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向红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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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红军的取之于敌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没有任何现代工业,不可能制造武器装备来武装红军。红军的武器装备,主要依靠战场缴获来武装自己。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精辟地指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红军为了保证自己作战的需要,各级指挥员在指挥作战时,特别注意夺取敌人手中的武器和组织部队打扫战场。1928年在井冈山附近地区的几次主要战斗,红军就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据不完全统计,“1月 4日,江西遂川大坑镇战斗缴枪三四百枝;2月 18日,江西宁冈新城战斗缴枪 400多枝,子弹不计其数;5月中旬,江西遂川五斗江战斗缴枪 400多枝,机枪 1挺;6月 23日,江西永新龙源口战斗缴枪 1000多枝;8月 30 日,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缴枪 100多枝;9月 13日,江西遂川战斗缴枪 200多枝;10月 2日,江西宁冈坳头奔袭战缴枪 117枝;11月 9日,江西宁冈城战斗缴枪 160多枝 ”。 9次战斗共缴枪 3000多枝及大批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这些缴获,不但装备了红军自己,保障了作战需要,还武装了根据地的赤卫队。据 1928年 11月统计,各县枪支数:宁冈 140枝,永新 220枝,莲花 43枝,茶陵 50枝,酃县 90枝,遂川 130枝,万安 10枝,共 683枝。大部是红军发给的,小部是自己从敌人那里夺取的。从 1931到 1933年的三年间,各地主力红军共缴获各种武器 16.6万多件,基本上保证了红军的作战需要。

从敌人手中夺取我们需要的武器弹药,成了我军获取装备的重要来源和传统。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依托农村革命根据地,虽然也能制造少量的武器,但主要仍然靠战争的缴获来装备自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歌词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对此,彭德怀 1943年作了很好的说明:“事实证明,自 1939年起,黄河即被封锁,我军与大后方隔绝,孤悬敌后,粮弹两缺,靠着自己生产和民众协助,解决了粮食被服,依靠指战员的英勇攻袭敌之据点堡垒以及反 ‘扫荡 ’之胜利,夺取了敌人无数弹药武器,补充了自己。正因为如此,才能站立敌后,坚持 6年。”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武器装备大多来自战场的缴获,蒋介石成了我军的 “运输大队长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我缴获长短枪 316.19万枝,各种机枪 32万挺,各种火炮 5.44万门,飞机 189架,舰艇 200艘,坦克 622辆,装甲车 389辆,汽车 2.2万辆。利用缴获蒋军的武器装备,我军由 “土八路”也变成了美械化的正规军。周恩来 1949年 4月 17日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中说:“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壮大了。两年零九个月以前,人民解放军是 120万人,现在发展到 400万人以上,并且大部分都美械化了。美帝国主义给了我们许多装备(当然,这是用不着打收条的),蒋介石做了很好的运输大队长。”

取之于敌,补充我后勤供应不足的军事思想,对于改变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力量对比,最后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几乎是赤手空拳上战场的,是靠最简单的武器与具有先进武器装备的敌人作斗争的。在武器装备的比较上,是“乞丐与龙王比宝 ”。在这种情况下,一是不能因为武器装备的落后而不敢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或者被占有优势武器装备的敌人所消灭。二是不能通过发展经济,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后,再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只有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多打胜仗,通过战场的缴获,改善自己的武器装备,最后改变敌我力量对比。

取之于敌,具有壮大自己、削弱敌人的双重意义。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装备和其他军用物资补充自己,提高了自己的生存与作战能力,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对于敌人则是一种削弱。一件武器本来是敌人的,是敌人力量的标志。现在这件武器从敌人手里夺了过来,变成了我们的武器。对于敌人的力量是减,对我则是加。正是这种增减关系,使我军在战争中越打越大,敌越打越小。

坚持取之于敌的作战保障思想,在战略战术上就要坚持歼灭战的基本方针,反对“拼消耗”的错误主张。毛泽东讲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宜的。“对于几乎一切都取之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取之于敌,必须打歼灭战,这是因为歼灭敌人不仅给敌以杀伤,可以抵偿我之消耗,更为重要的是增加了我军的力量。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全歼敌人,或者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通过歼灭战,缴获敌人武器装备自己,最终实现敌强我弱的力量转化,直到歼灭一切敌人。这就把歼灭战的思想和取之于敌的军事后勤思想内在地统一起来,并作为共同的军事原则规范部队。

后记

P o s t s c r i p t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既有诚惶诚恐之感,又有难尽表达之虑,不过我们的心灵却受到了一次次极大震憾,精神受到了一次次重要洗礼,深深地感受到:蕴含内容如此丰富、教育意义如此深刻的伟大而高尚的人民解放军的精神与品质,是我们取之不渴的精神食粮,是引导我们前行的方向标。

《向解放军学习》是一个历史命题,同时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不敢懈怠。书稿完成后,送给军史专家进行了审阅,他们对选题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赏,对文稿还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

为了保证质量,我们还就书稿中的部分章节分别征求了几位企业家、社会名流、军队将军的意见,他们是:联想集团主席柳传志、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朱军、导演冯小刚、笑星赵本山,兰空司令、中将朱清益,军科院战略部原部长、少将姚有志,某集团军副军长、少将许伟等,他们对本书给予了很高褒奖和鼓励,在请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参加本书写作的主要人员(排名不分先后)是:李庆山、陈庆荣、陈仁礼、梁月槐、梁晓秋、王萍、丁道广、丁航、王晓慧、刘翠香、吴伊婷、李晓楠、李立宁、杨家琪、汤少云、严国群、李媛、刘岩、张国辉、倪鑫、夏文斌、吴方泽、宋军占、冯世平、黄大卫、于红霞、刘建国、周礼元、张赛林、王玉、许农合、黄大卫、宋晓军、王晓慧、姚有志、丁道广、陈庆荣、梁日槐、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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