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米修斯是希腊神话故事中造福人类的神。相传在几千年前，人类生活在黑暗和寒冷之中，普罗米修斯同情人类的命运，从天上盗取了火种带到人间，并传授给人类以各种手艺，因此触怒了奥林帕斯山上的主神宙斯。宙斯下令用锁链把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的山崖上，每天让神鹰啄食他的肝脏，但是普罗米修斯忍受折磨，坚强不屈，最后终于获得解放。
普罗米修斯这种为了人类幸福而忍受痛苦的牺牲精神，是马克思十分崇敬的。早在中学时代，马克思就为自己确立了一个崇高的理想：为人类谋幸福。
那是在1835年夏天，马克思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中学毕业了，这对一个青年来说，是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毕业前夕，全班同学几乎天天都在谈论以后的出路，他们的想法和打算各不相同。有的打算去当牧师；有的打算依仗亲友的权势，插足官场；有的想继承家业，成为家资万贯的富翁；有的想投笔从戎，在战场上建树军功，晋爵加衔；也有的想进大学深造，使自己成为一个名扬天下的学者名流。总之，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对生活、前途和幸福的理解，来考虑职业，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此时此刻，马克思在想些什么呢？在他看来，究竟应该怎样度过人生呢？什么样的人才有真正的幸福呢？在一篇《青年在选择职业的考虑》的毕业作文中，他对这些问题做了明确的回答。
马克思认为，刚踏上人生旅途，不愿受命运摆布的青年，必须严肃地考虑对职业的选择。青年人热情奔放，富于想象，在考虑职业时往往容易为一时的兴趣所左右，或者被某种好奇心激起的幻想所陶醉。马克思认为，任何职业都只是手段，青年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应该经过冷静的思考，全面衡量自己的能力、特点和体质，挑选最适合自己的职业。他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人类的天性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马克思强调指出，只是为个人争得一个可以炫耀一番的社会地位而奋斗，那是十分庸俗和低级的。如果一个人只是为自己而劳动，他也许能成为有名的学者、绝顶的聪明人、出色的诗人，但他永远不能成为一个真正完美的伟人。他告诫说，如果谁被名利的恶魔所诱惑，他就不可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和持久的热情，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就会消沉下去，甚至悲观厌世。
马克思既鄙弃追逐名利的利己者，也反对那种自暴自弃、无所作为的懒汉和懦夫。在他看来，“妄自菲薄是一条毒蛇，它永远啮噬着我们的心灵，吮吸着其中滋润生命的血液，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液”。这对一个青年来说，同样是堕落和毁灭的道路。相反，有的人虽然担任了力不胜任的工作，但是我们想到牺牲自己的幸福是为了尽义务，即使我们力量微薄，也会促使我们努力去做。
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伟人？什么是真正的幸福？马克思答道：“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马克思写下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从这篇作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早在学生时代就有了追求人类幸福的崇高志向，他已把争取人类的幸福作为自己生活的使命，并且准备把自己的美好一生献给为人类的幸福而奋斗的事业。
那时候，马克思才只有17岁。对于一个刚刚中学毕业的青年来说，这种崇高的理想虽然还是很朦胧的，但是这种伟大的抱负推动着他继续不断地循着既定的目标一步一步地前进。
1835年秋，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研读法律。父亲对他寄予很大希望，想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正直的律师，写信给他说：“上帝恩赐，你来日方长——你将为你自己造福，为你的家庭造福。”一年后，马克思根据父亲的建议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
在柏林大学，马克思并没能按父亲的旨意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法律上，而是把法学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做辅助的学科来学习。因为，马克思不满足于就事论事，不满足于了解和认识一些肤浅的现象，他要求对生活和学习进行深入的了解，力求了解事物的历史和本质，力求对现实生活和理论的矛盾、对法学学说的历史发展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所以他对学习哲学产生了强烈的要求。正像马克思在柏林期间写给父亲的信中讲到：“这又一次使我明白了，没有哲学就不能前进。”
冬去春来，经过柏林大学几年刻苦的学习，马克思已经是个学识渊博、才智不凡的人了。1839年初，还不到21岁的马克思立志在哲学上取得造诣，并开始撰写博士论文，以便取得哲学博士的学位，在哲学领域中大显身手。当时马克思虽然还受着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但他已经不是黑格尔的盲目追随者，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认为这不是哲学发展的终极，而只是哲学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决定对古希腊罗马哲学史进行全面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对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伊壁鸠鲁的哲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并作了详细的读书笔记。马克思把一些古代哲学家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论述都一一摘录下来并作了评注，还对古代和当时的各派哲学家的观点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马克思特别赞赏伊壁鸠鲁的精神自由和独立的主张。
马克思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哲学应当怎样对待外部世界？当时马克思对哲学已经超出了纯理论的兴趣，而竭力想要确定一种世界观来回答萦绕在他脑海的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使人不受压迫，怎样才能使人获得解放？
马克思在研究哲学史的过程中，逐渐地获得了比较明确的答案。马克思认为，哲学和宗教是势不两立的，哲学应当是一种能够影响世界的积极力量。马克思在读书笔记中这样写着：“像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
普罗米修斯这种为了人类幸福而忍受痛苦的牺牲精神，马克思是十分敬佩的，他竭力寻求一种能正确对待现实的哲学体系，驱散世界的黑暗，把光明带给人间。
正当马克思写博士论文的那一年，德国哲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积极宣传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冲破黑格尔长期统治的局面，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确实使人们的思想大为解放，当时马克思也受了费尔巴哈的很大影响，以至于一下子就成了费尔巴哈派。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批判了宗教，分析了宗教的思想根源。但是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同时，也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一起抛弃了，因此，他的唯物主义是机械的，也是不彻底的。他在解释自然现象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的，在解释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时候又陷入了唯心主义。这是由于他的立场决定的，因为费尔巴哈迷恋于保留私有制，因此不可能接受一种主张变革的理论，而只能用乌托邦式的和唯心主义的解决办法来处理社会问题。费尔巴哈后来自己也承认他的哲学的局限性，但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来克服这些弱点。
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但深深感到哲学应该积极地对待现实，应该同实际斗争、实际生活结合起来。马克思后来在评论费尔巴哈时谈到：“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唯有把两者结合起来，现今的哲学才能成为真理。”
要使哲学同现实生活密切结合起来，使哲学成为改造世界的武器，在当时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马克思预见到必然会有磨难，必然要经过战斗。但马克思准备像神话故事中的普罗米修斯一样，来忍受一切痛苦，为争取这样一种哲学而斗争。
马克思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写完博士论文以后，很快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表明一个人有了渊博的知识，但马克思并不满足于既得的成就，而是以博士论文为起点，继续钻研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名家的著作，并吸取他们两人哲学中的精华，抛弃其中的糟粕。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革命实践中创立了崭新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后来，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总结了这种哲学的伟大使命，并用一句言简意赅的名言来表述它：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马克思为了实现哲学的这一使命，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打算到波恩大学去讲授哲学，以便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探索人类解放的道路，为人民革命锻造出思想武器来。可是，反动政府把一些进步的人都赶出了大学。他看到不可能利用大学讲坛宣传革命思想，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报刊这个阵地上来。
正当马克思准备以报刊为阵地，同反对势力展开直接斗争的时候，他却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障碍，这就是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
1840年上台的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是个表面温和、内藏奸诈的君主。刚上台时，他花言巧语，答应给予人民一些自由，但过了不久就公开声明不准备实行任何民主改革。相反，对于批判普鲁士专制制度的一切尝试都加以压制。人民要想从事写作，出版报纸、杂志和书籍，都要受到书报检查机关的严格限制。当时，国王威廉四世打着“出版自由”的幌子，颁布了一个新的书报检查令来欺骗人民。新的书报检查令表面上似乎比过去的书报检查制度温和一些，条件也放宽了一些，因此，有些人受了蒙骗，以为这一下“天空出了太阳”，真的有了出版自由了。
但是，马克思不这样看，他没有被新的书报检查令所迷惑，而是满腔愤怒地立即写了一篇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来揭露这个虚伪法令的反动实质。马克思指出，这个伪自由主义的书报检查令，只是为了掩盖出版自由与书报检查这样一个互不相容的矛盾而颁布的，它的伪善本质就在于没有从根本原则上否定过去一直奉行的书报检查制度，从而暴露了它的欺骗性质，这种欺骗性质，几乎在检查令的每一条中都表现出来。马克思举例说，新的书报检查令表白政府允许人们在书报中阐明真理，但又把它限制在统治阶级许可的范围内，这样做无异还是禁止阐明真理，因为探讨真理的主要条件是消除一切限制，完全不存在任何成见。这样一来，马克思就一下子击中了新的书报检查令的要害，说明这个新的书报检查令绝不是要放宽对书报的检查，相反竟意味着对书报检查的加强。
接着马克思指出，要想取得出版自由，问题不在于改变或放宽书报检查制度的条件，而在于根本废除这个制度。马克思在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本身是一无用处的。”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这篇文章，是马克思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以后，第一次公开地站出来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而采取的直接行动，从而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马克思在文章的结论中明白地告诉人们，普鲁士的社会制度需要的不是部分的改革，而是根本的改革。
为了更加直接地向普鲁士封建专制主义的堡垒进行冲击，马克思自1842年4月中旬起，就同具有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的《莱茵报》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合作关系，并打算以这家公开发表的进步的报纸为阵地，同反动封建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莱茵报》是普鲁士莱茵省有些激进的资产者在科隆创办的一张报纸，一些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常为这家报纸撰稿。马克思从1842年夏天起，也开始为这家报纸写稿，并对这家报纸起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马克思的文章构思深刻，文笔犀利有力，思想敏锐，论据充分，总是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因此，从10月份起，他被聘任为该报的主编。
自从马克思主持《莱茵报》的编辑工作以后，该报的民主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报纸上的文章不断揭露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反人民的性质。马克思在文章中总是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站在劳苦人民一边，竭力维护那些受压迫、受剥削贫苦群众的利益。《莱茵报》在马克思的主持下，获得了很大的声望，很快成为德国革命民主派的战斗旗帜。报纸的订户从10月份的800多户迅速增加到12月份的3400多户。
普鲁士政府对报纸的新方向感到极为不安，竭力加强对该报的检查。但是马克思也采取一些巧妙的办法来对付。他先送一些次要的文章，让检查官随意去删改，然后又送一些长文章，弄得检查官无法耐心看下去。检查官无可奈何，往往马马虎虎地看一看就算了事。这样，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文章便能经常在《莱茵报》上出现。
马克思以全部身心投入《莱茵报》的编辑和撰稿工作，排除了私事的烦恼和家庭的纠纷，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反对普鲁士的专制政府的斗争中去。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这样说：“社会的肮脏事使一个坚强的人不可能为私事而烦恼，这是真正的幸事。”可见，《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已经表现出了一个具有远见的政治家和热情的革命家所具有的品质。
当时，普鲁士各省部设立了议会，表面上好像代表人民说话，实际上是维护贵族地主的利益。马克思针对莱茵省议会的活动，在《莱茵报》上发表文章揭露议会的反动本质，维护劳苦人民的利益。
1842年10月，马克思写了一组评论议会讨论林木盗窃的文章。事情是这样的：莱茵省的贵族地主用残酷的手段掠夺了一些森林和草地，并且不让穷苦人共同使用。有的农民为了生计不得不到森林中去捡枯枝，为此经常发生一些争执。莱茵省的议会就为这事进行了一场讨论，并准备审定一个法律来惩治这些农民。其中规定：未经林木占有者许可，不得捡枯枝，否则当以盗窃论处。马克思在文章中驳斥了这种荒谬的逻辑。马克思说，虽然在贵族地主看来，捡枯枝和盗窃林木是一回事，但是从法律观点看，捡枯枝和盗窃林木毕竟是本质上不同的两回事。如果把这两种行为都称为盗窃，都同样加以惩罪，那样的法律就是撒谎，而那些靠捡枯枝当柴烧的农民就成了这些谎言的牺牲品。
更有甚者，法律还规定，把孩子们在树林中采集野果和草莓也算作盗窃而加以禁止。马克思在文章中也为穷苦人家的孩子们辩护，他指出：孩子们采集野果，挣几个零钱，从古至今就是这样做的，这是贫苦孩子们的习惯权利。从议员们所说的情况看，有些地方确实已经把穷人们的习惯权利变成了富人们的独立权利。野果、草莓本来是公有财产，穷人的孩子不能到森林中去少量的采集，而富人却可以成桶成桶地运到国外去卖钱。马克思在文章中大声疾呼说：“我们为穷人要求习惯权利！”
马克思就这样通过对议会活动的批评，保护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群众的利益。这时马克思开始认识到，不仅省的议会，而且整个国家都是保护私有制的，他们不过是有产者的奴仆和工具而已。
当然，马克思并不单纯地指望在同反动制度的斗争中取胜，而重要的是通过报纸进行政治宣传，号召广大群众为彻底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而斗争。
1842年10月，《莱茵报》发表了描述摩塞尔农民悲惨处境的三篇通讯，揭露反动政府压迫和剥削农民的罪行。莱茵省的总督冯·沙培尔大兴问罪之师，指责这些文章歪曲事实，诽谤政府。马克思决心给予冯·沙培尔以有力的反驳。他对摩塞尔河沿岸种植葡萄的农民的状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对官方发表的材料作了充分的分析，以记者的身份写了五篇文章，题目叫《摩塞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根据摩塞尔河沿岸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的悲惨生活状况的大量实际材料，经过仔细而有说服力的分析，说明劳动人民贫困的原因。当时有些人把劳动人民的贫困说成是自然灾害和官吏失职造成的。马克思坚决驳斥这种错误见解，认为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普鲁士社会制度的性质，在于普鲁士专制制度的统治本身。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普鲁士国家的制度是根本对立的，人民不可能期待从政府那里得到好处。由于这种激烈的思想，五篇文章只发表了头两篇，书报检查机关就下令禁止继续发表。马克思对此曾经不无自豪地谈到：“我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把一些高官厚禄的国家要人狠狠地整了一顿。”
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的主编以后，一方面大力反对普鲁士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还要排除来自自己队伍内部的干扰，主要是柏林的“自由人”的干扰。“自由人”是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在1841年底成立的一个无神论组织，他们醉心于抽象的批判，沉溺于假革命的空谈，空喊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激进口号，拒绝实际的斗争，竭力想把《莱茵报》变成唯他们之命是听的报纸。而马克思在办报过程中已经认识到，具体的政治问题不能靠抽象的纯理论的批判来解决，假革命的空谈无助于现实的斗争。他拒绝刊载他们的发空论的稿件，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但这些青年黑格尔分子依然如故，在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最后导致马克思同“自由人”的决裂。
马克思主持的《莱茵报》坚定不移地展开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维护穷苦群众的利益，反对普鲁士反动政府；另一方面维护共产主义声誉，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正如列宁指出的，从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看，他已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莱茵报》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和日益增长的影响，使反动派感到非常惊慌。在马克思担任主编一个月以后，反动政府就以禁止出版相威胁，要求报纸改变倾向并采取较为温和的立场，但是马克思毫不含糊地声明只准备在“内容允许的限度内”使“形式”缓和一些，而揭露普鲁士国家的宗旨却不能有丝毫的改变。
1843年1月，反动政府对《莱茵报》下毒手了，宣布从3月31日起禁止《莱茵报》出版，并规定在这以前报纸不但要受书报检查官的审查，而且要受行政区长官的审查。
《莱茵报》的股东们被政府的命令吓破了胆。在一次特别会议上股东们要求把报纸的方向改变一下，语言放温和一些，有位编辑甚至埋怨马克思担任主编期间的办报路线。为了坚决反对这种改变报纸方向的错误原则，马克思决定自己一个人承担过去报纸的全部政治责任。于是，马克思决定退出《莱茵报》编辑部，并在3月18日的《莱茵报》上发表了一则声明，声明这样写着：
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自即日起，退出《莱茵报》编辑部，特此声明。
马克思博士
马克思认为，退出《莱茵报》以后可以更自由地进行革命活动。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上说：“我决定不干了，即使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
马克思觉得，在当时的德国，只要普鲁士的贵族地主和反动军阀还在执掌大权，那么，民主和自由就不可能在德国存在。马克思感叹地说：“在德国，我不可能干什么事情！”
马克思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以后，准备到国外去创办一个新的杂志，以此为阵地，为揭露旧世界创立新世界而继续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