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中宣部规定在北京、上海、武汉这些地方，只有在抗战前或抗战中登记出版的报纸，才准予重新出版。中共方面虽然已经派出徐迈进筹备《新华日报》的复刊工作，但估计困难会很大，由此需要争取将《救亡日报》尽快复刊，而筹备任务便落在了夏衍的身上。1945年9月20日，夏衍搭乘一架美军的运货飞机飞离重庆，前往上海去开辟宣传舆论阵地。光复后的上海，形势依旧复杂，国共两党互相指责对方先开枪，但“当前老百姓所注意的不在乎谁先开枪，而是谁开枪，我们要求立即停止进攻，同时也立即停止抵抗。”只是和平依然遥远，国民党当局一面积极准备内战，一面又利用所占据的舆论阵地诋毁中共，并千方百计地钳制它的声音。
抵达上海后，夏衍立刻与《新华日报》社先期到达的徐迈进和梅益联系，准备《救亡日报》的复刊事宜。10月10日，更名为《建国日报》的《救亡日报》出版了，在复刊词中，夏衍写道：“八年以来，我们永远没有忘记告别词中的一句充满自信的预言：‘上海光复之日，就是本报再和读者相见之时。’……而今，抗战胜利，建国开基，我们必将以更大的努力，号召全国同胞在和平、民主、统一的大旗之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抗战八年，民亦劳止，为了中国的民主团结，为了世界和平，我们必须迎头赶上，致力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简短的言辞中将《建国日报》的宗旨、立场表达得十分清晰而又果断。《建国日报》的出版任务相当繁重，夏衍需要负责写社论、副刊文章及“离乱人语”，另外一个跑外勤的记者顾家熙则写本埠新闻。《建国日报》的副刊取名为《春风》，夏衍为其撰写了发刊词《杂谈副刊》，署名“记者”发表的连载通讯《乱离人语》亦出自他的手笔。夏衍在这个副刊所发的依然多为短文，很有重庆时期司马牛的风格，如署名为东风的“漫画二题”中的一题，上面画有一棵树，树已倾倒，一面杏黄三角旗坠落在地，但树梢上的猴子依然各执一面国旗，作者在旁边题曰：“树倒而猢狲不散。”一个反其意而用的格言揭示出附逆汉奸摇身一变、再次进行政治投机的丑态。另有一则署名为“巴客”、题为“两种……”的短论更是脍炙人口：
上海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从地下鉆出来的。
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要有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一种是封条。
当时国民党接收大员莫名其妙地多，天上飞下来的或许是陪都重庆派来的，地下钻出来的便不知为何方神圣了，不过无论来自何方，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强取豪夺。
协助夏衍工作的顾家熙回忆说夏衍很注重培养编辑人员每天早晨读报的传统，“象后来我访问刚刚到上海的日籍作家鹿地亘的线索，就是从《新闻报》看到的，并让他和夏衍取得联系，那是他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发现臧大咬子被美军打死的消息，也是从中央社的一条二十字的简讯中发现，并跟踪追寻到臧大咬子的弟弟，鼓励他提出‘抗议’而扩大宣传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斗争。”顾家熙所回忆的臧大咬子是一个三轮车夫，当年被美国水兵饶特立克在溪口路一家酒吧打死，中央社对此事件有一则简短的报道，但夏衍却敏锐地感觉到了其中蕴含的新闻价值，便鼓励顾家熙追踪报道，并最终在舆论界形成了抗议美军的风潮，由此，《建国日报》闯出了自己的名气，不过也便成为国民党当局关注的对象。10月22日，国民党当局借口手续不全，将《建国日报》查封，而同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等几家报纸则相继在上海复刊。面对如此情形，夏衍与梅益等人商议后决定“借鸡生蛋”，发动有影响的知识界人物以各种渠道打入官办和民办的报纸，以形成要和平、反内战的舆论，“左联”时期，夏衍他们曾经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向电影界进军过，而今也算“重施故伎”。于是夏衍开始奔走于各界知名人生之间，登门拜访马叙伦、内山完造、许广平、周建人、叶圣陶、李健吾等人，通过李健吾，夏衍还结识了钱钟书、杨绛夫妇。一番努力后，上海国民党办的《申报》《时事新报》，甚至于《中央日报》都可听到异样的声音，不过，如何在国民党严密控制下创建自己的舆论领地始终是夏衍所念念不忘的，《消息》便是他努力的一个结晶。1946年3月下旬，刚刚从苏北根据地抵达上海的姚溱，在梅益的介绍下找到了夏衍，与他商议共办一个刊物。经过一番游说，一位叫贾进者的开明绅士答应出资赞助，于是四开小报《消息》得以问世。小刊物登小文章，灵活、亲切，加之文章大多出自胡绳、梅益、夏衍、杨刚、叶圣陶、吴祖光等名家之手，一时间很有影响力，不过它也并不比《建国日报》幸运，只出了十四期便遭遇被查封的命运。
1946年初，吴祖光、丁聪、郁风等回到了上海，他们于4月份创办了一份《清明》刊物，由于丁聪、郁风都是画家，故而该刊图文并茂。《清明》的编辑部设在爱多亚路转角“大世界”的二楼，夏衍是这里的常客，他在此处休息，也在这里召开党组会议，有时甚至教吴祖光怎么挤公交车。其时吴祖光还负责《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的编辑，夏衍便在那个副刊以“朱儒”为笔名开辟了“桅灯录”专栏，同时赵超构以“沙”为笔名写“今日论语”，两个时评杂文专栏为该报增色不少。正是在《新民晚报》上，夏衍发表了那篇支持越剧改革的文章《勖袁雪芬》。当时越剧多演出才子佳人的故事，演员袁雪芬尝试进行革新，将根据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祥林嫂》搬上了越剧舞台，却遭受恶势力的围攻。在文章中夏衍为袁雪芬仗义执言道：
袁雪芬给人丢了粪包，读报的人看到这条花边新闻也许会不假思索地发笑吧，可是再仔细想想，这种现象不是很可悲吗？在这社会里，要做一个不甘同流合污的人很难，要做一个不甘同流合污的女人更难，要做一个不甘同流合污的女艺人更是难上加难。袁雪芬，最多也不过是想要上进，不愿与那些玩色情把戏的人物混在一起的女演员而已。而现在你看，一旦不和下流坯子合污，他们就可以来这一手。
当然，我们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认为袁雪芬这一次“触尽了霉头”，我却以为这种下流手段，假如袁雪芬而真有上进心的话，那正是对于她今后做人行事的试练与激励。她可以从这件事情来认识正人君子们的本来嘴脸，他们嘴里讲的如何冠冕堂皇而心里想的如何卑鄙龌龊。
在越剧界不肯出卖灵魂而被丢了一个粪包，这正和政治上不肯出卖节操而挨了手枪炸弹同样不是耻辱而是光荣。当然，这光荣是应该用更大的决心来保证的，否则，粪包和子弹不就这样轻便起了作用了吗？
短短不足500字的文章，既有对恶势力的抨击，更有对袁雪芬的鼓励，由于文章署名为“朱儒”，夏衍也从未对袁雪芬言及此事，故而她虽然于建国后同夏衍有过多次接触，却一直不知晓“朱儒”为何人。直到1995年2月，上海图书馆藏书楼的黄志伟特地为她送来那篇文章的复印件，她才知晓“朱儒”的真面目，而那时夏衍已然逝去。
在为《新民晚报》撰写专栏文章的同时，夏衍还化名“东风”在《世界晨报》上开辟了另外一个专栏，即“蚯蚓眼”。《世界晨报》由老报人姚苏凤任总编辑，经理为翻译家冯亦代，是一家中间偏“左”的报纸。姚苏凤与国民党大员潘公展私交甚厚，潘公展当时身居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的要职，他关照姚苏凤在报纸上要多用“中央社”的消息。根据袁鹰的回忆，姚苏凤不便公开违拗，只能以小型报纸版面有限、新闻容量不大去搪塞。后来他想出一个主意，即用进步言论来抵消“中央社”的影响，于是便与冯亦代商量请夏衍来开辟专栏，夏衍欣然答应。“蚯蚓眼”于1946年1月10日开始刊发，每天只三四百字，前后持续了五个月，后因夏衍调离上海至6月15日结束。
纵观“蚯蚓眼”中的杂感，一般几十字为一话题，以信息量大、紧跟时事、简洁精粹为特色。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处于“谈谈打打”的状态，国民党尚未公然暴露其内战的心思，而是打出了和平、民主、民生的旗号，为此他们制造出来一系列的假相，如政协会议，宣布实施四项民主措施、二中全会开幕、实施“党内民主化”、参政会、实行节约等等，这些承诺与举措看起来倒也煞有介事，但“蚯蚓”却以其慧眼发现了内中的机关。
机关之一为“统管”与“不管”。国民党治下，“统管”多多：2月7日的“蚯蚓眼”写到“交通部长说：船舶调配统一指挥”，中统西统之外还有‘统吃’；2月8日它报道了市教育贷金委员会为‘统筹办理’而不准旁人募捐之事；2月11日的杂感则告诉读者“统一了国旗之后，现在要统一妓女舞女的服装了”！如此名目繁多的“统”令人叹为观止，但不幸的是“统到东，东乱，统到西，西乱，统到交通，交通乱”，统之效果之差可见一斑。饶有兴趣的是政府一方面对舞女、按摩、女招待等统得太多，一方面又对诸多事务视而不见，比如阴沟、垃圾和堵塞的河道，比如吃草根的饥民，只因“管前者有钱可以拿进，而管后者必须拿钱出去也”，因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民心与物价成反比。与此同时，政府却大搞迁都，仅搭牌坊一项便耗资五十万元，此数目可供十万饥民一饱。就此，当局“民生”的假相被拆穿。
机关之二为开除、禁令和捣毁、平定。2月22日夏衍写到“陪都某报经理被开除党籍，盖因新闻记事不能与较场口武战配合也”；不仅如此，自美国调解特使马歇尔走后，陪都的石子和棍棒变得极其自由，而所谓的平定部队也是重拳出击，“平定部队平定了电车卖票，评定了戏院经理，昨天又想评定宪兵”，因而作者愤然道“目下的情况，大概应该是‘捣毁期’”。暴利横行之下，警察“可以随时自由进入每一家家屋，来检查每一个老百姓”，而这种行为即使在柏林东京也不曾有过。警察、军队、监狱等都为国家的强制性暴力机器，其统治是自上而下的，一个国家如果赤裸裸地暴露出其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功能，就表明这个国家处在了危机之中，因为国家不是任何阶级、类属的实体，而是由各种关系组成的复杂的结构。在暴利性国家机器这一系统之外，还存在着由在野政党、工会、学术团体等组成的另一系统，它们通过宣传、舆论等方式进行权利活动，其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对前者可以形成强大的颠覆力量。国民党当局无视这一系统的存在，一味以强权控制，其“民主”大旗飘然坠落，而覆灭的命运也正渐渐逼进。
机关之三为作秀与献媚。3月29日“蚯蚓眼”评述了当局于中正路上种树一事，指出“那些树，就是种给外国盟友们看看，作为一个‘奢侈之表率’的”以取悦于所谓的盟友；为取悦盟友，中央社竟然“较美国人尤为关心美兵”，如此献媚当然有所图，即马歇尔元帅所提议的对华提供巨额借款，其殖民本性暴露无遗。在手枪和美元的夹击下，在同盟和友好的腐蚀下，党国的独立与主权荡然无存。不过，夏衍也意识到统治集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存在相当多的裂隙与分歧，国民党与其幕后支持者美国之间也是如此，抓住这一点，可以更有效地瓦解其阵线；尤其当将二者并置同列时，美国政府的反应有时更能强化对国民党当局的批判。1月15日“蚯蚓眼”报道说美国官员视查日本时甚至不肯接收一个日本天皇“自动”送给他的礼物，同是天皇请来的人，“中美之分有如此”，中国政府官员之缺少“官魂”已是不可争辩的事实；1月16日继续这一思路，夏衍讲述了一个美国士兵会见陆军部长的事例，并指出“这是民主，这样的国家最安全”，言外已对中国政府提出了置疑，政府在民间的信任危机问题被强化。通过“蚯蚓眼”，夏衍指陈时弊，揭示内幕，拆穿骗局，及时引导人们对形势的认识，因而这个小专栏被称为“解开时局之谜的一把钥匙。”
1946年6月16，《世界晨报》刊登了一则启事：“东风先生近有平津之行，《蚯蚓眼》暂停。”17日，这则启事继续刊发，但此时的夏衍已经被派往南京梅园新村，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还在夏衍刚回到上海不久，便接到一份新四军司令员陈毅同志经刘晓转给他和梅益的电报，提出苏北解放区需要大批文化人前去开展工作，要求夏衍和钱杏邨立即带领一批进步作家、记者、画家等尽快赶往苏北。此前，上海党组织已决定钱杏邨前去苏北，但夏衍因正在筹备《救亡日报》的复刊工作而未能成行。此番被调往南京，他便向周恩来提出了去延安的申请，周恩来也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时局变幻莫定，至1946年9月，内战已经全面爆发，而香港、南洋一带的宣传、统战工作急需加强，于是夏衍的延安之行便告吹了。10月底，他同潘汉年夫妇一道飞往香港，其任务是加强在香港的情报活动，对在港的民主党派上层人士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参加香港地方党派的有关工作方针、政策研讨会和情报工作。临行前，周恩来还交待他去一下南洋，向陈嘉庚等华侨传达国共合作破裂后党的方针、政策。此时夏衍的夫人蔡淑馨已带领一双儿女于1946年3月随同《新华日报》同人返回了上海，一家四口一直借居在岳父那里，此番自己将去香港，夏衍便在静安寺路的重华新村为他们另外租房居住。
到达香港后，夏衍即刻着手办理去新加坡的事宜，但受到了阻碍。于是，他与冯乃超、周而复等人商议将滞留于广州的抗敌演剧五队和七队合成为一个新的文艺团体，即中华歌舞剧艺社，加以训练后先行派往南洋进行宣传工作。中华歌舞剧艺社由吴荻舟任社长，丁波为副社长，夏衍同冯乃超还抓紧成立了剧社的党支部，丁波任支部书记。1946年底，中华歌舞剧艺社获得了去南洋演出的合同，夏衍叮嘱他们爱国主义的宗旨不可背离，但要注意口号不能喊得太高，不要脱离中间层。中华剧艺社是一个自力更生的文艺团体，他们在南洋演出三年，演出二十多套节目，共演出二百六十六场，观众达三十三万余人次。
1947年3月，夏衍终于化名申请到了去新加坡的入境证，经西贡抵达马来西亚时还遭遇过被抢行李的风波，好在逃难经验丰富的夏衍在鞋底里藏有应急款，才不至于走投无路。3月18日，在胡愈之的陪同下，夏衍见到了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他向陈嘉庚表达了敬意并讲述了党的方针、政策，同时夏衍此行还肩负另外一项使命，即为《华商报》筹款。《华商报》于1946年1月初复刊，经济状况一直不佳，由于它的政治面貌过于鲜明，被视为中共喉舌，使得许多中间人士不敢接近，所以销路始终打不开。早在1946年的4、5月间，夏衍便曾经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从上海为它汇了一笔现款，但其经济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在新加坡，陈嘉庚出资办有一份《南侨日报》，该报创办于1946年11月21日，陈嘉庚出任董事会主席，胡愈之任社长，以倡导和平、民主为己任，夏衍逗留南洋时便协助胡愈之主持《南侨日报》的编务工作并撰写社论，同时他也为该报的副刊写专论和杂文：《星期杂话》有如短兵相接的战斗，《今日谈话》则或讥刺或温腕，与读者心有灵犀。发表在《南风》副刊上的《老生常谈》一文，对二十几篇青年的习作进行分析后总结道：“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更深切地感到了‘整顿文风’的意义的重大。废话应该少讲，八股应该休息，勇敢地把这真实的生活记录下来，这是对人有益、对己有利的方向。”这可以看作是对该刊办刊方针的指导性论述。
在新加坡活动了近半年后，夏衍的实际身份被当局发现，便于1947年8月带着筹集到的三万元叨币，返回香港。在香港的那段时间，他又过了一次办报瘾。夏衍办报一向很看重副刊，而《华商报》作为中共喉舌，其副刊《热风》也比较沉闷，以其发表的长篇连载为例，茅盾的《苏联游记》、爱伦堡的《美国印象》等都是偏重思想意义的“大”文章，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相当隔膜。夏衍向当时的《热风》编辑华嘉建议要多刊登一些贴近大众、尤其要登能反映港粤本地生活的作品，恰于此时，黄谷柳带着他的长篇小说《春风化雨》找到了夏衍。1938年夏衍在广州时曾与黄谷柳有一面之缘，当时的黄谷柳在余汉谋部任校官秘书，抗战后他辗转于各地，后便定居香港，卖文为生。黄谷柳的小说《春风化雨》主要描写一个香港孤儿的经历，对香港、广东人民生活的描摹很是生动，夏衍看了大为赞赏，便要求他按照连载的方式修改，这便是《虾球传》。《虾球传》的连载获得了成功，此后夏衍又向郭沫若约稿，将其抗战回忆录《洪波曲》在《热风》上连续发表。
除了以长篇连载这种传统的形式吸引读者，夏衍还与华嘉一道革新《热风》的杂文写作，他们将副刊更名为《茶亭》，所刊文章力求通俗、晓畅，甚至有港粤的方言俚语入文。回想一下夏衍主办前期《华商报》副刊“灯塔”的发刊词可知，夏衍办副刊的宗旨是一贯的，即在轻松中给予人们继续前进的精神动力，既不扳起面孔训诫，也不忽视实质的营养。此种作法获得了大部分读者的认同，不过也有人来信反映说太俗。对于读者的意见，夏衍一贯重视，于是便发表了一篇《复云天先生》：
本报是人民的报纸，自然各版都是服务于人民的。凡是人民的希望，人民的憎恨，人民的控诉……一定发表，甚至仅仅做到消极的暴露，只要没有毒，不低级，不猥亵，也都欢迎。说到表现的形式：小说、短剧、诗歌、报告、杂文、通讯、特写、打油诗、填词、唱本、说书、讲古、漫画、木刻，以至什么都不属的怪乐府、歪乐府都可以。不过我们有一点希望：就是文章尽量通俗，不拘国语、方言乃至文言。
但需要说明的是此时《华商报》的副刊《热风》的编辑仍然是华嘉，夏衍只是较多地参与了副刊的工作并大量供稿，如他自己所言是个随叫随到、甚至不叫自到的撰稿人，当时夏衍的身份为中共香港分局领导的香港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乔冠华、许涤新、连贯亦都是委员，章汉夫任书记，夏衍所分管的工作为统战和情报，文艺界的事项则由劭荃麟和冯乃超负责。
当夏衍帮助华嘉革新《热风》卓有成效后，负责办理论刊物《群众》的章汉夫也请他来出谋划策。《群众》所发文章多长篇大论，内容深涩，一般市民很难接受，于是自1947年8月起，夏衍为《群众》主持了一个《茶亭杂话》专栏，每期发表一些杂文随笔，其时他的笔名为“汪老吉”。广东人喜喝茶，王老吉凉茶更是有名，夏衍便取其谐音为名。1948年6月，《茶亭杂话》更名为《蜗楼随笔》，夏衍的笔名也变作了“任晦之”，如此更改的原因是当时香港的一家小报突然发布了一条消息说汪老吉即某人，他卖的不是凉茶，而是蒙汗药，并恐吓说当局正在密切注意中。对于此番谰言夏衍宁可信其有，不愿大意，因为当时局势动荡、多变，特务横行，于是夏衍便改换了面目，以任晦之这个笔名主持“蜗楼随笔”直到1948年11月。尽管小心谨慎，夏衍所写的文章对于当局来说还是相当富于刺激性的，比如《祝福，朱总司令》一文（原载于1947年11月30日的《华商报》）。该文为朱总司令六十一岁诞辰而作，文章说：“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玉阶（德）将军六十晋一的华诞，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尽了大半生的老将军，在酷寒的华北战地，也许不会有闲情想起他自己的生日吧，但是全中国的老百姓，——几万万在蒋管区吃苦受难的人，几万万在解放区获得了土地和自由的人，乃至几千万在海外关怀着祖国运命的人，却永不会忘记这个日子的”。文章立场坚定、褒贬分明，此类言谈一多，自然便会引起当局的关注，因而夏衍便不时为躲避特务的追踪而四处逃难。一次他在吴祖光那里躲了一夜，临离去时，吴祖光请他在睡过的那张行军床上签名，夏衍正待写时，发现上面已经留下了阳翰笙、于伶等人的墨迹。
夏衍在《华商报》活动的后期，还有一个举措，即在报上增加北平方面的消息。当时华北大局已定，平津解放在即，夏衍自己有时也亲自撰写“本报北平专稿”、“本报记者北平电”之类的通讯，及时向港澳同胞、海外华侨传递北方战况，效果很不错，《华商报》的销路一度增加，最高记录时曾经超过两万份。不过这个行动传到了北京的范长江那里，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办报方式，夏衍便也不再坚持这项新举措了。自1938年受命创建《救亡日报》，至1949年4月离开香港北上，夏衍与新闻结缘十二年，在后期《华商报》期间，可以说是这段缘分的最后终结，此后他虽然也断断续续为报刊写稿，但都是“搞副业”，打打边鼓而已。
抗战胜利后，夏衍各地奔波、忙碌，虽然时评、社论等时文和杂文的写作一直坚持不懈，纯文艺性的创作却几乎停顿，只在香港时写了一部电影剧本《恋爱之道》。剧中周家浩与钱兰英在“五四”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冲破家庭阻力自由恋爱。后来周家浩参军北伐，阔少张鸿年开始纠缠兰英，兰英矢志不渝，终于与周家浩团聚。婚后二人坚决不肯和张鸿年之类同流合污，生活困顿却始终不屈。影片由欧阳予倩执导，南洋影业公司1949年摄制，影片保留了夏衍作品朴素、含蓄的风格，基本得到了舆论界的认可，但图解、说教的痕迹已经颇为明显了。抗战之后的香港电影界很混乱，一度被抑制的凶杀、色情、神怪等影片又纷纷登场，好莱坞影片泛滥，而国民党当局又于1948年底将一些汉奸影片解禁发行。夏衍与阳翰笙、蔡楚生、欧阳予倩、于伶等人以笔为武器，开始艰难的清污工作，除了电影剧本创作，影评仍然是他们的主要方式。夏衍倡导了集体影评的方式，他化名梓甫，与逸群、达之、肖然、慕云、蔚夫、逵君组成了七人影评小组，在《华商报》开辟了一个专栏，专门负责国语片的评论，至于粤语片的评论则由陈残云、麦大非、黄谷柳、卢珏、黄宁婴、李门等人负责。打击逆流、扶植进步是他们进行影评的目标，影片《丹娘》上映后夏衍便及时地发表了《推荐《丹娘》》：
在描写“酒色财气”、歌颂人性堕落的美国影片泛滥中，我们能看到《丹娘》这样的影片，实在是幸福的。看过这部影片，像泥污满身的人在清泉里洗了一个澡，它净化了我们的身心，它又像一颗灿烂的明星，指引着一切进步的人类，振作起来去和心术不正、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者作斗争。
1948年后，国民党败局已定，大批进步人士纷纷离开国统区，来到香港，有的由此出国，有的则寻求与共产党合作，作为负责香港统战和情报工作的领导人，夏衍奔走于马寅初、章乃器、包达三等各界名人之间，争取、劝服，尽可能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保存更多的力量。1948年8月，张骏祥告诉夏衍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正准备赴英国讲学，得知这一情况后夏衍连忙向潘汉年做了反映。经过商议，夏衍通过张骏祥的引介约见了钱昌照。会谈之后，夏衍感觉钱昌照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物，由于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是个事关全局的机构，便向中央进行了请示。周恩来回复潘汉年、夏衍二人，要他们尽力挽留钱昌照。随后，夏衍再次与钱昌照会谈。经过努力，钱昌照放弃了去英国的打算，以后他同资源委员会主任孙越畸一道为资源委员会的起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资源委员会下属的煤炭、钢铁、石油、机械、电力、造纸等一批企业及三万多管理人才几乎全部留在了大陆。张骏祥的弟弟张驭祥其时正在上海的资源委员会任职，他回忆说：“大学毕业后学校保送我到资源委员会上海石油公司工作，上海解放前夕资源委员会下令职工陆续前往台湾，我也正整装待发，但突然间调迁人员的事‘刹车’，已调去的人又回来了。这一措施挽救了资源委员会下属多少人员免受海峡两岸几十年分离之苦，也使大批专业人才留在大陆为解放后的国家建设做出贡献。”此后，上海海关关长丁贵堂也曾经派人前往同夏衍接洽，香港工委还为此成立了由潘汉年、夏衍、许涤新组成的专门小组来负责此事。由于丁贵堂的转向，上海海关所保存的百年档案和一批相当可观的库存物质免于流失。
1948年底，章汉夫调往北京任外事工作，夏衍接任香港工委书记，其时香港工委的任务是繁重的，“要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国事；要配合在香港为内地培训工会干部的工作，要解决东北解放区要求在港澳及海外聘请内外科医生的问题；其中特别重要的一项任务是：为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必须安全护送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人士由香港转往华北解放区。”早在这年的5月，中国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时便已发出号召：“各民主党派、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行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对于这个号召，各民主党派积极呼应，《华商报》还曾刊登过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响应电。至1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需要护送大批在港的民主人士北上，办法是由中央亲自过问，从东北和朝鲜租用苏联的货船，装上解放了的国土出产的大豆、人参、药材、土产，开到香港，在港澳市场卖出，再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等运回东北，趁此机会，组织民主人士搭船北上。为此香港工委成立了由潘汉年、夏衍、许涤新、饶彰风组成的专门小组，许多搞新闻、文艺、经济的同志都被调来担当旅馆经理、码头接送员及勤杂人员之类的工作。夏衍负责与各民主人士接洽、联系的工作，据他回忆，至少有三百五十多人先后被安全转移，其中包括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沙千里等。护送工作分四批进行，前两批的转移都没有引起港英当局及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比较顺利，之后风声便紧张起来，当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准备北上时，形势变得格外严峻。由于李济深在国内享有极大的影响，国民党政府、港英当局、美国政府都极为关注他的动向，而同李济深一道撤离的第三批民主人士人数最多，因而这次行动尤其显得艰难。中央方面做出了具体部署，而在香港方面，一个重要的难题便是如何把这些民主人士安全护送上船，特别是李济深先生，在其住宅对面有港英当局专门的特工人员监视其动向。潘汉年、夏衍等人选择12月26日安排李济深先生出行，时值西方的传统节日圣诞节，当局的戒备比平日要松懈。为了迷惑监视人员，李济深先生当日还在家中大宴宾客，当宴会热热闹闹地进行的时候，他便悄然出门而去。当晚，他在工作人员的精心保护下登上了苏联的货船“阿尔丹”号，潘汉年、夏衍、饶彰风焦急地守候在电话机旁，直到铃声响起，听筒里传来“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这样的暗语，他们才松了一口气。此次护送的人员当中，也有许多文艺界人士，诸如叶圣陶、郑振铎等。叶圣陶于1949年1月中旬抵达香港，但他北上的行程被耽搁了许久，因为计划同行的郑振铎等人直等到2月中旬才陆续到来。1949年2月28日，叶圣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北上的二十七人中，民主人士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俞寰澄、张纲伯诸位老前辈，文化界人士有郑振铎、宋云彬、傅彬然、曹禺诸位老朋友，还有新相识的好多位。大多数已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
1949年4月23日，南京被攻陷。消息传来，香港工委以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名义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酒会，邀请在港的文化、新闻、工商业人士及其他各界名流出席，借此扩大宣传。为了准备进攻和接管上海，中央决定调潘汉年、夏衍和许涤新这三个“老上海”北上。夏衍将工作移交给乔冠华后，于4月28日同潘汉年、许涤新还有正在他身边读书的女儿沈宁一起登上了巴拿马籍的小货轮“东方号”。货船上旅客很少，很安静，但几个人的内心却无法平静，一种别样的激动冲击着他们，前面又是一番新天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