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学就如同中国现代诗歌艺术本身一样，已经走过了将近100年的历史，但是，相对于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诗学而言，100年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因此，今天的人们承认这一诗学体系尚有若干不够成熟甚至粗糙简陋之处，也并不是一件多么丢人的事，重要的在于，我们能否对这些影响中国诗学理论成熟的因素有一个清醒而自觉的把握，从而逐渐在简陋的现状中成长壮大起来，并最终完善我们自己的诗学思想。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诗学建设必须克服三大难题。
其一是必须抛弃将中外既成的诗学体系引作我们思想基础的幻想。在过去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我们的诗学建设比较强调对中外诗学体系的梳理、借鉴和总结，仿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时代同步”，及时汲取西方诗学的最新动态，同时又尽可能地继承中国古典诗学的丰富传统，保持我们的“民族特色”，如此“中外融合”“古今会通”，的设想从表面上看确有它天然的合理性，但是问题在于离开了中国现代诗歌创作本身的事实，直接从其他理论体系中寻找资源的思维很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现代诗学建设的坚实基础。我认为，今天中国诗学建设中的若干不尽人意之处恰恰就来自于我们过分依赖理论的借鉴而忽略对诗歌史现象的细致把握。换句话说，正是我们急于完成的理论借鉴妨碍了我们认真切实的文学观察和思考，如何走出固有的“理论迷信”，这是我们能否切实展开现代诗学建设的首要难题。
回首中国现代诗学探索中那些有价值的部分，我们会越发接受这样的事实：离开了中国新诗诞生和发展的复杂事实，我们很难解释现代中国何以会产生一种区别于古代“诗话”的新的理论的兴趣，中国现代诗学是在新的诗歌创作的激发中出现的，并且首先就是由中国新诗的实践者来加以阐发的。最早的中国现代诗论都如同胡适的《谈新诗》一样，关注和解释的是“八年来一件大事”，因为“这两年来的成绩，国语的散文是已经过了辩论的时期，到了多数人实行的时候了。只有国语的韵文——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是丰富的文学的事实激发了理论家的思考的兴趣、解释的冲动和新的理论建构的欲望。中国现代的诗论家首先是为了说明和探讨关于诗歌本身的新话题而不是为了成为或古典或西方的某种诗歌学说的简单的输入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要理解和评价中国现代诗学，其根本的意义并不在于厘清影响着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的西方的诗学究竟为何物（尽管这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是现代的诗歌环境究竟给诗论家提供了什么？中国现代的诗论家是怎样感受和解释这样的环境？他们因此而产生了怎样的理论设计？或者说，在中国既有的诗论体系之外，现代的他们又发现了什么样的诗学的趣味、诗学的话题？在表达他们各自的这些看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怎样的一种新的理论话语模式？用袁可嘉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要关注诗歌理论在我们这个“空间”内部的有机生长的“蜕变的自然程序”，我以为，这才是真正构成中国现代诗学的“问题”。
对中国现代诗歌创作“问题”的把握是回答以上问题的基础，而对中国现代诗歌独立成就的充分肯定则构成了我们发现“问题”的基本学术信心。无论学界与创作界还有多少不同的声音，我以为得出这样的结论都是相当必要的：从中国新诗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来看，它无疑在一系列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一些区别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新的诗歌原则开始确立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大的方面：一是追求创作主体的自由和独立。发表初期白话新诗最多的《新青年》发刊词开宗明义地指出，“近代文明特征”的第一条即是“人权说”。从胡适《老鸦》《你莫忘记》到郭沫若的《天狗》，包括早期无产阶级诗歌，一直到胡风及其七月派都是在不同的意义上演绎着主体的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在于，这些于诗人自我的强调已经与中国古典诗人对于“修养”的重视有了截然不同的内涵；二是创造出了一系列的凝结着诗人意志性感受的诗歌文本。也就是说，中国诗歌开始走出了“即景抒情”的传统模式，将更多的抽象性的意志化的东西作为自己的表现内容。与中国诗学“别材别趣”的传统相比较，其突破性的效果十分引人注目；三是自由的形式创造。“增多诗体”得以广泛的实现，如引进西方的十四行、楼梯诗，对于民歌体的发掘和运用，以及散文诗的出现、戏剧体诗的尝试，等等。虽然在这些方面成就不一，但尝试本身却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中国现代诗学建设必须克服的第二个难题是寻找到一套能够有效描述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事实的基本语汇。今天，我们诗学建设的不成熟也充分体现为一系列基本诗学语汇的贫乏，要么取法西方，要么似是而非地借鉴古代，或者就是尚未形成自己的逻辑严密性。可以说，在这方面，我们遭遇了太多“他者”理论的干扰：首先是一般社会历史概念对于我们独立思考的代替，其次是中国古典诗学话语体系与西方诗学话语体系的对于我们新诗读解的干扰。前一个方面所造成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新诗，但却是在新诗这里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记。大概我们传统的小说史写作除了故事的交代以外，至少还有诸如“情节线索”“人物形象”“描写手段”之类的话可说，而诗歌（特别是抒情诗）除了语言几乎就一无所有，所以除了“音韵优美”最后也就只有到一般社会历史的概念中去寻找判断了，就这样我们得出了这样的一些结论：初期白话新诗的历史局限性在于它体现了一种浅薄的人道主义，胡适《尝试集》的问题在于它的“进步”的不彻底，而代表五四革命精神的是郭沫若反帝反封建的“天狗”……其实这都不是对诗歌艺术自身的认识。后一个方面的干扰同样也是相当严重的。因为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诗歌巨大成就的客观存在，作为对于这些诗歌史现象阐释者的中国古典诗学话语体系与西方诗学话语体系在不知不觉中也替代了我们对于中国新诗实际状态的细致体察，在对于或古老或外来的批评概念的“方便”的移用当中，我们渐渐混淆和模糊了作为中国新诗本身的许多性质。如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是不加分析地使用着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这些外来的诗学术语，也将用以描绘中国古典诗歌艺术追求“意境”作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泛用，这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新诗超越于古典美学追求的特质呢？
我以为，推进中国诗学建设的关键就还在于我们必须寻找和生发中国新诗发展史的内在“理念”。也就是说应当大力排除来自于“新诗之外”（不仅仅是“文学之外”与“诗之外”）的种种既有的概念的干扰，努力地在中国新诗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中清理其思路与方位，同时，这种逻辑又不是对于一时一派的诗歌史现象的简单认同，它应当是体现着诗家更高的眼光的一种理性的体制，因为只有这样的理性的体制才能避免我们陷入到对象的迷乱所构成的“陷阱”之中。当然，这样的“理念”绝对不是强加于诗歌史现象之上的“以论代史”，它就来自于中国新诗的内在运动，又更为丰富更为“原真”地负载着对象的复杂景观，从本质上讲，应当是中国新诗史现象的一种“别有意味”的自我呈现。
中国现代诗学建设必须克服的第三个难题是我们必须认真检讨和确立中国现代新诗的“标准与尺度”。尽管学术的追求是对历史现象的包容，但学术的包容与学术的标准却又是并不矛盾的东西，只有在一个相对清晰的标准的衡定下，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问题”和“意义”才能准确地呈现，而我们的中国现代诗学才有了自己起码的立场和方向。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诗学取得发展的关键环节就是一个“诗学标准”的问题。为中国诗歌发展拓新道路“三个崛起”归根结底是关于诗学的“标准”的拓新，是新的标准的出现为新的创作现象寻找到了合法性。当然，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回头来分析这些形形色色的诗学讨论，却又不得不说，除了驱除陈腐标准的积极意义外，中国当代诗论的诸多热闹却同时也展现了令人困惑与不安的一面：太多的体系，太多的术语，太多的似是而非的概念，太多的自说自话，而有效的交流与沟通呢？我们的认知是不是真的在彼此的分歧之后不断“垫高”了历史的层次？是不是所有的阐述都是出于“求真”而不是仅仅为了证明他自己的不同？我们讨论过的一系列诗学问题是不是不再有简单的重复？我们标准可以是自己的，但在所有的这些标准之下，应该还存在我们彼此认可的一个准则，这正是我们进一步讨论的基础，是我们共同的思想文化的平台。但问题也就来了，其实现代中国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成熟的属于现代文化的哲学思想体系，甚至我们也没有一个近似于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思想认同的平台，也就是说，真正能够支持中国现当代诗论又具有普遍认同意义的思想与概念我们实在还是相当的匮乏，于是中国现当代诗论家更可能由个体的意义的差异而走向了某种“不可通约”的现实，中国现当代的诗论会反反复复地重复和纠缠着一系列的基本问题而难以自拔，如“平民化”与“贵族化”的争论，“民族化”与“西化”的分歧，“个人化”与“大众化”的对立，“格律化”与“自由化”的歧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取舍，“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论剑，等等。中国现代诗论的这些基本认知体系的不统一使得我们失去了继续升华思想直达形而上境界的可能，在当代中国的今天，我们有了自己丰富多彩的“诗论”，却没有真正出现过类似于海德格尔的关于人的存在的“诗学”。中国当代诗论家常常在各自的概念范围内自言自语，尚未给我们展现彼此思想连接、共同构建“诗与思”“存在与诗”的辉煌境界。
以上三大难题，或许需要在一定的过程中才能加以解决，也或许并不能一并解决，不过，我相信，只要我们的理论构建中包含了其中的某些自觉的思考，哪怕是部分的思想的警惕，也会在整体上推动我们的诗学发展和诗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