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民族资本获得了喘息机会，企业经济呈现出上升趋势。经济的发展，需要大批职业技术劳动力，而当时的国内学校培养的技术人员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国内教育在职业教育上仍然非常落后。特别是新学制颁布之前的国内中学，四年制的中学教育模式，根本不可能为学生提供充裕的职业技能训练时间。这样的学生毕业之后，必然与社会现实所需之间存在一层厚厚的隔膜。
社会急需大量工商业人才，而学校现行教育体制根本无法造就这样的人才，本应该乘同一条船的工商业和学校教育却成了陌路人。国家积贫积弱，能够获得中学教育已经不易，但是，当时青年学生从学校毕业即失业的状况触目惊心，受过高等教育后仍然失业的亦充斥街头、屡见不鲜。他们成为当时游荡在社会上毫无一技之长的“高等游民”，黄炎培曾以“比比皆是”来形容失业学生之多。
当时社会上也有一部分实业学校，也不过是在原有课程之外，再加上数册农业、商业教科书而已。即使如此，实业学校的毕业生也不肯从事下层工作，“毕业于学校，失业于社会”，成了当时学生就业状况的真实写照。这部分人的饭碗问题不解决，既是对他们接受的宝贵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更是中国教育脱离现实社会误入歧途的明证。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蔡元培先生的极大忧虑。1916年，蔡元培在江苏教育会演讲“中国教育界之恐慌及其救济方法”，他在演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教育界的一切恐慌问题，归根结底都来自于毕业生在社会上的毫无出路。
如此严峻的社会问题，总需要有人来解决。黄炎培、陶行知、张謇等人，在时代洪流面前，走到了职业教育的前沿。
黄炎培，1878年生于江苏川沙县（今上海市）城关镇，他在整个民国职业教育运动史上处于执牛耳之地位，民国时期最系统的职业教育思想，最广泛的职业教育学校创办，都是他一手缔造的。1907年，黄炎培在家乡川沙创办了浦东中学，自任校长。该校在创办之始就以教育学生掌握实用技能为目标，当时国内实用教育最著名的学校是张伯苓在天津创办的南开，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黄炎培的浦东中学已经发展成为与南开中学齐名的学校，国内时有“北南开，南浦东”之美誉。1914年，因为不愿意为江苏督军张勋的母亲祝寿，黄炎培辞去了江苏省教育司司长职务，深入民间考察教育现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
早在1913年，黄炎培即在《教育杂志》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倡导实用主义教育，实际上奠定了其以后职业教育的思想基础。对于当时国内教育的乱象，黄炎培在一次讲话中说：
中国读书人，顶怕用手，除掉写字和穿衣吃饭上茅厕以外，简直像天没有给他生出两手似的。在糊里糊涂中，把社会分做两下：一是号称士大夫，是死读书老不用手的；一是劳动者，是死用手老不读书的。好罢，吾们来矫正一下。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个并起家来。要使人们明了，世界文明是人类手和脑两部分联合产生出来的。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社会给民国教育家们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1915年，中国实业界组团考察美国，就在这个考察团中，后来成为职业教育领袖的黄炎培以随团记者的身份出访。在美国考察的数月里，美国教育服务社会的模式给中国考察团成员带来巨大的震撼。尤其是黄炎培，对美国25个城市的52所各级各类学校均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在专门采访了爱迪生之后，他对美国科技的发达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这促使考察团反思国内实业教育的陈腐和滞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也激发了他对国内职业教育改革的热情。美国考察之后，他感慨万千，深切体会到不能不以职业教育为方今之急务。此时的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在国内实施职业教育了。
两年之后，黄炎培受到教育部委托，考察日本和菲律宾。这次考察对于黄炎培而言，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中国毕竟与美国在地缘上相距甚远，科技严重滞后于美国倒也不易伤了国民自尊，日本和菲律宾则完全不同，这两个国家都曾像中国一样备受西方列强侵略，也都在效仿西方国家推行社会教育改革，姑且不说日本在迅速崛起为东方强国，就连一向落后的菲律宾也能够因为推行职业教育，社会状况大为改观，所谓市无游民，道无行乞，国多藏富之源，民有乐生之感。这种状况大大刺激了民国教育家们的自尊心，职业教育改革已经成为教育家们救国图存的良方，他们高呼“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推向全国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1917年5月，由黄炎培发起、联络全国各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张伯苓、蒋梦麟、严修等社会各界名流共48人，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并发表《中华职业教育宣言书》，这在学界被认为是黄炎培个人职业教育思想形成的标志。第二年，黄炎培在上海一片蔓草丛生的贫民区——陆家浜，创办了著名的中华职业学校，把多年来形成的职业教育思想理论运用于实践活动，提出了“劳工神圣”和“双手万能”的口号，黄炎培别出心裁地设计以“双手万能”作为该校校徽。这所职业学校实行全日制职业教育，工科、商科分为初级、高级两级制，学生学习年限为3年。除工、商科之外，另设置五年一贯制，初级、高级共5年。学校各科设置课程全部分为三类：一是职业专门学科，二是职业基本学科，三是普通学科。学习课程特别强调基本职业技能的训练，实习课程占据较大比重。中华职业学校从创办到新中国成立前，毕业生达到8000多人，这对推动当时国内的职业教育发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之后，国内掀起职业教育高潮。1922年，新学制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地位，按照规定，实业学校正式更名为职业学校，所有小学都增设职业准备教育，初中开设职业科目，高中实行农、工、商等职业专科，大学以及职业专门学校开设专修科目。有了新学制的保障，职业教育在国内的普及获得了巨大进展。1918年，全国共有职业学校531所；到了1921年，全国增至719所；仅仅一年以后，全国职业学校已经增至1209所；到了1926年，中国职业教育达到了最高峰。
女子职业教育发展状况也许可以更好地为我们透视当时国内职业教育的成就。1918年，教育部明确表态，表示支持女子职业教育，并且先后两次下令各省女子中学设立简易职业科，不过此时教育部对女子职业教育仍然是“注重家事实习”。所谓的职业教育不过是中国妇女在家庭中普遍从事的烹饪、缝纫、卫生等等日常生活技能训练，而并非社会职业技能教育。
到了1922年，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第一届年会通过了“女子职业学校学科设置标准”和《推广女子职业教育案》，会上特意督促全国各地尽快增设女子职业学校，女子职业教育终于结束了散乱的民间自发状态，正式纳入官方教育体系，一场由教育部领导并且督促的女子职业教育运动，迅速发展成为职业教育运动中的一大亮点。
据统计，1917年前，全国职业学校中的女学生人数为1866人；到了1923年，全国甲种实业学校的20360名学生中，女生人数为1452，比例为7.13%，全国乙种职业学校的20647名学生中，女生人数为1757人，比例为8.58%；到了1927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男女学生总数为39647人，其中女生10923人，比例高达27.55%，其中，京师女子在实业学校中所占的比例更是高达56.09%。
以城市女子职业发展而言，长沙从1914年到1919年之间，女子职业教育几乎没有一所新学校产生，但是，到了1919年之后，气象全新，其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男子职业教育。在1922年至1923年间，湖南乙种实业学校女生占全校学生比例高达34.41%，位于全国第3位。如此蓬勃热闹场景，毛泽东曾称赞为：“气象一新，教育界颇得蓬勃之象。”无数从家庭走到学校接受先进教育的中国妇女，在觉醒之后，又掀起了当时国内的女子解放运动。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开放女禁，实现男女同校，已经成为顺应妇女解放潮流不得不采取的举措。仅仅在1927年一年，湖南省教育厅就下发数文，通令改良女子教育，推行省立高级中学男女同校。
女子职业教育为女性赢得了劳动就业上的机会。20世纪20年代末，服务性行业为女性提供了众多职位，妇女在社会上就业成为潮流。1926年，《生活》杂志进行了一项专门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当时国内妇女就业职位，最高如政党领袖，次如大中小学之教员，再次如农工商各界职工，无不可见妇女侧身其中。
1923年2月，万国丝绸博览会在美国纽约召开。中国政府代表团携带的河北女子职业学校创作的丝绸品引起众多与会者的关注，国内代表声称“该校出品最为优越，受到美邦人士赞许”。会后，应美国纽特博物馆人员请求，中国代表团把这些由女子职业学校制作的所有蚕丝品赠送给该院。这件事在当时国内引起巨大轰动，女子职业学校的成就表明了国内职业教育已经发展成熟。
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不久，由该社自己创办的教育杂志《教育与职业》正式向全国发行。许多拿到这份杂志第一册的读者，立即被这份杂志的新鲜的封面所吸引，该杂志的封面上是一个稚嫩的孩子正在画饭具。这幅绘画把职业教育复杂而深刻的宗旨通俗地表达了出来：职业教育致力于解决教育与社会的脱节问题，为毕业学生就业饭碗寻找出路，力图实现“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这也成为当时职业教育的一面旗帜。
不过，这一教育主张一度遭到误解、扭曲，职业教育对学生生计问题而并非传统的仕途问题的关注，引起封建教育卫道士们的激烈反抗。一大批思想保守者攻击职业教育就是“啖饭教育”、“饭桶教育”，曲解这种教育的宗旨是“职业就是混饭碗”，甚至有人公然骂黄炎培是“文化之贼”。职业教育家们对菲律宾职业教育成功经验的宣传，更是引起国内部分人的愤恨，他们直接宣称黄炎培等人的职业教育就是一种让泱泱大国重新回到落后民族的“奴隶教育”。
1917年，黄炎培在《教育与职业》杂志上发表《职业教育谈》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了教育就是“为个人谋生之准备”，当然，这种为个人谋生并非是纯粹是为了个人的苟活，而是为将来从事更远大的社会事业做基础：“苟并个人生活之力而不具，而尚与言精神事业乎？而尚与言社会事业乎？”黄炎培声称倡导职业教育的宗旨有三：一是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二是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三是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这正应了中国古人说的那句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句话，教育首先需要解决人的饭碗问题，这种务实的教育宗旨与此前盛行千年的传统读书取仕教育截然不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就是为了进入仕途，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虽然做官也是为了解决人的生存问题，但是，在光鲜华丽的官服包裹之下，在光宗耀祖的仕宦前途诱惑之下，读书取仕的世俗性被严重遮蔽，相比之下，当黄炎培提出读书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在众人眼中无异于洪水猛兽来袭，唯恐避之而不及。当时许多人对之嘲笑讥讽，把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理念称为“饭桶教育”，也就不足为怪了。
生于乱世的教育总会背负过于沉重的救亡重任。民国的教育进入20年代，这种沉重的历史担当越发明显。黄炎培试图通过职业教育解决民众的生存问题，不过这并非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也并非黄炎培职业教育全部所愿。他同那个时代无数的教育家一样，不得不从一开始就背负起沉重的救亡图存之历史使命。遗憾的是，黄炎培的这一教育主旨常常被后人忽视。如果说黄炎培致力于解决民生问题，是对当时国内现实困境的无奈选择，那么，“有业者乐业”则是对“无业者有业”的超越，在这个职业教育的理想王国里，黄炎培为我们描述的是国民乐于奉献、热爱工作的动人图景，他们工作不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而是为了人生价值的提高。多年以后，黄炎培回顾为之奋斗了30余年的职业教育生涯之时，坚称“有业者乐业”是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
1925年12月，职业教育的领袖人物黄炎培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理论，民国职业教育家们对职业教育的思想观念由此进入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阶段，教育实践活动也更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
所谓的“大职业教育”就是倡导、创办职业教育的，同时需要热情关注全社会的运动，保持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的沟通和联系，一言以蔽之，不要把职业教育办成一种狭隘的职业内部运动，而是放眼整个社会和职业，让职业教育成为面向、辐射全社会的教育。这个教育观念在此后的农村实验区创办以及女子职业教育上均得到了落实。
1926年，晏阳初带领无数知识分子，在中国北方河北定县展开轰轰烈烈的定县实验的时候，数千里之外的江苏昆山徐公桥，中华职业教育社与其他几个单位也在筹办农村改进实验区。由于经费问题，最初参加该实验区的其他几个单位在第二年就纷纷撤出，昆山徐公桥实验区在被迫停办了一段时间之后，中华职教社独自承担了创办实验区的任务。
在实验区内，小学教育和成人教育得到强化。实验区开办之前，该地区只有两所小学，学校办学经费紧张，经过职教社与昆山县政府部门的协调，增设了4所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明显提高。为了让农民提高劳动职业技能，职教社专门开办夜校、家庭识字处、读书室、问字处等机构和场所，向农民宣传职业教育培训的重要，积极吸收农民参加学习。中华职业教育社成员还纷纷深入乡村的田间地头，向农民传授先进的种植技术，教育农民使用新式农具，培训乡村人才。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实验区内就建造了数十座桥梁，还专门建设了墓地、公共医疗所、公园、体育场，对公共厕所、垃圾箱、路灯等公共设施也进行了更新。
昆山徐公桥实验区的开办，在当时得到了许多职业教育家们的拥护和支持，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陶行知在1928年与职教社合作，在嘉定开办了农艺合作社。此后，职教社在江浙地区的广大乡村，连续创办了江苏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区、沪西园场和劳教农场、浙江小溪口农村改进区，等等，即使在抗争爆发以后，职教社也一直坚持在乡村开办教育实验区，显示了其对职业教育救国的坚定信念。“大职业教育”把职业技能训练从学校延伸到社会，主张职业教育分出一部分精力参与到全社会的运动洪流中去。根据大职业教育主义原则，黄炎培在国内城市中创办了众多职业补习学校、函授学校，让更多的普通城市平民接受职业教育。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职业教育，黄炎培还在乡村开办了改进实验区，把贫民追求物质生活资料的富有与教育结合起来，真正把职业教育变为一种谋生之外还能够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的教育。
1920年，已经成为国内职业教育领袖人物的黄炎培前往南通，此行的重要目的是专程拜访张謇、韩紫石，商谈国事以及江苏教育问题。此时的江苏职业教育，因为张謇在南通的杰出成就而成为国内关注的焦点。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海门人。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实业家，清朝最后一名状元。1868年，15岁的张謇开始第一次踏上封建科举考试的漫长道路。1894年，41岁的张謇终于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虽然张謇如愿考取状元，但身处乱世中国，注定了他的状元人生无法沿袭“文死谏”的封建忠臣孝子，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实业救国，历任江苏商务局总理、商务头等顾问、江苏省铁路公司协理、江苏两淮盐政总理、导淮督办、农商部总长及全国水利局总裁，涉足领域遍及城市规划、教育、社会福利保障、农业水利、纺织工业、运输交通、文化艺术、电话设施，等等，其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堪称传奇。后人指出，在近代中国，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并且对全国产生这么深刻的影响。
早在黄炎培等人在国内大声疾呼职业教育救国之前，眼光长远的张謇已经开始了实业救国的探索，他在当时积极兴办师范教育，在具体教育过程中特别注重职业技能训练，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1902年和1906年，张謇捐资先后创建了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如皋县设立公立简易师范学堂。
为了让师范学校的学生能够得到更好的职业技能训练，张謇专门创办了南通博物苑。1904年，张謇在师范学校以西购买土地30多亩，最初是作为公共植物园，里面广植树木，饲养珍禽走兽，还有风车、水塔、假山、荷池、藤棚等园林设施。教育与实践技能的结合，终于成就了著名的南通博物苑。
1905年，张謇在此基础上建成南通博物苑。博物苑门前有他亲手书写的木刻对联：“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显示了创办该苑的目的在于对国民科学技术的启蒙。博物苑的主要建筑包括中馆、南馆、北馆。中馆是其最早的建筑，为三间平房，最初称为测候所，曾作为观测气象所用，屋顶原是平台，上面有观测仪器，可以预报每天的天气，是我国较早出现的小型气象站。后加建气楼，改造为碑帖陈列室。南馆又名博物楼，是博物苑主要的陈列室，为仿照英式建筑的二层楼房，平面呈十字形，顶部四周砌有城垛装饰，楼上陈列历史文物，楼下为动、植、矿物标本。整个馆藏分别展出天产、历史、美术、教育四部文物。
南通博物苑一时间名噪国内，国内外中国名流争相来此参观游览。1920年，艺术家梅兰芳、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均来此参观。1922年8月，中国科学社在南通博物苑召开第七次年会，梁启超、杨杏佛、竺可桢、陶行知等人到会参加，亦到此一游。
与一般的实业家捐资办学不同，张謇的职业教育思想在20年代之前就有了实业教育救国的深刻认识，到了20年代国内职业教育洪流汹涌之时，已经不再是孤立地创办职业教育学校，而是形成了一个完善的西方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张謇真正做到了为地方教育实现与西方现代教育的接轨，形成了一个以职业技能实用教育为主、体系完备的教育体系。在张謇的推动下，1926年，南通有初级小学329所，在校学生1.94万人；完全小学计21所，在校学生4022人。中学教育，自1909年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开校，到1926年，南通开办了私立竞化初级中学、公立初级中学、私立敬孺中学，在南通甲种商业学校、县立女子师范、私立通州师范开设初中部。高等教育，有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南通农科大学、南通纺织专门学校。
农业、医学、纺织等职业学校的开办，为南通地方实业提供了直接的人力资源，特别是南通的纺织业，在当时一枝独秀，乃至到了今天仍然是南通工业发展的品牌和支柱，这与当时学校特别重视职业技能培训是分不开的。张謇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创办职业教育的思想，是当时职业教育本土化、民族化的最高成就。
张謇的职业教育观念非常开放，已经完全溢出了黄炎培职业教育的专业化、技能化的范畴，向文化领域渗透。由他实践的职业教育几乎涉及了当时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除了上述农、工、医等职业学校以外，张謇先后设立法政讲习所、地方自治研究所、巡警教所、监狱学传习所、女工传习所、女子蚕桑讲习所、伶工学社等，形成一个覆盖极广的实业教育体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南通女工传习所和南通博物苑。
南通女工传习所创办于1914年，这是一所刺绣专门学校。就在这所刺绣职业教育所开课之时，学生们很激动地看到了张謇专门聘请来主持工作的清末民初著名刺绣大师沈寿。沈寿晚号“雪宧”，她的传世之作《雪宧绣谱》论述了刺绣的工具、针法、程序、姿势以及与绘画的关系等，是我国刺绣史上的一部宝典。
南通女工传习所第一期只招了20多人，学员多为南通本地女子。两年之后，不仅南通本地和江苏省内的女子报名人数骤增，许多外省女子也纷纷前来学习。传习所以刺绣专业教育为主，附设编制杞柳、麦秆、织花、发网等女子职业技能训练。除了专业技能训练课程之外，传习所还开设了国画、书法、音乐、国文等文化艺术课程。此前尊奉“女子无才便是德”陈旧观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女性，终于在劳动职业上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她们在幽静的学校里学习、读书，其绣品不仅销往国内各地，在国际市场上也获得了很好的声誉。国外的富商为了收购这一中国传统工艺作品，常常不惜重金。据说，沈寿的丈夫余觉在1915年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之后，曾对著名画家颜文梁说，国外准备订购40万美元的绣品。这个职业学校创办的价值，在于不仅教授了部分女工就业的技能，更传承了传统文化的国粹，将职业技能的范围扩大到了文化传承的保护，这种眼光绝不是一般实业家、职业教育家所能企及的。
职业教育致力于解决人的就业吃饭问题，教育的对象不仅仅是在校的学生、普通的市民，还有被社会边缘化的流浪者、失足妇女。张謇的职业教育真正做到了渗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把黄炎培倡导的职业教育彻底落实到了社会的现实层面。
张謇为了收留大量社会流浪顽劣儿童、游民及乞丐，专门开设了“恶童感化院”、“游民习艺所”、“栖流所”。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下，张謇还开设了专门收容女子的济良所。所有这些，为南通地区的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张謇不再单纯地沿袭旧社会下的慈善施舍和救济，而是把慈善事业作为整个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系统工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来实现，在南通首开慈善与教育学习结合的先河。这样既开拓了教育学习的领域，同时，亦将慈善从单纯的物质施舍转变为一种自力更生的技能培养和精神教育。张謇向收留的儿童和游民提供衣食的同时，也传授其皮革、织布、雕刻、缝纫等基本的手工艺技术，对乞丐则是传授“口作粗工”，务必使乞丐“习有小艺”。在济良所内，则对妇女进行文化知识、伦理道德和家政教育。因此，在学界有人把近代南通看作是“一个幼有所教、老有所养、贫有所抚、病有所医的社会”。后人统计，张謇和他的兄弟、朋友在南通共创办了25所学校和其他一些文化事业。
职业教育在20年代教育界的影响力，学界一度认为，中国近现代各种教育思想在实际上之影响，无有出乎职业教育思想之外者。不幸的是，混乱的政局、凋敝的经济、腐朽的制度，严重制约了当时职业教育的发展。在经历了风风火火的20年代中期以后，职业教育在登峰造极的1926年开始盛极而衰，到了1929年，全国职业学校仅存149所，不仅与此前数千所的数字相距甚远，甚至不如清代末年光绪年间的发展，就连黄炎培亲自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也陷入困顿。1922年，中华职业学校办学经费严重亏损，不得不变卖工场，到了1925年，中华职业学校毕业生仅仅53人，而且，这些毕业生面临失业的尴尬处境，最终黄炎培亲自出面做工作，找到工作的毕业生也仅五六人。
同样，南通张謇为了创办职业教育，已经耗尽家财、负债累累。1925年，张謇及其兄弟为此花费的白银高达350多万银元，占据了其企业资产的七分之一，而张謇因此负债近90万元。一生节约勤俭的张謇，终于在1926年走完了辉煌而艰难的人生之路，身无分文、清白地离开人间。“文革”期间，南通市造反派以“破四旧”为名，掘开张謇墓地。这位生前创办中国近代第一工业的显赫人物，陪葬品却只有一顶礼帽、一副眼镜、一把折扇，另有两个装着张謇胎发和牙齿的金属小盒。张謇的亲属墓中也没有发现任何值钱的陪葬物品。致力于解决就业问题的职业学校，最终沦落到无职业可做，此时的民国职业教育已经走到了末路。
黄炎培、张謇等人职业教育救国的思想，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这样一个历史典故：当年曾国藩带领军队和太平军在南京作战，在燕子矶视察的时候，他手下的一位将军看见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的外国轮船，大叫一声“这个世界真的变了”，就立刻昏厥倒地。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感慨，在昏庸腐败的清朝政府中居然还有人眼光如此敏锐。事实上，整个20世纪20年代职业教育的领袖黄炎培、张謇，也早早地感觉到“这个世界真的变了”，也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坚定地推行了职业教育。
从黄炎培倡导职业教育，到今天已近百年，职业教育致力于解决的社会与教育之间脱节的鸿沟也在逐渐缝合，但是，伤口的缝合仍然会有阵痛，甚至到了今天，我们也不得不面临“人才过剩”与“人才短缺”同时并存的尴尬。究其原因，我们的教育仍然存在着“社会是社会，教育是教育”的弊病。
民国教育人物
王国维：超越滚滚红尘的诗意
1927年6月2日，民国时期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北京颐和园门口，一辆人力车到此停下来，一位身材不高、面孔瘦小、脑后拖着辫子的老人下车后径直步行到昆明湖边。他来到排云殿西鱼藻轩前，徘徊流连，点燃一支纸烟，烟尽之后，从容地纵身跃入湖中。待被园役发现救起，只不过几分钟时间，然人已气绝。
当时围观之人并不知晓其真实身份，待发现这位老人脑后有辫子一根，方明白这就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随后，又从王国维身上发现遗书一封：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随着王国维义无反顾地纵身一跃，这一天被永远地定格在一代国学大师之死引发的全国震惊、悲恸、困惑的“斯芬克斯之谜”之中。王国维在被公认为学术研究巅峰时期的知命之年，从容地自沉于北京西郊颐和园的昆明湖底。在其短暂的有生之年，美学家潘知常称他“为近代中国人找到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精神绿洲”。他的死常常让我们想起两千年以前汨罗河畔孤独郁闷的屈原。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又号永观。1877年生于浙江海宁，6岁开始入私塾学习，少年时代曾在著名的杭州崇文书院接受教育。他在考取秀才之后，声名鹊起，与当时的另外三个少年并称为“海宁四才子”。王国维后来能够在成为国学大师的同时，还在教育领域独树一帜，与他聪慧的天赋还是有着重要关系的。
王国维与教育结缘，要追溯到青年时代。1898年，王国维进入《时务报》报馆工作。此时国家摇摇欲坠，深受震撼的王国维企图以教育来挽救国家命运，他在对只关心个人利益的麻木国民极大愤慨的同时，仍念念不忘教育大计：“维谓就教育一事，一切皆后着，今日造就明白粗浅之事理者为第一要着耳。”1
此后，他结识著名学者罗振玉。在罗振玉的大力资助下，王国维远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他与罗振玉友谊日益深厚，跟随罗振玉入京，并在学部（即后来的教育部）总务司任职。
结识罗振玉是王国维人生中的重要事件，这一事件既给青年时代的王国维带来巨大的经济资助，又给晚年的王国维带来难以抹去的伤痛。如果把青年时代的王国维看作晚清少见的一匹千里马，那么，当时的罗振玉无疑是最名副其实的伯乐。而如果把晚年的王国维看作声名显赫的国学大师，那么，结成亲家的罗振玉与之反目之因，则成为至今无法解开的历史谜团。
对于我们而言，解开王国维与罗振玉的恩怨是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名不见经传的王国维为何会引起罗振玉的关注。王国维与罗振玉的结识存在各种不同的版本，但其中有一点是后人公认的，即王国维当时写了一首咏史绝句，该诗被罗振玉无意中看到，当罗氏读到“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一句之时，立即被王国维的才华折服，后两人结成好友，乃至成为亲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王国维跟随罗振玉再次东渡日本，也正是在这段日子，王国维开始了重要的学术转向，专治国学，后凭借其渊博的知识在国学领域独树一帜，受聘于北京大学国学院，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国学院四大导师。
王国维在国学领域的赫赫功绩可谓世人皆知，但是，谈到他在民国教育历史上的成就，则世人所知不多。早在1901年在武昌农务学堂任教期间，王国维就已经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刊物《教育世界》的主笔。这本教育杂志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其间刊载了近百篇关于日本学制的文章，内容涉及大学、中学、小学、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等各个门类。在清末严酷的思想统治之下，一个留存于世如此短暂的刊物，能够刊发如此多的国外教育文章，主笔王国维功不可没。但后人谈及这位国学大师的教育思想时，却往往忽略了他在中外教育译著上的创造性贡献。
当然，在民国前夜的教育界，为王国维赢得巨大声誉的还是著名的“完全之人物”教育观念。
1906年，王国维发表了著名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提出教育宗旨在于培养能力全面、和谐发展的“完全之人物”。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他也因此成为我国教育历史上明确提出培养人物的德、智、体、美四育主张第一人。
晚清的天空早已因列强的侵袭血洗而破碎零落，庙堂之上者大多匍匐西洋人脚下苟延残喘，庙堂之下者希冀西方的科技能够救亡图存，挽救大厦将倾的封建帝国。人，在这个社会是一个无比沉重而艰难的话题。王国维的内心如同一泓秋水，丝毫没有被外界民智、民强、民富的鼓噪惊扰一丝波澜，他从一开始就把“人”字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而且，他思考的教育宗旨是那种人格健全、品质优秀、思想睿智的人。细细品味，我们不难发现王国维标榜的“完全”至少有两个含义：一是“完全之人物”应该身体强健、四肢发达、体力充沛，在中国人吸食鸦片成为社会痼疾的当时，体育的重要意义远不是今人所肤浅理解的、仅仅培养四肢发达的莽汉教育。二是美育与智育、德育拥有完全相同的地位，即三者之间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
但是，在当时的现实社会背景下，王国维的教育主张如同一颗流星划过漆黑的夜空：一方面，“完全之人物”的教育观念是如此灿烂耀眼，令整个晚清的夜空为之惊艳；另一方面，在风雨如磐的时代，王氏的这种教育观念又显得如此“另类”与“不合时宜”，这注定了其照亮夜空的刹那，就迅疾而逝。乃至到了今天，在教育学界仍然会认为王国维这一教育观念“不切实际”的评价。
人，如果从血肉丰满的“完全之人物”，倒退回理性至上的冷漠机械的抽象个体，这样的教育究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还是倒退？王国维先生在一个世纪以前的教育观念，究竟是在做虚妄之想，还是今人的境界仍尚未能企及呢？
这不得不让我们去深刻地思考西方另一位著名的大师凡·高，在其生前，他的绘画作品无人赏识，在其死后百年，其绘画的伟大价值才被人认识。但愿今人对王国维先生的“完全之人物”教育理念认识，不要再等上100年。
1914年，王国维作《国学丛刊序》，在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学习“有用之学”、“无用之学”之辩，这既是他教育哲学的核心思想，也为他在民国初期教育界赢取了一席之地。“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王国维的这一教育主张一度遭到许多人的误解，在当时举国上下学习西学，企图科技救国的现实背景下，王国维大谈道家哲学式的有用无用，似乎书生气太重，但实际上是针对当时教育偏重科学技术而忽视人文学科的现状而发，试图扭转当时这一畸形教育现状。
在功利性过于浓厚的当时，王国维的无用之用教育启蒙思想的实现，显然需要走更远的路。但是，这种教育主张并不是中庸主义，他的有用无用实质上可以被理解为科技和人文并重，以人文作为积淀和基础的教育启蒙思想。
遗憾的是，后人往往只看到王国维有用无用论的表层，而未能挖掘其更为深邃的要义。当然，更遗憾的是，王国维过早地选择安静地离去。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王国维的历史选择？是否可以因为他晚年脑后拖着那一条辫子，就批评他是迂腐顽固的遗老？是否可以因为他的自沉，就指责他为晚清殉葬？面对一个文学、历史、哲学、教育等众多方面都有极深造诣的伟大学者，我们除了惋惜、敬佩之外，是否更应该愧疚在他离开我们已经80多年之后，我们的教育研究在某些方面，仍无法企及其思想境界呢？
后人在追忆王国维先生之时，常常会谈到他的相貌极其普通，仪表极其简单，但是在教育上却拥有一颗极其“美丽之心”。据说，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有两个人只要一看背影就能知道其身份。一个是王国维，一袭不变的旧式长袍，头上一顶瓜皮小帽，脑袋后面是一条辫子。那时经常有革命党人跑到街上和学校里强行剪辫子，但是从来没有人敢对王国维脑袋后面的辫子下手，这让他成为清华大学里的一道景观。另一个则是梁启超，他的两边肩膀似乎略有高低。
至于王国维为什么在民国时代仍然不愿意剪掉辫子，其子女曾在文章中如此说：
每天早晨漱洗完毕，母亲就替他梳头，有次母亲事情忙了，或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做什么？他的回答很值得人玩味，他说：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
清末民初教育界首创教育的“最高之理想，存乎美丽之心”者，竟然是这样一位到了民国时代仍保留辫子的男人。
王国维的“存乎美丽之心”，指的是“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利害，而入高尚纯粹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这是我们解读王国维审美教育观念不可绕过的关键句。
可以想象，一个对高尚、纯粹快乐如此礼赞的人，只要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之人，大多是因为亲眼目睹不高尚、不纯粹的苦痛。王国维的审美教育诞生于清末民初举国上下嗜好鸦片的污浊不堪的社会现实，他亲眼目睹民众吸食鸦片的场面，痛心于人性追求的龌龊卑劣，试图以高尚纯粹之审美追求挽救民众于鸦片毒瘾苦海。他善良地认为只要引导民众追求更高尚的嗜好趣味，就可以摆脱鸦片的纠缠。为此，他才高蹈审美教育的大纛，可谓用心良苦。
然而，他的这种想法常被世人误解、扭曲甚至批判。世界之大，竟然容不下静安先生“美丽之心”，社会痼疾陋习厚重如斯！
清末民初吸食鸦片成风，这固然是时代的印记。如果我们一厢情愿地以为国人的陋习早已经随着那个旧时代彻底消失，那就大错特错了。只要人类没有高尚的情趣追求，各种原始的欲望随时都会冲垮理性的堤坝，即使到了今天，各种不健康的嗜好仍然在吞噬许多青少年的“美丽之心”，而急功近利的教育往往对此束手无策。
一个原本希望通过审美教育的倡导与普及，“培养国民之趣味”，引导民众追求真善美，达到改造社会目的的国学大师，其普度众生的人文情怀，从没离开现实社会的痼疾，如此悲天悯人的教育观念不仅没有得到社会公认，反而在当时不容于世，在今日被人民遗忘，这，无论如何，都要算得上一个奇怪的现象了。推想个中缘由，恐怕与王国维国学大师的显赫身份，与教育观念的崇高致远，与现实社会的污浊低俗，尤其与后人对他忧郁的性格、古怪的行为带有极深的成见是分不开的。
从辛亥革命的发生到1927年，王国维先后在日本、中国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7年，这是他生活最静谧、学术成就最高、情感经历最复杂，也是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美丽时光。他先追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又于1916年从日本回国，在上海英国人哈同所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任教。1922年，王国维应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所聘担任校外通信导师。
1925年，王国维被清华大学国学院聘为导师。这一年全国的职业教育如火如荼，平民教育运动风起云涌，当全国人聚焦于乡村田野之时，这位脑后带着辫子的国学大师和他的教育显得冷冷清清。然而，历史并没有因为平民教育运动的热闹而将这位国学大师的教育情怀遗忘，王国维也没有因为外界如何嘈杂就改变毕生的学术追求和教育主张。当时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请胡适代为设计国学院课程，并且想聘其担任国学院导师，胡适婉言谢绝，他说：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于是，清华大学聘请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和赵元任担任国学院导师，但是章太炎一直不肯接受，最后经过梁启超推荐，聘请了陈寅恪为导师，这就是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与其他几位国学导师相比，王国维“性复忧郁”，做事沉稳不喜张扬，才华横溢却从不恃才傲物。这和同时代的诸多放荡不羁的才子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而如此的教育大师风范更是赢得了学界普遍的赞誉，其中就包括“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
王国维虽然生平沉静淡泊，与人交往不多，但是，他与梁启超先生一见如故，常常说人生能够有梁启超先生这样的朋友足矣。而梁启超对王国维的学问极为钦佩。每当遇到疑难问题，他总是说：“可问王先生。”据说，就在王国维自沉之前的一天，梁启超辞职去天津，学生为梁饯行，王国维应邀前往，就在送走梁启超之后的第二天上午，他就自沉颐和园。因此，学界对于王国维自沉之谜的推测，还有与时局和梁启超辞职离京有关一说。
王国维追求学术自由、真理至上的教育理念，可以通过当时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的评价看出来，顾颉刚先生曾经这样说：“王国维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
民国初年的梁启超已经是国内学界巨擘，顾颉刚也是学界名流，他们能够如此钦佩王国维，与其说是对王国维学识的赞赏，不如说是对王国维身上沉静优雅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教育实践风范的强烈认同。
王国维是一个永远无法穷尽的话题。关于他的绝顶聪明，关于他学贯中西的伟大成就，关于他与罗振玉的恩怨是非，关于他的自沉之谜，关于他在民国时期仍然留在脑后的一根辫子……多少年来，无数的人一直在探究关于他的每一个话题。
直至今天，似乎永远不能从表象上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被普遍认可的，那就是在平民教育喧嚣尘上之时，教育家们忙着奔向乡村田野之际，王国维仍然心如止水地整理国故、探究学问。社会固然需要平民教育家们去开挖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民众职业技能训练，也需要国学大师以独立姿态攀登社会金字塔最顶端的国学研究。王国维在风起云涌的20年代平民教育、职业教育浪潮中如此从容平静地研究学术，足以成为当今教育家们学习的楷模，这份功绩，不应该被平民教育的洪流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