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11 年 3 月召开的西南偏南（South By Southwest）大会上，杰夫·贾维斯在其名为“赤裸相见吧：公共性的好处 vs隐私”的演讲中指出，社交媒体革命正在让我们回到工业化以前的“口头文化”时代——所有人将分享越来越多关于真实自我的信息。在贾维斯看来，这种“公共性”将打造一个更为宽容的社会，因为每个人的每件事都将被知晓，故而像同性恋这样的传统社会禁忌将被摧毁。贾维斯认为，通过在社交媒体时代公开表示自己的性取向，同性恋者摆出“太糟了，我和你们一样出名”23 的姿态。
因此，在他演讲之前发布的一篇博客日志上，贾维斯写道：“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你自己。”他认为，“我们的声望取决于与全球网民分享自我身份中越来越多的特征”。贾维斯引用了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哲学家大卫·温柏格（David Weinberger）的一句话：“透明化行为必须是一项宽恕行为。”24
杰夫·贾维斯还援引了德国社会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社群主义理论，指出社交媒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打造十八世纪咖啡屋之“公共领域”的机会。但是，哈贝马斯的理论太过晦涩，而十九世纪的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更能帮助我们了解工业化以前生活中的“公共领域”；他关于新英格兰清教徒生活的《红字》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极度拘谨的小镇社会，而希望做真实自我的个人在这个不宽容集体的睽睽下难有隐私。
我们不需要回到十七世纪的波士顿去把《红字》挖出来。
今天，这本书在互联网上已随处可见，比如在 Topix 这样的社交论坛上，行私刑的暴民已经公开将那些尚未被证实有任何罪行的个人描述成恶魔。《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农村对社交媒体的使用通常以“流言蜚语的中心，在关系缔固、思想老旧以及匿名尚属新概念的社区里掀起广泛的愤恨”为特点。25 例如，在密苏里州 Mountain Grove 这个小镇里，一位养育着两个孩子的母亲在 Topix 论坛上被称为“怪物”和“有艾滋病的吸毒婊子”。26 美国农村和互联网的问题由来已久。“在一个小城镇，” 一位来自 Mountain Grove 的网上流言受害者解释道，“谣言永远不会灭去。”27
又如《时代》杂志所述的“社交媒体世纪大审判”——位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对一位被指控谋杀其两岁女儿凯莉（Caylee）的年轻母亲凯西·安东尼（Casey Anthony）进行的审判。《时代》称这个案件“极度缺乏说服力”，但这并不能阻止网络暴民们将社交媒体转变成“大量舔着嘴唇的嗜血者的舞台”，并充斥着这样的 Facebook 评论：“如果陪审团无罪开释她，我就要向他们呸呸呸……她是有罪的！有罪的！有罪的！将凯西绳之以法！”28
悲剧的是，这个集体宿舍的理想以及贾维斯的“赤裸”建议远远超出了“数字网络生活”这个愚蠢比喻的范畴。在 Web3.0 的世界里，透明化不一定能给诚实之人带来回报。实际情况是，社交媒体的开放式架构经常会鼓励那些完全不诚实的人去破坏无辜人士的名誉。在我们的超知名度时代，一个摄像头和一个 Skype 账号就足以完全毁掉一个人的生活。
2010 年 9 月 19 日， 一 位 叫 做 达 伦· 拉 维（Dharun Ravi）的罗格斯大学学生在推文中称他的十八岁舍友泰勒·克莱门迪（Tyler Clementi）“要求占用宿舍到午夜；我去了莫莉（Molly）的房间并打开我的网络摄像头；我看到他与一个男性搞基”。几天之后，在拉维通过 Skype 发布了克莱门迪“与一位男性搞基”的实时影像之后，这位年轻人在他的 Facebook 页面上留言“准备跳华盛顿大桥自杀，抱歉”。警方于 9 月 29 日在华盛顿大桥下的赫德森河上找到这位优秀小提琴手的尸体。沃尔特·基恩称其是“通过摄像头偷窥的舍友小老弟”29 的受害者。
这里面还有乌迈尔·哈克所描述的我们这个超知名度时代“更深厚、更强大以及更有意义的关系”。当然，像哈克、泰普史考特和贾维斯这样的社交理想主义者都是错误的。智能互联时代并不是那么聪明，而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在当今数字网络的众目睽睽之下“赤裸相见式”的做真实的自我并不一定能打破传统禁忌。鲜有证据表明像 Facebook、Skype 和 Twitter 这样的社交网络能让我们更为宽容。实际上，这些病毒式的大暴露工具不仅让整个社会更加淫秽不堪，同时还加深了以不宽容、幸灾乐祸以及报复为特点的暴民文化。
不可避免的是，大部分这种好色都集中于实际的裸露行为。
一个极为知名的美国政治家、来自纽约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安东尼·韦纳（Anthony Weiner）曾将自己的艳照发布到 Twitter 上，并与他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相识的女性进行色情聊天（某些女性是其共和党对手创建的虚假身份）。30 哪怕是最谨小慎微的《纽约时报》也以“裸体的傲慢”31 为头条大肆报道这个事件。
另一位纽约共和党国会议员克里斯托弗·李（Christopher Lee）也曾将其本人的艳照发送给一位在 Craigslist 上相识的女性。在这些照片被公布到网络上之后，社交媒体对这种不恰当但并非不合法的行为的狂热彻底毁掉了这两位政治人物的名誉，并落下了一种恶意般沾沾自喜的集体臭名。一位名为瑞恩·吉格斯（Ryan Giggs）的威尔士足球运动员被传与“老大哥”真人电视明星伊莫金·托马斯（Imogen Thomas）有婚外情。尽管英国最高法院下达了禁止传播此事件的“超级禁令”，但仍有 75，000多人在 Twitter 上谈论吉格斯——这是一群明确打算羞辱一位杰出运动员的网络暴民，尽管他对这些暴民没有造成任何人身伤害或违背任何法律。
这个问题不是技术问题，它更像是一个文化问题。国家公共广播公司的编辑主任德克·梅耶（Dick Meyer）在其 2008 年出版的《为什么我们讨厌自己》一书中表示：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嫌恶的时代”，而“每个人都是反主流文化的一分子”。32当今的时代思潮对各种权威都充满毁灭性的敌意——从诸如克里斯托弗·李和安东尼·韦纳这样的政治人物，到瑞恩·吉格斯和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33 这样的体育明星，再到伊莫金·托马斯这样的真人电视偶像。因此，在杰夫·贾维斯眼里理应显得宽容的社交网络实际上正在助长这种毁灭性的敌意，更已感染了当代社会中的大部分尖酸刻薄、揭疮疤式的公共谈论。
这种冷嘲热讽不仅丑陋，有时还会造成自我毁灭。在一种维基解密式的文化氛围中，我们所有人都拥有一个 Twitter 账号和 Facebook 账号，很多人都被驱使着成为小一号的朱利安·阿桑奇，并公开告发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公司，有时甚至是我们的客户或我们的学生。但问题是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阿桑奇，没有人可以逃过国际审判，没有人可以避免当前所作所为的后果。
“Twitter 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时代》专栏作家詹姆斯·波尼 沃 泽（James Poniewozik） 警 告 称，“ 特 别 是 对 于 那 些 最 资深的用户。”34 比如，2010 年 8 月，几名加拿大汽车工人因在Facebook 上批评其经销商的安全记录而遭到解雇；35 2009 年 2月，一位英国年轻人因在 Facebook 上称她的老板“无趣”而被解雇；36 2010 年 2 月，一位纽约市数学老师因在 Facebook 上表示很讨厌她的学生并希望他们淹死而被辞退；37 Aflac（美国家庭人寿保险公司）小鸭的配音人因为在 Twitter 上拿 2011 年的日本海啸开玩笑而被炒了鱿鱼；38 英国一位管道工人因写了怀疑他妻子有婚外情的推文而被告上法庭；39 英国南部的一位 11 岁女孩在其 10 岁好友的 Facebook 页面上发布了一些性侮辱的留言；4011，000 条威胁性推文大肆攻击马里兰州的佛教领袖 41……我们发现杰夫·贾维斯关于“赤裸相见”以及将我们诚实看法发布到网络上的呐喊并没有带来宽容或更高层次的个人操守，相反，它带来了刑事指控和公开受辱。
1940 年，在《一九八四》一书出版的八年前，乔治·奥威尔写了一篇名为《鲸内》的文章，指出“普通人”是“被动的”。他认为职业作家应积极参与社会时事。奥威尔写道：“鲸鱼的腹中只不过是一个大到可放下一位成年人的子宫。而你正身处其中，一个刚好能容下你的黑暗而柔软的空间；你和现实世界之间隔着几码的鲸脂；无论外面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能保持一种彻彻底底的漠然态度。”42
但是，随着一群二十一世纪小老弟的网络暴民替代了奥威尔笔下孤独的二十世纪老大哥，居于鲸腹之内的被动性已在社交媒体时代被诸多所谓的公共言论中的粗鲁无脑所替代。在1940 年，奥威尔对于退居鲸腹之内人士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他活到现在，看到 75，000 多人在 Twitter 非法传播陌生人性生活中的亲密细节，以及数以万计的网民要置一位尚未被证实有罪的年轻女性于死地时，不知奥威尔是否还会如此批判那个将我们从他所谓的“现实世界”隔离起来的“几码的鲸脂”以及“黑暗而柔软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