”，乃清代山西临汾亢家堡的巨富，根据徐珂《清裨类钞》记载：“亢氏为山西巨富”，“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富”。日本《中国经济全书》说，在明朝末年，山西临汾亢家得李自成遗金而富。书中说道，李闯王经山西将金银“运藏亢处”，后来“所有乃归亢氏”，并说亢家“拾得……财货约计千万”。在山西民间也有这一说法。传说李自成自北京败退后，由河北进入山西，经晋中、临汾退到陕西，在京所掠金银财宝，仓皇撤退中携带不便，埋入地下，被农民捡得，经商致富。传说不可信，俗话说：“家有金湖银海，必有源头活水”，那么“亢百万”的万贯家产是怎样积累来的？
山西临汾亢家，致富起于贩卖食盐，是明清有名的大盐商。山西富室起于盐者，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鲁国穷士猗顿，衣食不给，求救于陶朱公，“用卤盐起”，在山西运城经营潞盐，成为巨富，“资比王公，名驰天下”。临汾亢家离运城只百公里之遥，安能不介入潞盐买卖？不过历代盐政由政府统管，朱元璋推翻元政权后，北方并不安定，元政权的残留势力盘踞北方，常常伺机侵扰。朱皇帝被迫在北方修建“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的长城，先后设置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等边防重镇，统称九边，驻扎80万边防军，抵御外族入侵。如此庞大的队伍，人用马食，费用浩繁。最初，是用军屯的办法，解决军队粮食供给。但是北方无霜期很短，天寒地冻，军队自给粮食困难很大。山西行省建议皇上，令商人在大同仓交米一石，太原仓交米一石三斗，发给淮盐一小引，相当于200斤，商人在边关交米后，拿着政府发给的“盐引”到指定盐场领盐售卖。朱元璋采纳了这一建议，“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于是山西、陕西商人捷足先登，撵粮北上，扬州两淮盐场便成为营运中心，盐场上的山西、陕西商人尤为活跃，在扬州尽显风头。
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这亢、季两家都是盐商。时人钮秀说：“江南泰兴季氏与山西平阳亢氏，俱以富闻于天下”。泰兴季氏是指季沧苇，清初官僚地主，康熙初年“以御史回籍后，尤称豪侈”，建有豪华住宅，“其居绕墙数里，中有复道周巡”，雇有60余人的卫队巡逻。而山西临汾亢氏，且不说在山西老家如何，仅扬州寓所，就屋宇宏伟得令人咋舌，还在扬州城西北角虹桥小秦淮河附近建筑一处“亢园”。“亢氏构园城阴，长许里，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这“亢园”就是今日扬州瘦西湖公园的一部分；另外，亢氏又在小东门外，建有“亢家花园”一处。
亢氏在扬州的资产到底有多少，谁也不清楚。《扬州画坊录》说：“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谓之北安、西亢”。安是安鹿村（亦说安禄村），为康熙年间的扬州“盐务商总”，他在接待客人时，灯笼挂到十里以外。扬州盐商常常聚集观看唱戏，各养戏班子，多者不止一个。经常演出名家制作的大戏，戏剧《长生殿》初出，在扬州的山西临汾亢家，就令自己的家庭戏班子演出，光置办乐器服装道具等就花费40万两白银。其富可以想见。
山西临汾亢家不仅是个大盐商，也是一个大钱商。他经营当铺、钱庄，据说还开设了票号。当铺是一种赚钱最快的生意，经营消费品抵押贷款，利息很高，所有人们都称其为高利贷，因为剥削太重，清朝政府曾经多次下令作出规定，“典当财物，每月取息，不得超过三分”，但是当铺常常是超过三分，违禁取息。亢家的当铺开了多少，现在没有具体数字，但是其实力之强、势力之大、欺行霸市、垄断市场的情况却令人吃惊。根据徐珂《清裨类钞》第24册《豪奢》说，清康熙年间，亢家在山西临汾城内开设了当铺，别的商人就不敢再在临汾城内开设当铺了。可是有一家人不以为然，在临汾城内也开了一家当铺，有一天，一个人拿着一个金罗汉来其当铺当钱，当价1 000两白银。第二天此人又拿来一个金罗汉，又当了1 000两白银。第三天还是此人，又拿来一个金罗汉，又当了1 000两白银。第四天、第五天……一连三个月不间断，用了99个金罗汉当了99 000两白银，当铺的掌柜害怕了，“这是什么人，他有多少金罗汉？”便恭恭敬敬地问客人：“先生，您是哪里来的，怎么这么多金罗汉。”客人说：“我家有500尊金罗汉，刚刚当了99尊，还有410尊没有拿来呢。”然后扬长而去。这家当铺掌柜立即差人四处打听，方知是亢家堡“亢百万”差人干的，意在挤走竞争者，垄断临汾城的银钱业。于是便急急忙忙把东家请来商量，然后请了当地有名望的人出面，请亢家赎当，归还金罗汉，匆匆忙忙关门而去。
至于亢家的北京钱庄，则一直开设到1948年北京解放。当年解放军解放北京时，负责接管官僚资本金融机构的一位山西临汾籍的革命老人曾说：“当时进城不久，接管工作刚刚开始，一天晚上突然来了一个电话，通讯员接起电话说是我的老乡，要和我说话，我还很纳闷。只听见电话中说，‘我是山西临汾亢家堡的，我姓亢，我在北京大栅栏开钱庄，还有几个商铺。你的大名我早就知道，现在咱们都到北京了，老乡吗，我请您吃饭，我们认识认识，希望您能够赏光。’一听说临汾亢家堡，我立刻想到他是‘亢百万’的后代，大资本家，我只能回答，我是解放军，我们有纪律，任何人不得私下会见客人，婉言谢绝了亢氏的邀请。”至于亢家是不是开过票号，不好肯定。不过，有道是：钱庄账庄汇兑庄，印局当铺与银行，生财生意钱换钱，翻来覆去利无边。不管票号、账局、印局，还是钱庄、当铺、银行，都是清代的金融机构，山西临汾亢家是中国清代的金融世家是肯定无遗的。
总之，山西商人魁首临汾亢家堡的亢氏家族，发迹于明朝中期，到清初“亢百万”亢嗣鼎时，已经是家产百万，富甲天下的大盐商、大钱商、大粮商和大地主了。
评析
亢家以商闻名于海内，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家业日渐衰微。及至民国，其在山西省内商号已经败落，省外在北京等地的商号勉强维持到20世纪40年代。其破落的原因，与整个晋商的衰落是沿着同一的轨迹发展的。这正是：金马银舟已渺渺，夕阳明灭乱流中，河东百万凄凄去，一代新富应潮来。
（案例撰稿人孔祥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