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商中，不乏佳子弟，他们接受传统的儒家文化，修身正己，修德立信，又能冲破传统，勇于突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可谓之“敢为天下先”。
渠本翘是祁县渠氏家族的第十八世子孙，渠氏家族是明清至民国年间晋商中的豪商巨族，也是晋商中子孙承商历史最长的商业世家之一，前后长达五百多年。渠氏商业传至渠本翘时，也迎来了渠氏商业的大发展时期，渠本翘也成为山西商人中最后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在保矿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教育和办实业等方面也相当积极，堪为时代之楷模。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山西巡抚胡聘之与英国的福公司签订合约，山西的采矿权被出卖给了外国人，其实在1892年（光绪十八年），胡聘之就意识到开采煤炭资源的重要性，向清政府提出了开采山西煤炭资源，振兴全国工业的建议，只是未得到清政府的重视。胡聘之的这一本意在振兴山西工业的合约，由于正处于政治敏感时期，且开放程度大，引起了山西人民的强烈不满，社会各界纷纷集会抗议，坚决要求取缔损害主权的开矿合同。为了平息人民的愤怒，清政府取消了已签订的开矿合同和开矿章程。然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又与福公司重新签订了合约全面出卖了山西矿权，而且此条款较上次所订条约在出卖主权的范围和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清政府出尔反尔的行为和公开出卖山西矿权的行径，终于引发了山西人民大规模的赎矿争矿爱国运动。
在这场持续数年的赎矿争矿运动中，渠本翘在太原各界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宣传爱国赎矿争矿斗争的意义，充分发挥了他在商界、政界的影响力。为尽快收回山西矿权，他亲自出面向山西票号界筹借了第一期赎矿银150万两，迫使福公司如期交出了在山西平定等地的采矿权，赎回了晋矿“独举自有之权”。与此同时，渠本翘还与社会各界人士积极筹办了山西保晋矿务股份有限公司，以抵制外商，由中国人自己开采矿藏资源。在赎矿交款之日，福公司暗托与之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财，以困票庄。而票庄当日竟不动声色，按时足额向外国银行交付了赎款，令外商惊讶不已。这也充分展示了晋商票号界的实力和山西人誓收矿权的决心。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山西保晋矿务有限公司成立，渠本翘被推举为总经理，从此，山西有了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机器采矿业。渠本翘不仅在保矿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晋商的杰出代表人物，在他所处的那个特殊的年代，随处可见其活跃在各界的身影，为教育事业出力，为实业救国而奔走，为铁路事业出谋划策，展现的是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
渠本翘本人学识渊博，受西方科技文化的影响，深知数学、化学、物理等学科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便有了开办新学堂的想法。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渠本翘与祁县士绅集资2万两白银，创办祁县中学堂，并附设蒙养学堂。这是山西省最早的县办中学，他首捐巨资，并负责将所集款项存于殷实商号生息，供学校逐年开支。为了培养人才，他于祁县中学开办之初，就亲自制定规章制度，以高薪从大学聘请老师，祁县中学学生到太原参加毕业复试，除体育，国画因无专职老师授课成绩较差外，其他各门功课都取得了好成绩。为了鼓励学生好好学习，他还在祁县中学设立了奖学金，鼓励优秀学生。由于其具有丰富的办学经验和对教育事业的热诚，后来还参与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工作。
清末，国家内忧外困，社会动荡不定，在这个历史大变革的时期，渠本翘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了渠氏家族乃至晋商的出路——投资近代工业。渠本翘突破了其父稳健经商的经营原则，利用其祖传的雄厚资本，投资近代工业，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他的这一经营理念的转变也迎来了渠氏商业的大发展。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山西商务局经办的晋升火柴公司经营状况不佳，累赔严重，无法进行生产，渠本翘以5 000两银子将该公司盘了过来，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渠本翘与其亲戚乔殿森合伙创办了双福火柴公司，合资注入18 000两白银，这是山西省第一家近代民族工业企业，渠本翘也成为山西最早的民族工业资本家，双福火柴公司在渠本翘与乔殿森的主持下，经过整顿，恢复生产，由于质量好，公司又经销有方，产品遍销晋秦两省。“双福火柴公司”也被视为山西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先驱，渠本翘也因此成为创办近代山西民族工业的先行者。
此外，渠本翘还与社会各界集资兴办交通事业。清朝末年，山西各界有识之士就认为，山西北临边荒，煤铁丰富，久为外国列强窥视，应及时修筑铁路，免受要挟，山西商界就有自筹款项，自行修筑同蒲铁路的计划，由于各种原因，迟迟没有进展。后各界人士公推渠本翘出面主持，在渠本翘的宣传倡导下，各票号认购同蒲铁路股票60万两白银，这使修筑同蒲铁路这个搁浅的计划又开始有了希望，渠本翘虽然没有完成修筑同蒲铁路的任务，但是在修筑同蒲铁路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在保矿运动中另一位杰出代表人物张士林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其是争矿的首倡者，在争矿胜利十周年之际，山西省政府奖给其“急公好义”匾额一块，肯定了他在争矿运动中做出的积极贡献，并发文表彰他“精诚爱国，绝无博取”的精神。同时，张士林的一生，也是兴学助教、赤诚爱国、赈灾济贫、乐善好施的一生，深得民众的尊敬和爱戴，这一点上，又与渠本翘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
山西省矿权出卖给英国福公司之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福公司待正太铁路阳泉段通车后正式插足阳泉，标示其所有权，限制当地老百姓开挖煤，直接影响阳泉人民的切身利益，引起了民愤，张士林见此状，非常气愤，便召集爱国绅士，多次商议对策，成立争矿常设机关，争矿中的请愿、集会、办公地址筹备、雇用办公人员、接待省城京城和各界来人等一切费用，张士林都全部承包了。他一面派人到省城京城联络在外的同乡会组织声援，一面联络旧矿主和发动群众多开矿、多占地。在这一运动中，张士林独立支撑两年多，出资3 000两白银。发生在此地的争矿运动，引起了全省人民的重视，鼓舞了全省人民争回矿权的意志和决心。张士林同样也是教育事业的积极拥护者，他从小爱读书，爱浏览各种书籍，家中藏书较多，但他认为读书为明理涉世，并非为了夺取功名。清末他曾办了两个家塾，一个为初学幼童开设，一个为应考童生而设，以优厚的待遇聘请名师执教，收到了好的成效。张士林为人向善，对别人的关心无微不至，只要有求，必有所应，其乐善好施、扶贫救急之举举不胜举。1877年（光绪三年），华北遭受大旱，民众饥寒交迫，张士林主动捐款，并动员亲戚，解决了部分灾民的燃眉之急。灾后，老百姓为感激他，送上了“一乡善士”的匾额。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和1920年（民国九年），华北又两次遭受旱灾，张士林首倡本乡赈灾，先后出资数千，又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凑其不足，只要劳动就有所得，组织民众整修村容。
张士林一生的思想行为和实践，都表现出他的道德和良心，他常对人说：“男儿在世，视义所当为力所能为者，决心行之，得失毁誉，听之而已。”这是他一生为人处世的宗旨，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许多方面，渠本翘和张士林是极其相似的，都热心于教育事业，都乐于帮助别人，渠本翘更是实业救国的坚决拥护者和先行者。特别是在保矿运动中渠本翘、张士林及其他山西商人所表现出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在危难时刻齐心协力，不畏强权，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民族气节，更值得钦佩。
评析
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是对渠本翘和张士林二人行为的最好概括，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社会道德和良心，可见一个人的心智素养在其一生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直接决定着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和处事风格，也知道了修身正己对于个人的成长是相当重要的。只有具备了一定的道德修养水平，才能在无论是国家还是民众利益受到侵害时挺身而出，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大局利益为重，并且能不畏艰难，抗争到底。渠本翘与张士林是晋商中的佼佼者，也是晋商精神的凝聚者，晋商以崇高的道德标准自律，以良贾善商为追求目标，形成了独具地域、民风与人文特色的晋商精神。晋商五百多年的辉煌历程，经历了无数的沧桑巨变，唯一不变的是至今启迪我们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这依然是后人需要秉承的优良传统。
（案例撰稿人刘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