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一些具有现代经营思想的山西商人也积极投资于现代工商业，除了著名的平遥火柴厂、保晋矿务公司等之外，大德制针公司、大益成纱厂、荣昌火柴公司等企业就是其中一些杰出的代表。
明清两代，晋城泽州凤台县的大阳钢针，在长江以北地区，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市场。人们制钢针、卖钢针，资一艺以终生者，比比皆是。据传，明嘉靖年间，大阳人裴骞在山东做提刑按察司副使，其弟从山东学得制针技术，带回大阳开始生产。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切断了南方钢针的北上及山西商人的南下，为大阳钢针在北方占据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大阳人存活要依赖制针生产，而且“工一艺而养生者，比屋而是”，到后来甚至钢针生产由于“时丁其缺，价且大踊，咸获数倍息”。自清朝开国到鸦片战争的二百多年间，是大阳手工制针的鼎盛时期。从现保存在西镇针翁庙里的重修碑里，可以看到当时经营制针的字号在该镇有39家，上村10家，中村5家，下村7家，南庄8家，河东3家，湾里3家，史村、张庄、赵庄各1家，此外以个人名义经营的小手工业者有23家，共百余家。东大阳的制针字号还要多一些，再加上邻县的一些，总共有两三百家。那时，大阳是周围百里内无业农民栖居之所，这些人赁屋而居，全家劳动。钢针虽小，但要制成一针一般要经过几十道工序。一般要由经营针行购进钢丝，剪断后，扎把送交家庭手工业者逐户加工，各执一艺，流水工作，最后转加针行包装出售。大阳钢针生产时期，大阳地区的平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参加劳动，晚上到处都能听到隐隐的锤敲钻磨声。
大阳钢针以榆林府为重点行销西北各省，南方以周口店为重点转销华南，而黄河流域是大阳钢针主要的销售市场。大阳钢针一直盛行到19世纪60年代，鸦片战争后，锋利而光滑的外国机制钢针逐渐占据中国市场，大阳钢针受到致命打击，于19世纪80年代停止了生产。之后，在义和团运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洋针进口中断，大阳钢针曾有短暂的复活，但不过是手工针业的回光返照而已。
为将晋城大阳明清以来享誉全国的手工制针业，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机器制针业，曾经赴日本留学的高平北寨人祁鲁斋、刘知章等人，在时任山西省政府高官的沁水人贾景德的支持下，以集资入股方式，共同筹建现代钢针厂。经过集资以及聘请日本技师，引进日本的制针技术和机器设备，1920年晋城大德造针厂在晋城西关建成投产，祁鲁斋任厂长。1928年山西晋城大德造针厂改名为大德制针公司，祁鲁斋任经理。之后大德制针公司成为民国年间晋城近代工业的代表。
大德造针厂为股份制企业，股东由最初有28家，后逐渐发展到百余家，遍及潞泽各县。每股股金100元，少者一股，多者数十股。建厂之初，设备有12马力的引擎一部、切条机一部、磨光机3部，其他小型机器20多部，多为从日本购进。公司管理人员十多人，工人有70多人，后增加到300多人。有40多平方米厂房一座、仓库楼房6间，针眼房2间，还有包针房等。针厂生产工序中，除包装仍用手工外，其余工序大多为机器生产。工人每天工作11个小时，劳动强度较大。大德制针公司兴旺时，一般日产针28万枚，有时可达30万枚，年产量可达1亿枚。产品分大号和小号两大类，大号针又分为双大号、单大号、金刚腿，小号针为1、2、3、4、5、6六个型号。产品要经纸包后，分别装入小铁皮桶、大铁皮桶和大木桶。小桶可装500纸包5 000枚，每50小桶可装一大桶，共计25万枚，两铁桶合装一大木桶。其产品钢针名称统称为“飞羊牌”，意为飞越大洋，超过洋货。大德制针公司在太原、天津、新乡、开封设有购销站，负责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在祁鲁斋和全体职工的努力下，大德制针公司的“飞羊牌”缝衣针很快就取代了大阳镇传统的手工针，销至绥远、察哈尔、河北、河南、山东各地，占领了我国北方广阔的市场，且远销国外。
1930年后由于中原大战，产品销路阻塞，大德制针公司生产下降。1935年祁鲁斋突然病逝，公司陷入停顿。1938年初大德制针公司被日军飞机炸毁。
与民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大力发展棉纺、缫丝等轻工业一样，一些有识之士也利用山西晋南地区盛产棉花，而积极兴办纺织厂。新绛纺织厂是山西省最早的一个纺织厂，它的前身可追溯到民国时期以新绛人李通为首的民族资本家创办的新型工业企业——大益成纱厂。1920年（民国九年）山西人薛见山等人在清末创办的绛州工艺公司停产。这个工艺公司原是为山西商人为响应当时山西巡抚胡聘之倡议兴建的绛州纱厂而建的，当时因纱厂所需投资较大。加之人们观念落后，故改为一个以手工织布为主的纯手工业工厂。李通与汾城大地主兼金融资本家杨修伍、解州薛士选、河南鲁连成和原工艺公司准备筹办“裕民纱厂”的杨和仲协商合伙入股，杨和仲也将原工艺厂的班底一并投入，创办了大益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26年（民国十五年）初开始建厂，第二年4月正式开工生产。开办初期，企业有纱锭6 048枚，一台400马力的双缸蒸汽机。生产品种有10支和14支棉杪。晋南是中国一个主要的产棉区，但当地纺织业并不发达，多是小型的手工纺纱，所以大益成纱厂一开工就获得颇丰，仅两年就赚加全部投资。因此股东们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使纱锭增加到10 080枚，并从瑞士买来一部1 000W的全套汽轮发电设备，将生产动力改为动力。民国21年企业又增资120万元，新建厂房200余间，开办了二厂，新添纱锭8 400枚，并陆续购买了打棱普通织布机404台，安装线锭1 040枚。至此大益成纱厂拥有纱锭18 480枚，资本总额约210万元，工人1 800余人，年产棉纱14 980件，棉布197 266尺，合股线811件同，产值每年约407万元。其产品除行销山西省各地外，还远销至陕西、河南和甘肃等省。卢沟桥事变后，新绛被日军占领，大益成纱厂成为“日管33工厂”。新中国成立后几经变迁，1950年原绛州大益成纱厂移交给晋南纺织厂，并延续至今。
在大益成纱厂之前，在新绛县也有一个原想建纱厂，却因资金不足，而改建的火柴厂，即后来著名的荣昌火柴公司。1913年（民国二年）曾任河南开封市“豫泉官钱局”总经理的段捷三，与好友张三铨、联合新绛、闻喜在河南经商的富户，以3万大洋，在新绛创办企业。段捷三原想办一个纺纱厂，但因资金不足，便成立了“荣昌火柴公司”，并赴日本购买了一套火柴生产设备，还聘请一位日本技师指导生产。1914年（民国三年）火柴厂正式开工生产，迅速成为山西省第二家火柴生产厂。因当时人们对方便实惠、价格便宜的“洋火”十分欢迎，工厂赢利十分可观。三年后工厂本金就达20余万元，月产火柴百余箱，每箱240包，每包十盒，雇用工人400余人。到了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荣昌火柴公司因不堪日益繁重的苛捐杂税而连续两年亏损，只好停业。但段捷三发现大西北是火柴生产空白地区，便很快又集资6万元，仅用3个月就在陕西华县成立了“秦昌火柴公司”。抗战全面爆发后，沦陷区火柴厂纷纷倒闭，这就使得秦昌火柴公司的产品一时供不应求，产量与日俱增，火柴公司的规模和资金不断扩大，这成为了段捷三创办实业的第二个辉煌时期。之后同样由于华县税收过重，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段捷三将火柴厂迁至宝鸡，继续生产。抗战胜利后，因管理不善，加之沿海火柴生产已恢复，秦昌火柴公司陷入困境，于1948年停产。新中国成立后，段捷三的亲属在西安市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将秦昌火柴公司在宝鸡的机器设备运到西安，开办了关中火柴厂。
评析
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已经证明，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是每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之后东南沿海的民族资本家以纺织等轻工业为先导的工业投资，都是近代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努力。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曾数次创新、引领商业潮流的山西商人在机器生产和现代工业的冲击之下却表现得异常迟钝。尽管也有一些山西商人和企业通过积极的努力，尝试工业转型，但以票号为代表的山西商人在近代社会到来之时，没有能够实现向现代工商业的转型，逐渐失去了当年的勃勃生机。称雄商界五百多年的晋商，就这样走向了衰落。
（案例撰稿人陶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