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国民党政府将庆阳老区的庆阳、合水、正宁、宁县等县划为八路军的“募补区”。这样，镇原、宁县、合水、正宁和庆阳县就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共管的地区。为促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早在1937年1月，就建立了“庆阳县各族各界群众抗日救国联合会”。2月，又成立了“庆阳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各区乡的贫民委员会、抗敌后援会和工青妇群众组织相继成立，以庆阳县为中心遍及各县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起来。红军教导师根据当地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于1937年4、5月间在庆阳县领导开展了一场轰动全省的“反冯灭霸”斗争，并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在蔡畅等人领导下的陕甘宁省委工作团，分赴庆阳老区的庆阳、驿马关、合水、镇原、三岔等地帮助工作，宣传抗日主张，讲述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在省委工作团、红军教导师、红一师、红二师的协助下，各地积极发展党员，先后建立了合水、庆阳、定环、镇原、驿马关等5个县（工）委和区、乡、村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工、青、妇群众团体组织，以及抗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义勇军等民众抗日团体和武装，开展了宣传、筹粮、防奸等各种活动；实行新的土地政策，减租减息，争取一切社会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团结“哥老会”等会道门组织，成立了中华江湖抗日救国会；彭德怀与国民党宁县县长王序宾交谈，促其抗日，邓小平在宁县南义军民大会上号召各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抗战，积极开展抗日根据地的初步筹建工作。
庆阳老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大力开展地方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推动国共两党携手抗日，形成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党中央全面掀起抗日战争的高潮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庆阳老区是陕甘宁边区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庆阳老区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抗日指导中心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庆阳老区是保卫陕甘宁边区西大门的前哨。陇东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形成的历史基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共中央在这里研究制定了抗日战争的总路线和总战略，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在这里撰写的许多着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正确道路。可以说陕甘宁边区的安危关乎抗战的胜利、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这里虽然东临天堑黄河，北接广袤沙漠，但西南边境地区一直驻守着不效命于抗日前线的国民党重兵。处在西方前哨的庆阳老区，自然成为保卫边区和党中央安全的前沿阵地。
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周围接连制造摩擦事件。庆阳老区是进入陕甘宁边区的西大门，既是边区反摩擦的主阵地，又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第一道防线。1938年12月，国民党军队一六五师在陇东对驻防八路军采取包围之势，并怂恿地方行政人员和保安队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挑衅分裂活动。1939年底到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其进攻重点之一就是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军一六五师首先对陇东地区发动军事进攻，制造了两起大规模的摩擦事件，袭占了八路军驻防的宁县、镇原两座县城，八路军留守部队给予了“有理、有力、有节”的回击。陇东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起点，引起了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第一次陇东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命向蒋介石反映情况，亲自与南京政府交涉；第二次陇东事件发生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等联名通电全国，请求南京政府以民族大义为重，制止事态扩大。在中共中央、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陇东军民积极投入反摩擦斗争，将国民党部分县、区的反动势力“礼送出境”，随之成立庆阳、合水、镇原三县抗日民主政府，陇东分区专员公署也于1940年4月宣告成立，在全国解放区首先取得反摩擦斗争的胜利，结束了国共两党政权同时在陇东各县并存的局面，陕甘宁边区的行政区划得到巩固和统一，保证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安全。
庆阳老区是建设陕甘宁边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示范区。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互相配合，给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敌后抗战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敌后抗战的后方依托。所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对坚持长期抗战直至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陕甘宁边区是敌后抗战的总后方，创建陕甘宁边区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边区军民的首要任务。庆阳老区始终模范执行党中央所制定的抗日政策，开展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的全面建设，在创建陕甘宁边区模范抗日根据地并使之成为新中国雏形的过程中，起到了实验、示范和带头作用。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首先是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榜样，而庆阳老区则是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制度的早期实验基地。1937年庆阳老区就通过民主普选，将地方政权的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制改革为人民民主议会制，成为陕甘宁边区最早实行民主制度的区域之一。1940年3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原则。陕甘宁边区首先在陇东、绥德两个分区进行试点。其中陇东分区先后经过三次民主普选，使“三三制”原则得到了自下而上的普遍贯彻，为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不仅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当时全国政治上最先进的地区，而且使陕甘宁边区模范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在当时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全国争取政治民主化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三三制”建政的宝贵经验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形势和边区建设的需要，庆阳老区较早地开创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并以其卓着的成绩和鲜明的特点，为陕甘宁边区乃至全国新文化运动增添了光辉篇章。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庆阳老区的文艺事业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此间，延安一批专业文艺工作者深入庆阳老区挖掘素材，大胆创作，短篇小说《乌鸦告状》和报告文学《我们的连长何万祥》等，成为载人文艺史册的优秀作品。《刘巧儿抗婚》故事轰动了陕甘宁边区，对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诞生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和有力的推动作用。庆阳民歌被誉为“黄土歌魂”，环县农民孙万福及新正县农民汪庭有分别创作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以及群众创作的《军民大生产》等民歌成为唱红全国的艺术珍品。还有当时盛行陇东的荷花舞、剪纸、道情、皮影等成就了今日的“中国香包刺绣之乡”、“中国荷花舞之乡”、“中国民间剪纸之乡”、“中国徒手秧歌之乡”、“中国皮影之乡”以及“陇剧艺术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