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均以此科为最高。隋朝此科录取的人数总共不过10人。唐朝每次及第者仅有一二人。由于报考人数少，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废除了秀才科。
2．明经科
注重考核儒家经义。明经，即通晓儒家经典。明经科又有通二经、三经、五经之别。唐代把儒经分为大经、中经和小经三类。《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须通一大经、一小经或通二中经。通三经者，须通大中小各一经。通五经者，大经须全通，其他各经任选。《论语》、《孝经》为共同必试。考试的过程是先帖经，每经10帖，每帖3字，通6以上为及格。然后口试，问经义10条，通10为上上，通8为上中，通7为上下，通6为中上，皆为及格。然后，答时务策3道，通2为及格。三试皆及格为及第。总之，明经科考试比较容易，只要熟读经书就行，对于经义未必真懂，及第也比较容易，故有“三十老明经”的说法。
3．进士科
注重诗赋。进士科在唐代各科中最受重视，及第者常有“白衣公卿”或“一品白衫”的美称。一般学子均竞相趋向此科。进士科曾一度只试策、帖经。试时务策5道，帖1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4，帖过4以上为乙第。永隆二年(681年)加试杂文两篇，即一诗一赋。此后，进士科考试便包括帖经、杂文、时务策三场。明经和进土考试的内容没有根本的区别，不过，唐代有重进士轻明经的倾向，每年录取的进土平均30人左右，大约每百人中只能有一两人中举，而明经则每10人就能有一两人中举。而且，进士及第者，往往受到重用，有许多人位居宰相。因此，进士科的竞争相当激烈，考取也很难，故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4．明法科
明法科注重考核法律知识，选拔司法人才。“凡明法，试律令，取识达义理，问无疑滞者为通(《大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考试律令各10帖。试策10条，其中律7，令3。全通为甲第，通8以上为乙第，自7以下为不第。
5．明字科
明字科注重考核文字理论和书法。先试帖经《说文》6帖、《字林》4帖，通过后乃墨试《说文》、《字林》20条，通18为第。
6．明算科
明算科注重考核算术，要求详明术理。考试《九章》3条，《孙子》、《五曹》、《九章》、《海岛》各1条，10通6。
在这六科考试中，明法科、明字科、明算科都是专门的科目，不经常举行。经常举行的又为人们重视的是明经科和进士科，其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五经正义》是科举考试的标准。这也反映了唐代教育中儒家思想仍然占据统治地位。
（三）科举考试方法
科举考试方法主要有帖经、口试、墨义、对策、诗赋5种。
帖经。即任意揭开一页经文，将其左右两边盖上，只露中间一行，再用帖盖3字，令应试者将帖盖的3字填出来。帖经相当于现在的填空题。这种考试方法很简单，只要熟读经书、注疏即可应付。帖经是一种简单的考试记忆性基本知识的方法。
口试。让考生当场口头回答问题。开始是由考官负责，回答时不做记录，后来出现舞弊现象，被取消了。
墨义。是对经典内容的问答，不需发挥，按原文对答即可。这样，只要熟读经书和注疏，即可对答如流。墨义相当于现在的简答题，问什么答什么，不须展开。由于这种考试很简单，所以一问就是十条，甚至几十条、上百条。
对策，或称策问。这种方法是从西汉沿袭而来的，为唐代科举的基本方法。对策要求被试在熟知经、史的基础上，关心时政。题目是人事、政治方面的称方略策、时务策。对策要求学子通晓经史，才思敏捷，有见解，有主张，是考试政治才能较好的方法。但久而久之，流弊也较多。一方面，因题目往往陈陈相因，即未免脱离实际；另一方面，考生为应付对策，则编辑旧策背诵，遇到类似试题，便依样套用，造成学子“不寻史传，唯读旧策”的学风，有的人侥幸中举，实非其才。
诗赋。这种方法是在策问日益空疏的情况受到重视的，因为它不仅能考出士人的思想，更能反映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文学水平，但是，后来发展成专重词藻的“雕虫小技”。
三、科举制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科举制是选士制度的巨大进步，它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考，实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纠正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机会不均、无客观标准以及选士大权旁落等弊病，不仅为封建国家选拔出许多优秀的人才，有效地笼络了士人，提高了吏治水平，而且加强了对教育的宏观控制功能，对教育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一)刺激了世人学习积极性，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科举选士制度不拘门第，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考，给每位读书人提供均等的竞争机会。而且通过严格的考试，实行优胜劣汰。尽管考试的内容、方法等也有一些弊端，但是，它不论出身，讲究公平竞争，以考生考试的成绩为依据决定取舍。从一定意义上说，科举制把前途交给了考生自己，是否能够取得功名，享受高官厚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书人自己是否勤奋努力。据统计，唐代宰相368人，进士出身者143人，占39％。而且，当时科举及第身居高位者中，有不少是出身低微的中小地主或平民百姓，这就极大地调动了世人读书的积极性，特别是广大中小地主和贫寒之士的学习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刻苦读书以求取功名成为一种社会时尚，甚至世族子弟也以科举入仕为荣而去埋头读书。据《全唐文》记载，当时“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这种社会风尚，极大地促进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发展。地方官吏、社会贤达积极兴学设教，使各类教育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唐代官学、私学和家学都颇为发达，与科举制的激励作用是分不开的。
(二)使教育成为科举的附庸
科举制以功名利禄为诱饵，以公平竞争为推动力，激发了世人读书的积极性，促进了各类教育的发展，同时，它也使教育变成了科举的附庸。科举制犹如一根具有神奇力量的指挥棒，使教育的目的、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无一不与科举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时无论官学还是私学，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主要是为了应举。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至学生课业的考绩等，都与科举的要求完全一致，即考什么就学什么，怎么考就怎么学。这样就使教育活动变成了科举的预备活动，学校变成了科举的预备机关，成了科举的附庸。
四、科举制的影响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选士制度，科举制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科举制之所以能在历史上存在1300多年，说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一）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制
科举制将选士大权从地方官吏手中收到中央政府，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制的大趋势。
（二）有利于选士与育士紧密结合
科举制的出现使选士与育士紧密结合，进一步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学而优则仕”原则的途径。
（三）有利于公正客观选拔人才
科举制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考试有一定的内容，不同的科目采用不同的方法，为确保考试的公正合理而建立的一系列防范措施，比以前任何一种选士制度都更为公正客观，这对以后考试制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然，科举制也有消极的一面，其消极作用表现为：
（一）国家只重科举取士，而忽略学校教育
学校成了科举的附庸，学校的一切教学活动都围绕着科举考试来进行，学校失去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作用。
（二）科举制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尽管科举制有一套完备的考试制度，考试也公正合理，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存在许多主观随意的因素，导致科举考试并非完全以学识才能取人。
再次，科举束缚思想，败坏学风。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家的经典以及华丽的辞赋，考试的方法以死记硬背为主，导致学校教育中重文辞少实学，重记诵而不求义理，形成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学习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