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著名谋略家成才故事(中国名人成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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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诸葛亮(3)

《三国志·蜀书》自诸葛亮及其子以下,有传者(包括附传)共有69人。其中有38人受到诸葛亮的提拔或重用。还有庞统、法正、许靖、刘巴、董和等五人因才智过人而受到他的称赞或推荐。在余下不曾受到他提升和推荐的人当中,除已去世的刘备的旧属(如关羽、张飞等)及诸葛亮死后新上台的新人外,所剩就无几了。

当然,不能说能够进《三国志·蜀书》传记的,个个都是优秀人才,但是能够进《三国志》的,应该是担任重要岗位的人物或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这却是个事实。这样一些人物,大多是诸葛亮所留意、物色、加以委任的,而他们的政绩,大多也是人们所称赞的,这不能不说是诸葛亮广揽人才的结果。

如果再综合《华阳国志》、《三国志》裴注、《季汉辅臣赞》等资料来看,诸葛亮用人范围之广,更是三国时期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了。

诸葛亮选拔人才、用人之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德才并重,着重于德。

诸葛亮本人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过人的才能,因此他用人的标准,就是在德才并重的前提下,更着重于德。他施政治国所任用的一批人,都是品行纯正的才智之士。如蒋琬、董允、陈震、郭攸之、姜维、杨洪、邓芝、王平、李恢、吕凯、射援等等。

正因为诸葛亮选择严格,蜀汉的人才虽然不如曹操手下“谋臣如云,武将如雨”那样多,但从质量上看,却要比曹魏高得多。

这一点,在夺取汉中时,法正就看得很清楚,他曾向刘备说过:“魏之将帅,比不上蜀国的将帅。”(《三国志·蜀书·法正传》)而直到蜀国灭亡,郭颁在其《世语》中还称赞蜀国的官员大多属“天下英俊”。

对于诸葛亮这种选拔人才的精神与做法,后代的学者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明代的方孝儒在《诸葛丞相论》中就认为,自秦汉以下为相者都不如诸葛亮。而清代的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把诸葛亮与曹操、刘备、孙权加以比较后,认为:就用人来说,曹操用权术来驾驭人才,刘备以他的挚诚来笼络人才,孙氏兄弟用意气相投来网罗人才。用权术驾驭可以说是一种机谋,用挚诚与意气都是诚心的表现。而兼有这三者的长处的人,只有诸葛孔明一人而已。

诸葛亮治国“开诚心,布公道”,用人重德讲才,同时兼蓄各类人才,他量才授任,扬长避短,也使用了不少有所短的智能之士,表现出用人之度。这一点,将在下文专节叙及。

2.取人不限其方,不以资历出身为限。

诸葛亮选拔、使用人才,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不讲资历和门第,而是以“德才”为标准,以才干为依据,这些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就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来说,只要看看刘备集团中各级官僚机构的人员组成情况,就可以明白。

在以刘备和诸葛亮为首的蜀汉统治集团中,有很早就跟随着刘备东征西讨的北方旧人,如关羽、张飞、赵云、孙乾、简雍等,又有在刘备占领荆州后,跟着刘备入蜀的荆楚人士,如庞统、蒋琬、陈震、马谡、向宠、黄忠、张南、冯习等,还有原为刘璋旧部的益州人士,如法正、李严、吴懿、费观、董和、程畿、张嶷、马忠等,甚至还有从敌对国归顺过来的,如姜维等,这些人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不管来自何等地区,参加蜀汉集团无论先后,只要忠诚于“复兴汉室”大业,有一定的才能,诸葛亮都尽量录用,尽力发挥他们的作用,公正地对待他们,甚至让他们担任重要的官职,处于显要的地位。这种选士授职不以主观色彩和从狭隘的本派私利出发,而是着眼于整个集团利益的作风,表现了诸葛亮杰出的政治家风度。

诸葛亮擢升官吏,不讲资历出身,不计门第,对于有卓越才干和特殊贡献的人予以破格提拔。他认为“亘木出于幽林,直士出于众下”,因而他处处留心,时时注意从下层官吏中发现、选拔人才,破格提升了不少有才能、有功业的新人。

巴郡人张嶷,出身寒微,刘璋时只是个下级官员,诸葛亮发现他“识断明果”,并有“忠诚之节”,提拔他为越巂太守。张嶷到任以后,在处理本郡复杂的民族关系方面,显示了他灵活机动的领导能力,在贯彻诸葛亮“安抚”的民族政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巴西郡人王平,出身士卒,手不能书,文化水平很低,原是曹操手下小军官,刘备征汉中时投降刘备。由于他“遵履法度”(三国志·蜀书·王平传》),实践经验较丰富,在街亭之战时立了功,诸葛亮提拔他为讨寇将军。在日后诸葛亮北伐等战役中,他也屡立战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杨洪原是犍为太守李严手下的小吏,当刘备北攻汉中急需援兵时,诸葛亮向他征求意见,发觉他很有政治头脑,于是提升他为蜀郡太守。何只原是杨洪门下书佐,因有“才策功于”,又被诸葛亮提升为广武太守。这里还有一段轶闻。杨洪对何只说:“你的马怎么跑得那么快?”何只回答说:“不是我的马跑得快,而是你没有快加鞭啊!”一时传为美谈(见《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裴注)。李严、杨洪、何只三人原来官职悬殊,而后来却同为太守,这件事使人们看到了诸葛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能“尽时人之器用”的用人风格。

费祎、董允俱为太子舍人,职位较低。费祎“有俊才”、“识悟过人”,董允能“斟酌规益,进尽忠言”。诸葛亮发觉他们各自的才干之后,分别委以重任。费祎在完成联吴修盟的外交活动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董允为侍中,领虎中郎将,恪尽职守,处事干练,是蜀汉优秀的高级官员。费祎、董允以及蒋琬,是继诸葛亮死后主持蜀汉军政事务的重臣,时人把他们与诸葛亮并称为“四相”,又号“四英”。

3.采取措施,广泛延引人才。

在延引人才方面,诸葛亮是通过这么几条途径来完成的。

首先,前面已介绍过的许靖,他与当时着名学者蔡邕、孔融齐名,资望颇高。刘备入益州时,本不想用他。但法正认为应该起用,以扩大影响,诸葛亮也非常赞同法正的意见。因而许靖官至司徒。这对人才的招纳起了不小的作用。诸葛亮对他也很敬重,经常以学生的身份去拜访他。

再如,对待杜微也是如此。杜微是一个“行义素着,乡里敬慕”的老儒生。刘备入益州时,他已是一个双眼昏花、两耳失聪的老人了。他闭门不出,采取与刘备集团不合作的态度。诸葛亮为丞相后,用车把他请了出来,由于杜微耳聋,诸葛亮用书面与他对话,最后征得他的同意,拜他为谏议大夫。

像许靖、杜微这样的老儒生,应该说是没有多大实际工作能力的。但诸葛亮这样做的目的,是在表示对书生儒士的重视,以便招引更多人才。

其次,诸葛亮特别鼓励和奖赏属下及各州郡长官为他举贤荐能。当过广汉太守的阆中人姚伷向他推举了一批“文武之士”,还专门写了一篇教令号召大家向姚伷学习,教令中说:“当臣下对国家最忠诚、最有益处的工作,莫过于为国家多推荐人才。姚伷能够这样做,希望大家都来学习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诸葛亮不仅自己当伯乐,还鼓励大家都当伯乐。这样一来,何愁人才不会向蜀中大批涌来?

另外,据《诸葛亮集·故事》卷5中记载,为了延引人才,诸葛亮做了丞相之后,还专门在成都城南修筑了一个读书台,这对于人才的吸引,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4.循名责实,注意对官吏进行考核。

为切实做到“任人唯贤”,诸葛亮以“循名责实”对官吏进行考核,要求官吏们为政要讲求实效,他特别强调“治实而不治名”这条原则,反对名不符实、表里不一的作风。

诸葛亮考核官吏的标准,也是他考察、识别、使用人才的标准。他提出了7条“知人”之道,即分别对人从“志”、“变”、“识”、“勇”、“性”、“廉”、“信”7个方面进行了解、考察的办法。“志”就是向对方提出是非不同的问题,观察其志向;“变”,就是向对方提出复杂的难题,考察他对问题的解答、应变能力;“识”,就是向对方征询计策,以观察其见识;“勇”,就是告诉对方有艰难险阻的存在,考察其是否有临危不惧的精神;“性”,就是考察其在醉酒之后所显示的品性和本色;“廉”,就是把对方安置在有利可图的位置上,考察其是否廉洁;“信”,就是托对方办事,考察他是否守信用。

除了“七条”,诸葛亮还严格地考查官员身上是否存在着“五害”。这“五害”分别是:“因公为私,乘权作权”;“内侵于官,外采于民”;“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辜,以致灭身”;“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上告申诉)之人”;“阿私所亲,枉克所恨”,“不承法制,更因赋敛”,“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民失其职”(即加重人民负担,使人民无法生存)。对犯有“五害”的官员,一定要严惩不贷;没有“五害”的官员,一定受到奖赏。

诸葛亮举贤授能的用人之道,从上所叙可以见其梗概。在蜀汉复杂的人事环境中,诸葛亮凭自己的政治文化素养和聪明才干,举贤用人,形成了有特色的举才用人之道,保证了蜀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的安定和团结,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他重视人才,“取人不限其方”,用人能“尽其器能”,能比较公正地对待各种人才等等做法,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借鉴的。

治军·木牛流马·八阵图以身兼将相而自许的诸葛亮,在治国理政的同时,未尝一日不在思谋治军、用兵之道。陈寿呈献给晋武帝司马炎的《诸葛氏集目录》中,就有《兵要》、《军令》等篇章。至今留存在《诸葛亮集》中就有“兵要十则”、“军令十五条”,以及有关谈兵治军的论述。

治军是为了治国,这是作为政治家又是军事家的诸葛亮治军的一贯指导思想。国家的安危在于军队的强弱,这是诸葛亮高度重视武装力量建设的思想根源。

既然国家的安危系于军队的强弱上,而军队的强弱在很大的程度上又取决于将帅的素质和才能,那么选择将帅之重要就可想而知了。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说的就是对将帅选择的重要与要求之严格。诸葛亮对将帅的选择,与他治国举贤授能一样,注重德才并重。德,就是良好的道德,这里面包括对国家的忠诚,处事以公的原则,同时也包括爱民的思想。眼里如果没有老百姓,处事不考虑民众利益的将帅,他就不是国家的良辅,就没有资格当军中的主帅。才,就是要求作为将帅要精通军事,懂得谋略,善于打仗。

在蜀国,能够称得上合格的将帅,在诸葛亮的心目中并不多。从《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所叙,以及《出师表》中所涉及的,只有将军向宠和后来担任蜀汉主帅的姜维,诸葛亮才认为他们够称得上是德才并重的将帅,可见他对将领的选择要求之严。

对军事将领全面军事素质的要求,集中体现在下面的一段话中:

一个将领要审知天时与地利,更要注意人和,要关心和爱护部属;既要熟悉各种攻防兵器,擅长运用掌握,又要注重赏罚公正严明对士卒作战勇敢与否所起的作用;要洞察敌人的阴谋,善于掌握敌人的动向,要了解进军路上的险阻,何处安全,何处危险,要变被动为主动;进军和退却,要掌时机;防守要充分部署、提高警惕,进攻要加强力量,扩大声势;攻与防,都一定要积极发挥士兵的作用;对成功和失败都要充分估计到,要争取尽量减少伤亡。(原文见《诸葛亮集·文集》卷3)总而言之,诸葛亮强调:一个优秀的将领,一定要深谋远虑,要集思广益,切不可独断专行。

在具体治军的方法上,诸葛亮采用礼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办法。

所谓礼治,就是用儒家思想进行教育。诸葛亮在治国治军方面,最反对“不教而诛”。平时要重视教化,对军队要在思想上用礼义忠信的封建伦理观念武装将士们的头脑。为什么要这样做?诸葛亮解释说,从军事观点上讲,一个将帅能够“善养士卒”就可称得上是“仁”;将士如果能“以身殉国”,就是“忠”;不为利禄富贵所动摇,就是“义”;胜利了不骄傲,不居功,是“礼”;能够“奇变莫测,动应多端”,就是“智”;“赏不逾时,刑不择贵”,就是“信”。能够做到忠、义、礼、智、信的军队,就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以上见《诸葛亮集·文集》卷4)。

以法治军,就是强调要以典型、赏刑来警戒官兵。如果说礼治是务虚的话,那法治就是务实的了。在诸葛亮看来,厉行法治是军队的法宝,他说:“一个作将帅的,统率着百万的军队,要使这么多人束肩敛息,躬身并足,集中注意力,连大气也不敢出,连头也不敢抬起来服从命令,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法制。”(原文见《诸葛亮集·文集》卷4)如果“赏罚不明,法令不信”,即使有“百万之师”,也是“无益于用”的。诸葛亮非常推崇先秦军事家孙武、孙膑等人,赞赏他们在治军之中执法严明的作风。他认为,将士作战立了功,就要按功劳的大小给予奖赏,如果违犯了军法,那就不管他地位有多高,平时对他多亲近,也要依法处罚。着名的例子,就是忍痛挥泪斩马谡。马谡违犯军令,失了街亭,被处以死刑。当时蒋琬到汉中对诸葛亮说:“天下未定,杀掉智能之士,岂不是很可惜吗?”诸葛亮回答:“孙武之所以能够制胜天下,就是靠他严明的军法。现在刚刚和敌人交战,就因人而使军法受到破坏,怎么能够去讨贼呢?”(原文见《三国志·蜀书·马良传》裴注)可见诸葛亮对以法治军的态度是相当坚决的。法治对于诸葛亮本人也不例外,当第一次北伐失败时,他上疏承担责任,自贬三级。

在用“礼”与“法”治军的同时,诸葛亮还十分注意对军队进行技术训练,即重习练。他说:“一支经过高度习练的军队,如果由一个才能不高的将帅来指挥,不见得就会失败;如果一个很有才干的将帅,统率的是一支没有训练的军队,也很难取胜。”

对军队具体的的技术训练中,诸葛亮要求将士要掌握行军、作战、屯驻的要领,懂得进退攻守的次序,发挥各种兵器的效用。他还在军队中提倡互教互学的训练风气。他说:“一人可教十人,十人可教百人,百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万人,万人可教三军,然后教练而敌可胜矣。”

正因为诸葛亮以“礼”、“法”治军,军队训练有素,阵容严整,因而蜀军的战斗力是比较高的。纵观蜀军在历次北伐战斗中,胜多败少的情况来看,诸葛亮治军的成效应该是很卓着的。

诸葛亮在治军方面,还有值得一提的方面,这就是史传上所称的“长于巧思”。这是指诸葛亮在改进兵器和运输工具方面有所创新,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古代的兵法阵图,在军事科学方面有一定的贡献。

弩,是一种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兵器。诸葛亮改进人连驽,称之为“元戎”,这是一种杀伤力很大的劲弩。1964的年,在成都附近出土的蜀汉铜弩机,证实了是经过诸葛亮改进的人连弩的一种。

木牛、流马都是木制运载工具(主要用来运载粮食)。木牛是一种木制独轮车,在汉代以前就有了,汉代称之为鹿车。诸葛亮据此把它改进成“一脚四足”的木牛。木牛大体上可载一人一年的吃粮(约600多斤),每天可走20里地。在木牛的基础上,诸葛亮又加以改进,制成了流马。流马是木制四轮小车,行走的速度比木牛快,也较平稳,适合蜀国山地的运输。木牛、流马都是用人力推拉,不用铡草喂牲口,对解决蜀国向前线运输粮食起了不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