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瑞
仇犹立国后，它的近邻主要有两家。在它的东边是鲜虞中山，同它是同族同姓，同属于一个白狄部落国家联盟。仇犹为鲜虞中山的属国，也是它赖以生存的对象。在它的西边和西南边是晋国。晋国是大国，又是春秋五霸之一。因此，处理好同晋国的关系，应是它外交政策的主题，关乎到它的生死存亡问题。仇犹同晋国的关系，不仅是小国同大国的关系，更是不同文化背景的戎狄民族同华夏族的关系，彼此的交往和融合，经历过了比较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仇犹充当的虽然不是主要角色，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员。在这样的背景下，想要弄清仇犹同晋的关系，还需先从晋狄关系开始谈起。
首先，晋与狄有着紧密的地缘关系。早在春秋初，晋国周围就“戎狄之民实环之”，晋景公为笼络强大的赤狄，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了赤狄潞氏之君。这种出于政治需要的婚姻，为后来的和亲政策开了先例。晋狄之间的姻亲政策，反映了晋狄密不可分的关系。
以上所说是指晋与狄人即北狄族的整体关系，而仇犹属北狄中的白狄族，因此，下面重点论述晋与白狄关系，这是一段长期斗争与交融的历史进程。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是以对抗为主的阶段。在春秋早期的晋献公时期这次晋狄之战以晋擒获白狄首领而告结束。从上面所述晋狄对抗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晋文公执政并称霸，是狄人由强盛走向衰弱的转折，也是北狄部落联盟由统一团结走向分裂的转折，狄人既不能从战争中搂获财富和人口，内部各部落集团之间的矛盾也趋于尖锐化，因此，随着北狄走向分裂瓦解，晋与白狄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是和平为主的阶段。晋文公末年，北狄部落联盟国家发生了内乱。据《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即公元前628年载“狄有乱”。说明北狄内部开始了分裂与瓦解的过程。公元前616年，长狄首先从北狄统一联盟中分裂出来，而后在齐鲁的攻击下，于公元前607年灭亡。公元前601年，白狄从赤狄联盟中分裂出来后，史载“白狄及晋平”，也就是白狄与晋国达成了和解。接着白狄“会晋伐秦”，皆取之。公元前588年，晋又同卫国一起灭掉了赤狄最后一支力量廧咎如。至此赤狄部落集团终于被晋国全部消灭。这就是北狄分裂而白狄归晋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赤狄的灭亡，白狄与晋关系的改善，都十分有利于晋与秦的对抗和在中原与楚争霸。在公元前578年的秦晋麻燧之战和公元前575年晋楚的鄢陵之战中，白狄对晋国都保持了善意的中立，既未助秦楚抗晋，也未像以前那样乘隙攻击晋国。由于晋已无戎狄后顾之忧，因而使晋在麻燧之战中大胆放心地深入秦国领土麻燧俘获秦将而还；在晋楚鄢陵之战中，晋军也大获全胜，楚共王受伤夜遁，楚国大将子反自杀，从而保持了晋在中原不可撼动的霸主地位。
晋与白狄联盟的形成和稳定，引起了秦国的不安，因为这将给秦国边境安全带来巨大的压力。于是秦国采取秘密挑拨离间的手段，在晋与白狄间制造矛盾。公元前579年，在秦的唆使下，白狄出兵攻打晋的交刚，晋被迫应战，打败了白狄的进攻。后来秦国的阴谋被晋与白狄识破，尤其是白狄在交刚之战中遭到了失败，对秦更为憎恨，并向晋揭露了秦的两面手法。而晋国也在败狄后的公元前578年，派吕相赴秦，给齐桓公送达著名的《绝秦书》，历数秦的罪恶而同秦断绝关系。此后晋狄的关系更加稳定发展，导致了晋悼公时期和戎政策的实施，从而把晋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公元前573年，悼公入主晋国，晋国统治集团内部爆发的争权夺利的政治危机宣告结束。晋悼公当政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诸侯国家和相邻的戎狄民族中博得了声望。公元前569年，山戎无终部酋长派人到晋国求见魏绛，请求悼公实行“和戎”政策。魏绛在分析列国形势后，从加强晋国在同楚国争霸的地位出发，力劝悼公把“和戎”作为国策，他对悼公说：“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也，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震动，诸侯怀威，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魏绛在这里历数了与狄人媾和的利益，其要害是停止掠夺性战争，代之以和平的易货易土的手段兼并戎狄土地，利用戎狄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争霸战争。悼公听从魏绛的建议，在晋国全面推行和戎政策。晋国和戎政策的实施，不但使悼公在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实现复霸，同时也导致了白狄东迁和仇犹国的诞生。可以说，仇犹国就是晋狄和平交融中的产儿。
仇犹立国后同晋国的关系，虽然史籍语焉不详，但我们依然能从《吕氏春秋》等的记载中看出一些端倪。当智伯“铸大钟方车”送仇犹君时，“仇犹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而赤章蔓枝陈述利害后，劝仇犹君拒绝迎钟。仇犹君对赤章蔓枝说：“大国为欢，而子逆之，不祥。”由此看出，仇犹君并不单是出于贪钟之欲而迎钟，他是不愿逆大国的意愿，以赢得其欢心，从而得以维护与晋国的关系大局。从晋国送钟和仇犹君毫无顾忌的迎钟态度中，可以看出两国是和平友好的。这里虽然说的是仇犹国最后一个国君与晋国的关系，但可以想见，这一政策是延续下来的。仇犹立国后，同其相邻的晋国，一直采取的是这样一种韬光养晦、和平交往的政策。这一政策对于一个小国来说，无疑是种明智的生存战略选择。仇犹作为一个在列强隙缝中生存的戎狄小国，能够屹立于诸侯林立的乱世，没有正确的与大国强国相处的外交策略，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在它的同盟国肥、鼓相继被晋灭亡，它依恃的宗主国鲜虞中山也在同晋的对立中数度消亡，而它依然能够存在那么多年，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正确的外交政策。
第三为战争兼并阶段。春秋中后期，晋楚之间长期争霸战争，带来了各自国力疲乏，国内矛盾加剧，争霸战争越来越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所以在公元前557年晋楚湛阪大战后，于公元前546年，晋楚及其盟国在宋都商丘召开了弭兵会议，宣告了晋楚争霸战争的结束。弭兵会议后，晋国内部斗争激烈，卿族之间矛盾突出，随着国君势微，卿族对土地诉求的渴望加剧，在这种情况下，向外扩张成为解决土地问题、转移内部矛盾的一种手段。而弭兵会议限制了晋国向南扩张的道路，因此，晋国只好放弃和戎政策，把扩张的对象转向北方的戎狄部落。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晋国的战略扩张方向完成了向南争霸到向北开疆拓土的转移，从而使戎狄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作为戎狄民族的仇犹国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
公元前541年，晋国首先向和戎政策的发起者群狄和无终部发难。“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这次是彻底灭亡鼓氏，并派了将领镇守。在晋相继灭亡肥、鼓后，仇犹同鲜虞的联系也由于晋控制井陉关而中断。这样白狄鲜虞联盟部落瓦解，鲜虞也被迫屈服于晋国。仇犹在这种对外失去依恃而陷入势孤力单的形势下，居然能够免受晋国攻掠独立存在下去，我想原因有三：一是得益于仇犹对晋奉行的和平友好政策。在晋国对自己的同盟国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没有看到仇犹对晋有什么牵制行动，而是采取了自保中立的态度，这对于一个力不从心的小国来说，无疑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二是与仇犹所处的地势有关。它不同于处于太行山东麓平原地带的鲜虞、肥和鼓，它们无险可守；仇犹却处于太行山的山腹中，四周高山耸立，内地沟壑纵横，交通极为不便。这种地形有利于防守，而不利于晋军的车战，所以晋国并不敢对它轻易下手。三是晋国随后发生的宗室争权夺利的内乱，暂缓了晋国对外扩张的野心，使仇犹赢得了继续生存的时间。
进入公元前六世纪的最后十年，在中原地区弭兵会议后保持了四十年之久的平静后，楚同中原诸侯又爆发了战争，同时在晋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也尖锐化。公元前514年，晋的智、韩、赵、魏、范、中行六卿欲弱公室，促使晋顷公借故杀掉祁盈、杨食我，并尽灭其族。于是晋室更为孤立，晋六卿益强。公元前497年晋国内部又爆发荀氏、范氏同其他六卿之间的矛盾，晋驱逐荀氏、范氏，引起列国的介入，直到公元前490年，才把荀、范二氏打败，结束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内乱。在晋国内乱期间，鲜虞乘机介入，与晋在平中发生战争冲突，并败晋师于平中，取棘蒲，生获晋大夫观虎。之后，由鲜虞改建中山国，从而又重新形成了以鲜虞中山为主体、联合仇犹和部分肥、鼓遗民的白狄联盟。这一联盟引起了晋国的不安。而此时随着晋国内乱的结束，智、韩、赵、魏四卿日益壮大，卿族拥有的权力和对领地扩大的野心愈来愈大，他们纷纷向外扩张，通过战争手段掠夺土地。就在荀氏、范氏灭亡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89年，“晋赵鞅率师伐鲜虞”，以报复鲜虞协助范氏、荀氏之乱，后来又有赵襄子派新稚穆子伐鲜虞中山而胜中人、左人的战事发生，由于晋的连续破坏性进攻，鲜虞中山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甚至一度出现过亡国的危险。而此时的仇犹，由于与鲜虞中山重新结盟，肥、鼓灭亡后，它又成为这个联盟中唯一一个鲜虞中山的侧翼保护力量，阻挡了晋东出太行进攻中山的捷径，所以仇犹必然面临遭受攻击的命运。尽管仇犹对晋一味友善顺从，但在这种大国对小国的兼并、华夏族对非华夏族的侵吞交融的大背景下，作为小国又非华夏族仇犹的命运是注定要被晋消灭而融入华夏文明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