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一去世，他的子侄们都在思考谁来继承汗位。按照历代父死子继的传统制度，老皇帝生前都会选定一子作继承人，当皇太子，一旦父亲去世，这个儿子就可登上皇帝的宝座。但努尔哈赤直到死前都没有确定自己的继承人。他起兵反明后，随着统一事业的不断发展，诸事浩繁，而自己年事渐高，不胜日夜烦劳，曾一度把国政委托给长子褚英掌理，预示着要培养他为继承人。但褚英辜负了努尔哈赤的希望，不但不参与军政大事，反而被逮捕，直至幽禁而死。自此以后，努尔哈赤不再把国权交由任何一个儿子专管，特别设立五大臣，凡重大问题由他们联合议决。
天命七年（1622 年），努尔哈赤虽已六十四岁，但始终不谈汗位的继承问题。
他的孩子们都想知道父亲的想法如何。有一次，他的八个儿子进见父亲，问他们当中哪一个人将来可以继承汗位。努尔哈赤当时仅仅回答说：“继我之后嗣登大位为君的，不要选择那种恃强恃力的人。因为这种人往往依恃暴力行事，定得罪上天。你们八王中应选择既有才能又善于接受劝谏意见的人继承我的汗位。推选时，一定要合谋共议，谨慎择贤，一定要防止品德不端的人侥幸被荐举。嗣位后，若发现才能浅薄，不能主持正义，甚至坐视不管，应经过众议，可以把他换掉，在你们的子弟当中选取贤者为君。”努尔哈赤逝世前一个月，他还给诸子写了一份训词，仍然不指定自己的继承人，提出集体执政，他已年老，不愿再参与日益浩繁的政事，以使自己的胸怀略为舒展，但他有权监督和观察诸子的行为。不料，过了一个月，努尔哈赤就去世了。他平时对子孙“早有明训”，所以“临终遂不言及”。
依据努尔哈赤生前的嘱咐以及逝世时状况，必然采取推举的办法选择嗣君。
那么，他的诸子中谁应当入选呢？努尔哈赤共有十六个儿子，最有希望当选的是四大贝勒，即二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侄儿阿敏。四人皆是努尔哈赤生前最信任最器重的人，成为他的左右手，佐理机务。阿敏不是努尔哈赤的直系，所以按照常理，入选可能性很小。照齿序而论，代善居长，最有资格嗣位。
但努尔哈赤生前并未指定以年龄、长幼为条件，总是强调贤明与才能。按照这个标准，代善为人宽厚，也称得上是一个贤能之人。在创建后金国的过程中，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萨尔浒战役中被俘的朝鲜人李民寞这样评论代善：“酋（指努尔哈赤）死之后，则贵盈哥（即代善）肯定作为继承人替代其父，胡中皆称其宽柔能得众心云。其威暴桀骜之势，必不及于奴酋矣。”此人被后金囚禁年余，所见的闻非常之多。他断定代善必代其父即位，多从年居长蜚这一角度出发，忽视了另一朝鲜人郑忠信所得到的印象：“贵盈哥特寻常一庸夫”。不管怎么说，代善有利的方面居多。不利的一面，是他与努尔哈赤的大妃（皇后）有暧昧关系，使他名誉扫地。莽古尔泰的条件更是比不上代善，论才能功劳都不能与代善相匹敌。
他因其母被贬也随之下降。天命五年，他的母亲获罪，努尔哈赤下令废掉，莽古尔泰竟将其杀死。这件事对他的声誉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由于以上人的一些缺陷以及从复杂的关系，使太宗（以下皆改称皇太极为清太宗）远比哥们更为优。论才能、武功、智慧，他在诸兄弟子侄中堪称出类拔萃。
他从一个刚长成的青年就随父出征，每遇劲敌，总是身冒矢石，冲锋在前。像萨尔浒大战、辽沈战役、征服叶赫、驰援科尔沁，他都是独当一面的将领和统帅，得功最高。李民寞在评论代善之后，认为“红歹是（即皇太极）勇力绝伦，颇有战功，所领将卒皆精锐。”他随侍努尔哈赤左右，深被倚重，也深得将士拥护。
努尔哈赤对他格外爱护，临战时，总嘱咐他不要上前，生怕发生意外。努尔哈赤把太宗看作眼里眼珠一样重要。使他居于众兄弟之上。
努尔哈赤对太宗寄予厚望，一旦发现其不足之处，总是耐心开导、劝说。天命八年（1623 年）六月，一次，他单独给太宗训话：你是贤人，为人做事应恰如其分，宽以待人，让兄弟们看到了，也会生敬爱之心。但你却独善其身，纵然兄弟任意妄为而不管，这是很不对的。你想当汗吗？你退朝时先送送你的哥哥，那么你哥哥们的子弟一定也会款待你，送你到家。现在你不送哥哥，而你哥哥的孩子送你，你都默然接受。这样行事，是贤明的表现吗？为了这事，已引起你弟兄德格类、济尔哈朗、侄儿岳托等人不满，都说你做得过分。这虽是谗言，但也不能说你贤明。最后，努尔哈赤语重心长地说：你乃是我的嫡妻所生，我是很喜爱你的。可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自以为贤明了。你这样想，是多么愚昧无知啊！
说到痛心处，努尔哈赤竟哭了起来。这番不平常的话语和举动，充分反映他希望
太宗能成为自己的理想的继承者。也正是如此，他对太宗的缺点，哪怕是这类礼仪上的小毛病也不能放任不管。
努尔哈赤去世时，太宗已经三十五岁，经验丰富，精力充沛，有着长期的军事斗争的经验，平时又受到父亲的钟爱。所以，在推举继承人时，诸兄弟子侄就在代善与太宗之间，很轻易地选择了后者。代善的长子岳托和三子萨哈廉首先向他们的父亲提议：“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即太宗）才德冠世，深契先帝（指努尔哈赤）圣心，众皆悦服，应速继大位。”代善是个持重的人，加上野心不大。他辅佐太宗，在大政方针上基本保持一致。他自知才能、魄力远不如太宗，加上他为人敦厚，无意与太宗争位。他的两个儿子一提出拥戴太宗，他也立即赞同地说：“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协，其谁不从！”他先去找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商议此事，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然后通告诸兄弟子侄。代善居长，又掌握部分军机，他的意见还是很有分量的，又有阿敏、莽古尔泰两大贝勒的强有力的支持，最高统治集团内分量很重。第二天，在代善的倡议下，他们共同起草了一份劝进书，请求太宗即位。太宗考虑到父亲死前没有遗命，有哥哥弟弟在，不能贸然接受，便推辞说：“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若舍兄而嗣立，既惧弗克善承先志，又惧不能上契天心，且统率群臣，抚绥万姓，其事綦难。”
这说的也是实话。他不是不想登大位，也不是认为自己能力不够，只是顾虑到自己嗣位的种种难处，诸兄是否真心拥戴，所以他辞让再三，而代善和他的兄弟们一再敦请。从卯时一直僵持到申时，代善等坚请不已，最后，太宗终于接受请求，同意即位。后来，满族日益通晓汉与蒙古典籍，知道汉人称储君为皇太子，蒙古称即位者为王台吉，或黄台吉，正好与皇太极的名字谐音，于是就推测说太宗即位是“天意已预定矣。”
天命十一年（1626 年）九月一日，太宗举行隆重庄严的即位典礼。这天，风和日丽，天朗气清。天刚刚亮，三大贝勒以下，诸贝勒大臣及文武各官聚于大政殿等候，准备好的所有关于登基大典所需要的法驾卤簿。太宗盛装出行，率群臣先祭堂子，焚香，向天跪拜，然后返回大政殿，群臣三跪九叩首，一切礼毕，太宗入座即位。他发布第一道诏令，以明年为天聪元年；大赦国中自死罪以下罪犯，向全国上下示展恩德。刚刚登上汗位的太宗为了让兄弟子侄向他表忠心，以维系和安定人心，他又率领他们向天地盟誓。他首先祷告说：“皇天后土既然保
佑我的皇考创立大业，今皇考已逝，我的诸兄弟子侄以国家为重，推选我为君王，我惟有继承并发扬皇考之业绩，遵守他的遗愿为惟一天职。我如不敬兄长，不爱弟侄，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意去作，或因弟侄微有过错就削夺皇考赐予的户口，天地无情，必加谴责。如敬兄弟爱弟侄，行正道，天地就给予保佑、爱护，国祚昌盛！”祷告完了，将书写的誓词焚烧，让天地知道。
随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率诸兄弟子侄阿巴泰、德格类、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杜度、豪格、岳托、萨哈廉宣誓：“我等兄弟子侄，合谋一致，奉皇太极嗣登大位，为宗社与臣民所倚赖。如有心怀嫉妒，将损害汗位者，一定不得好死。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如不教养子弟或加诬害，必遭天遣。如我三人好好待子弟，而子弟不听父兄之训，有违善道的，天地谴责。如能守盟誓，尽忠良，天地爱护。”
三大贝勒宣誓完毕，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豪格等接着说：“我等如若违背父兄之训而不尽忠于上，扰乱国是，或怀邪恶，或挑拨是非，天地谴责，减少寿命。若一心为国，不怀偏邪，克尽忠诚，天地爱护保佑。”
盟誓结束，太宗率诸贝勒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行三拜礼，而不是行君臣之礼。这一举动非同小可。原来，太宗虽即位，但在太祖时代就握有实权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在最高统治集团中仍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太宗能有今天，嗣登大位，主要决定于他们三人的拥戴。太宗既感激他们的拥戴之功，又畏惧他们的势力。还有，他们三人都是太宗的兄长。因此，太宗把他们置于特殊地位，在这样大的庆典活动中，要向他们行三拜礼，并且不把他们当臣下看待。
像这类拜天的事，在满族中特别是在统治阶级的上层是非常盛行的。这是满族的一种习俗。它不过是自古沿袭下来的对天的一种崇拜，在人间来说，欲建立某种关系的双方，或表示友好，便借拜天的形式，各自表露真心诚意，以取信对方。太宗就利用拜天这种形式，要求他的兄弟子侄表达忠心，达到同心同德、维护他的地位的目的。其实这种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作用，至多在心理上发生一点影响而已。决定人们的思想与行动的，是具体的经济利益与政治立场，而不是以当时的誓词为转移。
关于太宗即位，有种说法颇为流行，说太宗是夺取的汗位，谈不到拥戴的问
题。根据主要是说他“耍阴谋”，“唆使”小妃代因扎陷害大妃乌拉纳喇氏，打击代善，逼大妃殉葬。还有顺治八年二月，诸王揭发刚刚死去的摄政王多尔衮的罪状时，其中就有一条，说他曾“亲到皇宫内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指顺治）。”
所谓“夺位”之说认为，一是夺了多尔衮，二是夺了代善。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也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努尔哈赤乃至皇太极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崇尚武功的时代。他们以武功创业，用武功夺取一切。自从建立八旗制度以后，各旗旗主就握有了巨大的权力。一直到后金时，八旗成为“国中之国”，旗主及八旗有属旗的贝勒握有全部权力。太宗管一旗，一直是个实力派。常年的军事活动，连绵不断的战争，已成为国人的终身职业，连“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出兵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惟以多得财物为愿。”。他们靠战争、靠军功的积累来获得巨大的物资财富和爵位。谁得的军功多，谁就享有崇高的荣誉，因而也就会赢得人们包括广大士兵的拥护。反之，没有军功的，就没有这一切。以此而论，太宗的军功远远高出多尔衮。虽然在朝鲜人的著述中说到努尔哈赤死前曾提出立多尔衮，但说话当时也觉得他年幼，需代善辅佐。后来代善拥戴太宗。这一说法本身就反映了人们在太宗与多尔衮之间，宁愿选太宗。
他受诸兄弟拥戴，也是必然的。当太宗已驰骋疆场时，多尔衮尚未出世呢！而太宗建立殊勋、辅佐国政时，多尔衮也才只有几岁。即使到努尔哈赤逝世时，他也才十五岁。一个没有一点功劳的小孩子怎能人即大位？其次，当时的继承制度还不健全。努尔哈赤并没有明确制定出有关即位的制度，也没有长子继承的规定。
不能以汉族的继承观念来决定长子为先，努尔哈赤死后，就必须是代善继承，而太宗当汗就是“僭兄即位”。努尔哈赤本身的经历则反映出长子的不得志。十九岁与父亲分家时，他排行老大，按照规定，该拥有继承父业的权利，可是他却分得很少一份家私，多为弟弟所得。由此可见女真社会尚且没有长子继承的制度。
努尔哈赤对待他的诸子的态度，在褚英死后，总是强调诸子协商一致，集体处理国政，规定凡获战利品都要八家（八旗）诸王均分。未曾提及长子必须多分。整个清代，事实上都不注重长子继承，十余个皇帝（包括入关前），长子很少。顺治帝即位时才六岁，他的哥哥豪格比他大三十多岁，而且是太宗的长子，很有资格即位，但被掌有军政实权的多尔衮阻挠，才选了一个六岁的小孩子当皇帝，以
便于自己独揽朝政。多尔衮之所以能够成功，说明当时确实没有长子继承的严格规定，否则他是不敢那样做的。
第三，自努尔哈赤以后，一直坚持以才择选继承人。在努尔哈赤时代，多少还保留氏族社会的那种原始民主制残余。他规定选贤任能要由诸王贝勒大臣一致推选。努尔哈赤艰难创业，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忠实于他的事业的人才，而且还把他的思想作风倾注于整整一代人的意识之中。所以努尔哈赤的遗训是受到诸王贝勒大臣的尊重的。此时，专制制度远不是完备的，权力还没有达到高度集中，形成个人独断专行的局面，这有助于遇到大事后内部在一起协商，而不至于矛盾尖锐立场对立。公推军功卓著、才能出众的太宗，既合乎传统习惯，又符合努尔哈赤的思想。这也是众望所归。
在封建主义时代，宫廷内部的明争暗斗、阴谋诡计是无法避免的。太宗受诸兄大臣拥戴即位，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大约从拥戴他即位那时起，已经存在反对的意见。多尔衮后来说他夺取了大位，就是不同的呼声。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不能认为太宗登上历史舞台，仅仅是个人或几个人的主观意念而选就的。他是时代造就、又是为其所需要。他以东北为舞台，是在新崛起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及其与明长期的战斗中培养的一代优秀人物之一。统一战争和创建政权锻炼并培养了一大批能征惯战的军事活动家、战略家，他们比起自己的前辈，并不逊色。为了求得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并把它的统治推广到全国，这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人来担负领导的重任。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抛开上帝主宰去理解，正是历史的发展把一个“大任”落到了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清太宗身上。
清太宗在才能都很出众的众兄弟子侄中独得推举，顺利地登上汗位，无疑是件幸运的事。但是，他没有因此而茫然不知所措。这位从小就在开国创业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冷静、沉着，并有远大的抱负，他想君临天下，使其父子群臣艰难创立的国家由后世子孙永久统治下去。他很从实际出发，不仅懂得治国之道，也懂得人君之道。他说：“若治国之道，如筑室然，基础坚固，庀材精良者，肯定不会迅速坠毁，世世子孙可以久居。其或苟且成工者，则不久圯坏，梓材作诰，古人所以谆谆垂诫也。”不能把一切都想得很简单，建造房屋就是如此，“惟筑地坚固，叠石为基，经营构造，方堪久远。”
为更好地巩固好后金，使其进一步发展和扩大，太宗针对当时国内存在的问题，发挥了一位政治家的聪慧才智。问题在哪里？首先，阶级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相当尖锐；汉族奴隶大量逃亡，满族人不断遭到汉人的袭击。辽东人民奋起反抗。这一危险状况，是努尔哈赤进入辽东地区后采取错误政策带来的直接后果。
他在向辽沈进军的过程中，推行民族歧视与压迫的政策，对辽东地区的人民主要是汉人肆意屠杀与奴役。在那期间，例如天命四年（1619 年）萨尔浒战役之后，后金攻开原，见到汉人就杀死，在占领铁岭、辽阳、沈阳等重镇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屠杀。没有被杀的，就被掠掳为奴。后金兵的屠杀和抢夺，使这一地区的百姓惊慌不已，无法从事正常的生产，“沈辽之间，畏贼（指后金兵）不能耕者，延袤数百里。”战争结束后，辽东人民仍然心有余悸。而努尔哈赤并没有收敛压制汉人的政策，不相信汉人。那些满族贵族和将吏追索财物，欺压汉人，更加重了广大汉人对满族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努尔哈赤非常了解这种状况，曾向辽阳地区的汉人发出通令：你们辽阳人民不要以为汉人可以统治长久，妄想我们只是暂时的占领。如果真这么想，便是自找死路！但是汉人没有被吓住，他们采取各种形式反抗满族的统治。如，有的往饮水与食盐中投放毒药，有的把猪毒死出售。诸如此类频繁发生，惊动了努尔哈赤，严令查禁，规定各店铺主人必须将自己的名姓刻在木或石上，放在店铺前。凡满族妇女买食物都要把店主的姓名记下来，以便监察投毒的人。由于汉人和蒙古人的袭击，努尔哈赤很恐慌。在凤凰城地方，有个叫玛勒图的满人一人行走，被汉人用棍击毙；乌里堪纳齐布牛录下属二人前往盖州，被汉人杀死；尚间崖有三个满人前往广宁，被蒙古人杀死……于是努尔哈赤下令：自此以后，不许单身行路，须十人以上共行，不然罚其银两。
更为严重的是武装暴动攻击着后金在辽东的统治。到了努尔哈赤晚年，这种反抗斗争日益激烈。天命六年（1621 年），金州两秀才纠集十人“合谋作乱”；同年，镇江（辽宁丹东附近）陈良策率军民起义，活捉了后金守城游击佟养正，呈送明朝。镇江所属汤站、险山二堡农民也纷纷响应起义。
天命八年（1623 年），复州（辽宁复县）城一万一千余男丁被叛逃跑，投向明朝。
天命十年（1625 年），海州（辽宁海城）所属张屯的汉人私谋联系明将毛文龙派兵，袭击本屯的满人。这年，镇江、凤城、岫岩、长岛、双山、平顶山、海
州、鞍山、首山、彰义等十余处掀起了反金斗争。
连续不断的战斗，表明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后尤其是在他晚年，后金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斗争达到了多么尖锐的程度！努尔哈赤无情镇压一切抗议活动。天命十年十月，他进一步采取措施：命令总兵以下、备御以上各将官严密搜查各自管辖的村庄，鉴别村中的汉人，凡查出叛逆之人，立即斩杀。特别要注意搜查明朝旧官即被革职在家闲居的人，以及秀才、绅士等。努尔哈赤认为，这些人煽风点火让人闹事，要逮捕他们，一律处死。如此并没缓和日渐紧张的情况，相反，使矛盾更进一步激化了。
经济状况同样非常糟糕。经过战争蹂躏的辽沈地区，经济遭到严重损坏恢复缓慢。由于后金实行屠杀与奴役的政策，人口大量逃亡，壮丁锐减，田园荒废，外加天灾不断，经济状况极速恶化。清太宗即位才半年，即第二年春就遇到了大荒年，“国中大饥”，粮食奇缺，物价飞涨，每斗米价银八两。银两还不算缺，但买不到东西，以致钱不值钱。一匹好马值银三百两，一头牛值银一百两，一匹蟒缎要银一百五十两，一尺布要银九两。东西如此之贵，又买不到粮食，出现了“人相食”的恐怖事情。社会秩序混乱，盗窃盛行，牛马成了盗窃的主要对象，凶杀、抢劫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太宗叹息说：“民将饿死，是以为盗耳。”可谓是经济破产。
危机形势也反映在军事的接连挫折上。天命十一年，宁远城下遭明兵重创，是努尔哈赤兴兵以来第一次大失利。实际也是他的失策造成的。明将利用汉人和蒙古人对后金的仇恨心理，晓以民族大义，故能众志成城，不畏强大战胜后金。
就在努尔哈赤去世前三个月，明将毛文龙派兵袭击距沈阳仅仅只有一百八九十里的鞍山驿（鞍山西南旧堡），这使努尔哈赤惊慌失措，连夜赶回沈阳，诸王忙率兵向鞍山进发。数日后，毛文龙又派兵袭击萨尔浒城。此地距沈阳也只有百余里。
腐朽败落的明兵敢于深入突袭，威胁都城沈阳，这突出说明后金立足未稳。其存在和发展并非人心向往，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主要是军事力量，即主要凭靠暴力来撑它的统治。努尔哈赤逝世前，多少已经意识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遗憾的是他没来得及解决就去世了。
作为一个政治家，往往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生死存亡之秋，凸显才能。清太宗面对严峻的考验，必须作出抉择：要么维持现状，要么采取新政，全力挽救危
机。他洞悉国内种种弊政，胸有成竹，临危不惧，面对复杂的形势临危不乱，毅然实行改革。他不囿于祖宗之法和传统习惯，全面调整其父所立的遗策：有继承，有发展，也有改变，展现了清太宗作为一位政治家的聪慧才智。
辽沈为汉族聚居区。进入辽沈地区后，如何摆正汉人的地位，也就是说，采取一项什么样的政策，这关系到满汉民族关系和后金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努尔哈赤晚年的败政，突出反映在一点上，就是对汉族采取了非常错误的政策。各地的反抗斗争，几乎都是广大汉族人民搞起来的。太宗清醒地看到，社会的不安主要是满汉的尖锐对立造成的，这己经构成国中大乱的肇端。因此，他一即位，首先就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总方针。按常理来说，一个新统治者即位，宣布一下把“安民”当作是治国的大事，似乎可视为平常的官样文章，而从太宗的行动中看到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一项新的重要国策。
太宗针对人心不稳、汉人大批逃亡的现实，选择重点安抚汉人。他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同时表示“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譬诸五味，调剂贵得其宜。若满洲庇护满洲，蒙古庇护蒙古，汉官庇护汉人，是犹咸苦酸辛之不得其和。”他所实施的种种措施，从多方面来改善汉人的政治、经济状况，实为恰当的调和满、汉之间的矛盾。
实行“编户为民”的政策，消除奴隶制度，恢复汉族奴隶的“民户”地位。
努尔哈赤统治辽东时期，将大批个体的汉族农民变为农奴，以供满族贵族任意驱使，他规定满、汉人合居一处，要同住、同食、同耕。此有效的打破固有的民族隔阂，不无好处。但是，应该看到，由于满族是一个统治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相对处于优越地位，因而与之“三同”的汉族人民必然受其欺凌与压迫。例如，满族肆意夺取汉人财物，用汉人的牛车，强令汉人为他们运粮草等。另一方面，把汉人编入农奴制的拖克索（庄），并且规定汉人每十三个男丁为一庄，给牛七头，耕地百日，其中八十日庄丁自己食用，二十日作为官赋。努尔哈赤按满官品级，每备御各赐一庄，庄丁便成了他们的奴隶，“每被侵扰，多致逃亡”。太宗坚决一改前有政策，改为每备御只给八个庄丁、两头牛，待用，其余的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选择清正的汉官管辖。这一政策，让一部分为奴的汉人恢复自由，成为个体农民。同时，把满汉人分开，自立一庄，用汉人管理，也就减少或杜绝满族贵族的直接束缚。缓和了民族矛盾，并且对生产力是一次解放。
努尔哈赤时期，奴隶的主要来源，是从战争中俘获的明兵和掠取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百姓。“国初时，俘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太宗逐步改变此项政策，不再把“降户”和俘获的人口作为奴隶，而大量编为民户，使他们成为独立进行农业生产的个体农民。例如，后金兵于天聪三年占领永平、滦州、遵化、迁安四城，令归顺汉民仍照本业，不加掠取为奴。征察哈尔多罗特部，获得一万一千二百人，从中挑出蒙古、汉人一千四百人编为民户，其余皆为奴。史上记载，在天聪年问，仍有相当部分被俘的人口变为奴隶，但从天聪末年开始，特别是到了崇德时期，情况才有极大的改变。不管是归降，还是俘虏，除了补充八旗缺额的部分，基本上都编为民户。天聪八年（1634 年）征瓦尔喀，他表示说：“此俘获之人，不必如前八分均分，当补壮丁不足之旗。”天聪九年（1635 年）征服黑龙江，俘获人民全部迁来盛京，安置为民户。崇德时，清军进关三次，总共俘获人口达八十多万，基本上都编为民户了。崇德七年（1642 年），松山、锦州战役中，收获和掠取大批明朝官兵及其家属，太宗命从中挑选壮勇男丁补充名额不足的旗，其余男女儿童二千余人，发往盖州（辽宁盖县）为民，从事农业生产。太宗实行“编户为民”的政策所得的效果是，它给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农业生产增添了大量劳动力，加上均为自由民的身份，无疑会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给国家丰衣足食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重新修订和颁布《离主条例》，正式的从法律上给予奴隶、家仆以人身保障，还给他们摆脱奴隶身份提供了机会。所谓“离主”，就是奴隶或奴仆对他的主人有权进行控告，经过审查，情况属实，主人依法治罪，告发者奴隶或奴仆准许离开，得到自由身份，并且可以自谋生路。天聪五年重新议论和修订的《离主条例》
共六款，包括不准满族贵族、各级官员擅自杀害自己的奴隶、家仆，不准奸淫属下的妇女等。这有效限制了特权，使奴隶、家仆的生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放宽“逃人法”。由于不堪忍受民族歧视和奴役，一些被掠取的或者归顺的汉民、汉官不断逃亡。就算原地生活的，也想尽办法逃离辽东。这不仅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而且已构成社会动荡不安。努尔哈赤为防止汉人逃亡，制定严厉的“逃人法”，凡逃跑的，一经逮住，统统处死。法律严苛，没有效果也罢，反引起人心恐惧不安。太宗改变这种做法，把政策一再放宽，宣布从前有私逃的，或与明朝暗中往来的，已经过去的，虽被检举，一概不予追究，今后只对在逃而被捕获
的处死。想逃，但未行动的，即使有人揭发，也不论罪。“因此汉官同汉民都十分开心，逃者皆止，奸细绝迹。”后来，太宗进一步放宽“逃人法”，允许逃走，不治罪，但不许返回。这等于授权给广大汉民、汉官自主抉择居住地。如果不愿在辽东居住，可以投向明朝统治下。但不许再返回。
“安民”重在“养民”，这是太宗所掌握的为君之道。努尔哈赤在世时，也曾强调对汉民、对新归降的人要加以“恩养”，但由于形势不对加上错误的政策，不仅养不住人，而且使境内的人成批的逃亡了。太宗即位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主要是他实行的“养民”政策有新的精神。他对归降的汉人（也包括其他民族）不杀、不辱，一律给予合理安排，包括分配给土地、房屋、配以妻室。把降人编为民户即个体的自由民，不降为奴隶。太宗说：“归降之地土，即我地土；归降之民，即我人民”，“皆吾赤子，来归之后，自当加以恩养”。而且他不厌其烦地反复向诸贝勒大臣说明“养民”的重要性，他说：“打个比方，养民好比砍树需用斧头，宰割则需用刀刃，虽起作用于一时，但仍须加以恩养。岂有养人而得不到益处呢？我专意关心爱养他们这些新旧来归的人，并且常常赐赏他们，目的是招徕更多的人投向我国。今后如果你们不爱养人民，我也不用再做其他事了，只好闭门独处罢了。”
努尔哈赤实行“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奴”的政策。太宗则杀那些拒战者，被俘者安置为民。在后金同明交战中，常常俘虏大量的汉族百姓，太宗都把他们安置到各屯堡为民，从事农业生产。对于在战争中俘虏的明兵，除少量赏赐各旗有功将官，绝大多数是由官方统一分到各级将吏那里恩养，有的配以妻室，使之有家可归。太宗为使这一政策得以彻底实行，特定出法律，严加惩罚伤害归降的汉人的各种犯罪行为：“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杀降民者抵罪，强取民物者，计所取之数，倍偿其主。”有的贝勒大臣不遵循法令，他严厉地发出警告：朕正在招徕人民，而你们竟敢横行，扰害人民，形同鬼蜮。这种人不诛杀，还能用什么办法惩办？他进一步重申：我国将士向来骚扰辽东人民，导致诉苦的消息接连不断。如今新附人民一切都不允许侵犯打扰。若仍像以前那样肆意骚扰，实为作乱的罪魁祸首，连同其妻一律处死，决不姑息！清太宗实行对满、蒙、汉一视同仁的政策，新、旧降人也是如此，反映出他勇敢，有气魄，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和保护了汉族人民的基本利益，对后金政权起到了巩固作
用，“由是汉人安堵，咸颂乐土”。
优礼汉官，作为一项笼络汉族官员的重要政策。后金力图拉拢、收买、重用来自明朝统治集团的大小官员，争取他们对后金政权的支持。早在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就制定并全范围推行了这一政策。攻抚顺城，说降了明朝守将游击李永芳，把他升为总兵官，将孙女嫁给他。对李永芳特别的厚待。此役后，又有宋朝范仲淹的后裔、明朝秀才范文程前来参加后金政权。范文程有智谋，有远见，非常有文采，又是名门出身，努尔哈赤看到他来了，立即接纳，高兴地说：
“他是名臣的子孙，要很好地对待他。”于是，大臣贝勒都争着对他好。
但是，进入辽沈地区以后，随着不断取得的胜利，归顺的汉官也随之猛增，努尔哈赤过分自信个人的才智和后金兵势力强大，反而不把汉官放在眼里。他把从战争中俘虏或归降过来的大批明朝将吏分给诸贝勒大臣管辖，因而遭受歧视和欺凌。例如，因为不懂满语，满族贵族就嘲笑他们，甚至对他们进行辱骂、殴打。
在满族贵族的管辖下，他们的财物经常被强行夺走；所有马匹，汉官不得骑，满族官员想骑便骑；所有牲畜，汉官不得使用，满官低价强买；如若汉官病故其妻降为满官奴隶。他们中有些人一年到头，粮食不够吃，每每出卖自己的仆人、典当衣服以养家糊口。
努尔哈赤如此对待汉官，知道已经引起汉官不满，加上汉族广大人民不断进行反抗斗争，使努尔哈赤对汉官越发怀疑，不信任。有件事非常有代表性：天命八年（1623 年），听说复州汉人叛逃，努尔哈赤想立即派兵前往。李永芳出于慎重起见，提出：“复州人叛，消息不一定真实，或许有人故意造此谣言，应予查清，然后决定可否发兵。”不久，确切的消息证实复州汉人确曾叛逃。努尔哈赤便怒指李永芳，愤慨地加以训斥：当初你在抚顺，我以为你是个明哲之人，所以将千金之女许配给你。多亏上天眷护，我兴兵以来，攻无不克。
一直攻到广宁、蒙古等地。你为何执迷不悟？因为你不相信上天对我的保佑，所以汉人常认为我只是暂时呆在辽沈，而辽阳人屡次叛变。你可知道刘邦、宋太祖、朱元璋不都是起自寒微而得到天的护佑当了皇帝吗？你是否轻视我？为了各方面影响不追究你，但我心中十分愤恨！事后，罢了李永芳的职位，过些时间又给他复了官，但不似以前那样信任了。
身为额驸的李永芳因为几句话受到处分，更何况有才干的范文程。很多汉官
被怀疑，甚至遭冷遇，倍感自危。明朝方面不断派遣“奸细”作策反工作，一些汉官就跟他们暗中往来，有的叛逃归明。一旦发现，就被努尔哈赤处死。太宗也承认，当时汉官“如在水火之中，苦无容身之地。”刚刚建立起来的满汉贵族地主的联合制度非常脆弱，使后金政权极度动荡。
太宗即位后，坚持优礼汉官的政策，其成就远远超过他的父亲。首先，对现有的汉官都给以信任，量才使用，注重发挥他们各自的才能。对范文程的重用，就是个生动体现。努尔哈赤在位时，范文程仅仅熬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章京。太宗则让他跟随参与军政大计。每逢议事，太宗总问：“范章京知道吗？”太宗从不直呼其名，而称“范章京”，以示尊敬。臣下的议奏有不当的地方，太宗便说：“何不与范章京商议？”奏事大臣回答说：“范章京已表示同意。”于是太宗不再询问，下令依奏上处理。有时范文程病了，一些事情还等他病好裁决。他多次为太宗起草敕书，都非常符合太宗的所想。开始，太宗还过目审阅，其后凡经范文程起草的文书，他不看就批准，说：“我相信你不会有差错的。”太宗对范文程非常信赖，经常召他进宫谈话，共商大计方针，一谈就是几个时辰。有时范文程刚出宫，又被召去再谈。太宗在生活上也给他以关怀，一起吃饭是常事。有一次，饭菜极为丰盛，桌上摆的是“殊方珍味”，范文程想到自己的父亲不曾享用，迟迟不下筷。
太宗一眼就通晓了他的想法，当即把他吃的这桌珍味撤下来，派人骑马送到范文程的家，让其父享用。范文程这才向太宗拜谢。
非但这样，太宗还要招揽更多的汉官加入后金政权。为此，他制定了归降的具体政策：（1）现在任职的明朝官员归降的，子孙世袭父职不变；（2）普通百姓杀掉当地官吏来归的，根据功劳大小，授予官职；（3）单身一人来降的，由国家“恩养”；（4）率众来降的，根据人数多寡，按功授职。从当时性质情况来看，有对明朝不满来归的，有在战场上被俘归降的，相当一部分是走投无路被迫投降的。太宗从不过问归降原由，只要前来归降的，都一律接纳。有的被俘后仍不肯投降，也不加以强迫。天聪五年（1631 年），后金兵攻取大凌河城，明监军道张春被俘，他见了太宗不参拜，不薙发，也不接受封官。太宗很生气，顿时发怒，但没有杀，也不勉强，而让他居三官庙养起来。还有一些人，投降后不安心留下，私自逃跑。太宗因此又制定了宽松的政策。他对汉官明确宣布：“你们想归家看望，探听信息，就向我报告一声，明明白白地回去，他日或来或去，悉听尊便。”
天聪四年（1630 年），攻打永平，明朝户部郎中陈此心归降后又要逃跑，被士兵捉住。经审讯，定成死罪。太宗得知后非常反对，说：“业已恩养，为什么还要杀呢？既然他不愿留此，还是放他回原籍好。”因此，赐给陈此心两匹马、四头驴、二十两银子，让他携带妻子和仆人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太宗对暂时不投降的，则耐心等待。明将祖大寿在天聪五年守大凌河城时被迫出降，但后来释放去锦州策划逆反却一去不返。太宗足足等了他十余年，直到崇德七年松山战役兵败，祖大寿才决心归降，但太宗不改最初的态度，仍然盛情相待。
太宗格外善待归降汉官。凡是来归的汉官，不分职衔尊卑，不分人数多寡，一律收留，“全部加以恩养”，给饭吃，给衣穿，给房住，还配给妻室。对于在明朝社会上稍有点影响的人物，待遇更加优厚。在他们归降时，先设宴请之，后赏赐各种财物，任命官职，安排生活，配给马匹、奴仆等。等安置一段时间再次亲自宴请。后金兵攻取大凌河城，招降汉官达一百数十员。太宗如获至宝，在内廷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他们，并向他们保证：“我国虽财用未充，必尽力恩养尔等。”
并且说到做到，特从国库中拿出大量钱财物资赏赐大小汉官，像缎匹、银两、雕鞍、各色贵重皮毛衣料，以及撒袋、鞓带、各类器物，应有俱有。隔一段时间就赏赐一次。最为突出的是，赏赐大凌河城归降的大小汉官一百五十多员，仅赏给的仆役人口就达一千五百二十四人、牛三百一十三头，赏给压屯和大量土地。除赏东西之外，还频繁举行宴会。太宗下令：八旗旗主轮番宴请他们，每五天举行一次大宴，规格都是很高的，真够得上“宰牲设宴，曾无虚日。”而且不只是对大凌河的汉官如此，别处来的归降的，即便是只身一人，也要设宴、赏赐、安排职务等等。随着来归的汉官日益增多，不仅是天天开宴会，常常是一天开数次宴会。太宗如此对待汉官，可见其博怀之广阔。他自己说：“朕对于早归和新降的汉官，都不惜衣服、财帛、马匹、牲畜加以恩养，而且每天三次赐宴，这岂不是件麻烦的事？但我就是要使人心悦诚服，以图谋大事。”这个“大事”，当然就是指推翻明朝统治，取而代之。他不惜一切争取汉官，这在他看来，是比财帛、武器远为重要的东西。他对诸贝勒大臣说：“只有多得才是可喜之事。金银币帛用之有尽，如收到一二贤能之人，堪为国家之助，其利赖宁有穷也！”众多的归降汉官中有好多是贤良之人，用他们辅佐国家，带来的好处是无穷尽的，而非钱财可比。
清太宗优礼汉官，其实是变相收买。不出几年，归降的大小汉官都积累甚厚，俨然成了新贵。仅以占用人丁为例，不少汉官占有八九百丁，多的达千丁，其余的也不下百丁，就是下等之家，也有二十余丁。他们生活宽裕，有的违背制度，私自增加人丁名额，引起满族贵族的不满。太宗不但不责备还宽容相待。当时，在一品满族大臣中还没有到千丁的。可见，当时汉官的待遇特殊，甚至超过满官。
太宗有一次对汉官们说：我把你们从“涂炭”中拯救出来，“爱养有加，如今你们都已经富贵了！”
于是有的满族大臣发生感慨：“昔太祖（努尔哈赤）诛戮汉人，抚养满洲。
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正好说明太宗对汉官政策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太宗的这些具体政策使汉官心悦诚服，感激涕零：“似此豢养之恩，虽肝脑涂地，实难报称万一也。”在那样的状况之下，能使一向鄙视少数民族为“夷狄”的汉族官僚地主拜倒在后金汗的脚下，这足以说明清太宗的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政策不仅使后金政权中的所有汉官借以安定，卖力效劳，而且对身在明朝的广大汉官也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使其从明朝投向后金。
满蒙王公贵族联姻结亲，是一项基本的传统政策。清朝通过联姻的形式，伴之以政治上的优待，物资上的收买，笼络蒙古上层统治集团，与清王朝保持一致，维持北方安定没有后患。而在南中国，不实行裂土封王，而由中央政府控制。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南不封王，北不断亲”。确立对蒙古的友好关系和政策始自清太祖，完善于清太宗。
大元灭亡，一些蒙古王公贵族被逐出中原，逃到塞上，雄踞大漠南北，侵扰明朝统治，数次大规模内犯。明朝从建立起就把蒙古看作是它的主要劲敌时加防范，蒙古则因被逐而对明朝抱有敌视态度。崛起于东北的满族曾受明朝欺压，他们与蒙古族反明态度上有一致的立场。此外，满、蒙古除了语言各异，服饰穿戴及生活习惯方面都有很多类似之处。这种天然上的共同点促使两个民族亲近感的产生。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蒙古科尔沁部贝勒明安、喀尔喀五部贝勒老萨第一个“遣使通好”。此后，蒙古各部交往频繁。开始，努尔哈赤只认为蒙古“越敌国（指明朝）而来者，不过有所希图而已。”。他以为蒙古前来交好，只是希望
得到钱财，所以赏赐不少东西。但随着斗争的发展，他很快发现蒙古对于后金具有重大实际意义。他感到蒙古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把蒙古争取到自己一方，会使他在对明的斗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由此出发，他积极发展与蒙古的友好关系。从遣使通好，厚加赏赐、馈赠，发展到通婚联姻。为了适应政治上的需要，联姻由近及远，由少数发展到多数，努尔哈赤全面发展与蒙古各部的这种亲戚关系，彼此深化相互依赖的关系。在联姻的基础上，努尔哈赤与部分蒙古部落进而建立了针对明朝的政治与军事联盟。
后金与蒙古友好关系的发展，并不代表着矛盾和斗争的消除。在努尔哈赤心目中，蒙古仍然是他的主要敌国之一。他认识到蒙古民族剽悍，桀骜不驯，变化无常，在思想上始终保持警惕。因此他形象的比蒙古人比作天上的浮云，说：“云合则致雨，蒙古部合则成兵，其散犹如云收而雨止也。俟其散时，吾当亟取之。”
因此努尔哈赤在发展与蒙古一些部落的友好关系往来时，必要时也采取军事手段解决问题。
努尔哈赤在世时，虽尚未在与蒙古关系上取得惊人的成就，但他制定并初步实行的原则，为他后世子孙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到清太宗时，基本上都娶了蒙古人为妻，继承和发展了联络蒙古的政策。
清太宗按照其父的遗愿，继续对蒙古结亲、赏赐、分化、利用。他本人及其兄弟子侄，还有贝勒大臣基本上都取了蒙古为妻。他的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宸妃都是蒙古科尔沁人。后来，他的儿子顺治当了皇帝，其妻孝惠章皇后也是科尔沁人，在蒙古各个部落里，科尔沁与清朝的关系最为密切。乾隆曾巡视科尔沁，以诗赞之：“塞牧虽称远，姻盟向最亲”。同样，太宗及其宗室、大臣的女儿们也都出嫁到蒙古，甚至有些蒙古王公主动向后金求婚，要求娶宗室之女为妻，太宗都会满足其想法。与宗室之女成婚的蒙古贝勒都称为“额驸”，受到格外优待。
努尔哈赤时期与蒙古建立关系，基本上是以对天地盟誓的形式，建立平等的联盟，除了表明双方共同对“天”负责外，双方约束都是十分严格。鉴于指天地为誓的做法不那么靠得住，太宗的政策目标，是要把这种平等的联盟发展成为由法律保障的从属关系。他不单单是与他们举行盟誓，还明确的规定双方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如蒙古不遵守誓约，即罚以马匹牛羊等物。当然，处罚时，太宗总在问题说清楚之后，从宽处分，使蒙古人深受感化。天聪二年（1628 年），太宗统
军征察哈尔，科尔沁土谢图汗额驸奥巴（鄂巴）从征，他纵兵掠夺，不去与后金兵会合。战争刚刚告一段落，他没有报告，竟率军先行回国。太宗大怒，派遣索尼、阿朱户两人赴科尔沁，给奥巴写去一封信，愤怒地指责他们的违约，并历数早年科尔沁助叶赫攻打后金，努尔哈赤去世迟迟不来吊丧，两个月后才派了一个低级官员来等罪状。出发之前，太宗教诲索尼两人：“你们见了他，不必行礼，不吃他的饭，不给他好脸色看，还要作出要走的样子，看他怎么办。”
索尼、阿朱户到了科尔沁，直接去见公主（努尔哈赤的侄女，嫁给了奥巴），问侯送礼。奥巴正好患上足疾，听说来了钦差，马上让人扶着去见索尼两人。他们毫不理会，冷冷地说：“我们是天聪汗的使臣，你有罪，我们要和你绝交，因为有公主在，特来问候。”奥巴派人摆宴，索尼、阿朱户拂袖而出。奥巴急派他的儿子塞冷追至询问道：“汗的使臣来，一向得向我行礼，给饭就吃。现在你们来此，见我不拜，备宴也不吃，竟拂袖而去，是不是汗责备我了？”索尼说：“我们不是为你来的，为什么还行礼？又何必吃你的饭呢？由于你的行为使汉大怒，特带来一封信。”说着，把信递给塞冷，整理鞍辔就要走。奥巴看了信，无比慌张，再三挽留索尼两人，说：“我知道自己罪重，十分惶恐，不知如何是好。我想自己去谢罪，足疾也不在乎了，就是死在路上也在所不惜。”索尼说：“汗没授意你同我们去，也没授意我们阻止你去。去与不去，你自己考虑好了。”奥巴说：“我非去不可，去后汗若不见怎么办？”索尼说：“你若真心实意悔罪，汗不会怪你的。”
第二年正月，奥巴来到沈阳，太宗亲自迎出十里，摆宴招待。宴毕，太宗派大臣重申信中责问之意，奥巴依次认错，愿罚骆驼十峰，马一百匹，另献出一匹好马，一副甲谢罪。太宗看他有悔改之意，不但全部宽免，还赏给他貂裘、帽、靴、金带及朝鲜进贡的珍品等。当奥巴离去时，又赠送一大批好东西，甚至率领贝勒大臣送出沈阳郊外。这场纠纷得以合理地解决了。自此之后，奥巴只要听到命令就立即前往，再没有发生违约的事。
对蒙古族上层比对汉官更亲。太宗对他们十分慷慨，凡来朝或来归的蒙古贵族，他都慷慨地赠送最为珍贵的东西，包括金银、绸缎、银器、瓷器、衣帽鞋、铠甲及马上的装饰品等等，应有尽有。蒙古族是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认为最为珍贵的东西就是牛、马、羊、骆驼，然而缺乏汉族生产的物品。太宗从战争掠取的财物和国中制造的生活必需品中拿出一部分来分赠蒙古贵族，不仅满足了
他们贪求财物的欲望，而且使他们生活倍感富裕和奢华。他们怀着感激的心情说：
“臣等荷蒙圣恩，富贵已极，各获安乐，今后敢不勉励图报！”太宗也说：“今各处蒙古每次来朝厚加恩赏，因此俱不忍离我而去，离去时也依依不舍，而蒙古各国亦从此富足安闲。由此揆之，以力服人，不如令人心悦服之为贵也。”蒙古贵族如此豪富起来，太宗却不贪取他们的东西。他们向太宗进献马匹牛羊等贡品，太宗只不过象征性地留下一小部分，于是他们更加感动！这些王公贵族从后金政权中获得了他们的最大利益，也就更加密切地依附于这个新政权。
清太宗虽然强调不以力服人，但在必要时也会使用军事手段，对其顽固势力只有加以打击，才能提高威信，促使更多的蒙古部落归顺。攻击察哈尔就有此效果。在进行友好交往时，太宗积极防备蒙古的军事力量的增长。他一即位就发布一道命令：三大贝勒以下、入八分诸贝勒以上。不允许私下将弓箭、枪、刀给予蒙古诸贝勒所派来的人。如若要给，必须经由报告。外藩诸贝勒以下，小民以上，即使遇到归顺的蒙古人，也不许卖给他们弓箭、刀枪，如若违犯，将按令治罪。
此项规定，很像是一道武器“禁运令”。蒙古人专事游牧为生，不能制造兵器，即使可以，生产力也大受限制，大部分要依靠内地供应。太宗不许把兵器传给蒙古人，虽不能完全限制蒙古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但可以看出太宗对蒙古是存有戒心的。以上种种，在对蒙古的关系中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在政治上联络和建立可靠的从属关系。
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判断，蒙古正处在明朝与后金相互争夺之间。明中叶以前，为了对付北方的蒙古人（明人称“北虏”），曾采取“以东夷制北虏”的方针政策。“东夷”系指东北女真等少数民族。当满族兴起时，明朝又改变方针，努力笼络蒙古联合攻打后金。如察哈尔就为明朝所拉拢，每年拿出几十万、上百万的钱财供给它，以使它与后金对抗。太宗当然也极力争取蒙古的支持。所以，两方各占一半。太宗大力进行分化瓦解余下与明朝关系密切的蒙古人。天聪五年（1631 年），太宗包围大凌河城时，专给城内的蒙古兵写信，信内写道：“我满洲与尔蒙古原系一国，明则异国也。尔等为异国效死，甚无谓，我感到十分婉惜……”天聪八年（1634 年），兵部和硕贝勒岳托给锦州的蒙古人写信，说：“尔等既非汉人苗裔，又非汉人臣僚。明国皇帝亦不视尔等若子弟……况且交战时，彼（明）必令尔蒙古在前，进则为我戮，退则被彼诛，两相困难，当聚诸蒙古合
谋来归。”太宗在招抚驻明朝边境的诸蒙古时，同样以书信鼓动他们归顺于满：
“我与尔两国，语言虽异，衣冠则同，与其依异类之明人，为何不来归顺于我呢？
不惟尔等心安，即尔祖父世传之衣冠体貌亦不烦变易矣。”如此等等。显然，太宗是在煽动民族情绪，促使这部分蒙古人尽快与明朝脱离关系！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其国家政权还在处于起草阶段。迁都到辽阳、沈阳后，尽管逐渐有些充实，但还是十分粗糙的。这集中反映到官制上是很不完备的，从中央到地方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行政系统，仅以八旗军制来行使国家职能。它规定：固山额真为每旗的总管大臣，总的管理全旗军政要务；设二名梅勒额真为佐管大臣，协助总管大臣管理旗务。天命元年（1616 年）前，特设议政五大臣、理事十大臣。后来他们执掌国家政权，成为后金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有的以旗总管大臣或佐管大臣兼任。其中议政五大臣参加机要大事的决策，理事十大臣分别管理各项庶务。
国人有诉讼，先由理事大臣听其审理然后断定判决，然后报给议政大臣进一步审查，再上报诸贝勒，经过众人议论才能定案。必要时，令诉讼者面见努尔哈赤，加以详细审问，明确核定是非。努尔哈赤本人每五天接见诸贝勒大臣，听他们上传汇报然后做出训谕、指令等等。天命五年（1620 年），努尔哈赤袭用明朝军职名称，设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但并不是作为行政机构的官职，而是被当作爵位按军功大小加以授予的。总兵官为第一等，内部又分为三等，以下直至游击，每一等级都又分三等。而牛录额真都改为备御，下设四员千总。
努尔哈赤的这一系列制度尚还处于初步阶段。它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八旗制度基本上是一个军事制度，用它来代替国家行政机构，以军职的八旗旗主兼有管理行政事务和组织社会生活，这多少带有军事管制的味道。第二，鲜明的民族压迫的特色。从上层统治集团到下边任职掌实权的军官，几乎都是满族人，排斥了大多数汉官参与政权。这在汉人占绝对优势的辽沈地区是无法持久的。第三，它实行八和硕贝勒即八旗旗主“共议国政”。凡军政大事皆由集体裁决，含有原始军事民主制的残余。显然，与当今发展的君权独裁相互不适应。进入辽沈地区以后，由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政治经济文化高速发展，因此，努尔哈赤设置的国家机构就显得相形见绌，落后于时代，如果不赶紧更改，势必出现很大的矛盾，阻碍后金的发展。
清太宗即位之初，先对初创的后金国体制作了些必要的修补，然后一步步开
始大幅度的改革。天命十一年（1926 年）九月，太宗召集诸贝勒协商讨论：每旗仍各设一名总管大臣，称为总管旗务八大臣，参与国政，与诸贝勒并起并坐共同商议。出猎、行军各领本旗兵士行动，本旗的一切事物全部听其调遣、指挥。
以前，只有兼任议政大臣的固山额真才能参与国事，现在则扩大了范围，凡八旗旗主（即固山额真）都可以参与。又每旗仍设二名佐管大臣，共十六大臣，协助管理本旗事务，并负责刑法。他们可以不出兵驻防。除此之外，每旗还设二名调遣大臣，共十六大臣。他们的职责是，出兵驻防，随时听从调遣，并且对其所属的刑法条律担负审理的责任。
不难看出，太宗对国家机构尚未作大的变动，只是又增加了执政人员，把一部分新人吸收到上层统治的核心，扩大了政权的基础。所任命的大臣仍没有汉人那样的政治经验。在对国家机构进行大改革时，要求他的诸贝勒大臣“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仿照明政府制度，设置国家各级机构。
巴克什么达海和刚林等翻译汉文典籍；巴克什么库尔缠和吴巴什等记注本朝政事。给它规定了两项职能，一是通过翻译汉文典籍，借鉴汉族的政治经验；一是记注本朝政事，目的是总结他执政的得失。这些都为他推进各项改革做思想和政治上准备。实际上，文馆成了他改革的咨询机关，任职的大臣便做了他的顾问。
天聪十年（1636 年）三月，改文馆为内三院：内国史院，负秘书院，负责撰写外藩往来书信、记录各衙门的奏疏及代为起草对各官的指令。内弘文院，专门负责注释历代行事的好与坏、给皇帝讲经注史、颁布制度等。是年六月（从四月起，改为崇德远年），更定内三院官制：内国史院设大学士一人、学士二人；内秘书院大学士二人、学士一人；内弘文院大学士一人、学士二人。这些大学士、学士分别由满人、汉人、蒙古人担任。这是清代设大学士的开始。清沿明制，不设宰相，而代之以大学士。大学士的权力很大，直接参加议定国家军政大计，掌握国家机密。内三院的设置实际上已取代了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体制。
继设文馆之后，天聪五年（1631 年）七月，太宗按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行政组织，设立六部，使国家机构趋于完善。六部是：吏、户、礼、兵、刑、工。
每部以一名贝勒总理部务，其下设满承政二员、劳古承政一员、汉人二员。各部均设启心朗一员。做具体事务的官员笔帖式，各部“酌量事务繁简补授”。设立六部，明确了分工，提高了办事效率。这六部虽由贝勒主持，但他们必须对汗或
皇帝负责，这就加强了中央集权。崇德元年五月，太宗又设立都察院，与三院六部不相属，独立行使监察各部的职权。太宗授予该部院以很大的权力，上自皇帝、诸王贝勒，下至各部臣都可以劝谏、弹劾、纠察。他指示都察院的官员说：“朕如奢侈无度、误杀功臣，或者逸乐畋猎、荒耽酒色、不理政事，或者抛弃忠良任用奸侫或朝会时轻慢懈怠，部臣隐瞒不报，你们要指名参奏。六部断事不公及审狱迟缓，你们也要查明向朕报告。明朝弊政，在你们这样的衙门往往成为贿赂之所，你们准照办；说得不对的朕也不加罪你们。”
崇德三年（1638 年）七月，设理藩院。它的前身是蒙古衙门。此机构专门负责蒙古方面的事务。这样，经过几年的改革、充实，便形成了内三院、六部和都察院、理藩院一套完整的官制，合称三院八衙门。就在这年，根据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人建议，太宗进一步更定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八衙门官制：
每个衙门设满人承政一员，以下设左右参政、理事、副理事、启心朗、主事等官，以满、汉、蒙古人参差充任。
显而易见，上述一系列机构是仿照明制建立起来的。从一定范围讲，它们是明朝官制的翻版。却又不全相同。后金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有本民族的创造，某些机构和名称又为明朝所没有，因此这些政权的官制具备民族化的特点。它吸收了大批汉官和蒙古人参加执政，这对努尔哈赤那时排斥汉人参政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因而又具有满蒙汉贵族地主联合主政的性质。太宗对国家机构和体制的大幅度的改革，主要是在诸贝勒大臣以及汉官们的建议和帮助下实现的，是太宗实行封建化制度的结晶，标志着这个政权在政治上完成了向封建国家的过渡。
清太宗即位不久，在汉官们的建议和帮助下，制定了具体进攻的战略方针。
后金进入了辽沈地区，经过多年的征讨，疆域日渐扩大，东南至鸭绿江，与朝鲜相邻；北至嫩江，与蒙古接壤；西过辽河，与明朝相峙。后金恰好处于三股势力中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时就已经了解了形势的危险。当时他把明朝当成主要的“敌国”，视蒙古、朝鲜为“内顾之忧”。为了讨伐明朝，他不惜“一时之劳”，“睢远大是图”他图谋的远大目标就是占领明朝。因此他坚持把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辽阳，再迁沈阳。他认为“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尔鼻（辽宁彰武）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天可达；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
努尔哈赤看出了明朝、蒙古、朝鲜是实现大业成功路上的三大障碍，而把明朝当成他的最主要的对手，下定决心征伐明朝。这些见解和大胆实践，表现了努尔哈赤具备一位侵略家的眼光。但他只是勾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尚缺乏细致的描绘，尤其缺乏战争中必须具备的大政方针。
努尔哈赤的继承者清太宗，针对形势作出的估计和采取的策略，对努尔哈赤的事业都进行了完善和发展。有一次，太宗带诸贝勒去看望他的哥哥代善，道出了他对整个形势的基本估量。他说：“皇考收服诸国，如何创立基业进一步发展，留给我们去思考。如今，汉人、蒙古、朝鲜四境逼处，都与我对立，而且哪个国家不被我征讨？这天下还有谁没有图谋我们呢！所以我们要努力图强，勤勉国政。”
太宗比他父亲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势态的严重和所处环境的险恶。他父亲活着的时候，主要靠强悍的八旗兵东征西讨来实现他的雄心壮志。但太宗认识到，单靠“以力服人”即军事手段不一定全部有效，他要“使人真心真意的服从”，除了必要的军事征讨，还要靠政策，从政治上、策略上解决问题。因此，他即位后，和诸贝勒大臣、汉官们深入地讨论了后金、明朝、蒙古、朝鲜的形势，听取他们所述说的各种意见。天聪二年（1628 年）八月，有一份佚名奏本，非常具有代表性，它深刻地分析了后金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奏本从分析形势入手，写道：兵法说得好：知道自己和对方的实力，作战再多也不会殆尽。首先应当了解各个方面的“大形势大局面”。那么，南朝（指明朝）是什么形势呢？“西夷”（指蒙古）是什么形势？朝鲜是什么形势？我国又是什么形势呢？
现在面临的形势如何？而将来的形势又会是如何发展？如何行动才算得的是上上之策？如何行动为失计？误差一点点将造成更大的错误。这是“图霸制胜”的一个关键问题。
接着，奏本详细分析了明朝内部的形势，说：南朝已经历了二百六七十年，它变得武弱文强，弊端毛病依然严重，上下欺骗，贿赂公行，到万历末年（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国家朝纲政策严重败坏。先皇帝（指努尔哈赤）拿下了辽河东部，已成破竹之势，但举足不前，中止征伐，这也是皇天有意保留明朝。万历之后，泰昌（明光宗）继承皇位才一个月，便传给天启（明熹宗），在位仅七年，如今崇祯（明毅宗）刚嗣位，这个人是否是贤君，还不知道，而宁远前线的军事态势也不大清楚。南朝使用兵力已很久，财力也渐渐用尽，然而它以全国之力倾
注于一隅之地，还是很充裕的。论野地浪战，南朝则不如我国，而死守城池，我国士兵却次次攻打不下来。因此，我国屡次进征，屡次不得长驱直入，令人愤恨不已。我以为时机还没来到，不能够强求；机会来临，不可失掉。我国对南朝的方针大计，惟有“讲和与自固二策而已”。南朝君臣也很深刻地了解宋朝失败的教训，但贿赂的积习难以消除，时间一久，它就会疏忽、懈怠，肯定会进入不可挽回的颓废局势之中。等待我国更加富足，兵力更加强大，那时再乘此机会进行攻，打毫无阻碍的快速前进，天下可以传檄而定。这就是兵法上说的“卑骄利诱之术”。还有一个政策，我国努力修明政治，开垦土地，息兵养民，举贤任才，不慕虚名，只求实力。这是最为要紧的一着，就是巩固本国的良好政策。况且南朝文官武将，季季更换，年年变迁，它的宰辅大臣拘泥守旧而不知道变通，其科、道官员不懂军事而纸上谈兵，以为边官无功，统统罢官，虽“军师都已年老财力又缺乏”，却频频催促进兵。那时，我国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一击十。这实在是计出万全之策啊！奏本还谈到了对蒙古的政策，认为它“没有朝纲纪法没有国家大志向”，不过是贪图小惠小利，只要“善为之抚驭可也”。谈到朝鲜时，认为它位于海边的靠边之处，没什么财富，君臣之间，拘拘守礼。因此，后金可以与它交往，或先放置一边。
这道奏疏，洋洋数千言，议论滔滔，纵横古今，把问题陈述的非常明确清晰彻底。读其文本，奏议者不仅熟知历史典故，对明朝的内部情况也知道的非常清楚。虽为佚名之奏，也可断定必出自汉官。归纳他的建议，这就是对明朝采取和谈与自固二策；对蒙古不应该用太多的兵力，应取“抚驭”之策；对朝鲜就采取与其交往或都放着不讨论。对这三方的政策和策略，以对明最为重要，关系到全局和后金的胜败存亡。努尔哈赤时，对明朝只有军事进攻，没有采取和谈，也没有明确提出“自固”的问题。这个佚名的奏本，提出的“和谈”，是一个策略，在和谈的掩饰下，争取时间，在各个方面加强自己，巩固在辽沈的根据地，迅速富国强兵，就是“自固”。同时，利用和谈，假装很卑微低下的态度，麻痹明朝，促使其内部不攻自乱。时机一到，便“破竹长驱”，天下可定。老谋深算的汉官范文程和宁完我、马国柱也提出了相似的主张，他说：“伐明之策，宜先以书议和，俟彼不从，执以为辞，乘衅而入，可以得志。”他和佚名奏本有一点不同的是，主张不能放弃军事进攻，要边和谈边攻打，以攻为守。
清太宗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明确了和谈的方针，并同时使用军事力量，对明展开了积极地进攻。另一方面，他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后金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将和谈与自固结合起来，伴随着用军事进攻，以求实现其政治抱负，这可以说是太宗作出的方针大计。他在位十七年，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指导原则。到天聪九年，形势的有利发展变得对后金十分有利，许多汉官纷纷发表言论，主张直接夺取燕京，但太宗不为所动。他说：“朕岂不愿成大业，而专以游畋为乐耶？
但图大事，须相机顺时而动，今察哈尔蒙古，都是刚刚归顺我国的，降众未及抚绥，人心未及安辑，城郭未及修缮，而轻于出师，则用什么来成就大业？”又说：
“朕反复思维，将来我国既定之后，大兵一举，彼明主若弃燕京而走，其追之乎？
抑不追而竟攻京城，要是攻城不破，即围而守之乎？朕要是想请求和谈，其许之乎？抑拒之乎？若我不许，而彼逼迫求和，更当何以处之？倘蒙天佑，克取燕京，其人民应作何安辑？我国贝勒等皆以贪得为心，应该怎么做使其禁止？此朕之时为厪念者也。”他命令高鸿中、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等进行讨论，将结果报告给他。太宗作为一个政治家，善于采取臣子们的合理意见，同时又使自己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不管在什么形势下，都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这正是他取得巨大成果的基本原因之一。
天命十一年（1626 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各个友好国家纷纷派使者前往沈阳吊丧。十月，明朝宁远巡抚袁崇焕也派都司傅有爵、田成及李喇嘛（即喇嘛镏南木座）等三十四人来为努尔哈赤吊丧，并祝贺新君皇太极即位。这个举动，不管怎样都使人感到有点意外。后金与明一直处于交战状态，双方并无吊死问疾的交谊。原来，袁崇焕这个举动却另有打算。自从他守宁远击败后金兵，深受朝廷信任，连续几次都升迁。这时，朝廷废除经略，把山海关内外的防务全数交给他负责。他心想要恢复关外失地，很想探听后金的虚实。正好努尔哈赤去世、太宗即位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所以，他名为吊唁，实则是借机刺探后金内部军政情报。太宗也有清醒的头脑，他完全明白袁崇焕的意图，便来个将计就计，对这些来客热情地招待，处处表现大方，财用丰盛。这时，恰好大贝勒代善出征喀尔喀扎鲁特部落凯旋归来，太宗有意要让明朝使者观看他的军容之盛，邀请他们随同他出迎十五里，展示胜利的战斗成果，还赏给李喇嘛一峰骆驼、五匹马、二十八只羊。傅有爵一行在沈阳住了将近一个月才走。临走时，太宗派方吉纳、温塔
石带七个人随明使去宁远，回访袁崇焕，献上貂、参、银两等礼物，另有他的一封信，大致意思是：你停息干戈，派遣李喇嘛等来吊丧，祝贺新君即位。我怎么会有其他意图，你既以礼来，我当以礼往，所以遣官向你致谢。关于两国和好之事，我父汗前往宁远时，曾给你致书，要求将此信转达给你们的皇帝，但是到今天都还没有给我们答复。你们如对这封信作出回答，想要两国和好，我才考虑表示我的态度。
后金遣使来访时，袁崇焕立即报告了朝廷。熹宗下了圣旨：“骄则速遣之，驯则徐间之，无厌之求，慎勿轻许……严婉互用，操纵并施，勿挑其怒，勿堕其狡。”崇焕根据这个圣旨，很快就把方吉纳打发走，也不接受太宗的信，理由是，信的封面书写“大金”与“大明”字样并列，有失“天朝”尊严，没有办法将信交给朝廷。他连信也没有看，就让方吉纳原封带回，既不复信，也不派使者。第一次接触就这样结束。
太宗对此不以为然。他打算再给袁崇焕写信，商谈停战讲和。此时，他正打算攻打朝鲜，非常需要停止与明朝之间的战争，以和谈来牵制明军，可使他无后顾之忧。他指令达海、库尔缠与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进行商谈，起草书信。过了一个月，已经是天聪元年正月，他令方吉纳、温塔石为使者共九个人再次去宁远，送上致袁崇焕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我们两国之所以交战，是因为当年你们辽东、广宁的守臣高视你们的皇帝如在天上，自视其身如在霄汉。天生诸国君王，都不能自主，深受你们轻视凌辱，真的没有忍受，因此向“天”奏明，发兵讨伐你们。惟有“天”公正，不论国家大小，只论事情的是非。我国按理行事，才得到“天”的护佑，而你们国家每一处都违背常理，非止一端，我可以为你们说清。如，癸未年（1583 年），你国无缘无故地发兵害死我的两位祖宗，这是一。癸巳年（1593 年），叶赫、哈达、乌拉、辉发四部与蒙古会兵攻打我，你国并未前来支援，之后哈达再次侵犯我，你国又不来相助，己亥年（1599 年），我出兵报复哈达，上天把哈达交给了我，你国却包庇并护着哈达，强迫我把俘获的人口归还给它，却被叶赫部掠去，你国则却当作不知道。你们既然称中国，应秉公主持正义，但对我国不援助，对哈达则支援，对叶赫听之任之，竟然这么偏见自私，这是二。你国虽然挑起事端，我仍然愿意修好，于是在戊申年（1608年）双方刻碑划界，杀白马黑牛，向天地宣誓说：两国的人不得越过疆界，违反
者一定遭受惩罚。然而，癸丑年（1613 年），你国出兵保护叶赫，侵入我界，这是三。双方又曾立下誓言：凡有越边境者，见有越境者不得杀害，但一定会受到牵连。你国的人偷出边界，扰乱我疆域，我根据誓言的约定将他杀死，你国却说我擅杀，扣我使臣纲古礼、方吉纳，索要我方十人，在边界处杀死，用来图谋报复我国，这是四。你国不但出兵保护叶赫，还把我国已聘的叶赫女人改嫁给蒙古，这是五。你国还发兵焚烧我守边的房舍，又将疆界的石碑私迁移到我国的三十里之外，夺我疆土，我方人民用来生存的人参、貂皮、五谷都被你国夺取，这是六。
甲寅年（1614 年），你国听信叶赫之言，遣使欺凌，这是七。我的大恨，有此七件，至于一点点的愤恨说也说不完。现在你们如认为我对，愿意两国和好，应拿出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作为和好的礼物。和好之后，两国经常来往互传使者，每年我方赠送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你国以黄金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回报我方。两国如能建立友好关系，应向天地立下誓言，永远遵守不变。你就以上面所说的条件转奏给你们的皇帝。
不然的话，我就认为你仍愿意战争不愿和好。
清太宗在这封信里，仍坚持努尔哈赤“七大恨”伐明的方针，重新申诉战争事乱发生的开端，责任完全在明朝方面。为了表明友好的诚意，他要求明朝必须拿出大批金银财物给后金，实际是要明朝赔偿损失。如果明朝不答应他的条件，他就继续对明朝进行军事进攻。
三月，袁崇焕和李喇嘛各自给太宗回了一封信，派杜明忠为使，随同方吉纳等去沈阳面见太宗。袁崇焕的信写道：从上次来信，知汗（指清太宗）渐渐恭顺天朝（即明朝），愿意平息战争，使部落百姓得到安定的生活。这一好心，将来一定得到上天的保佑而使汗强大起来，前途不可限量。往事七件，汗家抱为长恨，而我能无动于衷吗？但想想往事，追究其原因，不过是我边境不法之人与汗家的不良部落口舌相争，致起祸端。做这些事的人，必定遭受行刑处罚，逃不过上天的惩罚。我不必一一列举，而汗皆知。如果都说得清清楚楚，那只有问问那些长眠地下之人。这些口舌之争，我不但希望我皇上把它忘掉，而且也希望汗同样把它忘掉。然而汗家十年战斗，驱赶夷夏百姓，肝脑涂地，血洒辽东，天愁地惨，这么悲痛的事情，都为此七宗（即“七大恨”），难道我就没有一句话可以说吗？
今南关、北关何在？（辽）河东、河西死者就仅是你方十人？辽沈界内之人生命不
保，还问地里的禾苗吗？所以，汗的怨恨已雪，正是愿望志向得到实现而心满意足的日子，可我天朝却是不能容下怨气。如今，想要修好，已占城池作何退出？
已俘官民男妇作何送还？这就看汗仁慈明理对上天的敬爱和子民的热爱了！然而，天道无私，人情忌满，是非曲直，明明白白。各有良心，偏袒徇私是不行的。我愿汗再深思。一念杀机，就会给人间带来无穷灾难；一念生机，给自己带来多少好处！我又愿汗考虑而后行。向来书中所列出的各种东西，以中国之大，我皇上之恩养四“夷”，并不在乎这些东西有多少。但无此先例，多要东西违背天意，恐怕连汗自己也会知道该怎么办。汗刚遣使往来，又进兵朝鲜，这是为什么？我文武将士因而怀疑汗所说的话不是发自内心。兵未撤应立即撤回，已经撤回来的不要再去，以表示汗的崇高的品德，停止战争，将前后事情讲析明白。汗信中说句发脾气的话，我不便向朝廷报告。但信使往来，我皇上还是知道的。李喇嘛的信，盛称佛教，要求后金停止战争。当然他是帮着明朝说话的。
袁崇焕的信，完全拒绝了清太宗的“七大恨”，把双方的多年战争结果定局为边疆之民相互口舌争执引起的。他断然拒绝太宗的赔偿要求，相反，他还要求太宗将辽东和人民一并归还明朝。这种双方在策略等方面尖锐对立的主张，太宗是不能接受的。这时，他已派大军进入朝鲜，无暇西顾，袁崇焕则乘机修复锦州、中左所、大凌河三城的防御工事。工程正在增加进度时，接到镇守皮岛的毛文龙和朝鲜告急文书，袁崇焕派水师支援毛文龙，派赵率教等九将率精兵挺近三岔河，作为牵制之势。很快朝鲜被武力降服，赵率教等也领兵退回。袁崇焕要求太宗从朝鲜撤军，并保证以后不得加兵朝鲜。这也是太宗所不能答应的。四月间，太宗又致答书一封，一条一条反驳了袁崇焕上封信中的所有论点，坚持弄清楚对与错是讲和的首要条件。其次，明朝必须付给后金讲和“礼物”。不过，这次太宗也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在政治上，他愿意降低身份，把自己列在明朝皇帝名之下，但不得与明臣并列。经济上，将上次信中所逐项写出来的礼物数目减半，规定明朝方面出黄金五万两、银五十万两、缎五十万匹、棱布五百万匹。这是“初步讲和的礼物”，后金以东珠十颗、黑狐皮二张、元狐皮十张、貂鼠皮两千张、人参一千斤作为报答。和好之后，明朝每年送后金黄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棱布三十万匹。后金回报明朝的是东珠十颗、人参一千斤、貂皮五百张。
这封信刚抄写完，使者就要出发，这时有从明朝逃来的人说，明朝军队正在
抓紧时间地修理塔山、大凌河、锦州等城的工事。恰巧察哈尔部的使臣来到，证明了此消息确切。太宗很生气，马上又写了一封信，指责袁崇焕谎称讲和，利用机会准备战争，不遵守信用和道义。他提出，如真心讲和，应先划定双方的疆界。
为了表示抗议，太宗决定不派讲和者，只把这两封信交给明使杜明忠带去。袁崇焕也抗议后金入侵朝鲜，停止遣使，罢和议，对太宗所提的各项要求和建议放在一边不理不睬。因此双方中止了和谈。这年十月二日，太宗直接写信给明朝皇帝，呼号要求停止战争并讲和，但是一点都没有反应。
和谈中断了近两年。到天聪三年（1629 年）正月，太宗主动给袁崇焕写信，提出恢复和谈，他在信中把征服朝鲜的事作了分析说明，希望不要因为朝鲜问题而误了两国大事。为表示诚意，太宗作了一个重大让步：去掉天聪年号，接受明朝为正朔，只书写“己巳年”（即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
到了四月，袁崇焕才回信，信写得极简单，不提议和的条件，只是含糊的公开宣称：和也有“道”，“不是一句话就能够确定的”。太宗马上回信，说明和好之“道”的四项条件。（一）令满汉人因战乱离散的，应该给予一个地方让他们团聚；（二）划定国界，明以大凌河为界，后金以三岔河为界；（三）明朝给铸大金国汗印；（四）明朝接纳讲和礼物数目可以重新考虑。太宗派了一个叫白喇嘛和另外几个人持书前往宁远，去了很长时间，也没见着回来。听明朝逃来的人说，白喇嘛等已被用强制手段留住不放。太宗于六月间连续两次写信，要求袁崇焕迅速放人，以七月五日为限，如不见人回来，便认定袁有意扣留。果然，快到限定日期之前，白喇嘛等回到沈阳，还带来袁的两封信。其中一封谈到，原辽东人逃到辽西，其先人坟墓都在你所占领的一方土地上，他们能不思念吗？你的想法脱离实际，我不敢向朝廷报告。礼物的事情，只要修好，可以答应你的要求，至于铸印封典，不是一句话就能做出主张的。另一封信只是解释使者迟归的原因，没有实质性的内容。
这两封信使太宗很气愤，他立即答复，就辽东人坟墓事，斥责袁的本意仍在企图谋划夺取辽东，坚持予以反对。更使他恼火的是，二三年来，他给袁崇焕及明朝的信件，提出的和谈条件，袁都没有向朝廷报告，使他自始自终不得不派使臣去北京面谒明朝皇帝。他写道：你这种做法，“较大辽之欺金，殆有甚焉。”最后，他强硬地表示：事情既然如此，“我怎么能强烈要求双方和好？”
袁崇焕复信，答复说：“你如果是诚心，我怎会欺骗人？你如果是真实心意，我怎会虚情假意？一代兴亡，都是天意所定，怎么能以虚情假意的欺骗行为来确定？但是，十年争战（按：1619 年萨尔浒战役到 1629 年正好是十年。），今天想一起处理并得出结果，即使能力再大，也非三四人所能决定，又非三两句话就能结束。总之，都取决于皇上公正的判断罢了。”谈了这么久的和平，结果又都推到朝廷方面去了。
这也难怪袁崇焕。起初，他主持议和并没有报告朝廷。他的本意，是以议和作为缓兵之计，争取时间，以加强关外宁锦等重镇的防御。不久，他将议和的事对帝王陈述意见，熹宗曾表示同意。但很多朝臣反对议和，认为是再犯宋金议和以前犯过的错误。因此熹宗又改变主意，屡次下达旨意，不准议和。说：“边疆以防御为正，别的小事不可随便讨论。”袁则坚持议和，反复说明他的策略。当太宗进兵朝鲜，群臣纷纷检举袁崇焕，说后金敢于入侵朝鲜，是“和议所导致的”。
袁不服，上书申辩解释：“关外四城虽延袤二百里，北负山，南阻海，广四十里尔。今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地隘人稠，安得所食？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城必不已。业移商民大量开垦种地，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退，是弃垂成立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且用和谈来延缓对方进军。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袁崇焕议和的真实意图。经此辩解，熹宗表示谅解。可以看出来，从明朝方面来说，议和一开始，就没有一点诚意之说，它对后金所提议和条件，一是敷衍，二是拖延。凡太宗的信件都被袁扣压，不上奏朝廷。因为不是真和，也就没有必要把对方的要求转报朝廷。
崇祯即位后，袁崇焕提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议和在旁人看来是一种策略”的战略。议和作为一种策略，崇祯并不反对。他说：“朕想过讲和只不过是笼络的方法，实质不是长久之策，如需要严兵固守，不然就与他战。”一句话，议和是明朝对后金战守的一种辅助手段。后来，崇祯连这个辅助手段也不要了，极力反对议和。
从后金方面来说，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毫无诚意议和。经过群臣讨论，太宗认识到，和谈对后金有利，它不仅仅是为了应付情况而暂时采取的办法，而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他要通过和谈，稳定局势，取得足够的时间，来巩固和积攒
自己的力量。如达成协议，从明朝获取大量物资财富，就会有助于增强后金的国力，一旦时机成熟，他便撕毁协议，发兵讨伐明朝，一次歼灭敌方就能成功。这就是以和谈的手段来达到“自固”的战略目标。因此太宗和谈的心情尤为迫切，也显得心诚意坚。为了引诱明朝中圈套，他一再让步，明确表示，他可以去天聪年号，奉明朝为正朔，接受封典，讲和礼物从减，等等。他只坚持一个条件，即保留他的辽东地盘，其他的他也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明朝不是北宋，它始终以宋金议和为戒，决不上太宗的当。结果，谈了三年，双方信差使者互相来往十几次，信件交换频繁，一点都没有向前发展。尽管如此，太宗一直把和谈当作一面旗帜高举着，一面进行战争，一面要求明朝与他和谈。明朝越是不理睬，他越是高唱和谈，表明他伐明不得己而为之，以争取政治上有利局面，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自袁崇焕死后，崇祯下令，有敢言和者死。从此，再也没有人敢谈论议和的事。到了崇祯末期，明朝灭亡在一瞬间，他们才不得不找上门去，要求与清议和，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清朝的力量已变得空前强大，它无须在一个行将崩溃的政权身上多费唇舌。
朝鲜是与中国紧挨着，自古就结成了极为友好的关系。数千年间，不管两国的历代王朝如何更迭，都不曾改变彼此间的联系，加上两国山水贯通，这种自然与历史的渊源，就使两国真正成为互相依存，关系密切的兄弟之邦。明朝建立后，李氏朝鲜同中国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万历年间，中朝联合作战，才阻止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此役发生在壬辰年（1592 年），所以历史上称壬辰战争。从此这两个国家更加友好，更加亲近。可以说，在努尔哈赤起兵前后，中朝间没有引起争执的事端。
到了明中叶以后，建州女真兴起，逐渐发展成为一方强大的割据政权，同明朝展开了频繁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争。处在后金与明朝两强之间的朝鲜，对此事难以应付。由于朝鲜与明朝长期交好，同时它也受到了努尔哈赤的一些骚扰，所以朝鲜在明与后金的斗争中，坚定不移地站到明朝一边。它完全赞成和贯彻施行明对后金的一系列政策，还从军事、经济上给明朝以力所能及的支持。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三年，1619 年），明朝发动四路大军进攻后金，朝鲜派兵前往助战。最后明朝得到惨重的失败，全部朝鲜兵包括它的都元帅姜弘立等将官都投降了后金。
朝鲜同明朝一样，视新起的满族人为“夷”，看不起他们，在《李朝实录》
中，称他们为“野人”、“贼”、“虏”、“挞子”、“女真小丑”，称努尔哈赤为“奴贼”、“奴酋”等等。不承认努尔哈赤在辽东的符合法律规定的地位。有一次，朝鲜派一名官员叫郑忠信的，到辽东了解“贼情”，与“诸酋”辩论。努尔哈赤说：
“你们国每次称我为贼，这是为什么？”郑回答说：“你有盗天下之心，不是贼又是什么？”“诸酋”大笑。郑回国对人说：“是虏都将会是天下的隐患，何必我国来担忧呢！”
努尔哈赤深知朝鲜对后金不怀好意，把它列为后金的三大敌国之一。当时，他专力对付明朝，目前还没有空闲照顾到朝鲜，便采取拉拢、缓和的政策，希望朝鲜脱离明朝。还以萨尔浒战役为例，朝鲜虽然参加明军打后金，努尔哈赤却不嫉恨。姜弘立率军投降，他“以接待宾客的礼数来接待，五日小宴，十日大宴”，十分隆重。同时，他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这一次发动兵力帮助明朝，不过是报壬辰援朝之恩情，可以谅解。听说大明想叫他们的子侄统治我们两个国家，欺人太甚。今王是想我们两国同仇大明呢？还是认为既已助明不忍背叛呢？希望听到其中的详细情况。不久，朝鲜国王委托平安道观察使朴烨代替他写信给努尔哈赤，说：“惟我两国俱是帝（指明朝）臣，同为明朝共事有二百年之久。不图近者建州与明朝构衅，兵连祸结，以致生民涂炭，四邻多垒，岂但邻国之不幸，其在贵国，这并不是好事。天朝之于我国，犹父母之于子也，父之有命，子敢不从乎？这些都是大道理，不得不然。而事在既往，今不及言之。……自今以后，复怀好音，偕至大道，则天朝宠绥之典不日诞降。两国各守封疆，重修旧好，岂不美哉！”
朴烨代表国王表明了朝鲜的严正立场，不为努尔哈赤的劝说利诱所动。努尔哈赤和他的臣下读了这封信，立即讨论如同对待明朝的政策。他的五子莽古尔泰主张讨伐，说：“朝鲜与南朝（指明）同父子，而且无送物，当条其将士，举兵击之即可。”二子代善即怒而起，其父问他有何意见。他回答说：“与南朝相战，不可不与朝鲜相和。阵上之的不可负也。”父亲说：“我听从你的意见。”过了几天，莽古尔泰和皇太极提出：“不可置朝鲜而先攻辽东”。讨论的结果，还是以不征讨为上策。天命十年（1625 年）正月，他向努尔哈赤提供了朝鲜内乱的情况，请求派兵入朝，他自愿当向导。努尔哈赤经过慎重考虑，依然赞成用兵。这并不
是说努尔哈赤根本不想进攻朝鲜，主要问题是，他一时无能为力，没有条件同时作战于两条战线上。他期待以政治解决它与朝鲜的关系，多次派使者投书，要求朝鲜与明脱离关系，与后金举行“盟誓”，“子子孙孙永结盟约”。朝鲜坚决拒绝了他的这个要求。以后，努尔哈赤虽经多方努力，有时动以威胁，最终也未能达到目的。
朝鲜一直高度警惕努尔哈赤。当后金袭破抚顺，向辽沈进兵时，朝鲜已惶惶不安，京城“人心已动，束装待警”，以惊恐的目光注视着辽沈事态的发展。同时，他们在内部讨论“避寇之计”。有个叫金荩国的大臣深刻分析了形势。他说：
建贼之于我国，本为近邻，其狺然欲噬之心，曷尝须臾忘哉！数十年来，佯言通好，约束诸部，未曾以瓦砾投境上者，以其……东方诸种未尽兼并也。虽与明朝有积怨，畏威贪利，乍示臣顺，知我国素事明朝，故不反明朝，其势不得不先侵我国也。今者，吞灭忽温，威服诸种，凶势日强，肆无忌殚，袭破抚顺，仇我大邦（指明朝），知我国不可得而和也，故投书遥喝，胁之以分击，欲使我国帖然退伏。不敢为明朝之援。其为桀骜何如哉！金荩国的这篇发言，总结了朝鲜与后金几十年的关系，他看出蒸蒸日上的后金有朝一日终将人侵朝鲜。为此，他提出了很多提高国力的措施。然而，面对势力方增的后金，他们是防不胜防。
努尔哈赤时期，后金与朝鲜尚没有触发大规模战争，但双方的猜忌、仇恨却在不断加深，矛盾也在逐步激化。努尔哈赤去世前一二年，形势的发展，已使后金深深感到，一个与明朝友好的朝鲜的存在，正威胁到它的安全，成为它征明的心腹大患。朝鲜坚持给明朝的一切支持都引起后金嫉恨，而朝鲜容纳辽东“逃人”
不啻火上浇油。后金进占辽沈，与朝鲜仅一江之隔。辽东汉人不堪忍受战乱与民族压迫，纷纷逃向朝鲜。努尔哈赤去世的那年冬天，十月间，进入朝鲜的“辽民行乞者甚多”，仅价川等地达三千人。后金把这些逃亡的百姓称为“逃人”，特制定法律，严加处罚。就因这事，后金屡次向朝鲜交涉，要它对“过江汉人，不必纳之，尽数驱回。”但朝鲜没有这样做，却把逃过江去的辽民遣送给明朝。这在后金看来，与其说是疏远，不如说是敌视。
促使后金恼怒李氏朝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朝鲜统治集团准许明兵驻扎在它的领土上，而这成为后金的腹心之患。明朝认为。“牵制敌国者，朝鲜也；联属朝鲜者，毛镇也。”毛镇，即毛文龙，他率明兵常年驻在朝鲜之皮岛。皮岛
号东江镇（今朝鲜湾之椴岛），“辽民来投者日众，前后数十万口，分置铁山、蛇梁等处。”朝鲜不仅允许明兵和逃来的辽东汉人耕种他们的土地上屯种，而且还在经济上给予补助和救济。天命十一年冬，朝鲜一次就拨给毛文龙所部一万石粮食，作为过冬的补贴。毛文龙要求再添四万石，朝鲜方面也予以积极考虑。国王李倧向毛文龙郑重表示：“寡人与贵镇，事同一家，心肝相照，唇齿相依。”由此可见，李氏朝鲜与明朝关系之深！毛文龙以皮岛、铁山为据点，不停地发动攻击，掩袭后金腹地。从天命九年（1624 年）五月，到十一年（1626 年）五月，二年间，毛文龙先后遣派将士沿鸭绿江，越长白山，袭击后金东部；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进入后金辖地屯田；连续遣兵袭击耀州（辽宁营口县西北岳州村）、鞍山驿、萨尔浒等地，后金因此鸡犬不宁。后金伐明，毛文龙遣兵骚扰其后，迫使后金不敢专意向前。
后金与李氏朝鲜的关系日益紧张，由于毛文龙利用其领土驻军，更加激化了双方的矛盾，最终也无法避免双方的冲突。清太宗即位还不到半载，就下决心解决多年的后顾之患。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 年）正月初八，新年刚过，太宗委派他的叔伯哥哥阿敏、济尔哈朗、亲弟阿济格、侄儿杜度、岳托和硕托为统兵大将，带领三万大军出兵朝鲜。临行前，太宗谕诸贝勒说：“朝鲜累世得罪我国，理应声讨。
然此行非专伐朝鲜，明毛文龙近彼海岛，纳我叛民，故整旅往征，尔等两图之。”
既“问罪”朝鲜，又征讨毛文龙，这是太宗此次兴师的双重目的，欲“毕其功于一役”。
正月十三日，大军至边境地带，扫除明设置的军事哨所之后，在第二天的夜里，直抵朝鲜边城义州城下，当即竖梯攻城。巴图鲁艾博率八旗精锐一举登城，诸军随后攻入。义州沦陷。府尹李筦被杀，判官崔鸣亮自尽。歼灭了城内朝鲜的全部人马，并俘虏了所有居民。这天夜里，还分兵捣铁山，不少的明兵被杀，毛文龙逃往皮岛。
十五日，留兵守义州，大军向朝鲜湾西进，攻陷定州，宣川府使奇协“不屈而死”，州牧使金挜被俘。
十八日，至郭山城，招降不从，攻克之，俘虏了郡守朴惟健。以上三城“逃生者只数十余人”。
十九日，自定州渡嘉山江，在此驻营一夜，第二天，进军平壤。
后金兵进展神速，势如破竹。它的作战目标是先占朝鲜王旧居（平壤），然后趋王京汉城，迫使李氏朝鲜投降。此时尚感兵力不足，阿敏急派人回沈阳报告军情，请求发兵守义州等城，以便抽出兵力补充前线急需。太宗得报，大喜，发布指令：“尔出师诸贝勒所至克捷，朕闻之，不胜嘉悦。前进事宜，尔等详加审酌，可行则行，慎勿如取广宁，不进山海关，以致后悔。如不可行，亦勿强行。
尔等在行间，……凡事同机而为。……朝鲜事渐有定局，一切事宜，有当请命者，尔行间诸贝勒，共同商议，遣使来奏，朕据所奏裁定。朕在都城何能遥度耶！”
太宗给了他们以“便宜行事”的全权，凡有所请，他都同意。阿敏请求出兵援助，他立即批准，命令蒙古兵前去义州。于是阿敏率大军继续深入，渡江抵安州城下，并于二十一日黎明，一举攻克。守兵二万，除交战时死伤的人，其余大部分投降。
安州牧使金浚、兵使南以兴带几名将领会于中营，引火自焚。郡守张檄、副使全尚毅、县令宋图南等被杀。在安州休息兵马四天，二十五日，大军起行，第二天，进抵平壤。这时，城内还有未满两万的守兵，后金兵还没到，其主将巡抚、总兵以下各将官早已逃跑，后金兵毫不费力地便唾手而得全城。当天，大军渡大同江，于二十七日，驻军中和。自十四日夜义州沦陷以来，用了不到半个月工夫，就占领大半个朝鲜。这时，阿敏亟待寻找国王李倧的下落，以探实他的态度。
此刻，朝鲜已陷入绝境。他们对战争未做任何准备。后金进兵辽沈时，朝鲜统治集团中有识之士已预见到将来的危险形势。但国王不以为然，置之不理。十三日后金兵抵义州的消息，迟至十七日才传到王京，“接战不知胜败”如何。一得此消息，李氏统治集团惊恐万分，国王李倧急忙召见领中枢府事李元翼、判中枢府事郑昌衍、申钦、左议政尹昉、右议政吴允谦、备局堂上金鎏、李贵、李廷龟等二十余名大臣，商谈如何对付后金兵入侵。事后总共才“征兵”三万，并遣将守卫尚未陷落的城池。就当时形势而言，这些措施如同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在确定领兵将领时，互相推诿。在战守方略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们制定一个“临津遮截之计”，但还未得到落实便惨败了。李朝统治集团还把希望寄托在明朝的援助上，期待再来一次“壬辰战争”的好结果。但时过境迁，事势迥异，明朝已无力援救，其主帅袁崇焕也只能派了象征性的部队至边境，虚张声势。最糟糕的是，李朝统治集团十分腐败，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闻风先逃。朴东
善等几个大臣痛切地向李倧陈述：“殿下亲信贵宠之臣，宜莫如金鎏、李贵、李曙、申景祯、沈器远、金自点等，或入海岛，或上山城，或称扈卫，或除检察，皆占便安自全之地，独使张晚一人空手赴敌。为张晚者，能无望乎？是以辞朝七日始达开城，显有逗留观望之状。臣等以为张晚不降则走也。”。这些身居显位的达官贵人纷纷逃避，瓦解了民心士气，以至后兵还未到，城里的兵民官员早已逃窜一空。但也有许多爱国将领死守城池，在兵员不足，既缺乏武器又缺粮饷的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誓死抵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后金八旗兵是一支劲旅，其“铁骑长驱，一日之内，可行八九百里之程。”
缺乏训练的朝鲜兵无法抵住它的疾风般的攻势，被迫退下阵来。
阿敏驻军中和时，国王李倧遣使致书，质问后金兴师之故。李倧信书中写道：
“贵国无故兴兵入我内地，我两国原无仇隙，自古以来欺弱凌卑，谓之不义；无故残害人民，是为逆天。若有罪，义当遣使先问，而后声讨，今急。返兵，以议和可也。”阿敏针对这封信，历数了朝鲜对后金犯下的“罪行”，作为对李倧的答复。
向者，我兵往取瓦尔喀时，尔国无故出境与我兵相距，一也；乌拉贝勒布占泰多次入侵尔国，尔以彼为我婿（努尔哈赤的女婿），求我劝阻，方才罢兵，尔曾无一善言相报，二也；我两国本无矛盾，尔于己未年（1619 年）发兵助明图我，幸蒙天鉴，尔国官员为我所执，我仍盼和好，故不杀而收养之，尔国并未遣人来谢，三也；天以辽东赐我，辽东之民，吾民也，尔容毛文龙潜据海岛，侵扰辽东百姓，听其引诱，我仍望修好，令尔执毛文龙送我，复成两国之好，尔竟不从，四也；辛酉年（1621 年），我来擒毛文龙，仅是搜捕的人，并未骚扰尔国，惟望和好，故不加侵害，尔竟无一善言相报，五也；毛文龙系明将，尔乃给土地，令之耕种，资以粮饷而赡助之，六也；吾皇驾崩时，明方与我为敌，尚遣官来吊，尔朝鲜竟未遣一使，七也。尔结怨多端，决难修好，是以兴兵。今尚自以为是，与我为敌耶？抑将引咎自责，重修和好耶？我留师五日以待来使，如到时未至，我兵必前进矣。
这封信等于是一篇讨伐朝鲜的檄文，罗列七条“罪状”，以毛文龙事为其太宗。李倧又回信一封，委婉地解释了上述指责，阿敏逐条驳回。二月二日，阿敏再致书李倧，进一步提出议和条件，归纳起来，就是一条：要朝鲜国同明朝断绝
关系，而与后金“告天盟誓，永为兄弟之国”，尊后金为兄，朝鲜为弟。如果不答应，他将继续进兵。本来，李倧从一开始就对抵抗缺乏信心，做早就准备好了逃跑。当他看到自己的军队不断溃退，更感到抵抗无望。他的左右心腹大臣给出主意，劝他与后金议和。也有少数大臣反对议和，主张死战到底。李倧为了保住李氏江山，同意议和，力排抗战的主张，推说议和“乃是缓敌之策”。不过，他又信守“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不愿使自己居于屈辱的地位。让他同明朝绝交，他也未能同意。二月五日，他再次写信给阿敏，再次阐明了朝鲜对外基本政策，明确表示不能同明朝绝交，奉行与明、与后金都友好的政策，这两者“并行而不相悖”。
阿敏看到李倧对议和迟迟疑疑，便继续进兵，施加军事压力，迫李倧尽快与他盟誓。他率军占领黄州城，再前进到平山驻营。李倧携王妃、子女逃到江华岛，城里人多半溃散。在这种情况下，李倧求和的心情更为迫切，连连派出使臣到金兵营要求谈判，但坚持退兵在前议和在后的原则。阿敏派刘兴祚去江华岛，当面驳斥，以兵威恫吓，李倧被迫在武力威胁面前接受对方提出的议和的各种条件，先送去一份厚礼，以表示诚意：木棉（布）一万五千匹、绵细布二百匹、白芋布二百五十匹、虎皮六十张、鹿皮四十张、倭刀八柄、鞍具一百。
三月三日，阿敏遣使总兵官刘兴祚、巴克什库尔缠为代表，坐船至江华岛，与朝鲜国王李倧及其大臣正式举行会盟仪式。此仪式按满洲习俗进行：杀白马、黑牛，将酒、肉、牛马骨、血各装在器皿里。双方代表焚香，宣读誓词，誓毕，将誓词烧掉，器皿里的祭品埋人土里。
五日，库尔缠率二十人先回沈阳奏捷。这里，阿敏却下令部队抢掠三天，给朝鲜人民制造了新的灾难。然后，按照太宗的谕旨，从朝鲜撤出所有的后金兵，但唯一未卜先知撤掉义州的兵，目的在于监视朝鲜的动静。
这次战役历时二个月之久，至此结束。毋庸置疑，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征服朝鲜的侵略行动。这次战争给朝鲜所带来的破坏和灾难是不言而喻的。它以强大的武力迫使朝鲜暂时屈服，与后金结成“兄弟之盟”。
清太宗第一次用兵朝鲜，虽然暂时缓和了朝鲜对后金的威胁。但是，并没有使朝鲜真正屈服。他们建立的所谓“兄弟之盟”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和斗争。
太宗从朝鲜撤兵不久，李倧就要求归还义州。他没有理由反对，就在天聪元年（1627 年）七月，下令撤回镇守义州的将士。同时，他也要求李倧履行“盟誓”的规定，把逃到朝鲜去的“逃人”如数送回。这些“逃人”是因不堪忍受后金压迫而逃到朝鲜去的辽东人，还包括这次战争中被俘的朝鲜人。他们中的大多人都在朝鲜建立了家庭。李倧“实在不忍心”再让他们的父母兄弟离散，拒绝遣返。此事多次交涉，一直没得到解决。
战后，太宗不断勒索朝鲜财物，甚至把后金暂时的经济困难转嫁到朝鲜身上。
天聪元年十二月，太宗派遣参将英额尔岱：游击霸奇兰去朝鲜，传达他的谕旨，要李倧卖给粮食，供应蒙古来归降的各部落食用。他强调，能否答应，是对“敦睦之谊”的考验。李倧先是以遭战乱“残破”为由，故意拖延。最后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勉为其难，拿出一千石粮食以平价卖给后金。
这时，太宗专力用于征明，亲自率军入关，还派军追击蒙古察哈尔，一度放松了对朝鲜的注意。从天聪五年开始，双方针对各自的切身利益发生了一系列争执，最终导致“兄弟关系”日益紧张。
关于贡物，规定每年春秋两季和元旦（即新年），朝鲜要向后金纳贡。纳贡之礼，标志李倧处于战败者地位，但后来的纳贡之数逐年减少。太宗很不满。天聪五年（1631 年）正月，朝鲜使臣朴兰英受命前来贡春季礼物，因数量不够，太宗拒收送来的任何东西。但他照旧拿出人参、鞍马、银两等作为回礼，赏给李倧和送贡物的使臣，并命英额尔岱将其回礼送到使臣的馆舍。朴兰英说：“既然不收纳敝国的贡物，我怎能还敢接受贵国的赠送？”英额尔岱说：“不纳你们的贡物，是因为你们违背誓言，贡额逐渐减少。”朴兰英也很不客气地说：“你认为我国贡物减少，而贵国的赐物不也减少了吗？”英额尔岱很生气，说：“如果两国和好，互相馈送，那你的话诚然有理。但你们无故帮助明朝侵犯我国，只是老天不保佑，致使你们丧师，我活捉了你们将官，包括你朴兰英在内。等到我举兵征伐，你们国王丢弃城郭和百姓，窜入海岛。我国从宽处置，全返已得城池和土地，阵前俘获的各官也被释放，包括你都放还归国。这能说是你们以自己的力量获得生还吗？你们以保全性命、复还疆土之恩向我国纳贡，实自然之理，那为什么还要与我计较呢？”一席话说得朴兰英无地自容，只好表示歉意。英额尔岱告辞回去，向太宗报告了使臣说的话，当即决定扣留朴兰英的儿子和同来的使者李必章，向
朝鲜示威。接着，皇太极写信给李倧，指责他不如约纳贡，渐减数额，直接说出他的真实想法，是以明强金弱，才敢这样怀有“二心”。他威胁李倧，如果再敢助明进攻后金，“我国不必自劳心力，止调遣蒙古十万人，直趋尔国，尔惟有遁逃海岛而已。”虽然太宗多次下令要按数进贡，李倧依然置之不理。这年底进贡元旦礼物还是不够规定数额。次年，天聪六年（1632 年）元旦期间，太宗又写信斥责李倧。十二月，派巴都礼一行赴朝，重新规定贡物数额，李倧表示只能贡总数额的十分之一。李倧特别申明，贡物内金、银、牛角三项，这些并非本国所产，不能“应命”贡奉。巴都礼一行返回沈阳，报告交涉经过，太宗大怒，下令驱逐使臣朴兰英回国，进贡元旦礼物也拒不收纳，令其全部带回。
朝鲜国王李倧见势不妙，心里有些发慌，刚过完年，忙派礼部侍郎申得渊带上他的信，还备齐春秋两季的土特产，携来沈阳。李倧在信里对重定贡额做了一番解释，想消除后金的误解，但又不愿如数纳贡。他写道：“敝邦地瘠民穷，土产实在难以办全。现在定的数目又比以前增加了十倍，这不是诚心相待之意。所以，除掉土产外，其他全部如数上贡。”正月十五日，使臣申得渊回国，带了一封信给太宗。信中说：“我这次多定数额，是因为你国渐渐轻视我，每每以贪利讥讽，我深表遗憾。你供奉明朝的礼物那么多，而且它的使臣欺侮你国，搜括无厌，你为什么不感到难受？而惟独对我这区区之物反生怨恨呢？如依我的主意，春秋遣使往来如故。不然的话，干脆停止使者一切往来，互市贸易例外，可以照常举行。如果你吝惜财物，不愿进贡，也行，但有个条件：你需出兵一次助我伐明，再调大船三百只，帮我攻取明兵占据的海岛。你究竟是借我兵船，还是如数进贡，这两项你任选其一。”过了一个多月，李倧复信，太宗看后很失望。因为李倧逐条驳斥了对方的指责，他既不借船、贡额，也不准备按规定增加，甚至他提出互市贸易也想“永绝”。这一下又激怒了太宗，他在回信中声明，这是有意要挑起战争，责任完全在李倧一方。
关于与明朝的关系，更是双方矛盾的一个尖锐问题。清太宗千方百计离间和挑拨李氏朝鲜同明朝的传统友好关系，直至动用军事力量来迫使朝鲜完全站到后金一边，使之成为它的一个可靠的盟友。可是太宗似乎还不了解朝鲜与明朝的感情有多少深厚，任凭他有强大的力量也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切断他们之间的牢固联结。李倧坚持明为君、后金为兄的外交原则，把明摆在第一位，后金第二位。
他与后金议和不久，就向明朝作了报告，说他与后金签订和约不过是“羁縻之术”，深得崇祯皇帝谅解。崇祯三年（天聪四年，1630 年）六月十九日，崇祯发下一道谕旨，鼓励朝鲜要卧薪尝胆，“励节弥坚，修防自固”，蓄养威武，增强国力。
李倧由于得到明朝的支持，于天聪七年（1632 年）二月给太宗的信中，再一次断然拒绝要他与明朝绝交的无理要求。他依旧与明朝保持一致，保护它在朝鲜的利益。例如，他允许明朝仍然驻兵皮岛。自从毛文龙死后，明朝任命参将黄龙为都督佥事，率五千多名士兵从山东调来皮岛镇守，继续从后边牵制后金，使他不敢无所顾忌地西进伐明。李倧允许他们登岸，在龙川、铁山等地耕种。除此，还拨给五十只船使用，每年春秋两次给米二万六千包。后来，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叛明归后金，李倧还派兵助明截杀。恰恰相反，后金向朝鲜借船、借粮，一概不借。后金使者赴朝特意来办此事，李倧三天不见来使。
双方在类似上述重大原则问题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即使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也常有不同意见。比如，每年都有一些朝鲜人越境跑到后金这边采参、打猎。太宗屡次下令严禁，毫无收效。还有，后金方面的人去朝鲜贸易，价格不合理，被惹怒的朝鲜人常抢夺他们的马匹。被后金判成死罪的人潜逃朝鲜，被保护起来。……太宗或派使臣，或致书信，反复督促，李倧总是敷衍不办。到天聪九年与十年间，后金与朝鲜的关系己到了破裂的边缘。而由于清太宗称帝，促使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天聪十年（1636 年）二月初，满汉贵族和外藩蒙古各部王公联名致书朝鲜国王李倧，请他派亲近子弟来沈阳，和他们一起“劝进”太宗，上“皇帝”尊号。户部承政英额尔岱携带这封信，率领一个百七十余人的庞大的代表团出使朝鲜，明里说将此事通告“兄弟之邦”，其实是强压朝鲜承认清太宗称帝的合法地位。
消息传来，李朝统治集团一阵哗然。自丁卯（1627 年）战争以来，在其内部一直存在主战与主和两派。当时，在兵临城下的危境中，占了上风的是力主和议的一派。和议告成后，后金每年需索勒逼，朝鲜忍气周旋。有个大臣叫玉堂，他泪流满面的说：“竭生民之膏血，希行人之玉帛，卑辞乞怜者，十年于兹矣！”
这话说得很令人痛心。他们已经忍受了十年苦楚，他们要重新振作起来。主战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他们一听说金汗称帝，纷纷上疏、面奏，痛斥后金。掌令洪翼汉说：“臣自呱呱坠地之初，只知道有大明天子。我们尊他（指清太宗）为帝，
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下！”他建议杀掉来使，割下他们的头颅，连同他带来的信，一起交给明朝。大臣玉堂说：“金虏称帝是窃伪号，我国将成为他的属国，向他称臣，这是以堂堂礼仪之邦俯首于犬羊之虏。”他主张拘禁起使臣，不准到京城。
过了几天，太学生金寿弘等一百三十八人上书国王，请求“斩虏使，焚虏书，以明大义。”这些人还斥责主和派，要求处死他们以谢国人。李倧认为这样做，似乎有些过分。最后，他确定了如下方针：（一）不接见来使，（二）不接受联名信，（三）不派人“劝进”。英额尔岱率使团一到京城，就被监视起来，也派了军队把守他们住的宿舍，气氛很紧张。他们一出门，很多老百姓拥塞道路围观，有些小孩子拾起碎瓦、石块投掷他们。显然，朝鲜举国上下已掀起一股仇视金国的浪潮。英额尔岱大怒，率使团不告而辞。李倧既不阻拦，也不欢送，只派人追上使团，把他写给太宗的信交使团带回。同时，他下达动员令，调兵遣将，实行全国备战。英额尔岱也把这些备战的谕旨弄到了手，回到沈阳，一并呈上。
太宗看了信，知道朝鲜决意断绝和好，便召集诸贝勒大臣，把这封信让他们传看。此刻，在他们的头脑里，除了进行战争，大概不会有另外的想法。太宗与众不同的是，他不想冒冒失失地就兴兵征讨。他还要等一等，先礼后兵，决定再派使臣致书李倧，陈说利害，要他把自己的一个儿子和亲信大臣送到沈阳作人质，来表示诚意，否则，再议兴兵。已经到了四月，太宗举行隆重的登基典礼。从这时起，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朝鲜使臣罗德宽和李廓也参加了典礼，但惟独他们两人不参拜，不行大礼。使臣的傲慢激怒了太宗，大为不悦地说：“这都是朝鲜国王有意构怨于朕！”在罗、李两使返国的时候，太宗修书一封，让他们带给李倧。他们在途经离国境不远的通远堡地方，给当地守臣写了一封信，然后就走了。他们在信中写道：“朝鲜春季来使罗德宽、李廓明告金国驻守通远堡大人：
我等奉主命出使，贵国忽生异心，以势逼迫。但吾首不能自断，一切羞辱，我均受尽，此古今所无之事也。今幸得至我界，甘受国法而死，尚复何言！”罗、李通知通远堡守臣，他们把太宗给李倧的信留在了他们住宿的地方，装在马背上的一个鱼米驮子里，让他们取出，尽快转给太宗。原来，他们临回国前，英额尔岱和马福塔奉命把太宗的信交给他们。罗、李想打开信，看看里边有什么不合规定之处。英额尔岱、马福塔立即加以制止，将信系在马身上，把两位使臣撵出了城。
他们行至十里河地方（沈阳苏家屯南），打开太宗的信，只见书套上的称呼、押
印，都不符合以往的规定。再看信中内容，以“尔”、“我”互称，有很多责备谩骂的话，“毫无兄弟相敬之意，视如奴隶”。他们感到把这封信带给国王，是自辱其君，死有余辜了。他们经过一番考虑，决意把信留下。走到通远堡，眼看就要出国界，他们便把信混在一百卷纸里，包成一个包裹，装在马背上的驮子里，假称马生病了，将马留在住宿家，便扬长而去。
按理说，他们是不该私看给国王的信件的。很明显，他们是得到授意才敢看的。太宗发怒，这是可以想像到的，我们且不去说它。过了不久，李倧派使臣送来他的一封信，太宗拒绝收纳，说：“你们国王既然不看朕的信，朕何必看他的信！”他打发走了来使，信原封不动退回。太宗曾要求李倧交出一个儿子为人质，也遭到拒绝。这表明，两国的关系完全破裂，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太宗这才做出最后决定，倾全国之兵，亲征朝鲜。
十二月一日，奉召的蒙古各部率兵会于沈阳，加上八旗兵，号称十万。太宗指令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贝勒岳托、豪格、杜度等随他出征。次日，太宗率军出发。
李倧“斥和”之后，深知朝鲜“朝夕被兵”，将无法避免一场战争，因此在思想上、军事上都作了充足的准备。崇德元年（1636 年）九月，明监军黄孙茂奉命来到朝鲜，视察防务，与朝鲜共同制定防御清国的战略。李倧很担心清兵一旦进犯，朝鲜“兵残力弱，无以抵敌”，只期望明朝赶快派来援兵。这位黄监军知道明朝自身难保，对朝鲜也是爱莫能助，只好说几句冠冕堂皇的鼓励话。事实的确如此。尽管朝鲜为备战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也无法与变得更加强大的清兵相匹敌。太宗率大军于九日到达边境城市镇江附近。次日，挥军渡江，当天就攻陷义州，进入朝鲜境内。从此，清兵以势如破竹之势，迅猛向前推进。十二日，占郭山城；十三日，降定州；十四日，入朝前别出一军已进入平壤，守城巡抚早已逃的不知去向。其前锋至王京，李倧逃到南汉山城，清兵闻讯，迅速将其包围。
二十九日，太宗率大军由城外渡汉江，直抵南汉城驻营。朝鲜援兵几次赶来会战，清兵均击溃了他们。六十六岁的额驸扬古利在会战中被朝鲜兵击毙。三十日，首都汉城落入清军之手。
崇德二年（1637 年）正月，太宗连连向李倧发出通牒，责令他出城投降。
这时，朝鲜援兵已绝，李倧和他的部分阁臣蜷缩孤城，智穷力竭，一筹莫展。在
这生死存亡之际，李倧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根本不能唤起民族实行抗战，而当军队彻底崩溃时，他恍若梦中，决计投降。太宗见时机已到，提出几项条款，强令李倧接受，否则就不准予投降。归纳起来，这些条款是：（一）除掉明朝年号，断绝同明朝的一切交往，献纳并废除明朝发给的所有诰命册印。
（二）奉大清国正朔，每年三大节及喜丧等事，均行贡献礼，所有往来礼节，均按明朝旧例实行。
（三）年年向清朝进贡一次，其品种及数目有：黄金一百两、白银一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豹皮一百张、鹿皮一百张、茶叶一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鼠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把、顺刀二十把、苏木二百斤、大纸一千卷、小纸一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各样花席四十领、自萱布二百匹、各色棉绌二千匹、各色细麻布四百匹、各色细布一万一千四百匹、米一万包。
（四）李倧长子和另一子及诸大臣子弟为人质，常驻沈阳。
（五）惩办“斥和”主战的大臣，交给清朝处置。
为了保住身家性命和他的政权，李倧接受了上述的全部条件。与此同时，太宗通告李倧，江华岛已被占领，他的王妃、儿子和部分阁臣已做了俘虏，安然无恙，妥善安置于营中。李倧闻听此信，不再徘徊城中，在三十日下旨上缴武器，出南汉山城，到清军大营投降。太宗在汉江东岸三田渡筑坛，架设黄幄，在这里举行受降仪式，正式定盟，建立了清朝与李氏朝鲜的君臣关系。这次战争长达整整两个月之久。二月二日，太宗下令班师，李倧率群臣出王京十里跪送。
在此次战役中，朝鲜被彻底征服了，清朝从根本上解除了后顾之忧，太宗不但可以一意向西伐明，而且从朝鲜获得了大量人员、物资和财富，进一步壮大了它的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