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是有意于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为是国也，必举之以为先。由是观之，治国之地，圣人无之不得以施其圣。然而圣人之道，有所高远而不可及者矣。其于孔子之门，所谓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国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是亦自以为能其地，而未有以施之云尔。然夫子许其能之，而不以为大贤，则夫子之道，深矣远矣。
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尝言也。盖亦尝言之矣，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所重民食、丧、祭。”是九者，凡所以为政而未足也。故继之曰：“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为既成而后，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记》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为有此具也。君子修其身，无所施之则不立。治其政事，无以施之则不化。当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无不毕举。虽后世之君，犹得守其法度，以为无过。惟无暴君，则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训太甲曰：“从谏弗咈，先民时若。”以为如是而可以为治已矣。
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为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俭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终身而不见其成，则以为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为古之人欺我，虽有为之者，盖勉强而为之也。
夫苟不欲而强为之，则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疏。夫以不信之心，行日疏之道，以治无以为地之国，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为治之地，为治之地既立，则身修而天下可化也。
礼以养人为本论
君子之为政，权其轻重，而审其小大，不以轻害重，不以小妨大。为天下之大善，而小有不合焉者，君子不顾也。立天下之大善，而以小有不合而止，则是天下无圣人，大善终不可得而建也。
自周之亡，其父子君臣冠昏丧祭之礼，皆以沦废。至于汉兴，贤君名臣，比比而出，皆知礼之足以为治也，然皆拱手相视，而莫敢措。非以礼为不善也，以为不可复也，是亦自轻而已。故元、成之间，刘向上书，以为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于死伤，然有司请定法令，笔则笔，削则削，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养人也。然而为是者，则亦有故。律令起于后世，而礼出于圣人。敢变后世之刑，而不敢变先王之礼，是亦畏圣人太过之弊也。
《记》曰：礼之所生，生于义也。故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则亦何至于惮之而不敢邪？
今夫冠礼，所以养人之始，而归之正也；昏礼，所以养人之亲，而尊其祖也；丧礼，所以养人之孝，而为之节也；祭礼，所以养人之终，而接之于无穷也；宾客之礼，所以养人之交，而慎其渎也；乡礼，所以养人之本，而教之以孝悌也。凡此数者，皆待礼而后可以生。今皆废而不立，是以天下之人，皇皇然无所折衷，求其所从而不得，则不能不出其私意，以自断其礼。私意既行，故天下之弊起。
奢者，极其奢以伤其生；俭者，极其俭以不得其所欲。财用匮而饥寒作，饥寒作而盗贼起，盗贼起而民之所恃以为养者，皆失而不可得。虽日开仓廪发府库以赡百姓，民犹未可得而养也。故古之圣人，不用财，不施惠，立礼于天下，而匹夫匹妇，莫不自得于闾阎之中，而无所匮乏，此所谓知本者也。
李纲
李纲（1083-1140），字伯纪，邵武（今福建邵武县）人。是北、南宋间主张抗金的一位名相。着有《梁溪先生文集》。
议国是
臣窃以和、战、守，三者一理也。虽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则何以战？虽有坚甲利兵，弗能战也，则何以和？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然后其和可保。不务战、守之计，唯信讲和之说，则国势益卑，制命于敌无以自立矣！
景德中，契丹入寇，罢远幸之谋，决亲征之策，捐金币三十万而和约成；百有余年，两国生灵，皆赖其利，则和、战、守，三者皆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镇之地，许不可胜计之金币以议和，惩劫寨之小衄而不战，和与战两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甸，廷臣以春初固守为然。而不知时事之异，胶柱鼓瑟，初无变通之谋：内之不能抚循士卒，以死扞贼；外之不能通达号令，以督援师。
金人既登城矣，犹降和议已定之诏，以款四方勤王之师，使虏得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宝图籍，仪卫辇辂，百工技艺，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终也，劫质二圣，巡幸沙漠，东宫、亲王、六宫、戚属、宗室之家，尽驱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号。自古夷狄之祸中国，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为和议之所误也。
天佑有宋，必将有主，故使陛下脱身危城之中，总师大河之外；入继大统，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国势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远甚。则朝廷所以扞患御侮，敉宁万邦者，于和、战、守当何所从而可也。
臣愚，虽不足以知朝廷国论大体，然窃恐犹以和议为然也。何哉？二圣播迁，陛下父兄沈于虏廷，议者必以谓非和则将速二圣之患，而亏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窃以为不然。夫为天下者不顾其亲；顾其亲而忘天下之大计者，此匹夫之孝友也。昔汉高祖与项羽战于荥阳、成皋间，太公为羽军所得，其危屡矣。高祖不顾，其战弥励。羽不敢害，而卒归太公。然则不顾而战者，乃所以归太公之术也。晋惠公为秦所执，吕郤谋立子圉，以靖国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功，恶我者惧，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归惠公。然则不恤敌国而自治者，乃所以归惠公之术也。今有贼盗于此，劫质主人，以兵威临之，则必不敢加害；以卑辞求之，则所索弥多，往往有不可测之理。何则？彼为利谋，陵懦畏强，而初无恻隐之心故也。今二圣之在虏廷，莫知安否之审，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将堕其计中。以和议为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遗我，得金币若干则可；不然，二圣之祸，且将不测。
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则所求无厌。虽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财用，山河财用有尽，而金人之欲无穷，少有衅端，前所与者，其功尽废，遂当拱手以听命而已。昔金人与契丹二十余战，战必割地厚赂以讲和；既和，则又求衅以战，卒灭契丹。今又以和议惑中国，至于破都城，灭宗社，易姓建号，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犹以和议为然，是将以天下畀之敌国而后已！臣愚，窃以为过矣。
为今之计，莫若一切罢和议，专务自守之策，而战议则姑俟于可为之时。
何哉？彼既背盟而劫质，地不可复予；惟以二圣在其国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则多方以御之；所破城邑，徐议收复。建藩镇于河北、河东之地，置帅府要郡于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修器械，教水军，习车战：凡扞御之术，种种具备，使进无抄掠之得，退有邀击之患，则虽时有出没，必不敢深入而凭陵。三数年间，生养休息，军政益修，士气渐振，将帅得人，车甲备具；然后可议大举，振天声以讨之，以报不共戴天之仇，以雪振古所无之耻。彼知中国能自强如此，岂徒不敢肆凶，而二圣保万寿之休，亦将悔祸率从，而銮舆有可还之理。倘舍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币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资盗粮也。前日既信其诈谋以破国矣，今又欲蹈覆车之辙以破天下，岂不重可痛哉！
或谓强弱有常势，弱者不可不服于强。昔越王勾践卑身重赂以事吴，而后卒报其耻。今中国事势弱矣，盍以勾践为法，卑身重赂以事之，庶几可以免一时之祸，而成将来之志乎？臣以为不然。夫吴伐越，勾践以甲楯三百栖于会稽，遣使以行成，而吴许之。当是时，吴无灭越之志，故勾践得以卑身厚赂以成其谋，枕戈尝胆以励其志，而卒报吴。今金人之于国家何如哉？上自二圣东宫，下逮宗室之系于属籍者，悉驱之以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伪诏，以宣召求之，如是其急也，岂复有恩于赵氏哉？虽卑身至于奉藩称臣，厚赂至于竭天下之财以予之，彼亦未足为德也，必至于混一区宇而后已。然则今日之事，法勾践尝胆枕戈之志则可，法勾践卑身厚赂之谋则不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谓此也。
然则今日为朝廷计，正当岁时遣使以问二圣之起居，极所以崇奉之者。至于金国，我不加兵，而待其来寇，则严守御以备之。练兵选将，一新军律。俟我国势既强，然后可以兴师邀请。有此武功，以俟将来，此最今日之上策也。
古语有之曰：愿与诸君共定国是。夫国是定，然后设施注措，以次推行。
上有素定之谋，下无趋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难举也。靖康之间，惟其国是不定，而且和且战，议论纷然，致有今日之祸；则今日之所当监者，不在靖康乎？臣故陈守、战、和三说以献。伏愿陛下断自渊衷，以天下为度，而定国是，则中兴之功可期矣！取进止。
陈亮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县）人。他反对程朱理学，与朱熹进行过长期的关于“王霸义利”之争。其散文说理透辟，气势雄浑，语言明快。着有《龙川文集》。
中兴论
臣窃惟海内涂炭，四十余载矣。赤子嗷嗷无告，不可以不拯；国家凭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寝不可以不还；与地不可以不复。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独畏其强耳。韩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强易弱。”况今虏酋庸懦，政令日驰，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君臣之间，日趋怠惰。自古夷狄之强，未有四五十年而无变者，稽之天时，揆之人事，当不远矣。不于此时早为之图，纵有他变，何以乘之！万一虏人惩创，更立令主；不然，豪杰并起，业归他姓，则南北之患方始。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谢，生长于戎，岂知有我！收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为“我自生发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复失之。河北诸镇，终唐之世，以奉贼为忠义，狃于其习而时被其恩，力与上国为敌而不自知其为逆。过此以往而不能恢复，则中原之民乌知我之为谁！纵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论之，父祖质产于人，子孙不能继赎，更数十年，时事一变，皆自陈于官，认为故产，吾安得言质而复取之！
则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缓乎！
陛下以神武之资，忧劝侧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于群议矣。
然犹患人心之不同，天时之未顺，贤者私忧而奸者窃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诚反其道，则政化行，政化行则人心同，人心同则天时顺。天不远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书之务以立大计，重六卿之权以总大纲；任贤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风俗；减进士以列选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荐举之实；多置台谏以肃朝纲，精择监司以清郡邑；简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礼立制以齐其习；立纲目以节浮费，示先务以斥虚文；严政条以核名实，惩吏奸以明赏罚；时简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数，调度总司之赢以佐军旅之储。择守令以滋户口，户口繁则财自阜；拣将佐以立军政，军政明而兵自强。置大师以总边陲，委之专而边陲之利自兴；任文武以分边郡，付之久而边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国家之势，来敢言以作天子之气；精间谍以得虏人之情，据形势以动中原之心。不出数月，纪纲自定；比及两稔，内外自实，人心自同，天时自顺。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归。何者？耳同听而心同服。有所不动，一动而敌自斗。何者？形同趋而势同利。中与之功，可疛足而须也。
夫攻守之道，必有奇变：形之而敌必从，卫之而敌莫救，禁之而敌不敢动，乖之而敌不知所如往。故我常专而敌常分，敌有穷而我常无穷也。夫奇变之道，虽本乎人谋，而常因乎地形。一纵一横，或长或短，缓急之相形，盈虚之相倾，此人谋之所措而奇变之所寓也。今东西弥亘绵数千里，如长蛇之横道。地形适等，无所参错，攻守之道，无他奇变。今朝廷鉴守江之弊，大城两淮，虑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为术以乖其所之。至论进取之道，必先东举齐，西举秦，则大江之南，长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齐秦诚天下之两臂也，奈虏人以为天设之险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扌寿虚，形格势禁之道。
窃尝观天下之大势矣。襄汉者，敌人之所缓，今日之所当有事也。控引京洛，侧目儿淮、蔡；包括荆、楚，襟带吴、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诚命一重臣，德望素着、谋谟明审者，镇抚荆、襄，辑和军民，开布大信，不争小利，谨择守宰，省刑薄敛，进城要险，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剑客自昔称雄，徐行召募以实军籍；民俗剽悍，听于农隙时讲武艺。襄阳既为重镇，而均、随、信阳及光、黄，一切用艺祖委任边将之法，给以州兵而更使自募，与以州赋而纵其自用，使之养士足以得死力，用间足以得敌情。兵虽少而众建其助，官虽轻而重假其权；列城相援，比邻相和；养锐以伺，触机而发。一旦狂虏玩故习常，来犯江、淮，则荆襄之师率诸军进讨，袭有唐、邓诸州，见兵于颖、蔡之间，示必截其后。因命诸州转城进筑，如三受降城法，依吴军故城为蔡州，使唐邓相距各二百里，并桐柏山以为固。扬兵
扌寿垒，增陴深堑，招集土豪，千家一堡，
兴杂耕之利，为久驻之基。敌来则婴城固守，出奇制变；敌去则列城相应，首尾如一。精间谍，明斥堠，诸军进屯光、黄、安、随、襄、郢之间，前为诸州之援，后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业，筑行宫于武昌，大驾时一巡幸。虏知吾意在京、洛，则京、洛、陈、许、汝、郑之备当日增，而东西之势分矣；东西之势分，则齐、秦之间可乘矣。四川之师亲率大军以待凤翔之虏，别命骁将出祈山以截陇右，偏将繇子午以窥长安，金、房、开、达之师人武关以镇三辅，则秦地可谋矣。命山东之归正者往说豪杰，阴为内应，舟师繇海道以捣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军两道并进以揕其胸，则齐地可谋矣。吾虽示形于唐、邓、上蔡而不再谋进，坐为东西形援，势如猿臂，彼将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进，则京、洛、之备愈专，而吾必得志于齐秦矣。抚定齐、秦，则京、洛将安往哉！此所谓批亢扌寿虚，形格势禁之道也。就使吾未为东西之举，彼必不敢离京、洛而轻犯江、淮，亦可谓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压唐、蔡，则淮西之师起而禁其东，金、房、开、达之师起而禁其西，变化形敌，多方牵制，而权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师，必得纯意于国家而无贪功生事之心者而后付之。平居无事，则欲开诚布信以攻敌心；一旦进取，则欲见便择利而止以禁敌势；东西之师有功，则欲制驭诸将，持重不进以分敌形。此非陆抗、羊祜之徒，孰能为之！
夫伐国，大事也。昔人以为譬拔小儿之齿，必以渐摇撼之，一拔得齿，必且损儿。今欲竭东南之力，成大举之势，臣恐进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则吾之根本撼矣。此岂谋国万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间，必有奇变。
臣谀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计！姑疏愚虑之崖略曰《中兴论》，唯陛下财幸！
叶适
叶适（1150-1223），字正则，世称水心先生，永嘉（今浙江温州县）人。淳熙五年（1178）进士。其为文气势宏伟，议论畅达，藻思英发。着有《习学记言》、《水心先生文集》。
君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