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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周亚夫

周亚夫(?~公元前143年),沛人绛侯周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即已任河内郡守;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受封条侯,“续绛侯后”。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大入边,烽火直通长安,亚夫受命以河内守为将军屯细柳,与将军刘礼、徐厉共卫京畿。周亚夫营纪律严明、制度整肃。汉文帝极为赞赏,拜为中尉。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濞与楚、赵、胶东、胶西、菑川、济南等七王举兵叛乱,直抵长安。景帝以周亚夫为太尉,率兵平定叛乱,仅三个月,七国皆平,七王或被杀或自杀。

这次平叛战争,关系到汉室的巩固、发展,及汉王朝的统一,也关系到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贯彻。对汉及其以后的王朝均有极大的影响。周亚夫以大致相当的兵力,一击而胜,成为汉代的名将。

刘邦翦除异姓诸王后,曾与诸大臣立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大封刘氏子弟为王。他以为凭血缘关系,可以避免王室孤立,期能共保汉室。殊不知权位之争并无亲疏之别,子杀父,弟杀兄,屡见不鲜。大封同姓诸王,恰恰种下了吴楚七国之乱的祸根。经过铲除吕后和外戚诸吕之乱,同姓诸王的权势更为显赫。他们“跨州兼郡,连城数十”,控制着南北各地大片地域。汉室直辖地区仅十五郡,而诸侯王的封地竟达三十九郡。各诸侯国可自置除丞相以外的官吏,掌握着地方的财政、军事大权。吴楚七国都在山东、江淮富庶地区,他们的经济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积累,经济力量最强的吴国所铸的钱币流通全国。

文帝时着名的政治家贾谊、晁错等不断上疏,指出当时“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已形成尾大不掉的危险局面;并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和“削其支郡”等削藩建议。文帝、景帝先后采纳这一建议,于是汉室中央与吴、楚等诸侯王之间削藩和反削藩的矛盾,成为当时突出的矛盾。

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辈份最高、封地最广,辖有扬州、会稽、豫章等郡,都城在广陵(江苏扬州),广产盐铁,财力富足,早有觊觎帝位的野心。随着经济的发展、军力的扩充和中央削藩政策的推行,暗中串通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菑川王贤、济南王辟光,以诛晁错为借口,于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起兵发动叛乱。吴王刘濞亲自率吴军二十万人,从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兵,号称精兵五十万,要“匡正天下以安高庙”,锋芒直指长安。

梁国是文帝次子刘武的封地,辖四十余城,首当吴楚大军之冲。正月,棘壁(河南永城西北)一战梁军数万被歼,吴楚军乘胜西进,围攻梁都睢阳(河南商丘南)。

景帝初闻七国反时,为吴相袁盎所误,以为“急斩错以谢吴,吴可罢”,错杀了晁错。刘濞叛乱的目的是夺取皇位,岂是为一晁错。刘濞拒见汉使,围攻睢阳如故,景帝这才决心平叛,以周亚夫为太尉,率三十六将军击吴楚军,命郦寄、栾布率军击赵、齐,以宿将窦婴为大将军,率军屯荥阳以支援各方。

周亚夫受命击吴楚时,向汉景帝建议说:“楚兵剽轻,难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这就是他的战略方针。在景帝同意后,他采取了下述措施:

周亚夫受命后,立即令各军到荥阳集中,自己准备走直道经殽山、渑池、洛阳去荥阳。有名赵涉者拦车献策说:“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指深入敌后的伏兵)于殽渑(殽山、渑池间的险路)之间。且兵事尚神秘,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周亚夫采纳了这一建议,即改道出武关直指洛阳。搜查殽渑间,果获吴伏兵。赵涉的建议很有见解,吴王派出伏兵刺杀主帅,假如得逞,将造成后方紊乱,会破坏汉军计划,有利于吴楚军鼓舞士气和迅速西进;而汉军若能迅速地按计划集中荥阳,则可表明景帝平叛决心大,汉军素质好,可收先声夺人之效,对其他各有打算的叛王,也可以起到使其犹豫徘徊的作用。

周亚夫“会兵荥阳”,是很有战略眼光的。荥阳是中原的战略要冲,系兵家必争之地。荥阳以西,北有黄河,南有嵩山,中有殽渑之险,是豫西、陕、洛的屏障;而荥阳以东则是一马平川,利于汉军车骑行动。汉军迅速顺利地集中荥阳,不仅占有武库兵械,据有敖仓米粮,保证了军队的物质供应,而且也扼制了关中的门户,能确保京师的安全。对固守待援的梁国,也能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更重要的是“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从而加强汉军的战斗力。所以周亚夫到荥阳时高兴地说:“今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

“以梁委吴”是周亚夫战略运用的核心。梁国,“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河南杞县西南),四十余城,多大县”,是人力、物力、财力都较强的大国。梁孝王刘武,是太后的少子,景帝的同母弟,又有宿将韩安国为之辅佐,而梁都睢阳,则是防御设施良好的坚城,易守难攻。吴兵虽众,在刘武与韩安国的坚守之下,必不可能迅速攻下。周亚夫深入分析了梁的地位、战力和作用之后,认为“吴兵锐甚,难与争锋”,即使两军会合,也难以限制吴楚军的行动;但“楚兵轻,不能久”,若“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俟其精锐尽耗坚城之下后,再行进击,必可一战而胜。周亚夫遂决定东据昌邑(山东巨野东),与睢阳成犄角之势。如睢阳尚能守,则坚不出,以待吴楚军力竭自疲;如睢阳危,则挥军南下,直击吴楚军之背;且昌邑在睢阳东北,向东南进击,就可威胁楚都徐州并切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有后顾之忧。这样,不援而援,委而不弃,以此来消耗吴楚的精锐,使其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确实相当高明。睢阳以南是淮河水系,昌邑之北是黄河和大野泽,睢阳、昌邑地区是无法绕过的,何况窦婴还在荥阳控制有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所以周亚夫这招棋一下,吴楚军受制的态势就形成了。

吴楚军知周亚夫已屯昌邑,于是加紧进攻睢阳,刘武多次遣使请援,甚至向景帝告状,周亚夫均毫不动摇,坚壁不出。只派弓高侯等将率轻骑出淮泗口(江苏淮阴市西泅水入淮处)断吴楚军粮道。直至吴楚军攻势顿挫,无法西进,军力大为削弱时,周亚夫才率军南移下邑(安徽砀山),直接威胁吴楚军的退路,但仍坚壁不战。吴楚军西进受挫,退路又受威胁,不得不转攻周亚夫以寻求主力决战。吴楚军虽然数次挑战,周亚夫始终坚壁不出。刘濞企图以声东击西的战法击败汉军,派一部兵力佯攻汉营东南,而以主力精兵暗袭汉营西北。周亚夫识破其谋,采取明防东南,实备西北的方法,迎头痛击,大败吴楚军。这时吴楚军“士卒多饥死叛散”而去,吴楚军不得不引兵退走。周亚夫率精兵乘胜追击,再次大破吴楚军。刘濞逃至江南,被吴越王诱杀,楚王刘戊自杀。其他战场,胶西王及赵王亦自杀。仅三个月时间,吴楚七国之乱皆平。

周亚夫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制敌机先,即在战略运用上要比敌方棋高一招,一开始就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逐步将敌逼入困境,尔后击其饥疲,一举破之。

七国叛王联盟,在政治上的共同点是反对削藩,但对汉室中央的军事力量都有所顾忌,且各有打算:有的要推翻汉景帝,夺取全国统治权;有的患扩大地盘,增强力量;有的则只想保住封地,保住军、政、财大权。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开始的形势对战局的发展关系巨大。如叛军旗开得胜,长驱直进,则叛王联盟就会加强,叛王的积极性就会大大增加,甚至原持观望态度的也会跟着参加。而汉室方面则必然人心惊恐,战区扩大,不仅调动物力、集中兵力增加许多困难,甚至能否稳定战局,控制战事的发展也颇成问题。反之,如果汉室决心果断,汉军集中迅速,叛军行动受挫、受限,则叛王们的观望情绪就会增长,有的甚至可能犹豫、动摇,形势发展会正好与上述相反。

叛军以吴楚合势为主力,由彭城西进,一开始就受到梁国的坚决抗击以致顿兵坚城之下,这正好为实现制敌机先的战略思想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制敌机先酌首先要求,是必须能使汉军迅速集中荥阳,并尽快东进抢占战略要点,使梁国不致孤军作战,以便能利用睢阳坚城消耗疲惫叛军。周亚夫在这一点上完全做到了。

周亚夫的作战指导,是“以梁委吴”,“坚壁不出”,“绝其食道”,击其饥疲。汉军集中荥阳并占了昌邑之后,就已反客为主,能以大致相当的兵力,组织防御战役来完成战略进攻的任务了。这一指导,代价小,平叛快,的确非常巧妙。

梁国棘壁一战,损失数万,吴楚乘胜而进,梁军又败,最后坚守睢阳。周亚夫大军“以梁委吴”,不救睢阳而北走昌邑,在吴楚军加强攻梁、梁王数遣使求救的情况下,仍然坚壁不出。这种作法,从理论上讲很好理解,但实际做起来却非常难。“以梁委吴”,必须委而不弃,恰当地掌握火候。“委”到什么时候呢?要“委”到梁王虽竭尽全力但还能勉强支持的时刻,否则就不能达到最大限度削弱吴楚军的目的。当然,周亚夫还掌握了两张王牌,一张是遣轻骑出淮泗口断吴楚军粮道,一张是向南挺进,直接威胁吴楚军后方,所以心中较有把握。但梁王在围城内的感受就完全不同了,万一吴楚军突入,就要城破身亡,因而一再请援。周亚夫顶住了梁王的求援已很不容易,更何况梁王上诉景帝,请下诏出援,景帝也果然下了诏,周亚夫竟“不奉诏,坚壁不出”,这就非常难能可贵了。梁王是景帝的亲弟,太后的爱子,万一睢阳失守,梁王有失,周亚夫是要被杀头的。他能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坚持自己的作战指导方针不变,这在封建时代的确是罕见的。仅此一例,就可以看出周亚夫指挥的坚定了。

文帝后六年(公元前158年)冬,匈奴大举入边,三万骑入上郡(陕西榆林南),三万骑入云中(内蒙呼和浩特西南),烽火直达长安。汉文帝除派军防守狐(河北蔚县东南)、句注(山西代县西北)、北地(甘肃庆阳西北)外,令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屯细柳(陕西长安西北),宗正刘礼为将军屯霸上(陕西长安东),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屯棘门(陕西长安北),以保卫长安。文帝亲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时,直驰入营,将军以下均下马迎送。及至细柳军,军士披甲执锐,弓弩持满,戒备森严。文帝先遣官员到时,不得入,宣称“天子且至!”而军门都尉却说:“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不久,汉文帝到达,亦不得入。于是遣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劳军。”周亚夫这才传令开营门。营门军士又对随驾车骑说:“将军约:军中不得驰驱。”汉文帝只得按辔徐行。至营内时,周亚夫身戴兵器作揖说:“介胄之土不拜,请以军礼见。”文帝深为感动,立即改容俯身就轼,表示敬意,并使人称谢说:“皇帝敬劳将军。”礼成而去。出营门后“群臣皆惊”。汉文帝说:“嗟呼,此真将军矣!曩者(以前)霸上,棘门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乃任周亚夫为中尉。文帝临终前,戒太子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死后,周亚夫被任为车骑将军。

周亚夫平七国之乱,有大功于汉,五年后拜为丞相,景帝甚为器重。但梁王刘武对周亚夫坚壁不救,一直耿耿于怀,每入朝,常在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短处。窦太后要封皇后兄王信为侯,丞相周亚夫上言:“高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阮功,侯之,非约也。”汉景帝“默然而沮。”以后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景帝又想封其为侯以劝后来者,又遭周亚夫反对,景帝不听,并免其丞相职。不久,景帝于禁中召周亚夫赐食,“独置大裁(大块肉),无切肉,又不置箸(筷)。”周亚夫心中不平,向掌膳者索筷,景帝笑着说:“这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吗?”周亚夫免冠谢罪而出,景帝目送之说:“此鞅鞅,非少主臣也!”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景帝对周亚夫的功高位重是深为忌惮的。当强敌压境、七国叛乱时,文帝、景帝都能十分明智的理解军令军威对战胜敌人的重要性,但危机过去,时过境迁,涉及皇亲国戚的利益,特别是太子年幼,深恐大权旁落时,倚重就变为猜忌了。这种情况在封建时代是司空见惯的。以后,周亚夫的儿子,被人告为“欲反”,事情牵连周亚夫,被“召诣廷尉”,周亚夫自知不免,不食五日,呕血而死。但周亚夫平吴楚七国之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他细柳屯兵治军严谨,虽皇帝亲临也坚持照章办事是历来传为美谈的。

从军事学术的角度看,周亚夫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都有一定的成就。首先,他能在全面分析敌我兵力对比和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力争制敌机先,处处掌握主动,使整个战争进程,都在自己驾驭之下,这在古代战争史上,并不太多。其次,“以梁委吴”的作战指导,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也颇有创新精神。至于以战役防御为主要手段,去完成战略进攻任务,更是古代战争史上少有的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