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条件是艰苦的，八路军所拥有的物质手段是极其有限的，但为了提高士气，鼓舞民心，增强大家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八路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展了各种文娱体育活动，丰富了人们的思想感情，活泼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使“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我们知道，延安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大家过着一种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生活，住的是土窑洞，吃的主要是小米饭，只有逢年过节时才能吃到大米饭，穿的是粗布衣服。但是，物质上的困难并没有使人们灰心丧气，畏首不前，而是激发了人们的豪情壮志，赋予人们真正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的豪迈之情。
教唱革命歌曲，使歌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堪称革命浪漫主义的突出表现。延安是全国著名音乐家荟萃之地，如冼星海、贺绿汀、吕骥、郑律成、李焕之、马可、麦新、张寒晖、李海、王萃、周巍峙、刘炽、李德伦等等。他们创作的大量歌曲，雄壮有力，情深意切，百唱不厌，流传甚广，如贺敬之、马可的《南泥湾》，秀山、华恩的《共产党像太阳》，方冰、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莫耶、郑律成的《延安颂》，贺绿汀的《新民主主义进行曲》，塞克、冼星海的《生产大合唱》，光未然、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等等。尤其是《黄河大合唱》，周恩来称赞它是“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的典范，郭沫若誉之为“抗战中所产生的最成功的一个新型歌曲”。
美国人埃德加· 斯诺1936 年第一次踏上“红色中国”的土地，碰到了一支红军的抗大学员排练大合唱
队伍。他惊异地发现，这支队伍“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得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唱的很好。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来劲儿了，或者想到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着唱。他们在夜里也唱，从农民那里学新的民歌，这时农民就拿出来陕西琵琶”。斯诺认为，这些战士是他看到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这意味着他们“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美国著名学者特里尔则称之为“红色军队斯多噶式的英雄主义”。在延安，只要看到大路上有队伍在行走，群众就要拍手欢迎唱歌，唱了一个又一个。有时道路两旁、山坡上下，歌声和着歌声，歌声引着歌声，汇成一片。
学校、机关等单位的歌咏队、拉拉队也十分活跃。抗大歌咏活动的群众性，是闻名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操场上，课堂里一休息就有响亮的歌声。特别是集会、上大课的休息时间，各个队之间互相拉歌，歌声此起彼伏，更是热闹。有一次，抗大师生在凤凰山工地上劳动，罗瑞卿、莫文骅、胡耀邦等校领导带头，并在工地上组织竞赛。教职学员同心协力，你追我赶地干；有的抱病继续出工，负伤不下火线；有的开窑洞口时不慎滚下山坡，爬上山来还干；至于争先上工，推迟下工，休息时间不休息，下雨下雪天坚持作业，星期日和晚上加班的劳动事例更多。更热闹的是整个工地歌声嘹亮，热气腾腾。
毛泽东和中央首长有时路过凤凰山下，听到漫山遍野歌声飞扬，看到山坡上一排排窑洞正在修筑，都很高兴。陕北公学每逢召开群众大会，或是课前饭后，列队行进，总是歌声嘹亮，慷慨激昂，振奋人心。
1939 年春天，延安干部、战士都进行生产开荒，天还没亮，干部、战士就扛着镢头、铁锹奔向荒山，钻进山沟，山谷田野到处是意气风发的劳动大军，到处荡漾着《开荒歌》、《生产大合唱》的歌声。
青年们还自制胡琴、提琴、象棋、扑克，自己编写文艺节目。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指挥的500 人的大型业余合唱团，经常为群众演唱。《黄河大合唱》就是一个代表，大家都会唱。鲁迅艺术学院、八路军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校等院校，有时也排演新节目，如《带枪的人》、《太平天国》等节目，每次演出，都受到热烈欢迎。
李公朴到晋察冀边区考察，发现“歌咏已经形成了晋察冀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
不论男女老少，很少不会唱歌子的。救亡歌曲和抗日小调已代替了过去人们消闲或工作中间口头所唱的一切腐词滥调。农村歌咏队普遍地在乡村里成立了，在人民大众的队伍中也产生出他们自己的歌咏指挥者。就是每一村的自卫队和儿童团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歌咏指挥。阜平城南农民歌咏队的指挥，便是该村打烧饼卖的一个小商人。这些歌咏队不但能够简单地合唱，而且能够轮唱，能够两部合唱以至四部合唱。会唱歌子最多的是妇女们，其次是儿童，人们总是赶他们不上。随便你走到田野，走进村庄，尤其是在会场上，总是充满响亮雄壮的歌声，彼此挑战，彼此竞赛，有的子弟兵团还比不上群众唱的多，唱的整齐。
人们为什么那么爱唱歌？何其芳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我歌唱延安》。文中的话是最好的回答：“我想，延安的人们那样爱唱歌，大概由于生活太苦。然而我错了，刚刚相反地，是由于生活太快乐。”延安精神就在这苦与乐的强烈反差中闪耀着夺目的光华。
在延安，每逢元旦、春节、五一、五四等节日、纪念日，或召开重要会议，都会有色彩纷呈的文艺演出。秧歌剧、合唱、对唱、小提琴、大提琴、二胡独奏、平剧、话剧、眉户，多姿多彩，锣鼓声、歌唱声处处可闻。其中，大秧歌运动最具中国作风和民族气派，最能体现根据地人民火红的精神面貌。新秧歌剧加进了“五四”以来新文艺形式的要素，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是一种新型的、小型的广场剧。1943年春节，鲁艺编排的《兄妹开荒》第一次走向延安街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与群众一起观看了演出，边看边叫好。群众性的秧歌运动更是遍及整个在延安演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
陕甘宁边区。1944 年春节，延安八大秧歌队在杨家岭会演。保安处的《冯光琪锄奸》，中央党校的《牛永贵挂彩》，西北党校的《刘生海转变》，边区直属分区的《红军大反攻》，枣园机关的《动员起来》，行政学院的《好庄稼》，西北局的《女状元》，留守兵团政治部的《刘连长开荒》，均获得好评。延安春节秧歌，将新年变成了群众的艺术节。
周恩来还将秧歌剧从延安带到了重庆。他组织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和办事处、《新华日报》工作的同志，在“周公馆”的过道里，演出小型歌剧。接着又在《新华日报》
社的空场上和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草地上，举行两次大规模的秧歌演出，招待国统区文艺界人士。节目有《兄妹开荒》、《牛永贵挂彩》、《一朵红花》。当演到集体秧歌舞时，周恩来和几位领导同志“首先从座中参加进秧歌队，兴致勃勃欢欣鼓舞地扭了起来。在座的多数演员也坐立不住了，纷纷插进队伍去，队伍越来越长，情绪越来越热烈，观舞者的心情仿佛飞到了延安，在毛主席身边大扭秧歌了。”秧歌剧中蕴涵的延安精神感染了国统区的人们。
随着大秧歌运动的深化，崛起了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新歌剧。它吸收了以往小调剧、小歌剧的许多长处。《白毛女》以民间故事为基础，以民歌、戏曲为基调，突出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反封建主题，在剧作、音乐、表演、舞美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将我国歌剧艺术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白毛女》同《刘胡兰》、《英雄刘四虎》、《孙大伯的儿子》、《无敌民兵》、《红鞋女妖精》等歌剧一道，受到了群众热烈欢迎。无论在战斗的前线还是在土改的农村，到处是“为喜儿报仇！”
“为刘胡兰报仇！”的呼声。
不仅仅新歌剧，秧歌剧、歌曲、戏剧、快板、电影等所有文艺形式，都将文化活动与政治、生产教育融于一体，人们喜闻乐见，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斯诺、韦尔斯、爱泼斯坦、福尔曼、李公朴等到延安及各根据地参观访问的中外人士都对它的生动有效赞誉有加。福尔曼用白描的笔法勾勒出一幕街头剧的情形。戏中所表现的八路军的作风和军民情谊，浅显易懂。福尔曼评论说：“这当然是宣传，是最好的宣传！……然而也必须记住，这些演员所演的角色正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所实践的。”
斯诺则称赞“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他看到，由于不断地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们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例如，在最近红军冬征山西时，成百上千的农民听说随军来了红军剧社，都成群结队来看他们演出，自愿接受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戏剧进行的宣传。
美国学者特里尔也用抒情的语言描绘这种情形：“八路军中的新闻宣传员，像中世纪的游吟诗人一样，把刚结束的战役编成快板，并在锣鼓的伴奏下，唱给战士们听。留下来的画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海报，使无生气的村庄得到愉悦。”
学习也同样与政治、生产结合在一起，形式生动活泼。在冬学运动中，识字课上，首先认最常见、最急需的字，如自己的名字、街头生意招牌字号，摆小摊的先学买卖记账的常用字，劳动生产者先认作物、农具类等常用字。学习方法也是多种多样，通过成语、熟语、顺口溜、歌曲、唱词等来认字，是学习识字的好方法。结合生活实际，学认路条、认契约、记账目、写信件；练兵中认“枪法”、“踏雷”；妇女们做鞋就认“做鞋”，纺花时认“纺花”。或写在纸牌上挂在面前，或制成文字卡片，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在晋察冀边区，李公朴这样记述着：“当你走进一座村庄的时候，查验路条之后，你要认为没有事了拔腿要走，那位站岗的小孩子，会把枪一横，照常的拦住你：“对不起同志，耽误你一会儿工夫，请你背一背国民公约！”假如你背过来了，你便可以扬长而去，不然的话，有时一些更天真的孩子会把你带到村公所去。他的理由很简单：
中国人就应该记住国民公约。要是大一些的孩子，除了客气和蔼的给你讲一篇要背熟国民公约的道理之外，他还教给你第一条是不违背三民主义，第二条是不违背政府法令……而且一条一条的解释给你听……晋察冀每个村口都挂着一块黑板，没有黑板的就用青灰刷出一块牌来。作成一块黑板的样子。每天的上下午，上面都写上不同的字，每次换岗时，上一班的人便教给下一班的人。这样递教下去，过路人查完路条时，他也要问：“同志，请你念一念这3 个字！”如果你不认识，他就当起先生来，教你认。
你就念给他听，说是“打日本”。他接着就进行口头考试。“为什么要打日本？”……有时你说的和他所晓得的有出入时，那个小孩子是不会放你走的，他一定要把他知道的讲给你听。
通过不同的文艺活动和活泼的学习形式，革命者与党之间，人民与党、政府、军队之间顺畅地交流互动，达到了同歌同哭、休戚与共的境界，每个人的喜怒哀乐都与集体息息相关，正如斯诺所说，“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而斯诺所说的“某种东西”、“某种力量”，正是延安及各根据地独有的品质，那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和对人民深沉的爱，这也是人们昂扬上进、乐观豪迈的根本源泉所在。所以，一些来自国统区的文艺家们，“到延安一进边区，就匍匐在地上亲吻土地”。一些青年为表示与旧社会一刀两断，许多人甚至改了自己的姓名。艰苦的物质生活非但没有减弱知识青年的热情，相反，在这种充满平等精神的新环境里，他们体验到了心灵净化的崇高，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更加认同。在他们理想化的社会追求中，延安就是这样一个与“克里姆林宫塔尖上的红星光芒”照耀下的苏联社会近似的理想社会。在这里，充满着社会正义的原则，人们个性自由，到处都可以“自由呼吸”。
一批批中外记者来到延安，他们陆续报道延安人民和八路军的精神风貌，其中一段这样写道：“就陕甘宁边区及延市的一般人看来，不论公务人员、学生与军民人等，决不像大后方一般人士的愁眉锁眼，叫苦连天，闹着经济困难，也不像另一部分人贪大戏台是延安的著名标志之一，延安军民经常在这里集会和进行文娱活动。
污腐败化，狂嫖乱赌，日趋没落的现象，而都是欢天喜地，刻苦朴素，为着和平民主，为着建设边区，为着解放全国人民，为着将来人类的幸福，有组织、有计划，实事求是地紧张地工作着；同时延市及边区更见不到盗匪、乞丐，这一种安定丰衣足食的社会，刻苦蓬勃欣欣向荣的现象，正是中华民国走向新的道路新的社会的一种新生气象。”赵超构的言辞则富有诗意。他将延安只有4 个警察的治安状况，称之为“真像是一首传奇的童话诗”；整个延安的生活被他比喻为“一首朴素的歌”。
延安人的休闲娱乐，乐在其中，并非像外间想象的那样，过着清教徒一样的生活。
韦尔斯对大家室外运动场景的描写饶有兴趣：“在延安，凡是可以利用的地方都设有排球场和篮球场。但是大家最喜爱的地方却是城外的运动场。城外这一边，延河里到处是皮肤晒得紫黑的洗澡人；城外另一边，大体育场上开展着各种各样的运动：气度尊严而动作迟缓的人在悠悠然然地玩着网球，或骑着自行车在大道上来来往往；严肃认真的运动员在一本正经地踢足球。在这里你可以见到朱德，他正满怀渴求地等待别人选他加入篮球队；您还可以见到洛甫，大夫叫他工作一段时间便停下来休息脑子，他遵从医嘱，正在一丝不苟的骑着自行车兜圈圈。在体育场的那一头，红军大学的学生和延安卫戍部队的战士在玩比较严肃的战争游戏。”
室内的通常娱乐是聚餐、跳舞、打牌、看戏，但却带有一种延安的特色。“聚餐一般是在食堂里，五六十人围在几个圆桌上入座。很多人会说笑话，真是谈笑风生。喝的是白干酒，但喝的量极少。玩么，有的打桥牌，更多人喜欢玩‘百分’”。在上述这些场合里，没有人打扮，也没有人换衣服，男女穿的都是政府发的一套结实的蓝布服装。在一周的主要社交活动——星期六晚上的舞会上，许多党的领导人都参加。朱德几乎每周必到，毛泽东每月约参加两次。舞会上，“中国乐器和西洋乐器混合演奏。有圆舞曲，也有二步舞、一步舞和一种四步的秧歌舞曲。人们自由自在地跳着。愿意把脚步放重的，就重重地跳；愿意静静移动的，就轻轻地滑步。剧院的一些职业舞蹈演员则跳得灵活而轻快。”“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是欢快的友情却使艰苦变成了乐趣。
舞厅里的窗子即使在冬天也是敞开的，因为人们都穿着棉衣跳舞。有一次为了减少灰尘，就往地上洒水，结果靠窗的一边地面结了冰，跳舞的人滑倒时，逗得大伙都乐了。
最后往往是大家围成一圈扭秧歌，越扭越快，于是晚会结束”。
在共产党治理下，延安及各边区的民众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人民与政权之间水乳交融，也与国统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令来访者难忘。
在陕西、山西两省访问了5 个月后，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认为“人民大众生活的进步”是“最动人的事情”。他看到，“人口相当稀疏的陕西东北部和山西西北部的人民，已经不再简单地靠小米和黑豆混日子，同时，也再没有衣着不足的苦痛了”。爱泼斯坦也发现，整个陕甘宁边区“比中国西北其他任何地方更密集和广泛地得到耕种”，所到之处，“看到的不是仅仅一个农民扶着他的犁步行，而且一群一群地在干活，边干边唱”；西北其他地方的农民通常穿得破破烂烂，但他们“在边区偶尔也看到有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但绝不是破烂”；中国到处是乞丐，但是，他们在边区和各解放区的5 个月中，行程1000 英里，大概经过百来个村镇，没有见到一个乞丐；在整个旅程中，也没有看到过一个农民或士兵显得营养不良。李公朴也说，只要一踏进晋察冀边区的境界，随时随地反映在眼帘里的是“民众的活跃”；晋察冀人民再也不是在喘息中挣扎，而是“兴奋地在战地中求生”。虽然是处在敌后的战斗环境里，人们反而提高了劳动的兴趣，“没有一个懒汉！”“没有一寸荒地！”这是晋察冀的一个生产口号。
那么，人民生活的改善从何而来呢？正如斯坦因所说，连重庆国民党的不少领袖都承认，“共产党已获得使他们在经济领域中享有盛名的惊人的伟大成就。中国某些大的经济问题，似乎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走向解决的途中。这是共产党政权力量的伟大源泉之一，而且是它的前途的佳兆。”共产党政权不仅带领人民改善了物质生活，工作人员民主、廉洁的新作风更使人民对政权产生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和信任感，人民与政府亲密无间。爱泼斯坦对在边区看到的一幕永远不会忘记。一位老农捶拍着原来同村出身贫苦的年轻县长的背说：“你看这家伙背了多少筐粪到我们地里？有谁以前看见过这样的官？从前，当官的闻的是他们姨太太的香水味，怎能闻这鲜大粪呢？”年轻县长希望不要用这样赤裸裸的语言同一位外国“贵宾”谈话，但老人对于什么是值得称道的有他自己的想法，因此不听劝告继续讲下去。爱泼斯坦感慨道：“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官员，也没有人见到过这样的情景。” 在国统区， 国民政府的多数官员消极沉闷、不思进取， 某些腐抗大学员排练文艺节目。
败官员只知作威作福，压迫剥削人民，人民怨声载道，视政府人员为敌人。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边区，人民将政府视为民众自己的政府，政府在人民中享有无上的威信，人民对政府人员处处关心爱戴，相依为命，政府与群众之间传统的鸿沟被填平了。
八路军统帅也是有血有肉，充满活力的，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样冷冰冰、硬邦邦。
斯特朗描绘的中共四大领袖在延安舞会上的舞姿，有声有色地刻画出他们的气质风采。
毛泽东在舞会上多数是坐在一旁观看，有很多人要和他谈话。“他跳舞时表现轻松，步伐坚定。有些人说他没有节奏感，我不同意。他有自己的一种坚定而微妙的节奏感，同乐队保持最友好的联系却从不盲目服从。作为他的舞伴，你必须密切注意，小心地顺从，随着微小的暗示而移动。如果你懂得他的节奏，他就会和你成功地跳到结束”。朱德跳起舞来“像是在进行闻名的长征。无论乐队演奏什么曲子，他总是固定不变地跳他的一步舞”，“他的节奏具有一种耐力性，既不费劲又能持久，比静坐不动还自在”。刘少奇跳起舞来，“有一种科学的精确性，一板一眼地，犹如二加二等于四”，但“有时也会来几下兴奋而奔放的舞步，就像他写的文章那样精练，在确切的散文中，偶尔使用鲜明的比喻”。周恩来跳舞“具有外交家的风度，他华尔兹舞跳得棒极了，但有时好得过于拘谨。和他跳过一支曲子后，你可能会喜欢和扭秧歌的演员或俄国医生舞上一曲”；但是，人们还是认为周恩来是第一流的舞蹈家，“他跳舞时掌握的分寸，他的优雅自如的风度，使人能想象到这些正是他在南京谈判中所具有的才华”。
虽然多数海内外来访者对延安及各根据地的考察难于深入，有走马观花之憾，但有些人还是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对共产党和“红色中国”做出了颇具预见性的总体评价。爱泼斯坦认为，“他们使中国朝着孙中山等先驱者曾经希望和计划的把巨大潜能释放出来的方向前进了很大一步。毫无疑问，他们已经点亮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亚洲要摆脱奴役和封建主义必须走的道路上的指路灯。”罗辛格则称赞“延安是中国进步的象征，是中国光明的指针”。斯特朗更是认定“解决远东命运的，解决中国命运的，不在于美国，不在于南京，而在延安！”
延安及“红色中国”之行，对考察访问者来说，也是一次接受心灵洗礼和头脑革命的难忘行程，不少人的思想感情、人生轨迹因此发生了改变。如一个到过延安的外国记者对董必武说，他在来延安前，觉得我们的宣传有些夸大，来延安后，觉得我们的宣传太不够了。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不只一次访问延安，最终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范长江1939 年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埃文斯· 卡尔逊除了向罗斯福总统密报之外，还不顾外交官的身份，与云集在汉口的欧美记者讲解他的所见所闻，毫不掩饰自己对共产党政治、军事的赞许，直至遭到上司的指责，最后辞去军职。1938 年12 月回国后，他“像一个着了魔的人”，向公众发表演说，为几家杂志撰稿，最后还出版了《中国军队》和《中国的双星》两本书，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那位仅在延安访问过10 天的美国记者斯蒂尔作如此感慨：“真的，我要是在延安住上11 天，那我一定也将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关爱劳动大众、热心社会改造的中间派知识分子梁漱溟、李公朴、黄炎培都对延安及各根据地的社会变迁产生过程度不同的认同和共鸣。黄炎培认为，共产党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解决民众痛苦的办法，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
今天的企事业单位能否具有这种生动活泼的局面？现在的条件已经非常优越，是延安时期所不能比。在形式上不一定像延安时期那样，需要的是学习八路军那种主动创造和谐、轻松、欢乐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