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软”中有“硬”的国家文化建设才是有效的。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背后的“硬道理”如何才能真正“硬”起来呢？
任何文化研究都必须考虑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研究也不会例外。就“软实力”概念本身而言，当约瑟夫·奈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时，其内涵主要包括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等，而不管是他强调的“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吸引力，还是讲可以实践的价值观乃至于强调具有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都是基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方针，都是强化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具体策略”。而这样的表述和意图，与今日中国“所强调的文化力量，在表述动机和传播语境中都有很大不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强调国家文化实力，并不是建立在约瑟夫，奈的叙述背景之上，而是建立在我们国家的现实发展的境遇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在今日研究文化软实力，应该首先注意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立足点的问题。
研究文化软实力，应该立足于我们今天的当下实际，而不是立足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文化历史，或者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现代文化中有关的诸多表述。所以，仔细梳理“软实力”概念在西方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以及从中国的历代文化典籍中寻找类似的表达与传承，只具有有限的意义。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从今日我们面临的问题出发，将古与今、中与外的有关文化资源统统纳入视野，在“拿来”的基础上进行仔细的甄别、择取，这样我们的研究才会更有现实针对性，也才能获得更切实的成果。比如，我们建构文化软实力体系时势必会考察到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考察到孔子的当代文化形象，那么，我国目前从国家决策者到普通民众是怎么看待它们的，海外汉学界以及国外我们那些竞争对手又是怎样理解它们的？我们今日应该建构起来的是什么样的儒家文化和什么样的孔子形象？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只有在古今、中外打通的开阔视野中才具有更大意义。我们目前用来强化“软实力”的一些基本内容（包括文化符号、文化价值），其本身的可靠性、说服力和“魅力性”都值得再反思、再检讨，例如“孔子、长城、诸葛亮、鲁迅”这些文化符号的魅力在什么范围内是有效的？是否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无可争议？有没有一个“魅力”的有限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作答，面对的就是中国的直接现实，解决的是中国的实际文化问题，而非其他。
第二是我们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资源”问题。
“在既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几乎是国家决策者和学者们的共识，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什么是“既有的文化传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关系到我们对新文化在特质、内涵、目标等方面的考量，关系到对我们既往历史中形成的文化传统的全面认识与评价，也关系到我们今日研究的心态、方法以及视野的广与狭，所以，在考察目前对文化软实力的思考成果是否有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时，我们非常有必要重点探讨一下“既有的文化传统”的所指问题。
从中国目前进行的文化外交（包括那些“中某文化年”，我国演艺界在国外的演出，以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等等）来看，我们用以向外国受众展示、说明的中国文化多是中国的古代传统文化，其内里是“靠意会而不借助言传的体知的思维方式，强调同一性忽视特殊性的尚同思想，以道德为本位的价值观念”。在从学者们的思考与研究来看，“既有的文化传统”包括以下几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既有的文化传统”指的就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以为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重返古代，从那些文化典籍中寻觅可以转化成今日新文化传统的精髓。第二种观点认为，“既有的文化传统”包含的是迄今为止所有出现在中国历史中的文化传统，这就包括了中国古代、近现代（指晚清尤其是五四以来至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以及当代（指改革开放30来年这段时间）社会中我们所有的文化创造。但是在这种观点之下，对于近现代以及当代社会的文化在建构新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参与其建构等问题上，还存在诸多分歧——在大多数人眼中，古代文化传统是最为重要的源流，是可以依靠的大树，而近现代以及当代最多只具有点缀性意义，所以在理论描述中，对后者大多只是稍微提及而已，在具体阐发中，对后者的文化传统到底为何，它们与古代、西方的差异，以及其对当代文化建构的启示意义等问题，则往往语焉不详。其次，有学者认为，虽然“现在参与塑造当今中国及其未来的主要有三种‘源流’：一是三千多年以来的传统历史文化，它主要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精神和价值观念层面起作用；二是遭遇西方一百多年以来的启蒙和革命的文化，它主要在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架构层面起作用；三是近二三十年以来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文化，它自然主要是在经济和物质领域起作用，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但是，由于我们身处“近百年的激烈否定传统”之后，所以，“当务之急还不是所谓‘通三统’的问题，而是‘致中和’或‘执两用中’的问题，即注重两端，在‘三千年’和‘三十年’的两端中寻找中道”，“优先考虑‘三十年，和’三千年的汇流”，认为“这种‘三十年’和‘三千年’的汇流也即是古今的汇流、新旧的汇流、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汇流”。在这段表述中，存在一系列可以商榷之处：“遭遇西方一百多年以来”的文化是否是“启蒙和革命的文化”？对它“主要在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架构层面起作用”的指认是否准确？这近百年是否真的就是在“激烈否定传统”？事实上，上述三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而对已经过去的百年的文化性质的评定，最终影响到了该学者对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基础的判断。
在以上两种观点中，最关键的问题出现在这里：第一，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我们重返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是否就能获取进行文化创新的足够多的资源？第二，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是否就是“激烈否定传统”？它与古代文化传统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对今日中国的文化创建，它是否已毫无意义，至少没有足够充分的意义，以至于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三千年”传统文化的汇流？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不足以提供我们重构新文化传统的依据和资源，在今日中国，我们非但不能忽视、省略掉对中国近代尤其是现代形成的文化传统，反而应该特别重视对中国现代文化传统的当代价值的考量。
如果我们认同软实力研究的“硬道理”在于中国文化内部的真正发展，那么，我们就不能一厢情愿地一味宣传中国古代。试想，当我们试图表明中国文化的“魅力”的时候，我们只能反复请国人以及外国受众去欣赏我们过去的文化，尽管对方也许都同意那段文化的灿烂与辉煌，但问题是，我们现在还能回得去那个时代吗？我们现在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又有什么特征？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问题，只能说明我们与当今时代存在巨大的隔膜，而我们这些当代文化人，并没有将我们优秀的古代文化传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从根本上说，这足以证明我们文化创新能力的薄弱和当代意识的极度欠缺。我们应该改变老是述说“我的祖先比你阔得多啦”的阿Q形象和心态，踏踏实实立足当下，面对当下的文化问题发言。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更有必要关注的恰恰是被一些学者忽略的现代中国的“新文化传统”。
其实，中国现代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一样，其诞生时的反叛姿态以及随后形成的诸多特质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假若传统或传递的唯一形式只是跟随我们前一代人的步伐，盲目地或胆怯地遵循他们的成功诀窍，这样的‘传统’肯定是应该加以制止的。我们曾多次观察到涓涓细流消失在沙砾之中，而新颖总是胜过老调重弹。”所以，从根本上说，“传统并不能继承”，如果我们要获得传统，就“必须通过艰苦劳动”，而最首要的就在于，我们必须有包括“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的感觉在内的“历史意识”。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史上的人们正是秉承着这种历史意识，在对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反动中建构起了符合中国现代史的文化传统，但是，即便是最激进的反动也没有能够真正取消它的意识深层里对传统的承担，反动中的承担和承担中的反动便是中国现代文化之于传统的复杂关系。所以，当我们跳出古代文化传统先赋的崇高地位，立足于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化，去仔细考察中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这近百年里形成的中国文化绝非能用一个“激烈否定传统”就能认定的。那种说法尽管是一种非常流行的“知识”，但是它不仅遮蔽了中国现代文化本身的丰富与复杂，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导致了一种“文化断裂论”的出现和流行，使得中国现代文化的出身和立世之本显得晦暗不明，使得一些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常常”“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类似原罪感的心情”，更使得我们感觉失去了文化之根，而失语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和自身生存体验的日益钝化。所以这种流行的“知识”洞见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激进特质，却也使一味跟风的人们盲视于中国现代文化与古代传统文化的复杂纠缠关系。现在，我们有必要强化这种认识：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不仅不建基于全盘推翻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之上，而且还是后者的现代延续，在修正与被修正中，中国文化传统依然延续着生机，体现出活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从中国的文化实际出发，我们有必要重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尤其是并未割裂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化传统。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洞见，可以为当前国家软实力建设提供丰富的古代经验，而在对现代中国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伦理发展史的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总结出具有当代启示意义的“现代文化遗产”，为当前国家的软实力建设提供丰富的现代经验。古代经验和现代经验二者同样重要，不可偏废。
此外还有一个西方文化传统的问题。
当我们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传统的重要意义，并试图对现代文化传统的当代价值进行阐释时，我们毫无疑问会遭遇到一个问题：怎么处理与之密切相关的近代西方文化传统？在许多研究文化软实力的学者的视野里，由于有了对中国现代文化传统有意无意的“盲视”，近代西方文化传统是几乎没有出现的。与之相应，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他们往往会将中国传统文化提升到足够高的地位，以实现其与西方文化软实力的对抗。我们认为，对近代西方文化传统的忽视是不明智的，采取对抗姿态是不可取的。
中国现代文化的创立者们，在择取与继承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同时，沿着16世纪以来的先行者的足迹，继续“开眼看世界”，各自以独特的姿态“走向”各自所认同的“世界”，而其目的，从文化层面来说，无非是与中西方的文化传统进行对话，介入这两种传统，并对之进行整合，以探讨在当时建设中国文化的路径。在这种艰难的探讨过程中，他们与作为对象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以及近代西方文化传统在视界上实现了融合，并在事实上产生了新的文化传统。
因此，今日的我们研究文化软实力，不仅要努力发掘现代传统中具有世界普适意义的那些文化的魅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必要采取与外部世界的“对抗”姿态，而应该在反思近现代以来中西、古今文化传统的对话方式、对话效果的基础上，积极建设开展“友善的对话”的平台，将古今、中西的文化传统都纳入建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资源体系，建构适合当今世界情势的软实力理论以及评价体系。
（与杨华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