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是我，无须是拍胸自夸“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好汉，当众自行验明正身，以证实他的我之为我的不诬；哪怕是猥琐的小人物，也无人怀疑此人是他本人，他也绝无作出假设以论证我之为我的必要。与和尚同行，和尚乘其酣睡时剃光了他的头发，溜掉了，此人醒来一摸自己的光头，诧异地大叫：“僧固在，而我安在？”这样的事只能是笑话。神灵或鬼魂附体，使躯体的主人不复占有他的臭皮囊，也只能是装神装鬼的造谣惑众或文人的艺术虚构。我之为我应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倘若不是在“我”的人称概念上兜圈子，而是涉及人格内容时，用不着深奥的哲埋辨析，我确实有时甚至常常不必是我。大致说来，大人物虽然善变，比较地能保持我之为我，其人格之或善美或丑恶都少受制约，历史上很多皇帝，为了遂行其我之为我，无妨“天下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为其我之所欲为；小人物要保持我之为我就很吃力，乃至必须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这点鲁迅早已道破在前，《而已集·小杂感》中写道：“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昨日之我死掉了，今日之我就不再是那个我，即我已非我。不过聪明而阔的人仅仅是“譬如”一下，其我之为我本质依然；傻而又窄的小人物则“实在”死了，即那些年流行的“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话头。呜呼，胎与骨俱已脱换，其人的我也就从此失落，势须另找一个替身（或曰傀儡）以维持其存在了。“从前种种如昨日死，从后种种如今日生”，此话的发明权属于曾国藩，当然是聪明的阔人，他准确地下一“如”字，即不是真死而是假设一下，我固如死而未死，无须易一另我，对我之为我是很执著的。
更早的坚持我之为我的名人是东晋的殷浩。《世说新语·品藻》：“桓（温）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之，宁作我。’”“宁作我”是他的选择，由此可知他也可以俯仰由人而不作我。质言之，即作一个实质上非我而仅只在人称上的我。作后一种选择时，他就成了笑话中的“僧固在，而我安在”的人物。化荒诞故事为人格失落的悲剧了。
人称只是一个代名。名者实之宾，当作为人称的“我”的那实体已蜕变或异化为非我时，我就名存实亡，于是“如果我是我”的假设便能成为合理的命题。
同时也就产生了反命题：“如果我不是我”。事实上这个反命题还曾经更现实、更经常梦魇般地萦绕于人们的脑际，而且和心有余悸之类的情结隐隐地纠缠泛现。我和我所熟悉的许多许多人——我几乎想说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曾真心诚意地企求背弃自己，梦寐以求“如果我不是我”，即“宁不作我”。在神州大地一步一步地走向神经病大地，最后终于变成了一个大疯人院的大约一个世代里，人们诅咒附着在自己身上的教养，宁可不作烙有原罪印记的知识分子；用中国小说比方是刮掉林教头脸上的余印，用外国小说比方是揭去海斯特·白兰胸前的红A字，以减免在知识与反动成正比的方程式下所承担的精神和物质的重负。有些人则退而求其次，宁不作触处荆棘的人文学科方面知识的拥有者，化为可博少许宽贷的技术人员。人们诅咒自己的出身，即带我进入世界的我的那个娘胎，宁作祖上是三代讨饭的摩登华胄。这种“如果我不是我”即自我背弃的愿望还延展到下一代，不愿子女是自己的肖子以摆脱原罪。这种宁作非我的人格否定可能对许多许多人都是记忆犹新的。
这看来不过是一种在屈辱挣扎中的虚妄的幻想，在理论上似乎是办不到的；但“我不是我”毕竟是顽强的命题，它可以通过人格剥夺来实现。一点不含糊的是，我放弃我、背叛我、异化我曾是现实的不可抗拒的定命。有的人乐意，有的人无奈，总之成群的生灵都得在非我的道路上行进，有的行进得有如缎子般地滑溜，有的跌跌撞撞地蹒跚而行，有如上帝牧放的把草原染成一片雪白的羊群，当然不是抒情诗的景观，有的只是消耗性的悲剧，只能引起历史的长叹。
现在生理医学有变性术，把窈窕淑女变成风流小生，那是受术者自愿的。以人格剥夺完成的我不是我显然不很有趣（当然不能排除自愿和感到有趣的人之存在，古人不是也有自宫了进宫当太监的么？）。比如上面说到的知识吧，自然不能被剥夺，但不妨碍使其置之于无用，堵截其我之为我的实现，使之枯萎蔫瘪而不成其为我，或不全成其为我；还可以使之应声作响，假我之口唱非我之歌，吼非我之怒，陪非我之笑；使我的本身等于行尸走肉，成为“哀莫大于心死”或更难挨的“哀莫大于心不死”（聂绀弩诗）的可怜虫。阿Q说“我是虫豸”时大概就是这种境界。
如果我不是我（不，没有“如果”），我就要信奉而且执行一种非我的道德，或简直无所谓道德。道德也者，本来就是贴在实际利益上的一层皮，痴夫愚妇们不开窍，才把做人的道德和人的尊严之类混为一谈，还把它作为救世正人的良药。巴尔扎克早就在《高老头》里借人物之口揭破了底蕴：“世界一向就是这样的，道德家永远改变不了它。”为了惩治这种恶疾，既然愚人把道德和人的尊严相提并论，那就首先剥夺掉人的尊严，直到使其不知羞耻为何物。这样，人之成为非我才较为彻底。于是，人们不知道为了三十枚银币而叛卖告密是该诅咒呢还是该颂扬？不知道传播弥天大谎是愚味呢还是超级忠诚？也分辨不清跪吻一尊神像的靴子以祈求福祉是迷信抑或是最新科学乃至是最低限度的公民道德？等等。
当人失去了自己，我不复为我时，所有的价值观自然可以听从摆布而随意颠倒，现成的理由是“吾从众”。独立思考是不可饶恕的奢侈。虽然也有为数不多的人记得“沉默是金子”，考虑一下“如果我是我”，这话我该不该说，这事我该不该做，该怎么说和怎么做。好歹保留点我是我，但谁能侥幸不被当作一支箭放在弦上呢？
我之所以为我，系于我有主体意识，我必须像忠实于人、忠实于世界那样忠实于我自己。能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前，首先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已”。于是我才能心安理得，以我是我而欣慰，才有“宁作我”的自尊的执著。可叹的是，要做到“宁作我”，我行我素，宠辱不惊，虽千万人我往矣，实在不容易，很难很难。易卜生称颂孤独者是最强的人，正是痛感于独立特行之不易坚执。抗拒外力难，抱朴守素也难。何况生于斯世，还不仅仅是安贫乐道的问题，要守住“我是我”的防线，真须大勇者；能念兹在兹地提出“如果我是我”的自问，判定我该怎么说，怎么做，也可算是称职的“人”了。完全失去了“我”，也就失去了“人”，当然仍不是称谓而是实质。
那位宣称“我与我周旋之，宁作我”的殷浩，就没有能实践约言，守住“宁作我”的阵线。不耐黜放的寂寞，经不住诱惑，在书空咄咄之时，“（桓）温将以浩为尚书令，遗书告之，浩欣然许焉。将答书，虑有谬误，开闭数者数十，竟达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绝。”（《晋书》本传）真是大大地失态，出尽了洋相；而且还是在先前向其矜持地宣称“宁作我”的对象之前失态丢人，落得个无所得而又不光彩的下场。
“如果我是我”，是一个严峻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