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瑞
一、仇犹国的族属
仇犹民族属于狄人中的白狄，目前大多持此种看法，主要依据源于仇犹与鲜虞中山的关系。仇犹为鲜虞中山的属国，二者同属一族，史学界普遍认为鲜虞中山国为白狄族所建，以此推之，仇犹也应为白狄族无疑。这种推论虽然合理，但殊不知对于鲜虞中山族属问题，也存在着白狄说、长狄说和众狄说等不同见解，同样对仇犹的族属，也有人持赤狄说的看法。因此，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还必须从白狄东迁的历史源头说起。
白狄为北方游牧民族，据《国语》、《史记》等史书记载，早在殷商时期，就活动于今的内蒙古东南部鄂尔多斯高原和陕西东北部、山西西北部的一些地方，是威胁中原王朝的一股强大力量。公元前770年西周东迁，在中原陷入混乱之际，狄人也纷纷涌向中原，同中原诸侯展开了长期的争斗，侵占了诸侯国的一些领土。晋文公当政时，晋国开始采用“启土安疆”政策，利用“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太原即今太原市西南，可见无终白狄已东进到了晋中一带。无终白狄在此次战役中大败，被迫又向东北迁移，到了河北涞源、蔚县与当地狄人结合，建立了代国，占据了包括河北西北部、山西东北部的广大地区。因此，代国也应归属于白狄文化区。
在无终东迁的同时，白狄的其余支系也逐渐东迁。据《左传·襄公18年》即前555年记载：“白狄始来”。这说明白狄此时已经越过太行山到达了鲁国地境，从此太行山东麓广大地区都出现了白狄人。“白狄鲜虞居新市，肥氏居昔阳，鼓氏居下曲阳，仇犹氏居今山西盂县。”一书之中还描绘出了白狄东来的路线：因狄人有“逐水草而居”的特性，山西的滹沱河自繁峙蜿蜒东流，穿太行山入河北石家庄地区，白狄就是循滹沱河东进，在石家庄地区周围建立国家，“其中盂县就有白狄族建立的仇犹国的遗址”。这些都充分说明仇犹确为白狄东迁所建立的国家。
还有更为重要的是近几年来我县考古发现所提供的实物证据。2003年，由省考古研究所、阳泉文管会和县文管所对县城北关45座东周墓地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遗物。据吉琨璋、韩利忠、赵培青的《盂县东周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吉先生的说法更进一步证实了北关东周墓地与仇犹的关系。同时《研究》一文还列举出墓葬中一些非中原文化系统而属于地域特色的表现，如果我们拿这些“表现”同鲜虞中山考古中的一些发现比较一下，就更能够证实墓地中白狄民族的特征：
一是“石棺墓的存在”。这些说明了石棺墓为白狄民族的葬俗，而这与他们生活的地区环境、民族遗留的风俗都有密切的关系。
二是“使用青铜兵器随葬”，“青铜兵器有剑、戈、镞等”。
三是陶器“以夹砂为主”，鬲的“肩上有附加堆纹”，陶器大部分“磨光”，并“有暗纹”“彩绘”，“暗纹图案有网络纹、云纹、禽兽等”。刘有祯先生在1991年对仇犹古城遗址考古发掘时也发现灰陶豆、夹砂灰陶罐、灰陶盆、灰陶磨光盖豆等，并认定为春秋晚期仇犹国的陶器。再对照一下鲜虞中山出土的陶礼器，从陶质上看，也有夹砂陶，陶色则以灰色为主，陶礼器大多数磨光并饰有暗纹，暗纹纹样也有网络纹、云纹、动物禽兽等，还有少量彩绘或附加堆纹，所有这些同我县发现的极为相似，反映出了鲜虞与仇犹同属一个民族的事实。
除此之外，还有尖首刀币的发现。1996年盂县一建筑工地出土了约千余枚尖首刀币，而这些地区同我县一样都是白狄活动的区域。
以上从白狄东迁建国的史实和本地出土的仇犹遗物同鲜虞中山考古遗物的比较两个方面，都证实了仇犹国的族属确为白狄族无疑。
二、仇犹国的族姓
据东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说：“鲜虞，姬姓，白狄也。”唐杨士勋《疏》也证实此说，早于杨士勋的杜预在《春秋释例》中也说：“鲜虞中山，白狄，姬姓。”《郑语》韦昭注中说：“鲜虞，姬姓在翟者。”这些都证实了在鲜虞中山的白狄为姬姓，以此推之，与鲜虞同属白狄族的仇犹也应为姬姓。张海瀛先生在最近为《仇犹文化》写的“创刊词”中说：“仇犹，春秋时期由姬姓白狄建立的一个文明古国的称号。”他在这里也提出了仇犹为“姬姓白狄”的观点，由此可见，仇犹国的族姓为姬姓是可信的。春秋时期的姬姓是著名的大姓，这同周朝统治者为姬姓有关。因此，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白狄与周人也同族同姓。《春秋谷梁传》曾把晋人攻伐白狄说为“晋伐同姓”，据此又认为白狄与晋也为一姓。
如果我们进行追本溯源的探寻，便可了解白狄姬姓的来历。周人的祖先在迁到岐山之前，他们一直居住在一个叫邠的地方，即今甘肃庆阳以东至山西汾水一带，而这一带也是白狄早期活动的广大区域。《国语·周语上》记载：“及夏之衰也”，周的先人“自窜于戎狄之间”，说明周人早期曾居住在“戎狄之间”，同白狄族生活在一起。他们要么可能与白狄同属一族一姓，要么把自己的姬姓输入给了白狄族。只是到了商代后期，周人“乃贬戎狄之俗”，才改变了戎狄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迁到了岐山脚下的周原地区。而这一地区的白狄族有部分也在春秋时期东迁，把姬姓带入了他们所建立的国家，如鲜虞、仇犹等。
另外，还可以从先秦史籍中找寻到姬姓进入白狄的时间。晋献公娶白狄狐氏女，生重耳和夷吾。据《国语·晋语》说：“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实生重耳。”唐叔，即西周成王“柏叶封弟”的唐叔虞，为晋国的始封者。白狄狐氏既然“出自唐叔”虞，那么白狄狐氏应为姬姓，可见早在西周初年姬姓就进入了白狄地即是指交城。上述史实除证实姬姓进入白狄狐氏的时间外，也进一步证实了姬姓为白狄族的族姓，白狄仇犹的族姓当然也应为姬姓。
三、仇犹并不是蔑称
我们现在所用的仇犹名称，在各类史籍中的记载并不一致。较早的记载见于《吕氏春秋》和《韩非子》。《吕氏春秋》作“厹繇”，或作“仇酋”；《韩非子》作“仇由”。厹与仇、繇与由都为同音假借字。《吕氏春秋》与《韩非子》的作者同是战国末期人，但《吕氏春秋》的成书稍早于《韩非子》，《韩非子》中的“仇由”是否由《吕氏春秋》中的“厹繇”假借而来，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知道开始出现的名称就不一致，而后史籍中记载的也是如此。《淮南子》作“仇由”，《史记》作“仇犹”，《战国策》作“仇由”。在为这些史籍作注时，高诱引《战国策》作“仇首”，《说文传》引《吕氏春秋》作“由”，《太平御览》引《吕氏春秋》作“仇繇”。还有史书中作“夙繇”、“仇吾”、“泉仇”、“仇由”等不一而足，而无论怎样变化，除少数属于字体误讹外，大多是通假互异，读音也基本相同。在这么多名称中并没有一个是唯一正式的名称，只是后来使用《史记》中“仇犹”的称呼较为多见。因此，对这么多“仇犹”名称的考释，不能通过其中一两个字的推敲引申就轻易断定其褒贬含义。如果把仇犹说成是“晋人加给的蔑称”，我以为依据不足，也不太可能。虽然晋对仇犹怀有觊觎之心，也有实力并吞仇犹，但仇犹与晋既是同姓，又是姻亲，并且对晋国采取和善友好政策，所以晋人还不至于在一个弱小国家的名称上作文章，加给它一个歧视性的称号，这样既不策略，也有失大国的身份。那么是不是“华夏族对少数民族的侮蔑性称呼？”我认为也无此种可能。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天下大乱，华夏四周的戎狄民族纷纷进入中原，与华夏族杂居，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在这样的形势下，华夏人怎么可能在数百个诸侯国中单单对一个弹丸小国加以侮蔑性称号呢！我们不能以后来的大汉族主义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来认识当时的民族关系。
仇犹的名称可能就是源于一种地理概念。据《括地志》载：“并州盂县外城，俗名原仇，亦名仇犹。”多数史书和志书都沿用此说，由此说明原仇与仇犹为异名同城；又据《元和郡县图志》、《山西通志》、《太原志》、《盂县志》等记载，本，鼓聚即鼓都，为河北晋县西的一处地名；肥国之名源于肥垒城，据《杜氏集解》说：“钜鹿下曲阳西南有肥垒城。”肥垒即今河北藁城西南之地。这些事例也从旁证实了仇犹因地而名的事实。
四、仇犹国的文化风尚
仇犹乃是白狄民族所建立的小国，文化底蕴较浅，但它在地域上西邻三晋，深受晋文化的影响，不断吸收和融合了中原地区华夏民族的先进文化；而又东属鲜虞，也保持了本民族文化的传统，因而形成了独特的仇犹本土文化。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崇尚儒家文化。这与仇犹国君主的治国理念密切相关。仇犹虽是小国，但仇犹君却有高深远大的胸怀。张石山先生曾评价仇犹国君“高瞻远瞩，胸怀万里”，“是一位超越时代的天才君主”，“是一位有如后来的北魏孝文帝那样的开天辟地的圣君”这里的“诗云”即是指《诗经》所说，其实此处引用的并不是《诗经》中的话，而是源于《左传·僖公九年》发生的事，讲的是秦国大夫公孙枝劝秦穆公要学习周文王顺应天帝的法则才能安定国家的道理。不论出自《诗经》还是《左传》，它们都是儒家的经典，由此可见赤章蔓枝是个熟悉儒家经典著作和思想的儒士。当他的再三劝谏而不被采纳时，他便“断毂”决绝而去。“合则留，不合则退”是春秋战国时期游说之士奉行的仕官原则。从赤章蔓枝的“忠贞不用，远身可也”的“断毂而行”举动中，表明他并不是仇犹本国世袭官位的贵族，而是一个游说到仇犹任职为官的儒士。我们熟知的孔子周游列国，其实就是孔子为推销他的政治主张而到列国去游说，孟子也曾到诸侯各国游说他的“王道”思想，他们同样也做过游说之士，反映了那个时代游说之士存在的普遍性。所以当赤章蔓枝离去时，仇犹君并没有把他当叛徒去追杀，而任其来去自由，表达的正是一种开放宽容的胸怀。
二是发达的陶文化艺术。2003年盂县东周墓地发掘出了500多件陶器和青铜器，其中陶器占绝大多数，“有鼎、豆、壶、鬲、高柄小壶、甗、盆、罐、小罐、双耳罐、舟、盘、匜、带流盆、三足钵、钵、简形器、鸟柱盘、灶等”。出土如此众多的各类陶器，表明仇犹的制陶业已经具备了可观的规模，进入到了一个陶文化发达的时期。
从发现的陶器种类来看，有日用器具、礼器和建筑构件。日用陶器有作炊器的鬲、甗、灶，盛放食物的罐、盆、盘、钵，饮食用的豆、碗和饮水用的壶、高柄小壶，此外还有盥洗用的匜；礼器以鼎、豆、壶为主，辅以舟、盘、匜；建筑构件则有可能用于宫殿建筑的红陶大板瓦。这些器物的种类与中原列国基本趋同，显示制陶业受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其中双耳罐在中原地区少见，可能原是为了携带方便，而后仍保留了白狄游牧民族的习俗。
从制作质地和纹饰色彩上看，“总体制作精良，分泥质和夹砂两种，泥质陶器大部分磨光，部分有彩绘，较好的陶器有暗纹。暗纹图案有网络纹、云纹、禽兽等。纹饰有绳纹、凸旋纹等”。磨光加暗纹的装饰，产生出的是一种娴静典雅的艺术效果；而黑、白、红陶和彩绘的出现，则显示出了工艺水平的提高。这些纹饰的多样化及技术质量的提高，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一种制作的工艺，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审美爱好和思想观念，所以与其说是种工艺，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这种以陶器为载体构成的丰富而瑰丽的陶文化艺术遗产，浓缩了仇犹民族的人文精神和传统，使仇犹古国积淀了深深的文化底蕴。
另外，北关东周墓葬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和玉石器，尤其是8把造型精美的青铜短剑，反映出了仇犹的青铜文化已具有一定水准。而玉器的出现说明了中原玉文化已影响到了仇犹，“君子比德如玉”、“君子无故玉不离身”这些儒家思想观念已被仇犹人接受，以致人们死后也要用玉器陪葬，这种视玉为贵为宝的深入人心，已成为了一种社会习俗。
三是尚武尚勇的社会风尚。2003年，在北关东周墓地出土了“青铜兵器有剑、戈、镞等”，这种以青铜兵器作为礼器随葬而流行于白狄民族地区，表明白狄仇犹是个尚武的民族。白狄民族原属于北方游牧民族，东迁中原定居建国后，既受到了中原文化的不断影响，也依然保留了戎狄民族的遗俗，因而具有尚武尚勇的民风。这种尚武传统所以能够保留并成为社会风尚，也是迫于周边列强威胁的险恶环境，为了生存便不能解除武装。据有关史籍记载，戎狄民族“披发左衽”，上身穿紧身窄袖之衣，下着长不及膝的短裙装束，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的“胡服”，这种服装便于“骑射”，适应了尚武的需要。可以想见，仇犹民族尤其是武士的服饰也是这样，不会例外。
一个尚武的民族，应该是一个英勇善战、威武不屈的民族，仇犹民族正是这样一个民族。我们从仇犹遗址和民间传说中就可以看出。仇犹山脚下北庄村，据传是仇犹军民与智伯晋军决战的地方，至今仍流传着一些仇犹军民抗敌不屈的故事。如名叫“围巷”的地方，就是两军激烈巷战之处；“折将坪”、“披头崖”为仇犹军将奋战而牺牲的地方；“天灵盖”是仇犹君决战到最后以身殉国之地；仇犹城外的“香河”则是仇犹妃子投河自尽香消玉殒的地方。从这些动人的传说中，我们似乎想见到了当时仇犹军民沐血奋战、英勇抗敌、不畏牺牲的悲壮场面，他们以尚武尚勇的精神和不屈的民族气节谱写出了一曲不朽的正义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