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同我们今天对“中国文化”的阐述和读解已经从抽象的整体进入到了具体的门类与区域一样，中国各民族、各区域的文化发展问题早已不仅仅是一个笼统的总体规划问题，而是不同形态与不同区域各自开拓具体的生长空间的问题。长期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居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中心，它制造和维护着这一中心的主流文化，而巴蜀却一直偏居于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外围地区。这两个区域之间的文化联系，正可以呈现当代中国区域文化发展的一系列典型环节。
今天，所谓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中，“首善之区”的精神示范作用常常被人们论及，不过，在我们看来，“首善”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区域的精神高度，根本原因还在于它无与匹敌的文化中心地位，“首善”的意义其实就是作为国都的文化中心的意义，换句话说，北京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意义就生动地体现在“首善”的内涵与功能上。
“首善”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儒林列传》：“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日校，殷日序，周日痒。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劝善、教化，这就是中心文化与主流文化义不容辞的责任。所谓“由内及外”也就是主流文化自中心区域向外围辐射传播的过程。又有云：“朝廷尊而后成其为邦畿，可为民止，故日：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会极会此，归极归此，此谓之首善，非他之通都大邑所得而比也。”这里所描绘的则是“首善之区”作为中心区域的凝聚与汇集功能。
作为文化中心的“首善”意义，最基本的描述应当说就是此两种：文化的汇聚孵化和辐射传播。
除了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开放姿态，北京作为文化中心辐射力量也是巨大的，而且这样的文化辐射还具有随着主流文化本身的发展而持续保持势头的机制。在传统中国社会，在历代政治权力的控制下，儒学成为了我们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成为京都的北京自然成为了封建礼教和专制皇权最坚固的文化堡垒。另外一方面，在进入近代社会之后，随着传统文化的式微，外来的与新兴的文化也在努力通过占领这一文化高地而扩展自己的影响，传统与反传统，正统与反正统，保守与开放，种种文化力量都在北京的舞台上角逐着。标志着现代文化诞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端于此，并辐射到了全中国。历史转换了，政权嬗变了，但漫长历史所积淀下来的“中心”地位依然让北京又一次领风气之先，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策源地。
文化中心的“首善”意义的特征还体现在北京这一区域特有的精神气质、人文个性乃至日常风俗之中。
传统中国文化是以现实的“政治”文化为中心构建起来的，这便给作为文化中心的“首善之区”造成了相当深厚的政治意识。直到今天，在关于北京人精神气质与个性特征的描述中，我们仍然可以读出大量的政治关怀与社会责任来。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北京文化性格中的政治关怀又混合了华北平原的燕赵文化圈所特有的豪侠坚韧与慷慨悲凉。无论慷慨悲凉的气质在后来的历史流变中遭遇了怎样的修正，但却获得了中国文人不断的品鉴和彰显，成为了精英知识分子反复描绘和提炼的一种的文化传统，晚唐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云“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宋人黄裳《安肃军建学记》谓“燕国多悲歌感慨之士，遗风余俗犹有存者”，金人段克己《送李山人之燕》自称“每遇杯酒间辄击节悲歌感慨泣下”，元人刘因《吊荆轲文》道“古称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余不忍负此言也，故投文以吊焉”，明人黄佐《北京赋》称此地“固多彬彬文雅之士，而感慨悲歌者亦任侠而成群”，清代魏裔介《畿辅人物志序》中写道：“余尝读司马迁《史记》，至西山作歌、燕市击筑、乐毅报书、虞卿弃印，诸如此类，未尝不掩卷而泣。乃知古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本为天性所近。地居东北，为阴阳风雨之会，左沧海而右太行，山川激宕，郁为人物者，代有英灵，不可销歇。”敏锐的现代作家郁达夫更在北京的季节中读出了这样的精神气质。
除了政治文化的发达之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另外一个显著特色便是伦理道德文化的高度成熟。北京作为“中心”与“首善”的文化积淀同样包含着一种源远流长的人伦礼仪传统。特别是经过满清王朝的制度性推动，这一礼仪文化传统更潜存于老北京人日常生活当中，成为他们文雅和沉稳的生活形态。一系列繁文缛节曾经构成了老北京人生活的经纬。梁实秋在《北平年景》详细地描绘了北平过春节的风俗礼仪，诸如“祭祖先是过年的高潮之一。祖先的影像悬挂在厅堂之上，都是七老八十的，有的撇嘴微笑，有的金刚怒目，在香烟缭绕之中，享用着，这时节孝子贤孙叩头如捣蒜”。还有“除夕之夜，院里洒满了芝麻秸儿，孩子们践踏得咯吱咯吱响，是为‘踩岁’。闹得精疲力竭，睡前给大人请安，是为‘辞岁’。大人摸出点什么作为赏赍，是为‘压岁’”等等。应当说，在老北京人繁琐的礼仪文化中，这都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
与北京文化长期居于民族“中心”的状态不同，巴蜀地区一直居于中国文化的“外围”，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与“中心”迥然有别的文化特征。
以巨大的盆地环境为依托的巴蜀地区，无论是距唐代的长安，宋代的开封、杭州，元、明、清的北京，还是距离现当代南京和北京，都可谓是路途遥远。与全国的其他区域相比，西南片区缺乏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加之地形四塞，交通不便，故难以问鼎中原，更无缘一统华夏。盆地的封闭使巴蜀游离于政治核心区域之外，成为远离王化的“西僻之乡”。
不过，政治的贫弱却难掩其经济的富足。巴蜀位于长江流域的上游，以稻作为主的农业经济发达。冬暖夏凉的温润气候适于农作物生长，加之岷江、沱江、金沙江等几条河流的冲积灌溉而成的膏腴之地，所谓“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天府之国”的确名不虚传。宜人的气候和自给自足的经济又无形中加剧了盆地生活的封闭，植根于盆地之上的巴蜀文化自然也就具有了封闭和自足的气质。因此，在中原文化辐射区域的外围，巴蜀文化形成了自己一系列独特的文化品格与追求。
与北京文化承续黄河流域的殷商王脉之风不同，古巴蜀文化属于长江文明的一支，它在很早的时期便体现出了与中原文明、北方文明所不一致的“异类”特征。以充满谜团的三星堆与金沙的青铜文化为例，它们的精神观念和审美情趣等方面，都十分鲜明地体现出了巴蜀地域的文化特色。
青铜礼器在中原文化中用途广泛，常用于祭祀礼仪，作为强化统治权力的手段。北京地区出土的礼器整体上抽象、沉重、呆板，给人一种威压之感，透出一种居高临下、不露声色的王者之气。北京青铜礼器无论是器型还是纹饰都是承袭商周之风，如商代龙凤纹铜罍，周初燕国伯矩鬲，周初燕国堇鼎，战国燕国龙凤纹兽耳铜方壶等等，多沉稳厚重之感，少轻率之风。与北京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不同，巴蜀青铜器对人物和动物造型情有独钟，比如青铜鸟、铜蛇、铜龟、蟾蜍等动物千姿百态，其铸造和雕刻手法生动活泼，给人一种栩栩如生的亲切感，充满了诗意的想象和动感的浪漫。如青铜立人像的冠帽就极富想象力，金沙立人像的冠饰和太阳神鸟有异曲同工之妙，发射出强烈而夸张的动感。如果冠帽反映出古蜀人跳跃的形象思维，那么青铜立人像则更加突出了蜀入神秘的幻想力，那双虚握的手，那个环抱举物的姿势，所握何物？至今仍是一个谜。而青铜纵目人面像则是一个人鬼神的结合体或者更接近于非人间的神怪。在这种原始的粗犷俗野的风格之外，巴蜀人也对细腻之美投注了热情。其中的许多人像在圆雕的同时还进行线刻。耳垂钻孔，嘴唇、眼眶与耳朵等处均涂抹着红色朱砂，奇异的中分发式像一本摊开的大书，长而粗的发辫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也透出古巴蜀人特有的审美情趣。
的确，对抽象礼乐观念和繁琐礼仪制度的不以为然和对世俗生活的热爱真可谓是巴蜀文化的一大景观，并直接影响到了巴蜀宗教文化的选择。
与后来的北京文化对儒学及其封建礼教的拱卫相反，巴蜀历来是儒家封建礼教相对薄弱的地区。巴蜀作为道教起源地之一绝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一地区的区域精神与道教颇多暗合之处。道教最初源自原始宗教与民间巫术，而巴蜀地区鬼神观念特别流行，信鬼好巫的习俗为道教的创立培植了丰饶的土壤，神仙学说也在巴蜀盛行，人们希望通过修行和炼丹获得长生不老、逍遥自在的生活。“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当中原地区活跃着儒家礼治学说的时候，巴蜀地域却流淌着天人合一的道家风骨。渗透着道家之风的蜀学传统，尊重人的自然欲望，热爱生命，其自由张扬的个性、灵活变通的智慧俨然已成为巴蜀文化的性格气质。从司马相如的凌云之志到扬雄的“神怪茫茫，若存若亡”的玄思再到李白的求仙访道，莫不如此。与道教文化奇峰并起的是巴蜀的佛教文化，和中原佛教由官方引入不同，巴蜀佛教是从民间小道传来。巴蜀素有“大佛之乡”的美誉，全国10米以上的大佛雕塑巴蜀占70%；全世界“大佛”的前10名，巴蜀就占了5个，其中乐山大佛是最有名的一个。巴蜀大佛石刻艺术反映了巴蜀地区崇佛观念的深厚：注重现世功用，讲究实际生活。
由于受正统礼教的束缚较少，巴蜀地区的人文气质与民风民俗也与北京存在着许多的地域性差异。
与儒家礼仪文化长期熏染的文雅的北京文化相比，巴蜀文化更像一个天真的稚气未脱的乡村牧童。《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了巴地的文化性格“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巴人为人耿直，讲义气。”与北京人的雍容大度、自尊儒雅不同，《华阳国志》将巴蜀子民形容为“君子精敏，小人鬼黠”。自然，除了精明敏捷之外也多有悍勇之士，由于山险滩急的生存环境，培育了勇猛好斗的巴地子民，加之战争的频繁和人口的迁徙也影响着巴文化的走向，“巴渝舞”是巴文化尚武精神的体现。“下里巴人”是巴地的一种演唱艺术，与高雅的“阳春白雪”相比，则较为粗俗。老舍小说《鼓书艺人》写北平艺人方保庆抗战流亡四川，对当地低俗的民间说唱颇不以为然，这里所反映的就是一种深刻的区域文化的差异。
主流道德文化压力的相对轻负也影响了巴蜀人自由奔放、乐观旷达甚至离经叛道的个性取向。乐天知命与幽默调笑可以说就是巴蜀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从“安世民”“张官甫”等流行甚广的民间笑话到以喜剧为主要特色的川剧艺术，再到现代四川文学的幽默风格，我们可以读出一种与燕赵传统之“慷慨悲凉”颇为相异的人生旨趣。
儒学空气稀薄的西僻之乡，也极易诞生离经叛道的思飙风和行为。古有司马相如、李白与苏轼，到了近现代，更有一大批从儒学传统中走出来的巴蜀子弟身任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如反儒奇人廖平，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出版第一家近代报刊《蜀学报》并倡变法的宋育仁，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蒲殿俊、罗伦、张澜，还有现代革命家吴玉章，新文化运动中“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在新文学界，则出现无数灿若群星的反叛型的文学家，如郭沫若、巴金、李劫人、沙汀、艾芜，等等。
国都重镇、正统“中心”、“首善之区”让北京文化包裹在一层浓厚的礼仪秩序之中，而充满民间朴野之气的巴蜀地区则相对更容易见出生活的自由与洒脱，就连建筑也多少呈现出一种“随物赋形”的自然风尚。
四合院和胡同是北京市民的居住形态。正如汪曾祺在《胡同文化》中指出的那样：“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这种方方正正，四平八稳的居住方式反映的是北京文化安土重迁，成熟稳重的区域性格。巴蜀之地则以川西民居和古镇建筑为主。与北京胡同的封闭和对称格局相比，川西民居不讲究严格的对称，相对灵活自由，院内或屋后常有通风天井，形成良好的“穿堂风”；院落中的天井与沿街檐廊，为左邻右舍交流提供了方便。川东的吊脚楼也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作家黄裳在《重庆旅感录》中惊叹就这里建筑的奇特：“或沿坡支屋，逐渐斜下。或坡下作悬阁，其上架楼二三层，以超出地面，故他处出门必须下楼，而此地上楼乃得出门。”
区域性是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区域的差异恰恰是不同文化彼此对视、相互借鉴的前提。没有其他区域的文化参照与文化支持，任何一个区域的文化都不可能独立存在和发展，对作为“中心”的区域如此，对作为“外围”的区域依然如此。
处于燕赵文化圈中的京津卫等城市，曾共同作为统一王朝管辖下的北方县郡，北京不是凭一己之力定鼎，在它的背后站立着更多的城市，众星拱月般地将它推至政治舞台的中央，成为京师文化的外围和畿辅重地。以天津等几个城市为例，《畿辅通志》载：“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九州万国贡赋之艘，仕官出入，商旅往来之帆楫，莫不栖泊于其境。江淮赋税由此达，燕赵渔盐由此给。当河海之冲，为畿辅之门户，俨然一大都会也。”
北京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互动也有不可抹杀的历史痕迹，远在古代就有文人包括北京地区文人入蜀的现象存在。如唐代幽州诗人卢照邻游历成都山水名胜，于蜀中生活了十多年；高适任剑南西川节度使长达6年，为蜀中稳定献力；北京人贾岛安眠于瘦诗亭……当然，文人入蜀，本身也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突出表现。在一个文化专制的社会，精神文化依附于政治权力，文人的宦游之地不完全由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加以选择，其中也多有中央政府的明令决定，自古文人入蜀不仅是文化行为更是政治行为，文人大量入蜀与中央政权试图加强对巴蜀地区控制有关。
巴蜀文化与北京文化更为直接和强大的互动与交流则出现在抗日时代。当抗日战争将西僻之巴蜀变为躲避战乱和民族复兴的大后方时，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西迁，巴蜀这片被人遗忘和冷落得太久的乡土才第一次被凸现于文化的前台。在重庆成为战时陪都之后，国民政府确定了以建设西南为重心的经济方针。与工业西迁同行的是教育的大转移，教育中心由东北向西南发生位移。战前四川仅有4所大学，抗战后迁入的外省高校竟达48所，100多个科学文化机构也随之迁入。据孙本文统计，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新闻出版中心也从上海、武汉等城市迁入重庆。
巴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化“入蜀”打破了中国文化不平衡的分布格局，而抗战更以强制的方式打破了中国文化固有的格局：传统文化的中心北京陷落了，近现代文明的中心上海沦陷了，以巴蜀为中心的大西南却凸现出来。从省外流亡到大后方的异乡人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巴蜀之地充盈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情调，难怪重庆享有“小上海”的雅号，而成都则被称为西南“小北平”。文化中央与外围的交流与互动是不可阻挡的，抗战所造成的巨大的社会变迁，实际上是在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主题之中添加了中国各地区域文化彼此交流的新的主题。
“入蜀”带来了包括北京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与巴蜀边缘文化的交流，而“出蜀”则促进了巴蜀文化主动融汇于其他文化的过程。西汉文翁创办石室，派出巴蜀学生留学长安，蜀中才子蜀外扬，司马相如、扬雄、王褒、陈子昂、李白与三苏父子都是在当时中国文化的中心完成了自己最光彩夺目的文学生涯；清代“蜀中三才子”彭端淑、李调元、张问陶蜀外闻名；川剧怪才魏长生在北京跨上艺术生涯的顶峰；戊戌六君子的刘光第和杨锐为变法牺牲的头颅和鲜血抛洒在北京的土地上……进入现代更是如此，郭沫若、巴金、李劫人、沙汀、艾芜、何其芳、张大干、贺麟等文学艺术家，邹容、吴玉章、张澜、喻培伦、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革命家，廖平、吴虞等思想家，他们纷纷奔赴北京、上海、伦敦、巴黎……
备区域文化之间相互参照、相互交流的事实最终还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动态性。
在文化总是不断生成与生长的意义上，所谓的区域性也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动之中，包括“中心”与“外围”的定位本身。
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其文化的“中心”位置并非古已有之，在已经逝去的许多个时代里，它都曾默默无闻地自居于远离文化中央的“外围”。从夏商周到秦汉，中国政治中心经历的是从东北至西北转向的位移，即从位于黄河以北的殷墟——朝歌西迁至关中的丰镐。后来从隋唐到元明清，中国的政治中心又经历了一次大的转移，这才给北京文化带来了从“外围”变身“中央”的重大历史契机。辽金两代王朝定都，北京成为了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元明清定鼎北京，这里最终逐渐成为了全国的“首善之区”。
作为区域文化之一种的北京并非天然就具有文化中心与“首善之区”的优势与意义，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然而，在漫长的文化封闭特别是封建等级文化盛行的时代，这一文化“中心”在客观上却无疑占有了最丰富的文化资源，居于文化金字塔的顶端，并由此对其他“外围”的文化形成了某种深刻的压抑，甚至也造就了其他区域的几乎是绝对性的“中心”崇拜。在前述巴蜀地区的“出蜀”与“入蜀”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远在西部内陆的巴蜀文化人只有进入中心文化圈之后，才能赢得自己在文化界的声誉，否则就有可能将被淹没在文化金字塔的最底层，现代四川作家巴金和李劼人不同的文化命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两位四川作家均有大致相似的求学经历——先接受新文化，后留学法国，又都很早就表现出了文学创作的才华，然而在我们的文学史中，对他们的评价却长期差异明显，巴金因为直接进入了上海——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汇入新文学的主流而声名显赫，成为传统中国新文学史六大主将之一，而李劼人却因为早早退回蜀中、与文化中心相隔离而使其文学才能一再被遮蔽，李劼人的重新评价也是到了传统的文化金字塔观念受到冲击，而区域文化的独特价值获得受到新的重视之时。这就是中国文化金字塔的不平等性：在数千年政治中心文化格局的影响下，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以政权为中心的文化圈向外围单向度辐射的，处于政治中心的少数城市掌握了绝对的文化的资源，其他边缘区域的文化无法与之平等对话。
传统的文化金字塔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各区域文化尤其是居于文化“中心”的区域自我反省的追求，更与今天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时代要求相背离。全球化与现代化所呼唤的文化建设恰恰是不同区域的个性的彰显，是在各自区域个性不断彰显意义上的更平等的对话与互动。一个严格的等级结构显然并不利于各民族与备区域文化的共同繁荣与发展，中心文化的过分膨胀形成了对边缘文化的压制和排挤，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中国文化整体的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西部开发”的决策显然具有重大的文化战略意义。文化的“西部开发”决非简单的扶贫，它同时也意味着文化的再发现，意味着其他区域尤其是长期被漠视的西部文化意义的再一次生成与成长，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单一的文化中心的概念有必要适当加以削弱，备区域文化之间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必须加强。未来中国文化的繁荣有必要呈现出多个文化的中心并立发展的态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文化应多一些“外围”心态与他域的关怀，不能以“唯我独尊”的中央姿态高踞其他区域文化之上，如何平等地汲取其他外省文化的优长是未来北京文化持续发展的动力，就像它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那样。而像巴蜀文化这样的“外围”文化也应该增加自主自强的“中心”心态，充分发挥区域文化的独特个性，多一些承担意识，多一些“全局”观念。总之，“中心”与“外围”的不断的交流互动，这正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式。
（与张敏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