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标志了中国的事态已无转圜的余地。在这一年中，专制统治者自己提出了一个“新政”方案，它预示了传统政府的结束。这还不完全是由于以孙中山、康有为以及血气方刚的学生为代表的革命势力所造成的压力的结果。在权力结构内部，一些持现实主义态度的官吏如袁世凯、张之洞竭力施加压力，要求变法维新。他们在奏折中响应和重复激进的改良派差不多在十年前就已提出过的要求。然而，更重要的是，皇上现在对这些要求作出了新的回答。事实上，由于这些官员们的催促，朝廷自义和团失败以来就一直在鼓励维新。这个新姿态的结果之一，就是学生们纷纷出洋，他们现在站在民族主义运动的最前头。到了1905年，朝廷甚至准备作出更大的让步。起初这仅仅出于维持生存的需要，有选择的“新政”产生了一连串新的事物，它们再也不能被容纳在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了。现代工业、铁路、军队和教育制度的维新计划已经产生了新的功能、作用和利益，从而要求制度上的改变。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要不要维新，而是以怎样的速度维新，更确切地说，谁来领导已经在进行中的维新并从中得到好处。
与皇上竞争并且参与首都的政治活动的，是那些野心勃勃的总督们，他们的真实力量已在义和团事件中显示出来。还有一些地方上的官绅，他们新近才在现代企业中发现了财富的新源泉。到1905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这种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竞争，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上关键性的问题。随着拥有现金的外国银行家的出现（在中国，没有人有能力或者愿意为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花钱），这个问题将更趋复杂。
这一年对中国要求变革产生影响的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或许就是日本对俄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主要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的。在近代史上，亚洲人第一次打败了一个欧洲强国。对于中国的统治者来说，教训看来是明显的。日本的君主政体，由于在15年前颁布了一个宪法，就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新式的国家。看见这么一个榜样，皇上恩准了袁世凯在1905年7月奏请的于12年内成立立宪政府的要求。西太后同意派一个考察团出洋考察宪政。8月，袁世凯奏请废除传统的科举制度；9月，皇上诏准于明年废止。这个法令意味着独尊儒术的结束。同时，劝说地方上派更多的留学生去欧美。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有利于革命的形势：这个腐败无能的中央政府为了挽回它在权力和威信上的损失，发起了它先前曾经反对过的变法维新。清政府现在希望像日本那样，维新会加强中央集权。但是，这个政权明显的软弱，特别是在外国压力面前的无能为力和由此产生的空前的财政赤字，使得加强中央集权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极端困难的。维新不但没有恢复帝国的权力，反而招来对中央更多的要求。它增加了许多竞争的焦点并且促进了公开的对立。此外，当外国征服者决心支持他们特许的朝廷时，清廷是很难使它自己与民族主义的革新动机相一致的。它已经丧失了威信和能力，从根本上说，它缺乏才能、知识和领导一个民族复兴的创造精神。
作为一个整体的皇帝与政府结构的虚弱，在1905年暴露出来了。维新的一年也是非同寻常的动乱的一年。民族主义的压力、离心力和一个空虚了的国库的财政需求所加深了的普遍的社会灾难，排除了有秩序的改革。有关土匪暴行、抗税、会党起义、罢工以及排外暴乱等等的报告，像洪水一般涌到北京。这样，采取镇压措施的命令、对颠覆文学的禁令与鼓励现代工业和教育的崇高的敕令互相点缀。当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扩展到内地时，排外运动（政府对此是有责任的）又重新爆发了。本地的企业家和投资者怨恨外国的竞争，而群众发现外国人是他们发泄不满的合适对象。这年的夏天，中国商人和学生发动了一个抵制美货的运动，民族主义的报纸对这个运动进行了鼓吹。这个抗议美国排外法律的运动，是把传统的抵制武器作为近代民族主义的武器来使用的第一个例子。上海商界的一个领袖宣称：“当我们的政府不能起而抗议时，人民就要起来抗议了。”10月，在广东连州五个长老会传教士的被杀，更加恶化了和英国的关系。
海外的学生（他们是新教育出来的精英，维新的成功要依靠他们）否定官方的“新政”。1月间，在东京的留学生要求皇上批准一个宪法。但在9月，当帝国考察团的五个成员出发去对外国政府进行考察的时候，一个学生民族主义者在邹容的《革命军》和梁启超的早期著作的鼓舞下，向他们掷了一枚炸弹。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和帝国当局之间的裂口变得更大了，再也不能用匆促的维新措施来弥缝。学生——知识分子已经从日本的成就中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这一年，他们有了俄国的革命榜样。
总之，这是一个对孙中山极有利的时机。到1905年年中，他把在任何条件下都不愿接受清王朝统治的各种组织联合起来，创立了一个新的革命团体。
在这决定性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孙中山在欧洲从侧面接近学生。在伦敦时，他住在荷兰公园英国友人摩根的家中，接受了朱和中和贺之才（一个在布鲁塞尔的留学生）的汇款及邀请。他在俄斯敦港登岸，然后驱车到布鲁塞尔，住在一个学生宿舍里。等朱和中从柏林到来之后，孙中山就开始同欧洲大陆近百名中国学生中的五个最主要的活动分子进行讨论。
没有必要同这些学生辩论革命的功过。朱和中和他的朋友们是湖北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物，他们由于奉行极端主义，实际上被“流放”到了欧洲。现在该由孙中山向他们表明他有资格领导这个他们寄予希望的广泛的革命运动了。他向他们说明他对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看法。他也阐述了他的“五权宪法”方案。这个方案包含了美国的三权分立，另外加上两个经他改造过的中国传统的机构——考试和监察机关。学生们虽然对孙中山在理论上的阐述明显地感到满意，但他们不同意他的策略。朱和中坚持认为革命不能撇开知识分子（意思是指学生）。他指出，策反新军（它的许多军官都是归国留学生）为革命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他的朋友吴禄贞（湖北新军的一个军官）成功的鼓动是一个足以说明问题的例证。但是孙中山坚持认为有功名的人和军官搞不成革命。他为会党辩护，认为应当优先考虑他们，并把他们作为革命的骨干。朱和中以1900年唐才常汉口密谋的失败教训为例进行反驳。他和其他支持这个密谋的人们（包括梁启超在内）一样，认为哥老会在政治上完全不可靠，他们的兴趣仅仅在于抢劫。他还提醒孙中山，孙过去所以失败就在于缺乏知识分子的支持。在争论了“三日三夜”后，孙才决定给予学生和会党以同等的地位。孙中山最后接受了学生们的意见，认为留学生中凡全心全意献身于革命者，均可作领导人。
没有人比孙中山更懂得学生的支持是多么必要。然而他不愿给学生以领导地位和他对会党的高度评价，是有理由的。为了使他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和战略家所具有的胆略显得重要，他必须证明他过去10年来奉行的策略是正确的。在广州和惠州他都同三合会结成同盟，而在前一年，他在夏威夷和他们在一起，并在美国和他们一起开展工作。如果他能够证实他们的重要性，那么他作为一个三合会专家，自然成为最高领袖，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如果新军是主要的活动场所，那么孙中山的资格就不如这些学生活动分子，特别是不如东京的学生活动分子了。虽然孙中山希望学生参加进来，但他希望这是由于力量的吸引，而不是由于软弱。尽管他在财政上遇到明显的困难，但他不愿承认他离开了他们不行。举出上一代知识分子背叛他的事例，孙中山或许是很不愉快地告诉这些青年学生，他们并不是如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么重要，一贯被士绅蔑视的三合会和哥老会，对革命来说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他们。此外，由于孙中山在欧洲尚未同年岁大一点的、名望高一些的民族主义学生打交道，因而能够采取一种比较独立的姿态，并坚决认为自己是一个年长资深的革命者。
然而重要的是，他和欧洲学生的接近表现了他的方法的特点：调和各种不同的、互相排斥的因素。每当孙中山求助于一个特定的集团时，他常常提到其他一些他自认为可以控制的集团的重要性。他努力证明其他的这些集团正在积聚力量，而新的集团参加进来就会马上起决定性的作用。他表示要给每位听众一份他认为即将获得的胜利成果。他对学生谈会党，然后他又对华侨谈会党和学生。有了华侨的钱和知识分子组织者，他就可以在三合会的基础上发动起义，这样也就可以从海外筹措更多的资金。外国人是他力求联络的另一部分人，长期以来他一直在告诉他们，他个人主张在一切进步分子中鼓动反满，其中包括知识分子和军队。当他和外国的联系给知识分子留下深刻印象时，他的圈子就臻于完成了。虽然这个手法中有几分明显的“欺骗”（孙中山力求尽快地把希望变成现实），然而这也是真的，即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坚持不懈地同五花八门的人打交道。
这样，随后在布鲁塞尔一个更大的学生团体的一次集会上，孙中山作为一个新的革命运动的领袖被承认了。他没有给这个组织起一个名称，因为他知道在欧洲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得不是试验性的、没有约束力的。他必须在这里证明的是，在一个非粤籍的知识分子圈子里他也能获得成功。最重要的是，在欧洲的成功可以抬高他在日本取得领袖地位的身价。实际上，这是他第一次担任主要角色的一次彩排。
在这次布鲁塞尔会议上，孙中山把大约30名学生吸收到当时随便称呼的“革命党”中来。他援笔直书他自1903年以来逐步完善的四条政纲的誓词，誓词的简洁使学生们大吃一惊。在此之前，他们一直相信康、梁说孙中山目不识丁的妄言。现在看来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穿着跟欧洲人一样，他向穿长袍的学生们表示，他对西方最新的政治潮流是熟悉的。同时也表示他在会党的密谋手段方面具有专门知识。他给宣誓仪式带来一大套传统的、秘传的花样，这或许是他前一年才摭拾来的。他仿照三合会的做法，要学生在誓词上签名时用“天运”代替中国一般常用的年号。“天运”的象征意义是否认清王朝，意指清王朝已失去“天命”，一个崭新的、中国的纪元开始了。孙中山在兴中会的文告中从未用过“天运”这个年号，但在1904年他为美洲致公堂起草新章程时这样用了。孙中山还教给学生们各种秘密手势、口号，这些全是从三合会的仪式中搬过来的。但是，他加上他的牺牲了的追随者陆皓东、史坚如的名字，用来代替传统的三合会英雄们。
在摆好姿势和他新吸收的成员照了一张相以后，孙中山回到伦敦，在这里他只吸收了一个学生皈依者。吴稚晖（孙中山现在第一次和他见面）还在犹豫，但当孙中山在东京获得成功之后，他也参加了进来。
孙中山重新开始了在欧洲大陆上的活动，他在柏林用了12天的时间和朱和中的同学们进行长时间的讨论。一个学生反对“平均地权”，另一个学生不甚赞成“五权宪法”、而服膺德国宪法据以为基础的普鲁士范本。但是，由于德国是个君主国，因而不是一个很合适的榜样，孙中山在辩论中胜利了。20个学生加入了组织，在出席的人中只有两个没有参加。在下一站巴黎，孙中山扩充了他的纲领和战略。他谈到“约法”（临时宪法），说它将为实现群众完全的宪法权利作准备。他还强调节制资本的需要。这个加上防止在土地价格上进行投机的“平均地权”的方法，最终构成了他的社会主义纲领。在吸收了10个学生加入组织后，孙中山要他们出钱。他说，在广东-广西的一次起义即将举行，他需要钱买军火。一个学生答应拿出半月的官费200法郎；其他的人也都捐献了。孙中山对他们讲述他青年时代的轶事和他革命的惊险活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吸收了大约一半的欧洲学生加入组织后，孙中山认为回日本的时机成熟了。他有了显著的成果给别人看。感谢学生们的慷慨解囊，他有了这次旅行的路费。然而更有意义的是，他利用这个机会试探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前一年他曾为美国的公众写了《中国问题之真解决》，现在他试图谋求法国的支持。三年前他曾同韬美谈判，这个人现在已不再是法属安南的总督，但是通过韬美，孙中山也许可以找到一条通向殖民部长以及新总督的通道。当孙中山呆在巴黎的一家旅馆里等待谈判结果的时候（他改善了的经济状况使他不用再住学生宿舍了），他受到一个严重的打击，使他对新成员的信任发生动摇，并差点破坏了他掌握学生运动的全部计划。
两个柏林的学生在宣誓参加革命组织后又害怕了，跑到巴黎向他们的政府监护人悔过自新。另外两个堕落分子邀请孙中山午餐，趁他不在的时候，柏林的两个学生潜入孙中山的房间。他们割破他的公文皮包，拿走了所有欧洲成员的盟据和一封法国政府致安南总督的重要介绍信。然后他们去见中国驻巴黎的公使孙宝琦，向他叩头，供认实情，并且献上偷来的文件当作赎罪的表示。使他们吃惊的是，孙宝琦叫他们把盟据退还学生，然后打发了他们。公使显然认为，即使没有这样一件引起公愤的事情，中国政府在法国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法国政府的信件暗示孙中山有高级关系，想起1896年在伦敦发生的事情，公使希望避免卷入一次可能会引起国际反应的纠纷。他虽然把这封信抄了下来并把信的内容向北京作了报告，却派人把原件送还孙中山。这种小心翼翼的、几乎是胆怯的做法，与九年前那种大胆的绑架是大不相同了。这是清政府自八国联军干涉年代以来丧失威信和信心的结果。
此时，孙中山认为整个学生团体都背叛了他，他处在严重的危险中。他迁到另一家旅馆去住，写了一封严厉的信给朱和中。朱和中打电报给一个布鲁塞尔的学生，这个学生赶到巴黎，经过长时间的寻找，才找到孙中山的住地。孙中山感到非常难过，说他早就知道“读书人不能革命”，他们不如会党。当他知道只有四个叛徒，并且要重新开始登记时，他才感到抚慰，但失掉法国政府的信件仍然使他苦恼。就在这个时刻，公使馆的信使把它送回来了。孙中山的秘密谈判虽然暴露了，但是来找他的这个学生胡秉柯却看出了公使馆不愿采取行动。胡秉柯去拜访了公使，公使问他有无收到还给他的盟据，劝他好好念书，不要去搞政治运动。
有了悔过自新的机会，大多数学生接受了这个劝告。“我们到底是学生咧，抑是匪党呢？”一个叛徒问道。另一个叛徒说，革命我们自己革，不要三合会和哥老会那些乱七八糟的领导。只有14个人重新登记为会员。在这些人中有布鲁塞尔小组的三个成员（他们一开始就是激进的）、朱和中及另外两个柏林的学生，还有一个是巴黎的。
由于保住了这些活动分子的忠诚，孙中山仍达到了他的主要目标。他给冯自由写信说，他在伦敦、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成立了新的革命团体。在欧洲的湖北活动分子也给他们在东京的朋友们写信，请他们全力支持孙中山。孙中山劝在欧洲的留学生完成学业，取得清政府的官职。当革命爆发以后，就能使他们居于领导群众的更好的地位。他如果很快需要他们，他会给他们打电报，尽管他宣称，开展革命运动，将先用留日学生。这样，当孙中山在6月11日离开马赛登上“东京”号轮船时，他自信能最后攻克在东京的学生的主要堡垒。
他还利用这次旅行扩大他的联系范围。同船的旅伴中有一人叫张人杰（张静江，1876-1950），是浙江一个绅士人家的后裔，在上海有商业势力。张静江是孙宝琦的巴黎使馆的商务随员，后来在这个法国首都做生意。张静江同情革命，不久就和巴黎的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取得联系。他听说过孙中山的事迹（事实上，他可能帮助说服孙宝琦对学生的越轨行为采取宽大处置），愿意资助革命。张静江对孙中山宣称，他什么时候需要钱，只要给他一封电报就是。他们商量好一套密码，其中字母“A”表示需要10000元，“B”需要20000元，如此类推。他准备提供到“E”的数目，也就是50000元。据孙中山的回忆，张静江遵守了他的诺言，并在1905年到1911年期间，成为他的最大的经济支持者之一。一个像张静江这样出身的人愿意在孙中山的事业上投资，这是自从孙中山在十年前开始宣传革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另一个迹象。
当孙中山乘船到达科伦坡时，他给他的老朋友尤列发电报，请他安排一次和新加坡支持者的会见。回想起他的上一次访问，1900年对康有为的倒灶的远征，孙中山不知道他能否被允许上岸。但无论如何他希望尤列及其在当地吸收的新成员能够上船来见他。事实上，新加坡当局对他并未发过驱逐令，而警察当局也同意尤列的要求，孙中山可以在船停泊港口一天的期间离船上岸。尤列给孙介绍了三位华侨：陈楚楠、张永福和张永福的外甥林义顺（一个新加坡出生的教会学校毕业生），他们曾帮助尤列创办革命的报纸《图南日报》。没有时间进行广泛的讨论，但是孙中山把他在欧洲的成绩和去东京的计划告诉他们了。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会见这些富商，他由于他们答应支持他的新组织而受到鼓舞。孙中山后来发展了这个良好开端，把新加坡变成了一个向马来半岛和整个东南亚进行渗透的主要基地，这个地区后来为革命筹措了大量的资金。
7月7日孙中山到达西贡，他给陈楚楠写信说，他发现当地的中国人主办的读书会——报馆，是政治觉醒的一个信号。虽然他在给宫崎寅藏的信中说，他也许要在南洋（东南亚）的各港口逗留，但他的东京使命处于优先的位置，他遵守了他原定的日程，于1905年7月19日到达横滨。
东京的活动分子就像他们的欧洲伙伴一样，正在物色一个人来组织向清王朝的最后冲击。孙中山的履历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知道的，而冯自由和宫崎寅藏（孙在海外的时候一直和他们保持通信联系）则为孙中山的胜利归来铺平了道路。这时正是日本人的威望提高的时候，宫崎寅藏为他的同志和被保护人进行了决定性的干预。孙中山在横滨登岸那天，宋教仁（他和他的湖南同乡黄兴对学生有极大的影响）拜访了宫崎寅藏。陪同宋教仁前去的是程家柽，程是个安徽学生，在这之前孙中山曾引起他的注意。八年前，宫崎寅藏本人曾焦急地等待着一睹这位中国英雄的风采，现在他告诉宋教仁对孙中山所准备的接待。他说，孙中山是一个“志趣高洁，心地光明”的领袖，是举世无双的。想到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大好时机，宫崎表示他恨自己不是一个中国人。
孙中山到东京后，急欲会见重要的学生领袖，宫崎首先领他去见黄兴，孙、黄很快就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两者对共同的志趣——革命——讨论了很久。7月18日，宫崎又陪孙中山去见黄兴及其副手宋教仁和陈天华，会见是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社举行的，这是湖南的民族主义者新创办的杂志。在介绍了湖南的活动情况（包括1904年的长沙密谋）之后，孙中山谈他自己的战略。
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切反对清王朝的努力必须统一起来。孤立的、各省的分散起义，不仅会导致混乱的政权空白期（旧王朝被推翻后常常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会给外国人以干涉和瓜分中国的借口。孙中山早就预见到自相残杀的权力之争的危险，在1897年和宫崎初次见面时曾讨论过这个问题。1905年他再一次强调说，对清王朝采取齐心协力的、决定性的一击，可以避免外国干涉的危险。如同在欧洲一样，孙中山也强调在他自己活动的两广地区有着一触即发之势。他指出，广西的会党已经同清政府的军队战斗了十余年，至今未被征服。他说，这些三合会会员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如果没有知识分子，他们就缺乏适当的领导。孙中山暗示他和这些战士们有特殊的关系，说他们去年曾想和他在香港接头，但由于他当时在美国，未能实现。孙中山认为，这就是学生起作用的地方。假如他们联合起来，他们就能把积极的因素注入三合会群众的破坏力中。作为指导会党的领袖，他们就能保证使革命导致“立文明之政府”。换句话说，他这是在建议继续贯彻兴中会的方针，而以一个更大、更有效的知识分子集团去扩充和加强它。
至于会党与知识分子的相对重要性问题，由于同样的理由而重复了布鲁塞尔的讨论。尽管宋教仁及其朋友们想使孙中山相信知识分子是关键性的因素，但还是孙中山的这个观点取胜了：会党是行动的力量，只有通过它学生才能发挥影响。
统一当然意味着承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湖南人第二天抽时间在他们自己人中进行了一次讨论。陈天华赞成完全合并，黄兴则主张在形式上加入孙中山的组织，而“精神上”仍然保存他们的团体华兴会。其他的人甚至有更大的保留。最后决定，各人自作抉择。但是他们最有影响的领袖们已经倒向孙中山一边了。
第二天，即7月30日，和孙中山一起开了一个规模更大的会。黄兴、宋教仁、程家柽、冯自由等都通知了他们的朋友，消息迅速地在富有战斗精神的人们中间传开，他们代表了除甘肃省之外的中国每一个省份，甘肃省当时还没有派留学生出国。70个学生聚集在内田良平的家里，这里也是黑龙会的办事处。会议地点的选择，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和末永节的出席，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孙中山是得到日本人的支持的。
会议的程序同孙中山在欧洲开的会一样。在孙中山作了一通长篇演说后，其他的发言者加以附和，会议赞成孙中山的提议，成立一个新的组织。最后选定的名称是中国同盟会。由于同盟会是一个普通的会党的名称，这个选择反映出孙中山偏爱会党的形式。孙中山然后提出会员的誓词，它除了在字句上略有出入外，内容同他不久之前在欧洲提出的完全一样。头三个目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未遇到反对。但是和在欧洲一样，孙中山的第四个政策要点“平均地权”，费了很多的唇舌才被接受。黄兴（他是孙中山建议合并组织后的年轻伙伴）提议自愿者签名。曹亚伯，一个刚从湖南来的人，带头在宫崎寅藏提供的纸上签名，其余的人也跟着签了名。同在欧洲一样，孙中山教给每个会员他从三合会搬来的秘密的手势和口号。三合会惯用的“天运”年号照样用来标明盟书的日期。选出一个委员会来起草章程。选举职员的事放到下一次会议，该次会议还将考虑新组织的正式成立典礼。然而，从实践意义来看，这个运动已经按照孙中山建议的步子开始了。除了接受他提出的口号外，他所偏爱的三合会的暗号也被采用了。
与此同时，孙中山的新同志为了向他表示敬意安排了一次盛大的学生集会。8月13日，700多名学生挤满了一家日本饭店，还有几百名学生不得入，拥挤在门口，向他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在东京公开露面，他那充满民族主义精神的讲话，使他的听众着了迷。
孙中山把取得社会进步作为他讲演的主题，并论述它在中国如何实现。他说，他游历了现代世界，但古时的所谓文明的中心如希腊、罗马、埃及等现在已不可复睹了。他已经认识到变化是生活的法则。一些国家变得早一些，另一些国家变得晚一些，像日本和俄国。虽然多年来他的民族觉醒的号召是针对会党的，但他在东京受到欢迎却表明他的号召现在已经深入到中上阶层了（学生就是从这些阶层来的）。学生的新的关注说明中国还有活力，并且准备变革。
孙中山在讲中国未来的进步规划速度和方向的时候宣称，中国可以采用世界上最高级、最进步的政府形式。他争辩说，其理由首先是由于它固有的能力。它的文明远比雅利安族的文明古老；它的疆域辽阔，一个四川省比日本还大；它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多的，比俄国或美国都多，比所有的西欧国家人口加起来还多。第二个理由是，它已经拥有一批贤能的领袖，他们有能力把欧洲最先进的制度移植到中国来。日本明治维新之时，只有少数的“志士”作为变革的原动力。然而在中国，承认外国长处的人很多。如果学生们承担起责任从国外选择最好的榜样，那么中国就极容易超过日本。日本花了30多年才取得的成就，中国只要花20年，甚至花15年的时间就可以取得。孙中山断言，日本必须经历一个“天然的进步”过程，而中国有能力做到“人力的进步”。
有些人主张进步必须是循序渐进的，共和主义不能马上实行，必须等到君主立宪这个中间阶段实现之后。回答这些人，孙中山重复了他在夏威夷用过的关于火车头的比拟。政府形式和机器设计一样，无需从头做起，经历发明和改进的各个阶段。每个人总是以当时最好的东西作为借鉴，然后不断地改进它们。日本开始是以中国的文明为范本，后来以欧洲为榜样。美国“之文明仅百年耳”，向英国学习，成为“世界共和的祖国”。孙中山宣称，不久之前美国还是一片荒野，但是去年在圣路易城的博览会上，他亲眼看见它在物质上的成就，把欧洲远远抛在后头。孙中山宣称，如果渐进主义者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中国的爱国者连竭力仿效夏威夷人及美国黑人的希望都没有。他说，100年前，夏威夷人还处在把人头作为战利品的阶段，但是通过和外国人接触，他们“由野蛮一跃而为共和”。同样真实的是黑奴最近变成了自由民。
谈到外交事务，孙中山的语调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这是他专门讲给中国人听的。他断言，如果中国人用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来证明他们是有力量的、能战斗的，那么外国人就不敢再来侵犯他们的主权。假如中国有内在的物质力量，那么外国人就会害怕并且尊敬它。他指出，当前的抵制美货运动不仅使美国而且使所有西方国家都感到恐慌。中国人稍微觉醒了一点，西方列强就“震惊”，“倘有甚么大举动，则各国还了得吗”？
孙中山在东京的首次公开露面中，抓住了年轻的中国人的情绪。他的乐观主义，他的诉诸基本的民族感情和他的反对不彻底的、温和的解决办法，在年轻人中间引起了共鸣，他们不耐烦听那些说中国落后、软弱的话。无论是严复所关心的天演论或是梁启超所关心的外国的优势力量，都不能保证迅速恢复中国的伟大。而这正是孙中山所提供的。他的“人力的进步”的理论要求中国（以它独特的传统和潜在的力量）走一条独特的道路，从而取得迅速的发展，以致全世界很快就拜倒在它的脚下。他保证，全世界将不得不再一次向中国这个榜样学习。
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的理论使年轻人的抱负得到了满足，他们出身于统治阶级家庭，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中国的一切问题，群众的缺乏教育，制度上的障碍，外国的威胁，都会被“志士”扫除干净，他们的干预将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这就是孙中山向学生建议要请他们担当的角色，他们对他的演说报以非常热烈的欢迎。于是，又有两位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和末永节出来说话，认可孙中山具备了代表觉醒了的中国说话的资格。
剩下的就是履行手续了。一个星期以后，8月20日，在一个大型集会上，同盟会正式宣告成立，这个集会是在阪本金弥家中举行的，他是日本的国会议员，在中国有煤矿利益。孙中山的胜利，以他当选为同盟会的总理而固定下来。有300多人宣誓入会。又有一些人对“平均地权”表示怀疑，也许是它听起来太像土地改革。但是孙中山的这个地价税方案终于被接受了，这是与他的不仅要同欧洲竞争而且要超过它的决心相一致的。这个团体通过了黄兴起草的章程，选出了30个人来领导三个部，它们是仿效美国政府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的。东京被指定为总会所在地，在五个地区部门之下设立各省分会。湖南人把他们自己的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献出来作为新的组织的机关刊物。这样，同盟会就初步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政党的一切特征的党——一个等级制的结构，一个纲领，一个宣传机构和一个行动计划。
孙中山有生以来第一次统帅一批有才干的人去进行一个有组织的民族政治斗争。当他到达这一步的时候，他在兴中会的老同志中，几乎没有人分享他的权力。同盟会是一个学生——知识分子的运动，在他的同事中只有像冯自由这样参与学生骚动的人，参加了领导。孙中山的新的副手们大多数来自从前的华兴会，它的领袖黄兴和宋教仁对孙中山的统一号召给予了决定性的支持。不久，另一个类似的组织光复会也参加进来。到1906年，差不多有1000个新会员在孙中山的誓词上签名，在他们当中，有将近900人在东京。虽然当时的学生总数高达15000人，同盟会需要他们中间最具有政治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人的忠诚。自1900年以来兴起的好战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物，像章炳麟、陈天华、杨守仁、张继这样的知识分子，《苏报》案和另外十几起与当局发生冲突的事件的老战士们，都参加到同盟会的队伍里来了。成百的归国留学生最后把革命的信息传遍全中国，并渗入政府正在兴建的现代教育和军事机构中。同时，孙中山保持并扩大了他在香港和各通商口岸、南洋以及更远的华侨社会的影响。
这样，在朝廷开始搞维新的1905年，民族主义者和革命者找到了自己的领袖。孙中山最后建立了他的事业，这是他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如果他的成就到此为止，那么，他作为少数农民出身的中国知识分子领袖之一，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但是，联系到他被承认为领袖时所处的情况和他的领导的性质，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最引人注目的是孙中山在1905年取得胜利的突然性。多年来他在附近的横滨，都极少冒险到学生的营垒中去。现在他像一股旋风突然出现在东京。仅仅在他到达的十天以后，杰出的学生领袖们（他们第一次见到他）就同意接受他的统率。只几天的功夫（如果不是几小时），一个政治团体就发现了一个领袖。在经过最简短的个人接触和考虑之后，孙中山的领袖地位被迅速承认，这证明了他的人格的力量。
承认的迅速也反映了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紧迫感。他们迫切要求行动和选出一个适合他们情绪的领袖。他们选择他，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个革命战略家和策略家的声誉。日本人的支持、他们的欧洲朋友的推荐和孙中山在东京给人深刻印象的表现，加深了他们多年来就听到的对他的评价，那就是：这是一个毕生致力于革命活动的人。而当他们发现他并不是如他们过去所以为的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江湖大盗”时，就没有理由作更多的考虑了。他们希望完成的工作，而这个人有广泛的联系、手段和信心去完成它。他既然谈到抵制美货，那他就一定在香港有商界的朋友，因为他们是处在这个鼓动的中心。他所以谈到三合会，那是因为和他们在一起干了十年。不仅是因为他比大多数的学生领袖年长10岁到15岁，而且因为他同清王朝的战斗比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时间更长、更公开。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彻底地检查过在广大范围内的潜在的反满力量。
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在学生的心目中是一个胜利的象征。他们不仅要求一个迅速的革命，而且要求一个能够预先防止外国干涉的革命。在准备同清王朝摊牌的时候，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外国人。我们已经看到，民族主义狂热的最初的浪头是由反对帝国主义刺激起来的。而现在，由于希望能够避免同外国人的直接冲突，或者把它推迟到中国更强大一些的时候，反满就成为重点了。这样，设法使革命受到外国的尊重，并且使它进行得平稳而有效，使外国人找不到借口来进行干涉，便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和湖南人会见时采取的路线。此外，孙中山还是唯一能用权威的口吻谈到外国态度的革命领袖。学生们只了解日本。但是，孙中山正如他自己反复强调的，他走遍全球，包括欧洲和美国以及它们的殖民地和自治领地。如果有哪一个人具备“文明的”或者令人尊敬的形象，就像革命者希望向海外介绍的那样，这个人就是孙中山。早先，文人学士的抵制促使孙中山向外国人作出主动的表示。现在，知识分子拥戴他，又主要基于他的素负盛誉的外交才能。
因此，孙中山在1905年取得的领袖地位是附有条件的。他不是知识分子那种理想的领袖，而那种领袖在各方面都是符合儒家传统的要求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孙中山，主要还不是由于他的知识学问，而是由于他的公认的活动能力。从领袖无需提出独到的思想，而只需提出达到目标所需要的手段这个意义来说，这是企业家的领导。虽然同盟会采纳了孙中山提出的口号，但是它的学生会员并不需要向孙中山学习民族主义和民主。孙中山引为骄傲的一些在思想体系上的创新，如用地价税的方法达到社会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等等，是最受人冷淡的东西了。
虽然孙中山的缺乏思想权威只有在以后研究行动中的同盟会时才能作出适当的说明，这里只需指出，在同盟会成立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又为筹措经费的事到河内和新加坡去了，而他的新的副手们却发动了对梁启超和君主立宪派的论战。孙中山曾对他的追随者保证，三大革命——民族革命、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可以同时进行。当他们同他们的对手争辩这一理论时，孙中山却从事他自己选定的进行密谋的实际工作去了。即使这样，欧洲和东京的学生们对会党的重要性的怀疑，表现出他们对孙中山的战略并不是很热心的，不过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罢了。
最后，这个领导之所以脆弱，还因为他许的愿太多。一个领袖的威信在于他能否迅速拿出成果。但是以孙中山社会地位之低微，以他的个性和他的作风，在任何别的条件下他都不可能担任领导。他的许愿既出于他的自信心，也出于他的弱点。
既然身居领袖的地位，最后就不得不满足较之反满斗争更多的要求。在中国，和在别的处于革命中的国家一样，生龙活虎般的革命过程和最后取得政权是有区别的。本章前面已经指出，官方下令的维新引起了新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它们的革命性质还未显露出来。然而，王朝权力的新的争夺者——地方官绅和军政要员——却处于争夺革命果实的战略地位。他们在孙中山的下一阶段的经历中，对孙中山的威信和权力构成了最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