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次淳，1902年4月4日出生于遂川县瑶厦乡西庄村一个农民家庭。他是家里的长子，他还有三个弟弟。由于家境贫寒，王次淳失去了求学的机会，随父种田，打肩挑生意，挑起维持全家八口人生计的担子。贫苦生活，加上长期的亲身体验，受到地主豪绅的压榨，让他从小产生了强烈的阶级仇恨，他渴望着能够推翻那个极为不公的社会，让与自己一样的千千万万的农民过上当家作主的生活。
1925年，受“五卅惨案”感染的遂川大地上奏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序曲。王次淳受西庄人民的委托，来到吉安探望在吉安六中读书的王遂人并打听消息。他在吉安亲眼见到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亲眼见到王遂人带领一班纠察队员，冲进洋货店里，愤怒地把那些剥削中国人民的洋货，打得粉碎，抛进赣江。王次淳眼界大开，心胸豁然开朗，热血滚烫起来，也兴奋地投入其中。随后他满怀信心回到西庄，向群众讲述所见所闻，鼓励西庄农民也积极投入其中，“洋鬼子杀害我们的同胞，惨无人道！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反抗，像王遂人他们一样，就能讨回公道！乡亲们，各地都在积极支援‘五卅’，我们西庄村决不能无动于衷啊！”西庄穷苦人民心中顿时燃起了斗争的火花。
1927年5月，国民党右派分子，乘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势，血腥镇压农民运动，遂川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进步群团组织被迫停止了活动，革命左派、中共党的领导人被通缉。随着领导中心的转移，王次淳离开了家乡，去万安参加了遂万农民自卫军，担任交通员，不久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从此，他以做肩挑生意为名，来往于遂川万安两县之间，名为做买卖生意，实为革命斗争侦探情报、传递信息。
一次，他与王佐农一起，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而得知伪县政府要对被关押的共产党员罗鸣凤、蒋世良等下毒手。闻此消息，他万分焦急，赶紧挑起担子急步赶往万安县。不料途中却遇到了伪县政府的眼线，他们拦住王次淳盘问道：“你是干什么的？”王次淳虽心里万分焦急，但还是镇定地答道：“我是送货的。”敌兵满是狐疑地上下打量着他，大声追问道：“你看你形色匆匆，怕是个给共产党报信的吧！”接着指着王次淳挑的担子问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倒出来给爷瞧瞧。”王次淳只得放下肩挑，打开担子给他们看，只见那两个敌兵左翻翻，右拣拣，一阵阵好是磨蹭……王次淳眼看时间来不及了，怕耽误了回报情况时间，便急中生智，对那两个敌兵大声喝道：“实话告诉你们，我这是给县政府谢书记送东西，你们再这样磨蹭，耽误了我送货时间，谢老爷子要是怪罪下来，看你们谁担待得起！”两个敌兵怕担不起责任，赶紧放他走了。这样，王次淳及时向党的负责人及农军汇报了情况。7月29日，遂万农民自卫军机智奋勇攻入遂川县城，打开监狱，救出了罗鸣凤等一批共产党员。
1928年1月，王次淳听到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攻克了遂川城的消息后，即速回到了遂川县城，帮助毛泽东开展遂川的工作。8日，他参加了毛泽东亲自在天主堂召开的党员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共遂川县委，陈正人为书记，他为委员，从此，王次淳在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井冈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成为职业革命者。他参加了赤卫军，随军下乡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筹款子，帮助建立政权和武装。
1月24日，是遂川县人民大喜的日子。近万名工人、农民、商人及各界群众组织代表，聚集在李家坪广场，参加庆祝“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王次淳在会上被宣布为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一个普普通通的泥腿子当上了县长，这深深鼓舞了老百姓革命信心。会上，王次淳这样鼓励着百姓：“乡亲们，我是一个穷苦的农民，从小受着地主的压迫抬不起头来，当上遂川县长，我以前想都不敢想，因为以前我们穷人做不了主啊！现在，毛委员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这里，帮助我们去除地主的压迫，让我们能够当家作主，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革命，让我们能够彻底地翻身！”话音刚落，台下便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
王次淳的出生以及他从小强烈的阶级仇恨注定他将是一个认真负责、组织性和斗争性强烈的县长。于是，他上任后，没有辜负百姓的期望，认真推行“遂川工农兵县政府临时政纲”规定的条款：给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参与管理政权的权力，准许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宣布废除、焚毁契约借条，停止偿还地主的欠租欠债。他号召农民尽快组织农会，工人尽快组织工会，各地组织地方暴动队，向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清算斗争。
2月4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遂川，回师井冈山，王次淳偕政府机关随军迁转黄坳、下庄、茨坪等地办公，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作。
王次淳每每以身作则，亲自做一些累的活。他带领县工农兵政府干部办农业，尝试种植一些以前农民不种或少种的农作物品种，亲自下地同农民劳作，播种、灌溉、除草……古人曰：“其身正，不令而行。”“风正一帆悬”，在王次淳的带动下，干部和农民劳动激情不断高涨。他还很注重各行业的综合发展：办工业，重视发展日常用品生产工业以及军事工业；办商业，他鼓励一部分从事部分农业之余的有时间的农民办商业，将商业与工业结合起来；办人民武装，号召群众加入到武装队伍之中并勤于操练，不断鼓舞人心；办文化教育事业，重视教育工作，鼓励群众将在自己的孩子送往学堂念书并经常教育孩子们要从小学好文化知识。一次，他恰巧碰到一位母亲不让自己的儿子上学，他赶紧走过去。“王县长好。”那位母亲认出了王次淳。“大妹子你好。”王次淳说得很温和。接着他抚摸着孩子的头，对那位母亲语重心长地说道：“大妹子，孩子上学可是件大事啊。我是穷苦农民出身，小时候没机会上学，后来在工作中感觉十分吃力，我现在也都在抓紧时间尽量学习啊。知识是能够改变命运的，上了学才能让孩子将来更有出息，这对我们穷人更是如此啊！”听了这番话，那位母亲深深地点了头。
1929年1月，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新的根据地，王次淳奉命随军下山，派往新的地方工作。7月任于都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不久调赣西南政府工作。1930年冬天，红军独立七团建立后，调七团任经济委员、军需处副处长，负责其全军物资生活供给的重任，他为了保证军需，精心筹划，不怕牺牲，不计得失，在战火滔天、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率先闯入战地收缴战利品，并组织“筹款委员会”深入敌占区调查研究，开展打土豪筹款，保证了部队物资生活的需求。、
1931年8月，由于党内肃反扩大化的影响，他被诬陷为“AB团”分子而被捕。监禁期间，受尽了各种肉刑之苦，但他始终对党毫无怨言，坚持实事求是，相信党会把事实搞清楚。10月份，因“肃反运动”扩大化，王次淳不幸牺牲于永新县西门外，时年29岁，建国后被追为革命烈士。
岁月的雨，洗刷斑驳的往事，却洗不掉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岁月的风，吹落恍惚的记忆，却吹不走革命英烈那永垂不朽的身姿！王次淳的名字会在岁月的风雨中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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