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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哲学与语言

相反,在对话中,没有什么是准确的,而这个对话是“批判”通常的来源。这些相互交换的观念来自哪里?这些话的支撑是什么呢?我们不应该相信社会生活是后天的、可传递的习惯。人类是为了城市而组织在一起的,就像蚂蚁是为了蚁穴而组织在一起那样。然而还是有不同的。蚂蚁有达到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而我们则是提供了重新创造所需要的东西,并且因此而改变了其形式。我们语言中的每一个字因此都是约定的,语言不是一种约定,并且人类说话比走路更自然。然而,语言最初的功能是什么呢?是为了合作而建立一种交流。语言传递了秩序或者警告。语言是用来规定或者描述东西的。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对于直接行动的呼唤;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对于事物的指示,或者对某人特性的说明,这些是为了未来的行动。

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中,其功能都是工业的、商业的、军事的,因而总是社会化的。

语言所描绘的事物在现实中被人类的感知而切割,这都是为了人类的工作。语言指出来的特性都是事物对于人类活动的

呼唤。因此,字也是同样的,就像我们说的那样。当暗含的方法也是一样的时候,我们的精神就会向多样化的事物赋予一个同样的特性,接着还会以同样的方式把它们表现出来,最终用同样的观念把它们聚合在一起。同样的暗示到处都有,还做出同样的动作,引出同样的话语。这些就是词语和观念的起源。

词语和观念毫无疑问都会发展。它们不再是同样的、彻底实用的了。但是,它们仍然会保留一定的实用性。社会性的思想不可能不保持住其最初的结构。这种思想是理智还是直觉呢?我非常希望是直觉穿过这道光:没有敏感的心灵就没有思想,并且敏感的心灵是直觉在理智中的反映。我同样希望直觉中如此微少的部分可以不断地变多,希望这个部分能够产生诗歌,然后是散文,把这些原来只是信号的词语转变成艺术的工具:特别要提出,希腊人实现了这个奇迹。

思想与语言本质上是理智的,它们原本是为了组织人类在空间中的工作。但是这必然是模糊的理智——是特别一般的精神对物质的适应,这些物质是社会必须要利用的。希望哲学首先要对这样的理智满意,还有理智已经通过成为纯粹的辩证而开始了自己的旅途,没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了。理智并没有支配其他的事物。一个柏拉图、一个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接受了对于现实的剪切,他们在语言中发现了完成的现实:“辩证法”,与“思辨”、“交谈”相关,同时意味着“对话”和“分配”;一个辩证法,就像柏拉图的辩证法那样,它同时也是一个对话。

在这个对话中我们力求首先要对话语的含义,还有根据语言的指示而对事物进行的分类达成一致。但是迟早有一天,这个模仿语言而有的观点体系必须让位于一个准确的知识,这个知识由更准确的符号表达出来;于是科学通过准确地把物质当做对象,把实验当做手段,把数学当做模型,而建立起来了;因此,理智达到了物质性的完全深化,因而同样是自己的深化。

早晚会发展出这样一个哲学,这个哲学摆脱了词语,但是从基本的、社会的知识来说,这次是为了以数学的相反含义而行,是为了强调直觉而不是理智。因此,在直觉和理智之间变得紧张的语言仍然必须要继续存在。事实上,语言仍然是它一直的样子。语言承担着更多的科学和哲学;同时它还继续完成着自己的功能。与语言相混淆的理智,有着语言的不精确性的理智,只能在科学上变得明确:因为科学占有了物质。直觉让语言感觉到了自己的影响,直觉想要在哲学上有所扩大,想要变得与精神共存。然而,在它们中间,在孤独思想的这两个形式中,存在着公共的思想,这种思想首先全是人类的思想。语言继续要表达的正是这种思想。它充满了科学,这也正是我想要的;但是科学的精神要一切事物在所有的瞬间,都应该被质疑。语言需要的则是稳定性,它向哲学敞开大门,哲学性的精神与无尽的革新和新发明相处得很融洽,这些革新与发明是事物的本质,并且词语都有一个确定的含义,一个相对固定的约定价值;词语不能表达新事物,除非作为古老事物的重新排列。

我们经常地,甚至有可能是轻率地称这个逻辑性的保守者为“理性”,这个保守者支配着公共的思想:对话与保留其实很相似。对话就是在保留之中。并且,对话行使着一个合法的权力。事实上,从理论上来说,对话只能建立在社会生活的事物之上,并且社会的主要目的是在宇宙的流动性中嵌入特定的固定性。同样的社会,同样合并的小岛,一个在那里,一个却在未来的海洋中。这种合并同社会生活一样是完美的,不过社会生活更理智些。一般的理智,是一种合理地安排概念、得体地运用词语的机制,因此它必须要有助于社会生活。作为理智,从狭义来说,是精神的数学功能,负责关于物质的认知。当我们说一个人是理智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尤其要想到的。我们通过这句话知道理智具有灵活性,它能非常容易地把日常的概念融合在一起,从而得出可能的结论。

我们并不承认一个只具有理智的人就能解决科学的问题,而在科学上准确的理智却变成了数学的、物理的、生物的精神,并且用更恰当的符号替换掉了词语。我们应该从哲学的角度用更强大的理由来禁止它,然而重新提出的问题不会再仅仅属于理智了。但人们明白了理智的人在这里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这就是我们首先要提出异议的地方。我们把理智提得太高了。但是我们已经很中庸地评价了“理智的人”,他看起来能巧妙地谈论所有的事物。

巧妙地说话,灵敏地批判。不论谁为了走向事物,为了在

事物中找到自然的衔接,为了从实验上钻研一个问题而摆脱了语言,他都清楚地知道精神行走会不断遇到意想不到的事物。

除了适当的人类领域,我想要说,社会中那些看起来是真实的东西其实几乎从来都不是真实的。大自然很少关心怎样使得我们的对话更方便。在具体的现实与我们先验地重建的现实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差别啊!然而,一个只具有批判的精神却遵循着这个重建,因为它的角色不是在事物上工作,而是评价别人告诉它的事情。除了把别人提供给它的、从事物中提取出来的解决方案,和那些自己用日常观念而组成的解决方法,即用保管着社会思想的词语作比较之外,那么这个精神又是如何去评价的呢?还有,精神的判断又意味着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再探究,否则,它就会扰乱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