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已经出现：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正在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前些年已经有学者预言过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如果说，作为学科学术所面临的挑战主要还是表现在学科的内部，属于与其他学术思潮的分歧和冲撞（当然也还有更大的社会政治的背景），那么对教学的挑战，除了目前教育体制的原因之外，其中相当大的力量则来自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课程最基本的接受者——广大的青年学生，应该说这样的力量是更令人忧虑的，因为来自接受者的阻力便是来自未来的阻力，通向未来道路的梗阻是最可怕的。接受这样的事实或许多少有些痛苦，但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却也是首先必须正视的现实，今天的教育必须认真严肃地回答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面临的挑战最明显的表现是在教学体制方面，对此，许多教育工作者都深有体会：为了适应文学院专业扩张与“面向就业市场”的要求，包括传统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都在压缩，至于许多文学院新设置的其他专业如电影、电视、播音主持、新闻传播、对外汉语等等，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更像是点缀了。这一局面已经极大地冲击着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固有的教学程序，所谓改“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中国现代文学”，突出经典作品的讲授，淡化冗长繁杂的历史过程等等，都可以说是在这一冲击下的课程调整。不过，根据我自己的实际体会，来自广大学生的某种冷漠态度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近年来，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的入学面试中，多次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选择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学生的回答中也常常直率而且相似：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时间不长，需要看的参考书不多，也无须诗文的背诵！相反，那种对于学科专业的激情和热望却很少看到。研究生的入学面试其实就是测试一个学生专业“入门”状态的很好的时机，目前许多院校的同行都有类似的感叹：现在青年大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专业兴趣已经远远不能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在那个热闹而激动人心的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几乎就是无数青年学生生存关注的中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动向似乎就是一个时代文化精英的动向，而这个时代的文化精英则引领和规划着青年的未来。《班主任》、《伤痕》、《人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朦胧诗、政论式报告文学……当下文学的每一次律动都仿佛是我们自己的心跳，甚至这“当下的当下”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不断将过去拉进现在，在1949年以前的土地上尽力挖掘“当下”的意义，于是，“自由主义”作家被平了反，他们的作品成为大众争抢的对象，鲁迅的意义开始重新讨论，而这种讨论也大大超越了鲁迅研究界的狭小范围，还有，那些曾经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名字，张爱玲、钱钟书……也会因为某些域外学者的论述而在整个青年读者群中迅速传播。
在那个逝去的年代，青年学子的真诚的热情来自于他们心目中一个明确的信念：中国现代文学与他们正在行走、正在思考的人生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根本上讲，在那个时候，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主要不是作为一种“学科知识”，而是自我人生追求的有意义的组成部分。鲁迅之所以并不遥远，之所以不会被大多数的青年学生挑剔“爱国问题”“家庭婚姻问题”乃至“艺术才能问题”，是因为他关于“立人”的理想，关于“任个人而排众数，掊物质而张灵明”的论述为一个“重返人性”时代的正常的人生目标作了理直气壮的张扬，“五四”作家的“问题小说”，婚姻问题、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劳工问题显然与六七十年以后的社会生活差异很大，然而，能够将自我“人生”当作问题的主体（而不是将国家政治目标当作问题的主体），这本身也足以激动人心了。文学研究会“为人生”，创造社有时标榜“为艺术”，但这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刚刚从十年浩劫的文化沙漠里探出头来的青年既需要“为人生”，也激动于“为艺术”。在文学作品之外，那个时代的学子还试图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隔膜，直接从中国现代作家的人生历程中寻觅现实的启迪，鲁迅的倔强，郭沫若的善变，胡适的温厚，蔡元培的包容，巴金的真诚，徐志摩的多情，萧红的坎坷……不管这些寻觅在今天看来有多么的幼稚，它们都在事实上强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魅力，造就和巩固了一个时代的“专业兴趣”。
今天的学术界，不时出现关于1980年代的批判性反思，说它多么的情绪化，多么的丧失了学术的理性，多么的“西化”，也许这些反思都有它自身的理由，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指出，正是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在内的学科讲授的某些“情绪化”，某些超越严肃理性之外的自我投入与倾情拥抱，在很大的程度上调动了青年学子的情感，深深地吸引了他们，将他们一步一步地带进了这一丰富的世界。
1980年代，许多人在情不自禁地表达：我喜欢中国现代文学，因为我的人生需要它。
是“人生”而不是“专业”（也许还应该加上“考试”二字）需要中国现代文学，我以为这是一个令人回味无穷的表述。
相反，是“专业”而不一定是“人生”需要中国现代文学，这却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事实。
我这里想提到的一点是，当众所周知的国家政治的演变挫伤了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是否也一并挫伤了这份热情背后的人生探险的激情？当知识分子经济地位的提高日益明显地与专业本位的守卫相互挂靠的时候，广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工作者的自我定位是否已经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来自于中国现代文学工作者的这种自我定位的改变既决定了1990年代以后的学术姿态，又最终营造出了直到今天的学科教育环境。
199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著作、论文，它们的选题与话语方式，中国现代文学工作者面对这些话题的精神姿态，都有哪些值得注意的调整？这无疑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作为学科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和一位大学教师从事具体的教学安排——诸如选择教材、设置课程、调整评价标准等等同等的重要。
应当说，近15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在学术的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充满激情却又难免空疏的1980年代比较，这样的发展伴随着关于“回到学术自身”“强化学术规范”的追求。这追求既是一种高深的学术境界，同时却又是知识分子“自我规范”的真切体会。在这里，我当然无意怀疑“学术规范”的积极意义，但是也想提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严肃的现实：就是在进入“学术规范”之后，我们的文学论文，再重现像当年王富仁、钱理群等“第三代”学人论著发表时的轰动情景越来越少了，所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其实更应该说是“文学的研究也早已失去了轰动效应”，学术研究日益成为一个狭小圈子里的“同仁们”关心的事情，这样的学术固然有它更加“纯粹”的一面，但也存在某种固步自封的危险。而神圣的“学术”之名则可能将一大群热情而幼稚的青年接受者推到“门”外——当我们所谓的“学术”已经不愿直接关注他们的人生烦恼，而且力避因为直接介入现实人生而有“功利化”之嫌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可能真的在试图走向它的青年学子面前变得“高深莫测”起来。在这个时候，便可能出现这样的现实：作为一种职业，或者作为一种既定的专业方向，我们自然还会选择中国现代文学，但是，作为人生的自然情感的一部分，却可能存在这样的困惑：我们为什么一定需要中国现代文学？这样的困惑具有代表性，也具弥散性，它在潜移默化中切割开了学科学术追求与个人人生关怀的内在联系，动摇着我们这一学科的“群众基础”。
对于正行走在“学术”之途上并且很可能乐此不疲的我们，似乎不必单就教育论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应当反思和检讨我们当前的学术方式，看一看它将会对整个的教育大环境构成怎样的复杂影响。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来看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或许会有一些新的思路。
首先，我认为除了继续探讨具体的教育教学措施外，如何在教学中主动打通看似刻板的学科专业知识与当下社会人生的内在联系应该是一个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内容。
在这方面，我比较认同一些国内同行加强文学作品阅读指导的主张，甚至认为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师应当要避免炫耀自己“深厚”的理论素养，我们所努力的是通过自己生动的讲述，引导学生及早进入到文学作品的广阔的世界当中，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大学基础课程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就不是如何解释现代文学或者现代文化现象的种种理论（西方理论），而应当是一个无限生动无限丰富的文学作品的世界。同样，在引导青年学生接触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重要的也不是西方意义的阐释学或者其他什么“学”的理论，而是“打通”那些“遥远年代”的文学表现与当下人生的连接渠道，让20世纪后20年出生的青年也能够从中发现自身人生问题的“影像”，一旦学生可以在某一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发现他们的自我，发现他们人生的某种启示，那么，这些看似遥远的产品也就融入了今天，也就有了生机，超越单纯的“知识”之后，一个学科的基础教育才充满了活力。
在打通学科专业知识与当下社会人生相互联系的意义上，我以为必要的历史梳理依然还有它的教育价值。在中学基础教育问题重重的今天，一个刚刚踏进大学门槛的学子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完整有效的历史概念，他们几乎所有的历史知识都是为了应试教育的需要，而应试的高度功利化与模式化特征已经决定了这样的知识有多么的扭曲和单一，而这些单一的未经追问的历史又常常附着于国家主义的逻辑当中，如果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仅仅专注于作品的阅读，那么势必与学生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历史概念发生抵牾和冲突，结果有损于相关知识的完整性。但我所谓的“历史梳理”也不是脱离文学文本的简单的现代历史讲述，那不仅容易陷入过去“以论代史”的窠臼，而且在目前的体制中时间也不允许。我的设想是，我们能不能在教学中探索出一种“向历史提问”的教学方式，在学生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引导他们对现代中国历史发展（文学史演变）中的问题发问，特别是通过这些独立的发问逐步清除那些源自应试教育的“未经追问”的国家主义的历史概念，让他们在学习中逐渐学会思考，学会用自己的独立思考来追问现代中国文化发展与文学发展的各种现象。如果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的渴望最终是中国现代文学走进新世纪青年学子的基础和桥梁，那么，因为作品阅读而生发出来的历史的追问则是激活一个未来学人的学术潜质的契机，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学术长足发展的起点。前者是在情感的深处解决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中国现代文学”的困惑，而后者则可以升华为“我们究竟怎样需要中国现代文学”。
在沟通中国现代文学基础教育与当下人生联系的时候，我以为部分“因地制宜”地处理教材也不失为一条值得注意的思路。目前的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各有特色，各有优长，但基本上走的都还是一种“大统一……大规范”的道路，不同地域的不同认同心态的学子都尽可能地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具有全国性普遍意义的文学史知识的灌输程序之中。作为“中国”的现代文学，这样的“统一”当然没有什么不对，在这里我也无意倡导大量编写乡土文学史，并作为各省高校的新的现代文学史读物，但我也想提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我们所谓的国别文学史，总是经过了一系列“去粗取精”的整合过程，而整合又都是在某种认识观念的基础上展开的，这样，受制于认识的局限，我们难免会在“去粗取精”的过程中把某些“精”也当作“粗”给去掉了。在最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中，我们不就发现了许多过去只能进入乡土文学的重要文学现象吗？仅仅以“偏于西南一隅”的四川为例，小说家李劫人、王余杞的小说艺术成就，诗人叶伯和作为白话新诗第一批作者的地位与价值，四川乡镇文化生态之于中国抗战文学的特殊意义，这都是一些值得在全国性的文学史中加以讨论的东西，如果由于视阈上的原因，他们暂时还未能够引起“国家级”教材的普遍重视，那么在中国地方高校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适当加以注意和突出，则有着特殊的意义。鉴于目前中国高校特别是广大地方高校生源的实际情况，在本地区学生占有相当比例的地方，通过对某些区域文学的重要现象的发掘和提升，无疑将唤起青年学子的较大兴趣与情感认同，这也是沟通“高高在上”、以京沪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人生现实内在联系的良好方式。当然，我们并不是“为区域而区域”，区域文学现象的最终价值还是置放在了整个中国文学的层面上加以讨论，这样的特殊教学最终是扩大了“普遍”讨论的意义，是对整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促进。
不仅如此，我认为，有意挖掘区域文化与文学意义的努力也有助于在未来形成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派”或者“教派”的雏形，“学派”或者“教派”的自觉追求其实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个性化发展的正常结果，只有在一种个性化的走向当中，“我们为什么需要中国现代文学”才会永远成为一个有趣而有深度的问题，而来自教育工作者的不断的自我提问则是吸引广大青年学子的最佳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