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没有彩排，天天都是现场直播。因此，关乎人的学问无法纳入刭知识的范畴，因为人不可能像机器人那样按照预先设定好的程序行动。此外，处世的原则，战争的策略，对话的艺术……，这些被打上“人”之痕迹的东西，都无法总结出以不变应万变的规律。所以说，知识失效之处，正是智慧迸发之地。
认识你自己
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
——苏格拉底
在西方哲学史上，“认识你自己”估计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句名言隽语。它原本镌刻在德尔菲神庙的金顶上，借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之口说出。
“认识你自己”是古希腊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苏格拉底之前，所有的哲学家都在苦苦追问世界的本原，有的哲学家提出世界的本原是水，有的认为是气，有的认为是火……远古的人类没有现代人发达的科学技术，面对浩瀚无边的大自然，深感自己的渺小，也许只有探究到世界的本原，才能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和无限的世界联接起来，从而安身立命。但这种追问是乏力的，因为就算把整个世界都探究清楚，还是有一个东西让人无法揣摩，那就是人自己。外在世界的真理固然难寻，但认识关于人的真理更是难上加难。所以，苏格拉底告诉我们：世界上最难认识的就是人自己，哲学的任务就是帮助人们“认识自己”。
然而，人如何才能获得关于自己的真理呢？在苏格拉底之前，伟大的古希腊人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几何学体系，但探究人的真理是否可以遵循几何学证明的路线？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为对人来说，真正的知识是美德，是关于善恶的学问，而关于善恶的学问根本不可能通过几何学式的证明来获得。正如他所说：“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
探究智慧的方法不同于研究知识的路径。以演绎推理为方法的几何学在当时是知识的典范。可是，关于人的知识和学问，却无法通过演绎推理得出。比如，什么是美德？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正义？于是，苏格拉底发明了一种不同于几何学证明的反诘法。这种具有苏格拉底特色的方法也被称为“助产术”——帮助人们把真理在自己身上“接生”出来。苏格拉底认为，关于人的真理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只是被暂时遮蔽了。哲学的任务不是向人们传授什么知识，更不是兜售什么教条，而是帮助人们去发现真理。后来的柏拉图深得苏格拉底的真传。他在开办学园时确立的教育理念就是：“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
运用反诘法，首先要承认自己无知，不要把自己摆在高人一等的地位上，而是要和对方平等，诱导对方说出自己心中的观念，然后再揭示对方错误观念中的矛盾，让对方否定自己，从而不断完善自己的观念，达到教育的目的。苏格拉底认为，让人否定自己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这种痛苦是必要的，不如此，人就无法发现自己心中被遮蔽的真理。苏格拉底称之为“分娩前的阵痛”。这也是苏格拉底的反诘法被称为“助产术”的原因。虽然一时痛苦，但诞生的却是新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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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哲学的历史上，“认识你自己”是一个里程碑。自苏格拉底开始，哲学便由对自然的探讨转向了人自己，开始了对人的研究和探讨，从而由知识论过渡到了伦理学。
但是，西方哲学所固有的知识论倾向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苏格拉底虽然说出了“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这样的名言隽语，但是他仍然认为关乎人的“智慧”可以以知识的面目出现。只不过寻求这门知识需要用特殊的方法——辩证法，而不是几何学的演绎推理。正因为此，苏格拉底的对话，最终目的仍然是要不断地修正错误，上升到在他看来最完满、最确定的正义。
但是，关乎人的学问，是否能够以定义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个问题，估计是身为西方人的苏格拉底不会思考的。定义，总是在寻求脱离具体时空的内涵和外延，从而一劳永逸地把握住对象的本质。但是，人是否可以脱离具体时空而存在？人的本质是否可以预先加以设定？人是否可以像自然物那样被看成一个现成的对象？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据说，亚里士多德曾经把人定义为：“没有毛、直立行走的动物。”他的弟子为了反驳他，就把一只鸡褪掉了毛，问老师这是不是人，弄得亚里士多德哑口无言。
人生没有彩排，天天都是现场直播。因此，关乎人的学问无法纳入到知识的范畴，因为人不可能像机器人那样按照预先设定好的程序行动。此外，处世的原则，战争的策略，对话的艺术……，这些被打上“人”之痕迹的东西，都无法总结出以不变应万变的规律。而以不变应万变，恰恰是知识的特征。知识之所以有效，正因为它对付的对象是大自然中的“死物”，是可以拿进实验室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的东西。而关乎人的学问，面对的都是“活体”，你在研究他，他也在研究你，你和他之间并不是研究和被研究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彼此博弈、对抗、渗透中形成的主体间性的关系。而把握二者关系的学问，就是智慧。智慧没有固定的套路，更没有现成的学问，教不得，学不来，唯有靠体悟。
阴阳不测谓之神
有心恰恰无，无心恰恰用。
——懒融禅师
在《红楼梦》的第十三回，王熙凤梦中与秦可卿有一段关于“人生”问题的对话，颇值得人寻味：
秦氏道：“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话，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书旧族了！”
凤姐听了此话，心胸大快，十分敬佩，忙问道：“这话虑得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
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保永全了……”
那个时候，宁荣二府尚属鼎盛之期，真可谓如日中天。别忘了，两府可是经过皇帝颁发诏书命令“敕造”的。正如书中的一个大商人冷子兴对宁荣二府的观察所言：“贾府虽说不及先前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秦可卿是贾蓉之妻，在贾府中是一个善于思索、怜贫惜贱、慈老爱幼的重孙媳妇。她从“月盈则亏”的阴阳转化的观点出发提出了贾府“荣”时防“衰”的价值信念——“否极泰来”，可谓深谋远虑。正如她所说，只要筹划得当，宁荣二府还会逢上“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的日子。这个女子比起贾府里那几个钟鼎之家，书香之族出身的脑满肠肥，道貌岸然，终日挥洒钱财，拈花惹草的酒囊饭袋的男人来，根本的区别也许就是她具有生存的价值观，是个高瞻远瞩的、有思想的不可等闲的女流之辈。只可惜，这样的才女，过早地香消玉殒了。正如书中第二回的那首诗：“一局输赢料不真，香销茶尽尚逡巡，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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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关乎自然，智慧关乎人生。”苏格拉底这句名言，也许在秦可卿所说的这段话中才得到鲜活地诠释。而像秦可卿这样的人物，才是名副其实的“有智慧的人”。因为她能在“拥有”的时候想到“失去”，在“执著”的时候想到“放手”，在“荣耀”的时候想到“耻辱”。这种人生攻守进退的拿捏和把玩正是攻守进退的辩证法，而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概念知识和抽象理论。
人生不是直线条的，而总是在阴阳所构成的两极之间跌宕起伏。阴阳相辅相成，而又不断向对方转化，造成了人生的扑朔迷离。洋洋得意之时，可能已经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走投无路之际，可能又是峰回路转之时。对于人生，没有什么规律可以把握，没有现成的法则可以遵循，而总是充满着“阴阳不测”的玄机和微妙。而如何能够准确把握住阴阳变化的“几微”，相时而动，顺势而行，则就成了一门大学问。因为任何东西都在变化，你不可能抓住一根“稻草”保你终生无忧，也不可能设计出一条道路来一直走下去。在人生的道路上，很可能你越想得到什么，你就越得不到；你不想得到什么，这个东西偏偏要“飞”到你手里来。所谓“造化弄人”，不过是形象地说出了人生的“荒诞性”。
因此，在人生中起作用的不是以科学为标识的理性知识，更不是循规蹈矩的逻辑推理，而是辩证法。因为阴阳的互动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二者没有固定的界限，相互侵染，相互纠缠，相互转化。而那些有智慧的人，总是能适时“嗅”出二者辩证运动的“气味”，做到前进有方，而后退有路。左右逢源，达到“神”的境界。正所谓“阴阳不测谓之神”。这里的“神”，不是“上帝”，也不是其他的什么人格神，而是阴阳转化的“几微”和“妙处”。这种“妙处”无法认知，无法论证，只能靠自心的体悟。而体悟无需积累，恰恰需要抽身而出。
中庸与中道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
在人的处世原则方面，中西两位伟大的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对“中”产生了兴趣。这两位哲学家就是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孔子提出的口号是“中庸”，而亚里士多德摆出的观点则是“中道”。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中道学说是作为一种实践的智慧而提出的。亚里士多德说，实践智慧明显的特征就是思虑和选择。思虑，就是要权衡利弊，去寻找达到既定目的的最佳手段，选择是思虑的结果，就是通过思虑选择出最佳手段。思虑和选择的对象是可欲的，过程却是理性的。亚里士多德将这种理性选择的过程概括为“中道”。“中道”不是数学上的“中值”，而是相对于人的行为和情感而言的“适中”。正如他所说，最好的生活就是适度的生活。这种生活需要运用理性来驾驭人的欲望，避免走向极端。他说：“过度与不及是可恶的特征，适度是德性的特征。”
在中国的孔子那里，“中庸”也是作为一种实践的智慧而提出的。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违背中庸。君子之所以中庸，是因为君子随时做到适中，无过无不及；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小人肆无忌惮，专走极端。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哪一个更贤一些呢？”孔子回答说：“子张过分；子夏不够。”子贡问：“那么说，是子张更贤一些了？”孔子说：“过犹不及。”意思是说，过分和不够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对“中庸之道”的违反和背离。
关于中庸之道，孔子还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这里，质，就是人的质地和本性，而文，则指的是文明的教化。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仅仅在质地和本性上是好的，还不算完美。这就好比电视剧《亮剑》里的主人公李云龙，性格直爽，为人性情，富有血性，心地善良，但是满口粗话，动不动就“他娘的”、“老子”。这样的人，无论怎么说，都不应该是人完美的状态。像这样的人，虽然本性上是好的，但却是很野蛮。所以孔子说：“质胜文则野。”相反，如果过于粉饰，则显得有点做作和虚伪。比如今天的城市里的人，动不动就用一些时髦的口头语，穿一些怪异的衣服，并引以为时尚，而且瞧不起那些所谓很“土”的人。这样的人，就是粉饰得有点过分了，爱慕虚荣，追求时尚，给人一种不纯朴、不真实的感觉。所以孔子说：“文胜质则史。”但是，无论是“史”，还是“文”，在孔子看来都是极端，真正的君子应该“执两用中”，既质地纯朴而又温文尔雅。所以，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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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和孔子的“中庸”都是作为一种实践的智慧而被提出来的，但二者却有着根本的不同。亚里士多德“中道”理论带有明显的知识论倾向，因为它是在“不变”中求“中”。虽然亚里士多德一再强调“中道”不是数学上的中值，但他的这种理论却带有明显的折中痕迹。比如，他说，勇敢是怯懦与鲁莽之间的中道，谦逊是羞涩与无耻之间的中道。但这里的问题是：什么是怯懦？什么又是鲁莽？什么是羞涩？什么又是无耻？既然我们无法确定两端的确切含义，又怎么能按照“中道”的原则行事呢？所以，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仅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无法现实地指导人生。
孔子的“中庸”则不同，它不仅仅是一种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境界。因为孔子的“中庸”是在“变”中求“中”。既然一切都在变化，要把握这个“中”，就不能依靠任何现成的理论和教条，而必须在当时具体的情境中随机应变、相时顺势，见景生情。因此，孔子的“中”并不是抽象的“中间”，而是在变动中达到一种平衡，通过不同事物间的互动、互补达到和谐统一。这种平衡不是僵死的、静止的，而是因时而中，顺时而化，即在特定的情境中不偏不倚地落在那里。因此，儒家主张“和而不同”，“不践迹”，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提倡“与时偕行”，适时变通。
正因为此，孔子在教学生的时候从来不讲大道理，更不进行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活生生的案例教学，让学生们通过一个个案例来领会“时中”的境界。这些案例，大到治国安邦的政治事件，小到鸡毛蒜皮、吃喝拉撒的小事，无所不包，并没有经过刻意的筛选。因为在孔子看来，世间事事皆学问，无论大事小事，都可以作为领会“时中”的契机，可谓滴水藏海。孔子说：“六艺治于一也”，天下大道往往殊途而同归，无论你是从政的政治家，还是制造车轮的木匠、屠宰牲口的庖丁、开车的司机，只要肯用心去领会自己这项工作中的奥妙，就能不断提高自身的修为和境界。因此，知识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用心去体悟。一旦豁然贯通，就能进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唯有如此，人才不会变成像器物那样仅仅具有使用价值的“专业化人才”。器者，拘于一也。君子不器，指得正是君子知“六艺”相通，道德贯串之。学问相通，以大道达。所以说，君子知一，道德即在，通而不器。
身体，还是肉体
善弈者谋局，不善弈者谋子。
——弈林
法国哲学家拉美特曾经有一句名言：“人是机器。”西方的医学正是在这句名言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即把人的身体看作是各个器官组合搭配起来的“机器”。只要各个肉体器官保持完好，身体这个“机器”就能有效地运转了。因此，按照西方的医学理论，人之所以会得病，那是因为某些器官遭到了病毒的侵染。要想根治疾病，就必须把这个病毒找出来，而后再用合适的药物将病毒杀死。这样，病毒一旦消失，人的病就痊愈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重视的是解剖学。通过手术，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可以单独拿出来研究。比如，西医手术可以摘除人的肾，医生将肾用一个托盘装来给你看：“看好了呀！这就是你的肾。”然后，“啪”的一声扔进了垃圾桶。在这里，肾是一个物质，是一个可以随便对待的东西。再比如，怀孕生孩子，现在流行的剖腹产就是西医的产物。孩子既然在妈妈的肚子里已经成熟了，完全有理由将妈妈的肚子剖开，把孩子从里面拿出来。总之，在西方医生眼里，人的身体估计就是血液、肌肉、骨骼组成的“肉体”。这个“肉体”和外在自然界的任何事物一样，都可以进行观察和研究。肉眼实在看不见，就借助仪器。如果你有一天被推进手术室，在医生眼里，估计你都不是“人”了，仅仅是“一堆肉”！
但在我们中国人眼里，人不是机器，而是一个场，一个棋盘。人的器官好比棋盘上的每个棋子。对中医而言，重要的是盘活“身体”这盘棋，而非计较棋盘中的每个棋子。所谓“善弈者谋局，不善弈者谋子”。只要这些棋子能够互相配合，协调有序，身体就是健康的；否则就是病态。因此，中医重视的是身体的机能结构，而非各个器官。正如棋子离开了棋盘没有任何意义一样，身体上的每个器官单独拿出来没有任何意义。正因为此，按照中医的理论，人之所以会得病，不是人某一个器官发生了病变，而是人整个身体的机能发生了紊乱。这个时候需要做的不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通过辨证施治，恢复人的身体机能。
古代医学书籍中曾经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妇人，常有腰背疼痛并伴有畏寒发热，名医淳于意诊断属于“内塞”，病因是由于“欲男子而不得”所致。清代也有因10年未过性生活以致有神经症表现的男人，名医徐灵胎的处方是“命与一妇人交”。所以，在中医看来，所谓的病证不是病毒侵入了人的身体，而是阴阳失衡。上面这两个例子中的女人和男人，是因为长期没有性生活而导致了阴阳失调，内分泌紊乱，才表现为一系列的外在症状。而对于这种病的治疗，不是用一种物质（如抗茵素）来消灭另一种物质（如细茵），而是要通过男女之间的交配达到阴阳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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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身体的不同理解，造就了中医和西医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在一定程度上又体现了“知识”和“智慧”的分野。
对西医而言，是想把医学发展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寻找的是治疗疾病的普遍法则和药物。所以，西方在解剖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是细菌理论和病毒理论，他们热衷的是寻找和研究病毒，重视的是在显微镜下观察病毒的活动。而在药物学方面，西方的医学重视“提纯”，即寻找和创造对付这些病毒细菌的“天敌”。一旦“提纯”出灭掉某一个病毒细菌的药物，就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了。正因为此，西医在今天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巨大学科，包括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细胞学、分子解剖学等五大学科。因为重视实验，强调观察，注重分析，西医的科学性在全球范围内也越来越受到认可。
但对中医而言，医学从来不是作为一门科学而存在的。因为在中医的眼中，人的身体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场”，对于人体健康真正具有意义和影响的，不是这些器脏的实际结构，而是其相互之间的功能关系。其中蕴含着诸多“阴阳不测谓之神”的秘密，根本无法找到对每个人都适用的医学规律，也无法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正因为此，中医没有细菌理论，但却讲究寒热、虚实。中医没有把导致疾病的原因归结为某种单纯的病原体，而是将其看作是身体各机能关系失衡的结果。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说的那样：“阴盛而阳虚，先补其阳；后泻其阴而和之。阴虚而阳胜，先补其阴，后泻其阳而和之。”正因为此，中药的配制和西药的使用方法完全不同，它不讲究“提纯”，而是重视“配伍”，即因地、因时、因人、因症而不断地调整配方，使阴阳有变而无定法。所以，很多研究中医的西方人试图通过分析中药中的化学成分来探究中医治病的原理，往往是无功而返。因为中医中根本就没有“以不变应万变”的药方，视野中更没有一模一样的病人。想要在里面找到“一劳永逸”的治疗方法，简直是痴人说梦。
蠢猪式的军事家
微乎其微，至于无形，神乎其神，至于无声，能为敌司命。
——《孙子兵法》
春秋时期，宋国的国君襄公向来主张以德治国，推崇仁义。但就是这样一位仁君，历史却送给他一个绰号——“蠢猪式的军事家”。为什么呢？因为他将治理国家的原则用于了领兵打仗，最终导致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韩非子的寓言集《外储说·左上》中是这样记载的：
宋襄公和楚国大军在泓水之滨交战。宋兵已经列好阵势，楚军还未渡过河来。这时，宋国右司马购强疾步向襄公献策说：“楚军多而宋兵少，请大王趁楚军正在过河，尚未列队，下令发动攻击，那他们必败！”宋襄公说：“我听君子讲：‘交锋时，不再杀伤已经受伤的对手；取胜时，不擒获头发斑白的敌人；人处于险地，不投石下井；人处于困境，不逼他走投无路；不进攻尚未列成阵的队伍。’现在楚军尚未完全渡河，我们发动攻击，是有害仁义的行为。让他们全部渡过河，列好阵势以后，再鸣鼓挥兵进击。”右司马听了，劝道：“您这是不爱护我们宋国的百姓，自己的国家受到损害，还有什么仁义可谈呢！”宋襄公恼羞成怒，呵斥道：“再不返回队列中，我就要执行军法了！”右司马购强只好回到队列中。等到楚军全部渡过河来，列好阵势，宋襄公才下令鸣鼓进击。结果宋兵被打得大败，宋襄公的大腿也受了重伤，三天之后就死了。
历史往往是无情的。战争，尤其是古代社会中那些为争夺统治权力而互相厮杀的战争，总是要彻底撕掉那块“仁义道德”的遮羞布，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展示于世。于是乎，恪守“军礼”信条，奉行“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原则的宋襄公被不讲信义且又实力强大的楚军打得落花流水，大败亏输，成为战争舞台上的失败者。
战场估计都是小人的天下，是一个把“恶”赤裸裸地表现为“恶”的场所。难怪马基雅弗利说“政治无道德”。在这里讲道德，简直就是迂腐。《资治通鉴》载：公元前340年，商鞅帅秦兵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昂率兵迎敌。商鞅当年曾在魏国效力，与公子昂相交甚厚。于是商鞅派人遗书于公子昂：“我原来和公子您是至交，现在却是各为其主，兵戎相见，实在不忍。我很想和公子您见面谈一谈，最好能把手言和，互相罢兵。这样做不仅不伤害我们之间的情谊，对魏、秦两国的百姓也是有好处的。”
天真的公子昂竟然相信了，毫无戒备地渡过黄河来与商鞅相会，盟誓以后，把酒言欢。而这时，埋伏在营帐内的甲士在商鞅的暗示下一涌而上，将公子昂活捉。就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打败了重情义的君子。胜者为王败者寇，这就是战争所带来的强权逻辑和霸道哲学。齐鲁之乡的宋襄公以仁义治国，本是一件令人尊敬的事情。可惜，他将自己的原则过分放大，用其指挥战争，最终遭人诟病，授人以笑柄。公子昂何尝不是如此？重情谊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把情谊用在了不合适的场所，才遭了商鞅的暗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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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估计是最能暴露智慧的地方了。因为战争的双方并不处于单向制约的因果关系中，而是处于彼此消长，相互转化的博弈关系中。而且，这种对抗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生，要么死，没有别的选择。当你在战争中失败，必须接受“死”与“亡”的现实，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正所谓“兵凶战危”。生死存亡的危机感让一切现成的理论、方法和规则都不再起作用，而必须随机应变，相时而动，顺势而行，做到“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正因为此，那些著名的兵法思想从来不会教你现成的军事理论，而总是带你入境，去体会那种“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紧张局势。
比如，《孙子兵法》就是一部处处洋溢着战争智慧的军事著作。但是，你如果翻开这部古书，就会发现：它其实并没有教给我们任何克敌制胜的具体战术。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也许很简单，兵法本身只是带我们进入战争智慧的“抓手”和“敲门砖”，而不是现成的理论和教条。正如《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微乎其微，至于无形，神乎其神，至于无声，能为敌司命。”也就是说，真正高明的将领不会迷信任何现成的理论，不会把任何法则当作万能钥匙，而是在当时的局势中，在敌我双方所展开的博弈互动和转化中随机采取相应的战略。不如此，就无法做到游刃有余，左右逢源。
这才是兵法传授给我们的智慧，即什么也不要迷信，即使是兵法，它也仅仅是一个梯子，当我们登着梯子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就应该把梯子抛弃。正如一位研究《孙子兵法》的资深专家曾经说，《孙子兵法》是两张面孔：一张面孔看似说了很多，另外一张面孔又是看似什么也没有说。确实如此，翻开一张面孔，我们细细体味，就会发现里面蕴含着无法穷尽的大智慧；而翻开另外一张面孔，却是如此地不实用！它无法像科学知识那样拿过来直接运用，对现实无法进行具体的指导。也正因为此，《孙子兵法》真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有很多人靠兵法打赢了很多战争，但更多的人则是受了兵法的拖累打败了战争。原因很简单，那些战败者把智慧当成了知识，把《孙子兵法》当成了教科书，把“阴阳不测谓之神”的“神”理解成了无往而不利的规律，哪里有不打败的道理？真是成也兵法，败也兵法！西施一笑，风情万种；而东施效颦，则是丑态百出。韩信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扭转败局；马谡凭借孤山，逞匹夫之勇，结果是全军覆没。
知识可以复制，而智慧却不能照搬。佛家讲，你要放下，就连“放下”的念头也要放下。兵法何尝不是如此？你也要放下，最后连兵法也要放下。
一部治人的兵法
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
——《鬼谷子》
在中国的文化典籍中，除了那部令世界瞩目的《孙子兵法》外，还有一部治人的兵法。这部治人的兵法，就是素有“谋略之大全”之称的《鬼谷子》。这是一部专门研究社会政治斗争和谋略权术的书。如果说《孙子兵法》是博弈思维滲透到战争领域的产物，那么，《鬼谷子》则是博弈思维滲透到人际关系和外交策略中的产物。
《鬼谷子》一书据说为一个名为鬼谷子的人所作。鬼谷子，姓王名诩，春秋时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鬼谷子本人并没有在历史舞台上出现过，有的学者考证，历史上根本没有此人。鬼谷先生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鬼谷子》这本书，还有他的那两个叱咤风云的学生——战国时期的纵橫家苏秦和张仪。
同《孙子兵法》一样，《鬼谷子》研究的也是人的生死存亡问题。只不过，这里所说的生死存亡，已不是战场上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战争，而是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关系。在《鬼谷子》看来，不能在人际交往中做到左右逢源，得心应手，照样是一件危及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鬼谷子》开篇就说：“粵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知存亡之门戶。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戶。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变化无穷，各归其所：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驰或张。是故圣人守司其门戶，审察其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
那么，如何“守司其门戶”呢？也就是，在人际交往中取得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呢？《鬼谷子》告诉我们：这里的关键仅仅是一张嘴。“口者，心之门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皆由此门戶出入。故关之以捭阖，制之以出入。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
由此可见，所谓“心之门戶”者，口也。正是这一张翕动不已的嘴巴，不仅表达着人的思想和情感，而且体现着人的智慧与才能；它不仅是“心之门戶”，而且是“存亡之门戶”。别小看嘴巴的一开一合，里面确是布满了玄机和奧秘，运用好了就能如鱼得水，运用不好则处处被动。正如我们平常所说的：“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在鬼谷子看来，嘴巴张开说话是“阳”（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嘴巴闭上不语则为“阴”（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那么，如何把握说话的艺术，就不仅体现着生存之技巧，而且体现着宇宙之规律！于是，说话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外交辞令的问题，它必须被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研究，其基本精神不是别的，正是大干世界中生生不已的辩证规律——阴阳。
正因如此，鬼谷子才将“捭阖”由嘴巴之开合上升为天地之开合，并直接上升为阴阳之间的不测运动。“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只有掌握了这种阴阳变化的“几微”，才能够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机，针对不同的对象，制定出不同的游说方案；并在游说的过程中，依照对方的反应而做出合理的调整：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何事应该明说，何事应该暗说；对谁应该晓之以礼，侃侃而谈，甚至耸人听闻，大说特说；对谁应该动之以情，娓娓倾诉，甚至苦苦相求，似说非说……其结果，便是大惊大喜，大开大合，阴阳无常，变化莫測；其结果，便是“可以说人，可以说家，可以说国，可以说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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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政治家霍布斯曾经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人和人之间就是狼和狼之间的关系。200年以后，法国哲学家萨特也说：他人就是地狱。可见，人和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仅仅在兵戎相见的战场，而是隐匿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竞争，就有斗争，只不过这种竞争比较含蓄，斗争比较内敛，看不见刀光剑影，听不见人喊马嘶。但有时候，不流血比流血更可怕，人仅凭一张嘴就能杀人于无形，挫敌于千里之外。你还没有看见真正的敌人在哪里，你已经身首异处了，这才是真正让人恐怖的地方。海德格尔曾经比较过“怕”和“畏”两个词的不同：“怕”的对象总是在眼前，比如眼前有一只老虎；而“畏”却没有让我们“畏”的对象，它只是一种气氛，一种恐怖的环境，好比我们看一部恐怖片，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害怕。
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引起了高度的重视，但解决的途径却是天壤之别。面对人性险恶的一面，西方人发明了法律。用法律来约束人，你有“坏心思”不要紧，但你千万别付诸行动，否则法律就会制裁你。这叫“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所以，西方人都在按规矩办事，按常规出牌，根本就没有“谋略”的藏身之地。而中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文化总是相信人是善良的，对于人性中的缺憾，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强制，只要我们自己学会“日三省吾身”，就能弃恶从善，做一个好人。中国人对人性太有信心了，太注重人的自觉了，结果在现实生活中却走向了反面：规矩（法律）的缺失，造就了谋略的横行和人性的虚伪。正如《鬼谷子》中那句点睛之笔：“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
政治无道德
如果一个人完全遵守德行去行事，不久就会遭逢不幸，家破人亡。
——马基雅弗利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向来以仁义著称，世称“刘皇叔”，“侠义播于四海”而得民心，成就了大业。他由一个市井小民直至一代仁君，其过程是艰难曲折的，但他始终牢牢记住了“仁者无敌”、“得民心者得天下”、“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的道理。就在刘备集团被曹军打得大败，“弃新野，走樊城，败当阳，奔夏口”落荒而逃的途中，刘备还念念不忘人民，每次议事，以民为先，携带十数万民众一同转移。危急时刻宁肯自己投江而死，也不连累百姓受苦，其仁心仁德，足可惊天地而泣鬼神。
刘备的仁德之心还通过人民之口而广为传颂。徐母责子骂曹而盛赞刘备，称刘备“仁义布于四海”及刘备是“得其主”，归曹是“弃明投暗，自取恶名”。这些话，不乏褒扬美化刘备之辞，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刘备宽仁爱民，深得民心，农民刘安甚至杀妻以食刘备。这与曹操因疑而滥杀其叔吕伯奢一家数十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正因为如此，刘备才有着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人格魅力，能吸引一大部分高超人才为他拋头颅，洒热血。他对人才的爱护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刘备46岁才得到的宝贝儿子，却为了赵云可以完全扔向冰冷的地面。甚至，刘备的人格魅力连敌人都会为他折服：曹操说：“天下英雄唯吾与使君。”明知关羽杀了颜良文丑，袁绍还是舍不得杀他。刘表听信谗言，提剑要杀刘备，走到一半，还是觉得“玄德必不负我。”周瑜对孙权说：“要是只有刘备，荆州就借给他，可是现在他身边有个狡诈奸险的诸葛亮，荆州就不能借。”
就是这样一个如此“仁义”的人为何不能统一天下，却病死在白帝城呢？为什么蜀国在三国鼎立中最先倒塌呢？原因还是这两个字——仁义。关羽死后，刘备悲痛过度，念念不忘的是桃园结义之兄弟情谊，一味地想着报仇，而不去研究新局势、新问题，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更不纳诸葛亮、赵云等人顾全大局的肺腑之言，率兵70余万攻打东吴，结果犯了兵家大忌，被陆逊在夷陵火烧连营八百里，几乎全军覆没，最后败走白帝城，刘备也在悲痛和悔恨中郁郁而终。至此，蜀汉元气大伤，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说的：“益州疲惫，此乃危急存亡之秋也。”更为严重的是，刘备的贸然举动基本上毁灭了当年诸葛亮隆中对策时制定的宏伟战略蓝图，成为蜀国衰弱，乃至灭亡的预演。
刘备因诚恳厚道而得以招揽数位有能之士及获取他人敬仰，正如他所说：“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但他又过分地注重仁义情理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的智慧和才能是绰绰有余的，但性格上的缺陷还是时时刻刻、或早或晚地阻碍，限制了他的发展及进步，最终造成大业晚成，甚至是穷其一生都未能实现霸业。
感情意气拯救了刘备，也毁灭了刘备。也许，从关公走麦城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刘备命将休矣。他靠仁义得天下，最后又因拘泥于仁义而失天下，正所谓：“成也仁义，败也仁义。”仁义最终还是成了刘备的软肋和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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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外交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弗利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政治无道德。他认为，政治包括国际政治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争权夺利的斗争，与公正、仁慈等道义原则无涉。因此，政治的统治手段和措施应该同宗教、道德和社会影响完全区别开来，除非它们直接影响到政治决策。一项决策是否过于残忍、失信或不合法，在他看来是无足轻重的。马基雅弗利不仅将宗教与政治法律分开，而且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分开。“政治真理要发展，就必须首先抛弃自己两个伙伴——神学与伦理学”，因为“讲道德和搞政治不是一回事”。“所谓道德，不过就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品质。道德和伦理的善，不过是实现物质成就或权力地位等世俗目标的手段……神学和伦理学都是政治的工具，而政治就是利用一切工具达到目的的实践的艺术。”
按照马基雅弗利的观点，“政治”成为“公共领域”的同义词，“道德”则被划归于“私人领域”，二者间形成了一种通过与对方的对立来反衬自己的“镜像”关系：一个人成为一个好的统治者意味着他必然被私人领域的标准定义为一个恶棍；而若将私人领域的行为准则运用于公共领域则无啻于自取灭亡。他指出：运用力量和权术，不必受道德的束缚。合乎道德的事自然受人赞扬，但是，在政治上，不须问什么是正当，什么是不正当。只应问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有害的。当合乎道德的事有害于国家利益和君主个人安全时，就不应去做。当不道德的事对国家和君主有利时，都应毫不犹豫地去干，不要有什么顾忌。“如果一个人完全遵守德行去行事，不久就会遭逢不幸，家破人亡”，马基雅弗利说，“做人君的如欲保持地位，必须知道怎样去行不义。”
智慧来自于无知
为学日久，为道日损。
——老子
知识是认识自然的理论，而智慧则是对于人自身的洞察。知识的增长有时候无助于这种洞察，甚至有时候还会阻碍、干扰这种洞察。正因为此，很多伟大的哲学家都将“知识”与“智慧”旗帜鲜明地对立起来，以求沖破知识的牢笼和枷锁，获得对自身生命的深深体悟。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为学日久，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在老子看来，为了成为文明社会中的一分子，我们自从呱呱坠地那一刻开始，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学习活动。从牙牙学语到一字一词，从言谈举止到道德规范，我们的脑子逐渐地接受许许多多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又相应的指挥着我们的行为。就这样，我们的“后天”一天天地在巩固，一天天在强大，而我们的“先天”却一天天的被深藏，被遗忘。
因此，学者，看似有益，但却暗含着不益。道者，虽看似飘渺，但却有真正受益。没有所学，就谈不到何谓所损。万物本就对立存亡。学的越深，受到的束缚可能就越大。受到的束缚越大，我们就可能在重大的选择面前瞻前顾后，坐失良机。打一个比方，你身上的东西越多，你放下就越不容易。放不彻底，也就看不清世事。
在金庸的著名小说《倚天屠龙记》里，有一个张三丰教张无忌学习太极剑的片断。这一段描写得非常精彩，充分表现了金庸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深深体悟：
张三丰一路剑法使完，竟无一人喝彩，各人尽皆诧异：“这等慢吞吞、软绵绵的剑法，如何用来对敌过招？”转念又想：“料来张真人有意放慢了招数，好让他瞧得明白。”
只听张三丰问道：“孩儿，你看清楚了没有？”张无忌道：“看清楚了。”张三丰道：“都记得了没有？”张无忌道：“已忘记了一小半。”张三丰道：“好，那也难为你了。你自己去想想吧。”张无忌低头默想。过了一会，张三丰问道：“现在怎样了？”张无忌道：“已忘了一大半了。”
周颠失声叫道：“糟糕！越来越忘记得多了。张真人，你这路剑法很是深奧，看一遍怎能记得？请你再使一遍给我们教主瞧瞧吧。”张三丰笑道：“好，我再使一遍。”提剑出招，演将起来。众人只看了数招，心下大奇，原来第二次所使，和第一次使的竟然没一招相同，周颠叫道：“糟糕！糟糕！这可更加叫人糊涂啦。”张三丰画剑成圈，问道：“孩儿，怎么啦？”张无忌道：“还有三招没忘记。”张三丰点点头，收剑归座。
张无忌在殿上缓缓踱了一个圈子，沉思半晌，又缓缓踱了半个圈子，抬起头来，满脸喜色，叫道：“这我可全忘了，忘得干干净净的了。”张三丰道：“不坏！不坏！忘的真快，你这就请八臂神剑指教罢！”说着将手中木剑递给了他。张无忌躬身接过，转身向东自道：“方前辈请。”周颠抓耳搔头，满心担忧。
在这里，以太极剑对敌，并非每招均须按照原招式，不可有所变化；更非按顺序一式接一式，三环套月必继之以大魁星。只要把握住剑法精神及要诀，审视对敌情况，机动出招，或每招加以变化，或一招中含二三招变化克敌制胜而已。正如书中所说：“要知张三丰传给他（张无忌）的乃是‘剑意’而非‘剑招’，要他将所见到的剑招忘得半点不剩，才能得其神髓，临敌时以意驭剑，干变万化，无穷无尽。倘若尚有一两招剑法忘不干净，心有拘囿，剑法便不能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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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至理，殊途而同归。老子所说的“得道”也好，张无忌学太极剑也罢，都在说明“破”的重要性。唯有破除知识的成见，才可能有鲜活的智慧。佛家讲“转识成智”，即是此意。就此，老子在《道德经》第十章就一个人是否“得道”列了四条标准：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营，客观存在，魄，主观意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要统一起来，而不分离。能不能做得到？
“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专气，在客观存在及其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决策并采取行动。致柔，做到完全遵循时势的变化发展，随其自然地做出选择。婴儿，最能做到无知、无欲、无为，是完全随其自然地做出选择的典范。在客观存在及其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决策并采取行动的时候，像婴儿那样，保持无知、无欲、无为的心态，完全随其自然地遵循着客观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而做出选择和行动。能不能做到？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玄览，头脑中各种各样的观念、观点、意识、认识、欲望、希望、知识、经验、教训等等，这些都可能会成为遵循“道”这个变化创造过程而行动的障碍或垃圾。把头脑中的上述这一类的各种主观意识杂念，清除得干干净净，绝不留下任何残渣余孽。能不能做到？
“明白四达，能无知乎？”意思是说，在探明事理的时候，大脑保持无知、无欲的纯净状态。无知，就是不把自己的所知所识当作绝对的真理，而是以完全客观，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永远像事情第一次遇到的情景一样去对待眼下所发生的一切事实。能不能做得到？
这种“智慧来自于无知”的观点虽然偏激，但不乏深刻之处。为什么人类成长最快的时候是在年轻时代？为什么大多数人出成绩是在40岁之前？除了生理上的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那个时候的“无知”。“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所谓“不惑”，就是不再无知了，所谓知天命，就是连老天爷的事情都知道了。因此也就给自己套上了一具重重的“知识枷锁”。向东吗？不行，据我所知，东方有一座高山，向西吗？不行，我知道西边有一条大河。跑快些吗？不行，知识告诉我们，跑快了会摔跤的，而且可能会摔死。
世界上的知识是学不完的。每个人的知识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对其他多数知识的无知有时候恰恰正是我们很多乐趣的根源。一个最简单的生活中的例子是：很多人喜欢吃醋，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醋的酿造过程。如果你有幸去酿醋厂去看一看，我相信在一段时间内你是吃不下去醋的。我一个学医的同学告诉我说，他从来不去欣赏什么人体艺术，因为他只要看到人体，首先想到的就是解剖台。
人生有涯，而知也无涯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老子
我们前面曾提及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一个“圆圈悖论”。知识就是一个圆圈，里面是你知道的东西，圆圈外面是你未知的领域。你知道的东西越多，圆圈就越大，而外面未知的领域也就越多。
在中国古代，庄子也曾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即“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意思是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知识是无限的。人穷其一生，也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都学完，都能领悟。
但是，尽管芝诺和庄子说了近似的话，但二人的潜台词是不一样的，所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芝诺的“圆圈悖论”在于表明，知识是无限的，知道的越多，不知道的也会随之增加。因此，人应该将自己有限的生命同无限的真理联系在一起。而真理的无限昭示的是造物主的神奇和上帝的伟大。对于个体而言，唯有朝向上帝，才可能使自己有限的生命获得无限的意义。
而对庄子而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则在于表明：世界上的知识是学不完的。你学的越多，不知道的也就越多，你就越困惑。人生的痛苦根源之一，就是人已经陷入了知识的汪洋大海不能自拔。以至于人生在世，困惑的多，醒悟的少。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越来越清楚，对自己的体悟却越来越模糊。因此，与其劳心费力地向外追求知识，还不如回归自身，体悟生命。向外追求，还不如向内超越；保持高昂的求知欲，还不如在“无为”的心境下多体察人心。人生的真谛不在于疲于奔命地作加法，而是要“损而又损”地做减法，当损之无物可损，退到无处可退时，人之本心和道之澄明就会一起向我们显现。唯有“绝学”，才能真正地“无忧”。所以老子说：“不出戶，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意思是说，行道（按照自然规律行事）之人，足不出戶，可以知道天下事。不望窗外，可以见宇宙。不行道之人，走得越远，知道得越少。所以行道之人不行也能知，不见也能明，不为也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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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我们确实陷入了知识的汪洋大海而不能自拔。更为甚者，知识及科学技术在根本处已经塑造了我们的生活，特别是随着今天社会分工的细化，知识分类学的发展，每个人好像只能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而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全才”。据统计，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成果是集体合作项目的在获奖总数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科学领域内的“骑士时代”和“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已经成了昔日的回忆。正如贝尔所说：“自然哲学在17世纪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后来却分成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等自然科学。19世纪的思辨哲学产生了社会学、心理学、数理逻辑、符号逻辑、分析哲学等。在今天的任何一个领域，新问题都会造成更进一步的专门化：化学曾经被分成分析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和物理化学，最近一种报表上又细分为碳水化合物化学、留类化合物化学、核化学、石油化学和固体化学。”现代知识之树，真可谓盘根错节、枝繁叶茂。对此，海德格尔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各门科学千差万别。它们探讨对象的方式根本不同。这许多支离破碎的学科，在今天只是被各大学科系的技术组织维系在一起，并且只是靠各学科的实际应用目的而保持其意义。反之，各门科学的根株在其本质深处则已经死亡。”
伴随着知识的爆炸，信息也开始泛滥成灾。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今年2月25日曾有一篇题为“迷失在信息洪流”的报道。该报道说：“18个月前，消费品出口商香港利丰公司网站每天的信息流大约为100GB，现在这个数字翻了10倍。可以看到，今天世界上的信息数量正以恐怖的速度递增。根据一项统计显示，人类2005年创造的数据是1500亿GB，2010年可能创造12000亿GB。一些行业已经开始享受到数据增长的好处，但人们更担心有一天自己无法控制这些数据。商业、政府、科学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已经显现数据泛滥的前兆。选择何时限制数据流、何时鼓励人们学习管理数据流已成为当务之急。”
信息时代来临，我们着实被它光怪陆离的景色迷住了。我们感到了便捷，我们感到了拥有和充实，我们感到了游戏的乐趣……。然而，当一切的一切都倦怠之后，我们蓦然发现，它能够给予我们的远远不止这些，还有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们却不像我们当初感受到的那样惬意。信息确实是一把“双刃剑”，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古代先知早就有言在先：“过犹不及。”信息同样不能例外。过去我们遇到的问题是选择机会的匮乏，今天则是选择尺度的丧失。现在的人们在过剩的信息面前能够感觉得到的也许只能是望洋兴叹，无所措手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