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不仅正在被专制政权或组织用于巩固他们的权力，同时也在加剧扩大影响者和网民之间的不平等。如果身份是新的货币而声望是社交媒体时代的新财富，那么如今那些超级知名的数字精英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正越来越小。雷德·霍夫曼认为互联网对个人的赋权加强了他所谓的“个人的流动资金 ”。43 但对于类似罗伯特·斯考伯（@scobleizer，拥有 20 万名 Twitter 关注者）和杰夫·贾维斯（@JeffJarvis，拥有近 10 万名关注者）这样超级节点所提出的所有平等主义言论，借用奥威尔的另一句话，某些人士（比如像斯考伯和贾维斯这样的“有钱之人”）要比今天网络上的其他人“更为平等”。44 例如，在Twitter 上，只有 0.05% 的人拥有 1 万以上的关注者，而 22.5%的用户则创造了 90% 的动态。45 由此可以反映出，在这种“关注型经济”中所出现的日益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因为只有最有价值的货币所发出的声音才会被注意到。
“在网络世界这样高度联网化的市场上，垄断更可能出现。”
《连线》总编辑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如此写道，“网络效应的阴暗面使富有的节点变得愈加富有。”46 而 Klout、Kred 和 Peer Index 这样的声望网络更加剧了这个阴暗面，因为这些网站在制造一种被分析家称之为“社交媒体等级制度”的东西，其中超级节点要比低声望节点得到更多优待。472009 年的经济衰退更加剧了富节点和贫节点之间的不平等。
“使用这些‘社交媒体’工具的网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不是当今世界上地位快速下滑的几千万民众。”《时代》杂志商务专栏作家扎切里·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48 如此写道，“社交媒体促进了经济分岔……令人讽刺的是，社交媒体加剧了社会分裂，令无产者更难以畅游网络。社交媒体让那些有工作的人士可以更高效地完成工作，让那些赢利的公司可以获得更多收益。但到目前为止，社交媒体对那些落在后面的人群并没有提供多少帮助。简而言之，社交媒体最终还是为商者服务。”
卡拉贝尔的观察相当到位。但这种“还是为商者”的说法反映了一个更深刻的历史事实——令人不快的、有关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事实。“除了在一些较短的时间段内，大部分时候大家都是被一群精英所统治着。我使用了精英（意大利语：aristocrazia）一词，从语源上讲，它表示最强壮、最强大以及最有能力——无论是好的一面还是邪恶的一面。”二十世纪早期的意大利社会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在他的《精英之兴衰》49 一书中如此写道。这个观点后来成为了帕累托的“20/80 法则”或“关键少数法则”，并且它在今天的数字时代仍然适用。早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期间，由工厂主组成的新精英就替代了拥有土地的旧贵族，并通过自由市场和民主宣告了自己的新财富和权力。
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新兴精英，无论好坏，都是拥有巨量在线个人信息的“银行家”或数字大亨，比如从牛津和斯坦福毕业的哲学家雷德·霍夫曼，以及哈佛计算机科学家马克·扎克伯格，后者的公司正在不断积累大量的他人个人信息。这些私有网络的所有者们是我们这个社交媒体时代的新一代全球精英、二十一世纪的数字精英。50 这个“知识经济”中的最大的不平等在于我们是个人信息的创造者，而他们却是这些个人信息的所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