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9月20日，16岁的列夫·托尔斯泰身穿闪着光泽的黑呢制服，头带三角礼帽，踌躇满志地走进了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土耳其语阿拉伯语专业的课堂，开始了大学生活。
现在列夫再也没有家庭教师的约束，却有了一辆四轮轻便马车，腰上佩着一把短剑，警察也会向他毕恭毕敬地行礼……他感到十分自豪，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
列夫初到大学的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他刚一走进教室，便觉得是落入了一个沸腾的海洋。年轻快乐的大学生在各个教室门口和走廊里进进出出。当然，融入这个大集体中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不过，在这些人中，列夫并不熟识很多人，而且少数认识的也只限于点头之交。在他的周围，人们握手、拥抱、交谈、欢笑，十分友好。到处都令人感到那种温暖的关系，但令列夫伤心的是他发现那里并没有他的份，他觉得很有些恼恨的情绪。尽管这样，他还是找到了他的圈子，他坐在第三排，那儿有几个男爵、伯爵等等，但从那些人的神气看来，他们并不十分欢迎列夫。
后来，教授走进来了，大家骚动之后便鸦雀无声了。本来，列夫希望教授的讲课自始至终都应该很精彩，但是结果让他大失所望，于是就在精美的笔记本的“第一讲”标题下画了18个侧面头像，组成一个花圈，只偶尔在纸上移动一下手，让教授以为他在记笔记。从第一堂课开始，他就坚信，把每位教授讲的东西都记下来不仅没有必要，简直是很愚蠢的。直到他结束学习生活时，他还是这样认为。几天之后，列夫·托尔斯泰不再感到那么孤独了，他结识了不少新同学，跟他们握手、谈话，但他在心里感觉到并不能和他们真心地接近。他同那群贵族合不来，因为列夫对他们“粗野无礼”，要他们先行礼，他才还礼，而他们显然不太需要结交列夫。除了贵族子弟以外，还有一类学生是平民。他们之间分化出不同的集体。贵族子弟出身高贵，生活富裕，衣着华丽，举止文雅，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但大多数都庸俗不堪，徒有其表。平民学生多出生于下级职员、小商人、手工业者、低等神职人员家庭，经济上比较贫困，都是公费生。他们外表比较粗野，说话从不咬文嚼字。他们住的房间比较脏，衣着也不甚讲究，不修边幅，留着粗硬的短发和从未刮过的浓密的胡须，但他们大多勤奋好学，努力上进，因此知识渊博，成绩优异。托尔斯泰整天穿着整齐漂亮的制服，上学放学都有马车接送，有仆人随时侍候，而且有时他为了能博得同学们的好感，吹嘘伊凡·伊凡内奇公爵是他的亲戚，但适得其反，同学们对他更冷淡和傲慢了。
列夫由于比较重视自己的出身而看不起那些平民学生，由于贵族意识而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学识和智力方面不如那些出身低贱、小时候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但有一次，托尔斯泰想要显示一下自己“渊博”的学识，特别是在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方面，于是和一些同学谈起了这个话题。结果却使他十分震惊：虽然这些人不能用法语正确地说出外国的书名或著者们，但他们读的书却远比他多得多。他们不仅读过托尔斯泰连听也没听过的法国作家的作品，而且还十分熟悉英国文学，甚至西班牙的作家及作品。列夫所熟悉的大仲马、欧仁·苏等，他们却大加讥讽，贬得一钱不值。他们的文学见解、文学批评是相当的精辟与透彻，不能不使托尔斯泰叹服。在音乐修养方面，托尔斯泰也吃惊地发现，那些被认为是笨手笨脚的平民学生演奏起乐曲来是那么优美流畅。总之，除了能说流畅的法语之外，列夫没有任何其他方面比得上这些平民学生。托尔斯泰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自备马车锦衣玉食，涂着指甲油的长指甲吗？列夫心里承认平民学生在精神上高于贵族，但平民学生粗陋简朴的外表还是令托尔斯泰不能毫无芥蒂地接近。
列夫曾结交过一位公费学生，他叫奥彼洛夫，是个谦虚用功、很有才华的学生。他同人握手时，并不弯手指，总是僵直着一动也不动，像块木板，因此爱开玩笑的同学有时也这样同他握手，并戏称为“木板式”握手。列夫有一段时间总和他坐在一起，和他交谈。奥彼洛夫对教授们有十分独特的看法，能明确地评定每个教授讲课的优缺点，有时甚至取笑他们。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对列夫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虽然奥彼洛夫不十分喜欢教授们，但他还是十分详细地用细小的字体把全部讲义记录下来。列夫决定和他一起温习功课。当列夫坐在他身边的时候，奥彼洛夫总是用他那双愉快的灰色小眼睛瞧着他。但是有一次交谈中，列夫偶尔向他说明，家里人不愿意让他上公立学校，因为公立学校的学生尽管有学问，但都缺乏教养。这些话深深地刺痛了奥彼洛夫，从此上课时他不再先同列夫打招呼了，也不把“木板”让列夫握了，不同他交谈，当列夫坐到他旁边的座位上时，他就把头扭向一边，离笔记本只有一指距离，假装看笔记。奥彼洛夫的冷淡使列夫感到奇怪，并且也很伤心，但作为一个上等家庭的学生，他不会主动去巴结一个公费生的。因此，他们开始互相不理睬，并且有时还为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争吵几句，不过，临考试前，列夫需要笔记，奥彼洛夫还是信守诺言，把他的笔记本借给列夫，并且邀他一起温习功课。
在上大学那一年的冬季，列夫·托尔斯泰作为一个大学生和有地位的青年，进入了喀山社交界。喀山市是伏尔加河中游和卡马河流域的中心，非常繁华。这一带自然条件十分优越，物产丰富，贵族地主们都过着奢侈的生活。每到冬天，外县和附近省份的一些地主携家带口聚集到这里。因此上流社会的交际活动十分活跃，舞会、宴会以及其他活动接连不断，规模极盛大。贵族大学生几乎都是这类活动的中心人物，他们以华丽的外表、矫揉造作的举止言谈吸引太太小姐们的注意。当然，这种活动是平民学生不能问津的。因为托尔斯泰的祖父当年曾当过喀山省省长，还存留着一些影响，因此许多富户豪门对年轻的托尔斯泰很客气。托尔斯泰出现于所有的舞会、晚会和贵族的宴会，在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可是他绝不是一个善于交际妇女的男人，他以一种奇怪的笨拙与羞怯而出名。1845年狂欢节的时候，他和哥哥塞尔盖担任了两出为慈善事业而演出的戏剧里面的角色，演得很成功。
尽管托尔斯泰的同学扎戈斯金说他“德行败坏”，而很讨厌托尔斯泰，但列夫却不觉得交际活动令人厌恶。相反，他很高兴当时在喀山社交界的消遣。他很感谢命运，认为最初的青春是在一个年轻人可以自然活跃地生活而不致越轨的环境里度过的，虽然当时的生活是懒惰奢侈的，然而并不是有害的。
由于托尔斯泰的业余时间主要用于参加社会活动，所以课下很少有时间学习功课。但就是在课堂上，他也并不是个好学生。上课的时候，他经常坐在后面的座位上，在教授平缓的声音里，幻想着什么，或者观察周围的同学。他还喜欢喧闹的课堂，因为这时他可以和一两个要好的同学趁乱溜出教室，或到河边散步、闲谈，或到酒馆里喝酒。回来的时候，总是蹑手蹑脚地推开门，弯着腰溜进去。下课的时候，学生们聚集在教室门口，托尔斯泰也偶尔加入进去，做别人意料不到的动作，或说别人没听过的笑话，引得周围的人开怀大笑。
冬天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积雪开始融化，大学已贴出考试日程表。这时列夫才想到，他要考18门功课，这些功课听倒听过，但都没用心听，也没有做笔记，一门也没温习过。奇怪的是，对“怎样考及格”这样的问题，列夫却从来没想过。那年冬天他为自己已长大成人并成为了体面人而得意忘形。当同学们开始收集笔记本，三五成群地温习功课时，他也想到该复习功课了。他向奥彼洛夫点头致意，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十分冷淡，但奥彼洛夫还是把笔记本借给了列夫，而且请他和其他同学一起温习功课。但是，很多内容他不明白，而别的同学对此早已了如指掌，列夫落在同学们后面很远，又无力追上他们，只好装作在听并懂了他们所念的东西。同学们越过自己懂的地方，从来也不问列夫。
由于享乐的时候浪费了很多时间，并且也没有认真地复习功课，所以托尔斯泰期末考试的成绩很糟，阿拉伯语得了二分；文学史缺考。鉴于托尔斯泰第一学期有一门功课没有成绩，所以学校不准他参加学年末的升级考试，决定让他留级一年。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一连三天没有走出房门，谁也不见，像小时候一样放声大哭，还到处找手枪，扬言要自杀了事。生活中自尊心受挫的痛苦时刻又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眼前；他竭力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别人，他埋怨教授，埋怨同学，埋怨家里人不该送他进大学。最后，三哥德米特里安慰他说，事情虽糟，但还是可以补救的，只要转到另外的系就行了，在新同学面前不会感到害臊。三天以后，托尔斯泰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但是直到离开喀山回雅斯那亚·波良纳去度暑假之前，他始终回避着外人，不让别人看见自己的痛苦。
列夫·托尔斯泰在大学读书期间虽然学习成绩不佳，但思想成熟得却很快。这位渴求了解认识人生真谛的青年，一直在不断地探求着。
1845年，列夫在喀山贵族女校校长扎高斯金娜的家里结识了德米特里·季雅科夫。他们很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季雅科夫比列夫年长5岁，但年龄的差距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友谊。谁在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的青年时代不希望有一位忠实可靠、可以倾吐心绪的朋友呢？朋友可以分享快乐、分担痛苦、相互勉励，使彼此都走上更高的阶段。朋友实在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朋友的人生无异于坟墓。
季雅科夫长得并不好看，一双灰色的小眼睛、低平的前额、四肢不匀称。他身上美的地方只有魁伟的身材、鲜嫩的脸庞和漂亮的牙齿。但他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时而严肃时而欢乐的富于变化的表情，他特有的充沛的精力，使列夫深深地倾慕于他。
季雅科夫又很怕羞，一点小事就会使他面红耳赤，但他的羞涩和别人不一样。他的脸越红，他的神情就越果断，仿佛在心中战胜羞怯似的。他和别人谈话的时候，从来不喜欢谈论女人，如果有人暗示他爱上了某一位姑娘，他就会勃然大怒……他这种独特的谈吐仪表，使列夫在和他初次见面时就发现他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为此很快对他产生了友好的感情。托尔斯泰对季雅科夫产生了一种近乎崇拜的感情，爱他胜过世上的一切，称他为“奇异的米佳”。季雅科夫所说的一切，他都认为是至真至纯的东西，深深地铭记在心里。他们的心灵是那么和谐，一个人只要在心弦上轻轻一弹，就会在另一个人的心中发生共鸣。正是因为这些在谈话时触发的各种心弦的共鸣，他们才感到其乐无穷。他们都觉得，要交流内心的思想感情，仅仅有语言和时间是不够的。
从此以后两个年轻人只要有机会单独在一起，他们就会找一个舒适的角落议论起来，忘了一切，也不在意时间的流逝。他们谈论未来的生活，谈论艺术、公务、婚姻以及儿童教育等问题，从来没想过这在别人看来简直是一派胡言，但在两个人看来这些是有趣的，是个人智慧的闪光。在青年时代，年轻人全部心力都向往着未来，而未来在希望和幻想的影响下具有种种迷人生动的光彩，因此能幻想未来的美好，就是青年人在特定的年龄阶段所有的真正的幸福。在海阔天空的谈话中，两个人都深深地迷恋这样的时刻，那时各种思想接踵而来，飞来飞去，越来越抽象玄妙，最后变成了一片模糊的东西，使人用言语无法表达，心里想讲的话，一旦从口中倾吐出来，就变成了另外的东西。但是在这种时刻，思想升腾得越来越高，变得无边无际的，令人再也无法想下去了。
季雅科夫和托尔斯泰平等地相处，因为他们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但托尔斯泰情愿服从他。在季雅科夫的影响下，托尔斯泰接受了他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的实质就是热烈崇拜美德的典范，相信人生的使命是不断自我完善。这两个朋友一致认为人类改邪归正，消灭自身的一切罪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自我完善接受一切美德，做个幸福的人，更是易如反掌。这些美好的思想以崭新的精神启示力进入列夫·托尔斯泰还单纯的头脑中，他明白了他以前浪费了多少美好的时光。于是，他决心立刻改掉坏习惯，实行这些思想，并发誓永不改变。但是，他的这种梦想是不是真的会实现呢？不能实现那又是谁的过错呢？
托尔斯泰和季雅科夫的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1891年季雅科夫去世。当然，青年时期的那种狂热情绪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后来他们都长大了，各自成了家，但依然保持亲密的交往。托尔斯泰的第二个儿子伊里亚出生以后，季雅科夫给他当了教父。托尔斯泰在自传三部曲中的《少年》、《青年》中详尽描绘了他与季雅科夫的友谊，只是在那里，他把季雅科夫改成了聂赫留道夫。后来，托尔斯泰的其他作品中也不断出现聂赫留道夫这个人物，比如，在《支队中的相遇》中，在《吕西纳》中，在《复活》中，但这个名字是代表各种不同的人物。托尔斯泰也并没让他保留着同样的生理上的容貌，聂赫留道夫在《射击手日记》的末尾处是自杀的。这是托尔斯泰心目中他的各种化身，有时是最好的，有时是最坏的。
再说托尔斯泰回到故乡雅斯那亚·波良纳，他一方面在慢慢地缓解大学第一学年考试给他带来的苦恼；一方面认真地回顾自己与季雅科夫的交往，对人生使命和意义等重大问题进行思考。他为了避开别人的干扰和妨碍，一个人住在一个侧楼里，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自己照顾自己，不用仆役服侍。然后一个人静思默想，对头脑中出现的有生以来的各种印象、思想和欲望进行分析比较，企图再一次完善对人生和宇宙的理解。每一个新的思想都能给他的生活照射出幸福的光辉。不管他以前犯过怎样的错误，陷入了怎样的迷惘，但经过他的分析和自省，在他面前展现了道德完善的无限可能。他紧张的思想不停息地运动着，有时在梦中见到了伟大的真理，因而惊醒，欣喜若狂，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为了更好地更理智地思考人生、未来，为了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晰，托尔斯泰开始阅读一些伟大哲学家的著作。这时期对他影响最深的是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让·雅克·卢梭（1712—177？）。托尔斯泰阅读了他的《忏悔录》和《爱弥儿》。卢梭是一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要求个性解放，主张“天赋人权”，鼓吹“回归自然”、“回归自我”，通过自由、平等、博爱来进行社会改革。他热情歌颂那种“粗朴的、然而却是自然的”风尚和还没被人类文明破坏的大自然。这种思想极符合当时托尔斯泰的思想情绪，他感到上流社会的歌舞升平的气氛，是那么的虚伪和矫揉造作，为此他几乎失去了自己的纯洁与自由，所以他极希望远离尘世喧闹，来过一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纯朴简洁的生活。于是他首先为自己设计了一件亚麻布长袍。这件袍子又肥又大，晚上可以当被盖，白天穿在身上时把下摆折叠起来，用扣子系在里面。他经常穿着这件袍子，赤脚穿着布鞋在田庄里散步，累的时候就躺在树荫下睡一会儿。即使会见客人时，他也不更换衣服，他认为只要真诚、坦率对人就可以了，其他的所谓“礼貌”实在是不必要的，有时甚至是虚伪的。
雅斯那亚·波良纳美丽的自然风光使托尔斯泰忘记了大学考试带给他的不愉快，经过一个假期的思考，他决定在开学以后开始新的生活。他再也不愿意在东方语言系学习了，因此，他向学校当局提出了申请。1845年8月他转入法律系。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不太念书，但在冬至以前他开始用功了，而且他这样做时发现了一些乐趣。他对比较法律和刑法发生了兴趣，关于死刑的讨论更特别地吸引了他的注意。民法教授麦耶尔给了他一件使他专心致力的工作，这就是将孟德斯鸠的《法意》与叶卡捷琳娜二世《法典》作一比较。托尔斯泰得出的结论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法典》里面混合了孟德斯鸠的法治思想和叶卡捷琳娜自己的专横和自负，而《法典》给予叶卡特琳娜的声望比它给予俄罗斯的好处要多得多。
但这种研究却是他不等毕业就离开大学的主要原因。他对教授们讲的课程不感兴趣。他不论做什么事总是热情百倍地钻进去。他读过数不清的书，但总是在某一时期只读某一方面的书。当他对一个题目发生了兴趣时，他决不左顾右盼。他发现大学课程对于精通他想要懂得的问题实在是一个障碍。旧式教育已成为大学中各系共同的弊病，教学严重脱离实际，死板枯燥。教授们学究式的讲授成了学生们的嘲笑对象，学生们根本学不到什么实际的知识，听课仅仅是履行一种义务。
1848年5月，托尔斯泰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可以选读二年级的法学。在考试前不久，他和一位同学曾经争论过谁的记忆力更好，于是他们各人默记一道历史试题的答案来做试验。托尔斯泰默记马泽帕的生平，碰巧历史考试中正好出的是这道题，所以他很从容地得了5分。
他的同学纳扎列夫曾对那时的托尔斯泰有过一些回忆的片断：“我避免和那个伯爵接近，从我们第一次会见时，我就讨厌他那副装得冷淡的神情，他的粗糙的头发，和他那半闭半睁的眼睛以及刺人的表情。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一个年轻人有着这样一种傲慢和自满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觉得非常奇怪，而又不能理解。……”
“起初我很少遇见伯爵，他虽然笨拙、羞怯，却和那一小群所谓‘贵族’混在一起。我和他打招呼时他很少回答，好像要表示即使在这里我们也绝不是平等的，因为他驾着马车上学，而我却是徒步上学……”
据纳扎列夫说，那些日子里，托尔斯泰之所以对自己的外表特别注意，是为了显示他的贵族身份。虽说在外表上1846年的托尔斯泰和40年后的他有着很大的差别，但他这个时期的谈吐和40年后大体是一致的，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独具特色的幽默。
有一天上历史课时，刚好纳扎列夫和托尔斯泰都迟到了，并且被督学禁闭在一起，这是这个学校处罚迟到的一种极其平常的手段。他们在禁闭处谈到了莱蒙托夫的诗《魔鬼》，托尔斯泰趁机讽刺了那些庸俗的诗歌。后来，列夫又注意到他同伴的手中拿着一本卡拉姆津的《俄国史》，他又批判起陈腐的历史课来。他认为历史是一切科学中最沉闷，而且差不多最无用的一门，是一堆寓言和无用的琐事，夹杂着一大串不必要的数字和专名。历史主考官希望每个学生都知道伊凡雷帝的第一次即和杰姆鲁克的女儿的婚礼是在1562年8月21日举行的，他的第四次即和安娜·阿列克塞耶夫娜·柯托尔斯卡雅的婚礼是1572年举行的……托尔斯泰觉得这极端可笑。
托尔斯泰还批判大学和一般大学教育，他一本正经地用那副滑稽的神情模仿他们的教授，逗得纳扎列夫哈哈大笑。虽说两个人都希望在离开“神殿”后成为有知识的有用的人，可是从大学中又能真正学到什么呢？今后又会有什么用呢？
纳扎列夫虽说不十分喜欢托尔斯泰，但他当时还是模模糊糊地感到托尔斯泰身上存在着一些卓越的、特殊的，同时又不能了解的东西。
在法律系的第二年，托尔斯泰常常缺课，因此在期中考试时，教授们都因他的疏懒而给了他坏分数。
虽然托尔斯泰的学习成绩一直没有提高，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沉湎于社会活动而浪费时间的缘故。他自从东方语言系转到法律系以后，就每天都有计划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学习。他开始每天记事，并且订出第二天的时间计划，检查当天完成的情况。一般情况下，他每天都有三个方面的活动：学校里的功课；自修的外语，有英语、德语和拉丁语等等；另外还有课外阅读，如读歌德的《浮士德》、果戈理的《死魂灵》和《钦差大臣》等等。每天他的时间安排得紧紧的。此外，托尔斯泰还制定了各种生活准则，用来规范指导自己的行动。1847年3月20日，他订下了如下的一些准则：
（1）凡是规定下来的，就一定要完成，不顾一切困难。
（2）很好地完成我已经在做的事情。
（3）凡是忘记了的，一定不去查书，要尽力把它回忆起来。
（4）经常让头脑尽全力工作。
（5）随时大声阅读与思考。
（6）不要羞于对别人讲话，要是他们被打扰了，我先让他们感觉到，可是如果他们不明白的话，就直接告诉他们，并向他们道歉。
根据这些准则，托尔斯泰在生活和学习方面都有很大变化，但仍然没有达到所设想的那种完善的程度，尤其在功课方面，那主要是由于他没有完成给自己规定的一切。年轻的托尔斯泰不断为自己制订各种各样的准则，如“锻炼毅力准则”、“生活准则”、“一般准则”等等，他期望用这些准则来约束自己散漫的性格，以达到自己的生活总目标。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找到自己的生活目的，那么他将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一个人不管开始了哪一种精神活动，如果没有完成，就一定不要放弃它，因为这种态度会导致放任自流。整个生活要有一个目的，生活的某一个阶段也要有一个目的，一定的时期、一年、一个月、一个星期、一天、一个小时，甚至每一分钟也要有一个目的，要去掉那些微不足道的目的，代之以高尚的目的。那时，年轻的托尔斯泰的生活中的高尚目的就是：“不要去注意人们的赞扬……要多自省自责，少考虑别人的意见。要做一个好人，并且努力使别人都不知晓你是一个好人。任何时候都要在别人身上发现优点，而不要去找他的坏方面。任何时候都要说老实话……要鄙视财富、荣誉和不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舆论……你要尽一切可能做一个有益于祖国的人！”
关于怎样做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托尔斯泰在当时还不能独立解决这个问题，他求助于大哲学家们的回答。在大学学习的后期，他对哲学的兴趣空前高涨起来，他继续阅读卢梭的著作，他认为这些哲学著作不但能丰富人的知识，而且可以实际运用这些知识，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人生问题。他一边阅读哲学著作，一面写心得笔记，到1846年夏天，他已经写了三本哲学笔记，其中包括九篇论文，如《就卢梭讲演录的哲学札记》、《论哲学的目的》、《论未来的生活》等等，在这些文章中，托尔斯泰集中地表述了他青年时代的哲学见解，即他所说的“生活的科学”，他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到外部世界中去寻找幸福，也就是不应该在外部世界偶然的愉快印象中寻找，而应该在自我的心中寻找幸福，就是使自己在道德上不断完善，超越周围的丑恶现实。
1847年3月11日，托尔斯泰生病住进了医院。在住院期间，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但一个人的处境使他能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分析自己。他渐渐清楚地认识到，大多数上流社会的人认可的年轻人的放荡生活，实际上是早期精神堕落的结果。一个生活在社交界的人找到孤独，就像一个不生活在社交界的人找到了社交界一样有益。为了更好地记录下这些一闪即逝的思想，托尔斯泰从这一年的3月17日开始在医院里记日记。他一边分析着自己，一边记下自己的感受。他没有料想到，记日记竟成了他一生的习惯，一直到逝世前的第4天为止，64年来他很少间断过。
托尔斯泰从法律系的课程中没有学到任何有用的东西，鉴于这种情况，他准备离开学校。另外他的哥哥塞尔盖这时已完成学业，准备毕业，这件事更加深了托尔斯泰对大学的不满。刚好这时他们兄妹几个所继承的产业已经分配完毕，列夫继承了雅斯那亚·波良纳和另外4个田庄，大约有2580公顷田产和330个农奴以及他们的家属。这时一种对他们的福利的责任，吸引着托尔斯泰回到雅斯那亚·波良纳去。最后，他终于没等到5月的考试，在1847年的复活节过去之后，就请求退学，说是由于“健康不佳和家事的关系”。4月14日，学校当局批准了托尔斯泰的申请，同意他退学。4月23日，他接到批准通知书后，当天就告别亲友，离开了喀山。5月1日，托尔斯泰又回到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雅斯那亚·波良纳，开始了崭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