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指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在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必然趋势，并必然带来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及其全球多极化发展等结果。2000年9月，江泽民在千年首脑会议分组讨论会上指出：“经济全球化是随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现代科技的进步，先进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产生，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近十年来，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给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带来深刻影响，既有机遇，也有挑战。”然而，全球化并不等于“西化”，邓小平一贯认为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生活既存在全球化趋势，又存在全球多极化发展趋势。中国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技高新化已成为新全球化时代各国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多极化发展是全球发展的基本趋势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当今世界有多种发展模式。在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各国由于其自身独特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原因，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适用性的发展模式是不存在的。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全球化不等于西化，不等于单极化。冷战结束后，美、苏两极格局已经瓦解，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呈现多极化发展格局。
1．多极化发展理论的历史由来
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发展史。发展问题是各个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客观进程。但是，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研究，则是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主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
早期从事发展问题研究的学者都是西方学者。在社会学领域从事发展研究的研究者有斯宾塞（HerbertSpencer）、涂尔干（EmileDrukheim）等人；在经济学领域从事发展问题研究的研究者有亚当·斯密（AdanSmith）、凯恩斯弗里德曼（MilttonFrideman）等人；在政治学领域从事发展问题研究的研究者有马克斯·韦伯、阿尔蒙德等人。这些学者由于一直受到西方思想和文明的熏陶，因此，其发展理论都是西方化的，都是单线的，即以欧美为中心，对欧美的发展经验进行总结。他们在发展问题上主张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模式、道路，甚至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作为发展中国家仿效的范例和准则，促使它们向着这样的发展目标努力。所以，在西方学术界，“现代化理论”的内容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而是“西化”的同义词。例如，经济学领域的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工业化国家资本与技术的扩散，模仿西方发展进程而逐步摆脱不发达，实现“现代化”的发展。再如，政治学领域的发展理论认为，政治发展就是要实现自由、民主、法治与富裕，而民主的标准就是类似于英国的上院和下院议会制或美国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三权分立的分权制。
二次大战结束后，亚、非、拉一大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地位。独立后的新兴国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实现社会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然而，怎样发展？发展的道路在哪里？这些国家由于缺乏经验，往往把发展的思路瞄准西方，照搬西方的模式。于是，这些国家中大部分开始极力推行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制度，走上了一条“西化”的道路。他们把上述发展理论奉为灵丹妙药，因为他们相信只要按西方国家已经走过的康庄大道走下去，就一定能够像西方国家一样实现国家的发展。但不幸的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这些国家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许多国家政变频繁、内战不断，经济发展也停滞不前。与此相反，一些没有采取或没有完全采取“西化”道路的国家或地区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反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例如，中国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亚洲“四小龙”所经历的后来被称为“东亚模式”的现代化之路。这正反两方面的事例，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西方学者的发展理论。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了表现拉丁美洲激进主义思潮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这一理论猛烈地批判了西方主流派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目前的世界体系中，第三世界处于“边缘”，它们与处在“中心”的发达国家相比，具有依附性。因此，“西化”是走不通的，第三世界要取得发展就必须首先打破这种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公正、平等、发挥自己国家的长处和特色，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理念。
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整个西方经济出现低速增长甚至停滞现象，尤其是美国的实力相对衰弱，与此同时，日本和亚洲经济却迅速发展，亚洲“四小龙”异军突起。经济上的成就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加强了他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人们越来越认为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其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水平来探索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发展道路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
2．西方学者对多极化发展的反思
在西方学者中，塞缪尔·享廷顿教授首先从文明的角度论证了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而非普适性，论证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的观点。享廷顿认为，西方文明的核心内容包括：古典遗产——古希腊的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基督教等；西方基督教；欧洲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主义和市民社会；代议团体以及个人主义。“虽然个别地看，这些特征几乎没有一个是西方社会特有。但它们的结合，却在过去和现在都赋予了西方文明以鲜明的特征。与其他文明相比，这些观念、习俗、制度在西方文明中更流行。它们构成西方文化基本而连续的核心。”享廷顿认为，这些观念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社会能够在自身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有利因素。它们使西方文明具有独特性，也正是这种独特性而不是普适性，才是西方文明的可贵之处。
通常，非西方社会领导人在探索本国发展过程中，追求现代化而拒绝西方化。他们的目标可以用“体一用”与“和魂洋才”这两个词来概括。1994年沙特王储与伊朗领导人谈话时说：“只有精巧或高科技产品的进口是可取的，引进那些捉摸不透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是没有生命力的……对我们来说，伊斯兰不只是一种宗教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沙特想实现现代化但没有必要西方化。”日本、新加坡、沙特等都是现代社会，但没有成为西方社会。中国也正迈向现代化而不是西方化。
享廷顿认为，现代化过程既不需要也不会导致文化的西化。相反，它们促进了本土文化的复活和人们对它的信奉。在个体层面上，人们进入陌生的城市，社会背景与职业的改变打破了传统的地方束缚，人们感受到孤独与沮丧，形成了一种宗教常致力解决的认同危机。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从整体上加强了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增进了人们对自己历史遗产和文化的信心与肯定。这导致了许多非西方社会本土文化的回归。这种回归在穆斯林和亚洲社会表现得最为明显。伊斯兰复兴已经遍及所有的穆斯林国家，已成为这些国家中主要的社会运动、文化运动和知识分子运动，并一直在产生着深远的政治影响。事实上，到1996年所有穆斯林国家在价值观、习俗与制度方面比15年前更伊斯兰化了。在那些伊斯兰力量尚未形成统治力量的国家中，伊斯兰总是领导着反政府力量，整个穆斯林社会都积极反对自身社会的西方化。
东亚社会经历了一个与穆斯林国家类似的对本土文化重新认识的过程。他们越来越公正地进行东西文化比较。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和其他非西方社会一起，对西方社会繁荣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强大的军力和政治的稳定羡慕不已。他们从西方的传统与习俗中探寻成功的秘诀。当发现其中奥秘时，便将之应用于自己的社会中。然而，现在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东亚人如今已不再把他们经济的戏剧性发展归于西方文化的引进，而是归功于对自身文化的肯定。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变得像西方而是因为他们保留了与西方的差别。在某些情况下，当非西方社会感到某种自卑时，许多领导人便援引西方的自由、民主、解放与自决等观念来证明反对西方全球性统治的合理性。既然他们的力量现在已由弱转强，他们便称那些先前引进用以促进自身利益的价值观念为“人权帝国主义”。当西方大国衰落时，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也失去了吸引力。西方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非西方社会的能力在下降。从根本上说，世界大部分地区变得更现代，但更少西方化了。
随着现代化历程的不断迈进，非西方文明的国家愈来愈摒弃西方先前所鼓吹的普世文明观而回归本土文明。一个多极文明世界正在形成。享廷顿认为在未来世界里可能出现的主导性文明有：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及非洲文明等。代表这些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伊朗、印度、巴西、南非在国际舞台上正在或将要发挥越来越大的支配作用。
3．邓小平对多极化发展趋势的揭示
邓小平站在全球发展的战略高度从推进世界历史发展出发，深刻地揭示了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多极化发展趋势。
首先，邓小平揭示了在全球化的背后，存在着世界政治、军事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从世界历史来看，世界政治、军事依次经过了欧洲中心，由欧洲中心向美国中心转变，再由美国中心到多极政治格局并存的三大阶段。邓小平深刻地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同时，邓小平认为，当今世界多极格局的并存，并不意味着多极均势的形成。多极格局在力量对比上是不平衡的，存在着强势与弱势之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多极化并存的政治格局中处于强势地位，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弱势地位。邓小平于1989年就指出：“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对于世界政治、军事未来的发展趋势，邓小平非常乐观，他说：“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新全球化时代，政治多极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其次，邓小平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背后，仍然蕴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的趋势。邓小平一方面基于全球化趋势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另一方面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揭示了中国的发展要有自己的特色。他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当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百余年的工业文明所积累的财富和生产力，完成了产业结构的提升，向信息产业和洁净生产体系转变，推行“环境保护+经济零增长”战略时，它们以高科技生产为龙头，以全球化经济体系为主干，实现本国产业空心化，仍然能够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高额利润，保持其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和国民生活的高质量。但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其发展的主题是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而走向富裕。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中国要维护自己的发展权，决不可能通过经济零增长方式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必然通过不断创新，高速高效地发展经济，特别是抓住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产业梯度转移的机遇尽快完成工业文明的创建，才能使人民脱贫致富；并且，作为后发式赶超型现代化，中国要在全球后现代氛围中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化道路，没有高速高效的发展是不可想像的。从经济发展的特色来讲，邓小平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邓小平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明确指出：“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不能搞无政府主义。”
4．现实的世界是多极化发展的世界
冷战时代，美国与苏联各占一方，傲视群雄，形成在众多毁灭性核武器的威慑下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霸权下的和平”，然而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冷战宣告结束。苏联的解体也意味着二战后形成的建立在雅尔塔体制基础上的两极格局的终结。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我们可以发现，每次旧格局的打破与新格局的建立都是通过战争然后再谈判、召开和会实现的。但是，雅尔塔体制的瓦解却是通过和平方式进行的。因此，在旧格局的瓦解到新的相对稳定的新格局的形成必然要经历一段漫长的重组过程，而其趋势也必然是形成多个实力中心和边缘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