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王炽所从事的事业，乃是以充分发挥个人才智为特征的商业活动。成败利钝，全在一念之间，所以王炽不仅经商有道，而且敢于冒险、胆略非凡。
晚清时代，社会极不稳定，川滇一带出现了许多盗贼，人们生活不堪其扰。会理以北，昭觉、宁南之间，常常有数以百计的“棒老二”打劫过往客商强抢财物。因此，在这一带赶马行商，确实要有超乎常人的胆量。
王炽亲自上阵，赶马经商。头回出师，他便遇到了拦路土匪。面对这些“棒老二”，寻常的商贩可能早就吓得扔掉货物，逃跑了。但王炽认为，自己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得不畏风险。狭路相逢勇者胜，一个人若前怕狼，后怕虎，畏首畏尾，又怎能干成大事呢？于是，他从容自若地要求“棒老二”带他去见他们的头儿“曾么把”。王炽以过人的谈吐、处变不惊的风度和知难而上的胆力与气魄，让“曾么把”佩服万分，不仅保住了自家性命，还结交了“曾么把”这位绿林好汉，为以后自己赶马行商找到一个有力的保障。
从本质上讲，无论任何生意都有风险，如果没有风险那么这个生意必然也没有什么利润可言。做生意就是一种用钱赚钱的投资行为，没有不做任何投资就赚钱的生意，而事实上一笔投资是不是真能赚钱，要受经济形势、市场状况乃至政治局势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并不是预先就能看得十分清楚的，往往必须到最后才能见分晓。从这一点看，做生意真有些类似于赌博，生意场上的人把投一笔资金称为“押宝”，就是这个道理。
同治末年，川东道库急需向四川布政司解缴白银三万两而一时无法凑足。道署在重庆间川帮商界洽借，但无一家愿意借给。官员们情急之下找到天顺样，没想到王炽竞一口应承，并且不要利息。使官员们大为惊叹，认为天顺样胆魄超人，实力雄厚，信用昭著。
到了1900年，英、美、法、德等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出逃。到达西安后，亏空的国库无法负担其侈奢的生活费用，只得请西安天顺祥援助，王炽也一口应承。光绪二十八年（1902），慈禧从西安回到北京，天顺祥一如既往资助清廷。
此后，天顺祥深得朝廷信任，慈禧太后对王炽更加赏识，曾下旨召见，只因王炽有病未果。朝廷以“乐善好施，迭捐巨款”赏云南弥勒绅士“二品衔道员”，王炽三代“一品封典”，并建坊旌表。在封建王朝中，王炽以一介商贾能邀西太后之宠，在当时全国商界也实不多见。
凡事要敢争，敢于知难而上，如果凡事都没有主见，犹如任人摆布的木偶一般，那只能走在人后，捡到的也是一个个失败。为求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来，就要敢于冒险，正如赌博一样，既要有冒险的精神，又要尽力追求冒险的结果——利润。
但是，勇于知难而上并不是不计后果，更不是明知死路一条仍然“一条道走到黑”的胡拼乱撞。应该明白这个“难”能不能过去，这个风险值不值得冒，如果一旦失败是否有切实可行的“保障”。所以，冒风险决不是毫无保证的挺而走险，知难而上也决不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王炽曾说：“人活一世，都是在为功名利禄奔忙，做生意也无非是为了名和利。只要能够占其中的一点，这个风险还是可以冒的。”由此可见，王炽做生意、赶马行商是为了利，为国捐款是为了名。所以，王炽认为这些风险值得冒，而且自己也能撑得住。
在当今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个生意人，在决定知难而上承担风险之前，一定要尽可能地预先谋划好，准备好切实可行的“保障”。应该说，知难而上所承担的风险，其实也就是指那些经过周密谋划和安排之后仍不能避免，人力无法左右，同时有可能使计划受阻乃至前功尽弃的环节。因此，一定要谋后行动，事先做好周密的谋划，找到必要的“保障”，把所要承担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之内。
可见，一个人要成功，要成就非凡的事业就必须胸怀大志，有气吞山河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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