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夫(？～公元前143年)，沛人绛侯周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即已任河内郡守；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受封条侯，“续绛侯后”。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大入边，烽火直通长安，亚夫受命以河内守为将军屯细柳，与将军刘礼、徐厉共卫京畿。周亚夫营纪律严明、制度整肃。汉文帝极为赞赏，拜为中尉。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濞与楚、赵、胶东、胶西、菑川、济南等七王举兵叛乱，直抵长安。景帝以周亚夫为太尉，率兵平定叛乱，仅三个月，七国皆平，七王或被杀或自杀。
这次平叛战争，关系到汉室的巩固、发展，及汉王朝的统一，也关系到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贯彻。对汉及其以后的王朝均有极大的影响。周亚夫以大致相当的兵力，一击而胜，成为汉代的名将。
刘邦翦除异姓诸王后，曾与诸大臣立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大封刘氏子弟为王。他以为凭血缘关系，可以避免王室孤立，期能共保汉室。殊不知权位之争并无亲疏之别，子杀父，弟杀兄，屡见不鲜。大封同姓诸王，恰恰种下了吴楚七国之乱的祸根。经过铲除吕后和外戚诸吕之乱，同姓诸王的权势更为显赫。他们“跨州兼郡，连城数十”，控制着南北各地大片地域。汉室直辖地区仅十五郡，而诸侯王的封地竟达三十九郡。各诸侯国可自置除丞相以外的官吏，掌握着地方的财政、军事大权。吴楚七国都在山东、江淮富庶地区，他们的经济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积累，经济力量最强的吴国所铸的钱币流通全国。
文帝时着名的政治家贾谊、晁错等不断上疏，指出当时“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已形成尾大不掉的危险局面；并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和“削其支郡”等削藩建议。文帝、景帝先后采纳这一建议，于是汉室中央与吴、楚等诸侯王之间削藩和反削藩的矛盾，成为当时突出的矛盾。
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辈份最高、封地最广，辖有扬州、会稽、豫章等郡，都城在广陵(江苏扬州)，广产盐铁，财力富足，早有觊觎帝位的野心。随着经济的发展、军力的扩充和中央削藩政策的推行，暗中串通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菑川王贤、济南王辟光，以诛晁错为借口，于汉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起兵发动叛乱。吴王刘濞亲自率吴军二十万人，从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兵，号称精兵五十万，要“匡正天下以安高庙”，锋芒直指长安。
梁国是文帝次子刘武的封地，辖四十余城，首当吴楚大军之冲。正月，棘壁(河南永城西北)一战梁军数万被歼，吴楚军乘胜西进，围攻梁都睢阳(河南商丘南)。
景帝初闻七国反时，为吴相袁盎所误，以为“急斩错以谢吴，吴可罢”，错杀了晁错。刘濞叛乱的目的是夺取皇位，岂是为一晁错。刘濞拒见汉使，围攻睢阳如故，景帝这才决心平叛，以周亚夫为太尉，率三十六将军击吴楚军，命郦寄、栾布率军击赵、齐，以宿将窦婴为大将军，率军屯荥阳以支援各方。
周亚夫受命击吴楚时，向汉景帝建议说：“楚兵剽轻，难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食道，乃可制也”。这就是他的战略方针。在景帝同意后，他采取了下述措施：
周亚夫受命后，立即令各军到荥阳集中，自己准备走直道经殽山、渑池、洛阳去荥阳。有名赵涉者拦车献策说：“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指深入敌后的伏兵)于殽渑(殽山、渑池间的险路)之间。且兵事尚神秘，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周亚夫采纳了这一建议，即改道出武关直指洛阳。搜查殽渑间，果获吴伏兵。赵涉的建议很有见解，吴王派出伏兵刺杀主帅，假如得逞，将造成后方紊乱，会破坏汉军计划，有利于吴楚军鼓舞士气和迅速西进；而汉军若能迅速地按计划集中荥阳，则可表明景帝平叛决心大，汉军素质好，可收先声夺人之效，对其他各有打算的叛王，也可以起到使其犹豫徘徊的作用。
周亚夫“会兵荥阳”，是很有战略眼光的。荥阳是中原的战略要冲，系兵家必争之地。荥阳以西，北有黄河，南有嵩山，中有殽渑之险，是豫西、陕、洛的屏障；而荥阳以东则是一马平川，利于汉军车骑行动。汉军迅速顺利地集中荥阳，不仅占有武库兵械，据有敖仓米粮，保证了军队的物质供应，而且也扼制了关中的门户，能确保京师的安全。对固守待援的梁国，也能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更重要的是“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从而加强汉军的战斗力。所以周亚夫到荥阳时高兴地说：“今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
“以梁委吴”是周亚夫战略运用的核心。梁国，“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河南杞县西南)，四十余城，多大县”，是人力、物力、财力都较强的大国。梁孝王刘武，是太后的少子，景帝的同母弟，又有宿将韩安国为之辅佐，而梁都睢阳，则是防御设施良好的坚城，易守难攻。吴兵虽众，在刘武与韩安国的坚守之下，必不可能迅速攻下。周亚夫深入分析了梁的地位、战力和作用之后，认为“吴兵锐甚，难与争锋”，即使两军会合，也难以限制吴楚军的行动；但“楚兵轻，不能久”，若“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俟其精锐尽耗坚城之下后，再行进击，必可一战而胜。周亚夫遂决定东据昌邑(山东巨野东)，与睢阳成犄角之势。如睢阳尚能守，则坚不出，以待吴楚军力竭自疲；如睢阳危，则挥军南下，直击吴楚军之背；且昌邑在睢阳东北，向东南进击，就可威胁楚都徐州并切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有后顾之忧。这样，不援而援，委而不弃，以此来消耗吴楚的精锐，使其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确实相当高明。睢阳以南是淮河水系，昌邑之北是黄河和大野泽，睢阳、昌邑地区是无法绕过的，何况窦婴还在荥阳控制有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所以周亚夫这招棋一下，吴楚军受制的态势就形成了。
吴楚军知周亚夫已屯昌邑，于是加紧进攻睢阳，刘武多次遣使请援，甚至向景帝告状，周亚夫均毫不动摇，坚壁不出。只派弓高侯等将率轻骑出淮泗口(江苏淮阴市西泅水入淮处)断吴楚军粮道。直至吴楚军攻势顿挫，无法西进，军力大为削弱时，周亚夫才率军南移下邑(安徽砀山)，直接威胁吴楚军的退路，但仍坚壁不战。吴楚军西进受挫，退路又受威胁，不得不转攻周亚夫以寻求主力决战。吴楚军虽然数次挑战，周亚夫始终坚壁不出。刘濞企图以声东击西的战法击败汉军，派一部兵力佯攻汉营东南，而以主力精兵暗袭汉营西北。周亚夫识破其谋，采取明防东南，实备西北的方法，迎头痛击，大败吴楚军。这时吴楚军“士卒多饥死叛散”而去，吴楚军不得不引兵退走。周亚夫率精兵乘胜追击，再次大破吴楚军。刘濞逃至江南，被吴越王诱杀，楚王刘戊自杀。其他战场，胶西王及赵王亦自杀。仅三个月时间，吴楚七国之乱皆平。
周亚夫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制敌机先，即在战略运用上要比敌方棋高一招，一开始就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逐步将敌逼入困境，尔后击其饥疲，一举破之。
七国叛王联盟，在政治上的共同点是反对削藩，但对汉室中央的军事力量都有所顾忌，且各有打算：有的要推翻汉景帝，夺取全国统治权；有的患扩大地盘，增强力量；有的则只想保住封地，保住军、政、财大权。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开始的形势对战局的发展关系巨大。如叛军旗开得胜，长驱直进，则叛王联盟就会加强，叛王的积极性就会大大增加，甚至原持观望态度的也会跟着参加。而汉室方面则必然人心惊恐，战区扩大，不仅调动物力、集中兵力增加许多困难，甚至能否稳定战局，控制战事的发展也颇成问题。反之，如果汉室决心果断，汉军集中迅速，叛军行动受挫、受限，则叛王们的观望情绪就会增长，有的甚至可能犹豫、动摇，形势发展会正好与上述相反。
叛军以吴楚合势为主力，由彭城西进，一开始就受到梁国的坚决抗击以致顿兵坚城之下，这正好为实现制敌机先的战略思想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制敌机先酌首先要求，是必须能使汉军迅速集中荥阳，并尽快东进抢占战略要点，使梁国不致孤军作战，以便能利用睢阳坚城消耗疲惫叛军。周亚夫在这一点上完全做到了。
周亚夫的作战指导，是“以梁委吴”，“坚壁不出”，“绝其食道”，击其饥疲。汉军集中荥阳并占了昌邑之后，就已反客为主，能以大致相当的兵力，组织防御战役来完成战略进攻的任务了。这一指导，代价小，平叛快，的确非常巧妙。
梁国棘壁一战，损失数万，吴楚乘胜而进，梁军又败，最后坚守睢阳。周亚夫大军“以梁委吴”，不救睢阳而北走昌邑，在吴楚军加强攻梁、梁王数遣使求救的情况下，仍然坚壁不出。这种作法，从理论上讲很好理解，但实际做起来却非常难。“以梁委吴”，必须委而不弃，恰当地掌握火候。“委”到什么时候呢？要“委”到梁王虽竭尽全力但还能勉强支持的时刻，否则就不能达到最大限度削弱吴楚军的目的。当然，周亚夫还掌握了两张王牌，一张是遣轻骑出淮泗口断吴楚军粮道，一张是向南挺进，直接威胁吴楚军后方，所以心中较有把握。但梁王在围城内的感受就完全不同了，万一吴楚军突入，就要城破身亡，因而一再请援。周亚夫顶住了梁王的求援已很不容易，更何况梁王上诉景帝，请下诏出援，景帝也果然下了诏，周亚夫竟“不奉诏，坚壁不出”，这就非常难能可贵了。梁王是景帝的亲弟，太后的爱子，万一睢阳失守，梁王有失，周亚夫是要被杀头的。他能不考虑个人的安危，坚持自己的作战指导方针不变，这在封建时代的确是罕见的。仅此一例，就可以看出周亚夫指挥的坚定了。
文帝后六年(公元前158年)冬，匈奴大举入边，三万骑入上郡(陕西榆林南)，三万骑入云中(内蒙呼和浩特西南)，烽火直达长安。汉文帝除派军防守狐(河北蔚县东南)、句注(山西代县西北)、北地(甘肃庆阳西北)外，令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屯细柳(陕西长安西北)，宗正刘礼为将军屯霸上(陕西长安东)，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屯棘门(陕西长安北)，以保卫长安。文帝亲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时，直驰入营，将军以下均下马迎送。及至细柳军，军士披甲执锐，弓弩持满，戒备森严。文帝先遣官员到时，不得入，宣称“天子且至！”而军门都尉却说：“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不久，汉文帝到达，亦不得入。于是遣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劳军。”周亚夫这才传令开营门。营门军士又对随驾车骑说：“将军约：军中不得驰驱。”汉文帝只得按辔徐行。至营内时，周亚夫身戴兵器作揖说：“介胄之土不拜，请以军礼见。”文帝深为感动，立即改容俯身就轼，表示敬意，并使人称谢说：“皇帝敬劳将军。”礼成而去。出营门后“群臣皆惊”。汉文帝说：“嗟呼，此真将军矣！曩者(以前)霸上，棘门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乃任周亚夫为中尉。文帝临终前，戒太子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死后，周亚夫被任为车骑将军。
周亚夫平七国之乱，有大功于汉，五年后拜为丞相，景帝甚为器重。但梁王刘武对周亚夫坚壁不救，一直耿耿于怀，每入朝，常在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短处。窦太后要封皇后兄王信为侯，丞相周亚夫上言：“高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阮功，侯之，非约也。”汉景帝“默然而沮。”以后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景帝又想封其为侯以劝后来者，又遭周亚夫反对，景帝不听，并免其丞相职。不久，景帝于禁中召周亚夫赐食，“独置大裁(大块肉)，无切肉，又不置箸(筷)。”周亚夫心中不平，向掌膳者索筷，景帝笑着说：“这还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吗？”周亚夫免冠谢罪而出，景帝目送之说：“此鞅鞅，非少主臣也！”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景帝对周亚夫的功高位重是深为忌惮的。当强敌压境、七国叛乱时，文帝、景帝都能十分明智的理解军令军威对战胜敌人的重要性，但危机过去，时过境迁，涉及皇亲国戚的利益，特别是太子年幼，深恐大权旁落时，倚重就变为猜忌了。这种情况在封建时代是司空见惯的。以后，周亚夫的儿子，被人告为“欲反”，事情牵连周亚夫，被“召诣廷尉”，周亚夫自知不免，不食五日，呕血而死。但周亚夫平吴楚七国之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他细柳屯兵治军严谨，虽皇帝亲临也坚持照章办事是历来传为美谈的。
从军事学术的角度看，周亚夫在战略战术的运用上，都有一定的成就。首先，他能在全面分析敌我兵力对比和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力争制敌机先，处处掌握主动，使整个战争进程，都在自己驾驭之下，这在古代战争史上，并不太多。其次，“以梁委吴”的作战指导，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也颇有创新精神。至于以战役防御为主要手段，去完成战略进攻任务，更是古代战争史上少有的战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