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秩序是一种典型的自发秩序，自发性是市场关系的本质所在。“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控制。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个人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到底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作为一种自发性的社会组织形态，市场经济的形成和演进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和不确定的，因此，人们不可能对这一过程作出准确无误的设计，并完全按照预定设计的蓝图有计划地加以实施，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中国改革开放中实行过的自下而上、分步推进、双轨过渡、先试验后推广等做法，都体现了制度变迁的演进性质。另一方面，社会的进化过程不完全像演进主义认为的那样，只是个人之间无意识作用的产物，只能自发演进，而不能人为建构。相反，任何合法的社会规则都是通过国家来制定和实施的，都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可以有意识地设计和实施。事实上，作为一种基本社会经济制度出现的市场经济，它的产生离不开国家有目的的强力干预行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过程中即所谓的原始积累时期，国家就曾发挥过关键性的作用。因此，马克思这样说：“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作为正式规则的制定者仍然对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所有实际的资本家都喜爱和尊崇国家，并以各种方式来促使它订立一些与己有利的规则。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之间联系的日益加强，人类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对于市场经济变迁过程的干预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框架内，经济改革的过程要比其他任何社会都更多地要求受到有组织力量的控制。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改革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改革目标的提出和调整、改革方案的设计和选择、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宪法制度的修订、市场规则建立、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等，无不是由国家构建和推动的。人类社会既是演进的，又是建构的，既是自发的，又存在着选择性。如何处理好自发秩序与社会理性的关系始终是经济转型面临的一个基本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