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文中重点讨论了宗教的两大基本功能。在我们所进行的分析讨论中，涉及了表面上看似可以对宗教所呈现出的一般形式提供解释的一些主要趋向。我们现在把讨论的中心转移到对这些一般形式，也就是主要趋向的研究上。我们还是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先提出一些本能性活动问题，然后再发挥理智的作用。我们尽力揭示它是否会引发某种具有危险性的混乱和失衡。如果它的确会引发混乱和失衡，秩序的平衡或许可以通过引发混乱的理智内部所固有的本能表现而得到恢复。如
果这种本能表现的确存在，它们主要是一些宗教观念。比如，生命冲动本身对死亡一无所知。但是，如果让理智在这种冲动的压力下产生生命活力的话，那么，死亡不可避免的观念就会随之产生。为了使生命恢复其原有的冲动力量，一种本能的反抗表现就会被发动起来。那么，有关死亡的原始信仰就会从中产生。但是，尽管死亡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难道人生不也要遭受许许多多其他的重大变故吗？难道把理智与生命联系起来，不是向未知世界敞开了大门，让敢于冒险的思想进入人的头脑之中吗？
动物是非常充满自信的。对它来说，在目标与行为之间不会掺杂任何其他念头。如果它眼里看到猎物，它会不顾一切地猛扑过去。如果需要伏击，这种伏击也是一种先发制人的行为。
在动物实施这种行为和动作的时候，它的全部动作构成一整套连续的、不可分割的过程。如果最终目标是长远的，而非眼前就能看得见的，动物就无法意识到这一目标。比如，在蜜蜂构筑蜂房的例子中，每个蜜蜂不会意识到它每天辛苦劳作而建成的蜂房是什么样子——动物只能看到当前的目标。在进化过程中，它所完成的跨越幅度与它要完成的行为动作是同时扩大和增长的。但是，理智就不一样了，它的本质在于能够围绕着长远目标，来协调自己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并承担对最后结果没有绝对把握的工作。在它的行为动作和这些行为动作的结果之间，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间隔，这就为各种意外事件的发生提供很大的空间。但是，行为动作过程一旦开始，正如我们所说的，为了保证这一过程的顺利完成，客观环境条件必然会提供必要的帮助。实际上，理智可以完全意识到发生各
种意外情况的空间和可能性的存在。
当一个原始的野蛮人把箭头射向猎物时，可能并不知道他是否能够射中自己所瞄准的目标。人类不像动物捕食猎物那样，能做到在自己实施的行为和它产生的结果之间保持直接的连续性。在人类行为及其结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间隔距离，这就使人类容易在这期间发生一些意外事件，引发各种出乎意料的情况。无疑，从理论上来讲，情况不应该是这样。自然为人类构建理智的目的是为了让它对物质产生机械作用。理智因而设定了一种普遍的机械原理，想象和虚构了一整套科学。这就使得它有可能在实施某一行为动作的瞬间，就预见到它达到预定目标前有可能遭遇的一切情况。但是，这一美好理想的一部分实质内容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它最多能对理智作用的发挥起到刺激和促进效果。事实上，人类理智必然局限于对它知之甚少的事物产生非常有限的作用。但是，生命冲动却不然。它容不得丝毫拖延，它不承认任何障碍和拦路虎，它不理会自己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偶然和未知事件。总之，它对自己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全部不予理会。它向着自己的目标突飞猛进，眼里紧紧地盯着前面的目标。它吞噬掉行为与目标之间的一切间隔和距离。然而，理智也必然会认识到各种预期发生的事情，它也会做出相应的表现。这种表现是一种积极力量，它可以推翻或占领自然因果关系的固有地位；它同时可以按照我们人类的愿望，持续延伸到这些自然因果关系所设定的行为之中。这实际上是一项符合自然规律的冒险行为。
我们已经使一种机制运转起来了，这只是开端。在实现我们所热切盼望的目标，即我们的最终目的的过程中，我们还会
发现另一种机制。在这两种机制中间，必然存在一种超越这两种机制的成功保障。的确，如果我们这样想象有利于我们成功的支持力量，理智的逻辑就会要求我们设定一种与之相对立的原因，即设定一种对成功不利的力量，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失败。这一最后的信念最终会发挥重要的实效。它将通过引导我们做事更加周密谨慎，来间接地促进我们行为的成功。但是，我几乎可以说，这正是产生堕落的诱引。阻碍力量的表现并不是在促进力量产生后才出现的。如果说促进力量是自然的，阻碍力量就是它的立即后果。而且这种后果会迅速扩散，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称为原始群体的停滞社会中，这种后果会扩散得更为迅速。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各种信念是通过盲目模仿和类比进行无限累积和扩大的，这种盲目模仿和类比根本没有顾及其产生的不同根源。相比之下，生命冲动则是一种乐观向上的力量。所有直接产生于生命冲动的宗教表现都可以用同一种方式进行解释：它们是自然借助于理智对人们所采取的积极行动，和对这些行动所产生的后果之间可能发生的各种令人沮丧的意外情况的一种防御性反应。
我们中的任何人如果愿意，都可以做一下这种试验，他就会亲眼看到迷信是如何从人们要获胜的愿望开始的。我们可以把一定数额的钱作为赌注押在旋转球的某一数字上，然后等待球体停止转动。当快要到我们自己所选择的数字的时候，尽管内心充满犹豫，我们的手还是会迅速伸过去按动它，然后再把它停下来。这时，个人想获胜的愿望，完全对外展现出来。这一愿望迅速填充了做出的决定和所预期的后果之间的距离和间隔，这也就消除了产生各种意外事件的可能性。现在，如果我
们和往常一样，走进游戏室里，会是什么情况呢？这次，我们让习惯占据领先地位。这时，我们的手很快就会停止活动，我们的愿望也会很快退回到原来的位置。但是，正当我们的愿望要退缩的时候，某种东西会突然溜进我们的头脑中来。它产生于求胜的愿望，并被这一愿望授权和驱使。这种溜进来的东西，就是运气。这里，运气是我们求胜愿望的一种变形，它不是一种完整的品格。只凭这样一种品格，还不足以创造神圣形象。
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某些神圣的因素，这就足以让我们信奉它。
原始的野蛮人就是求助于这样一种运气的力量，来保证自己射出去的箭头能够击中目标。如果跨越一些比较长的进化阶段，我们就可以抵达城市的保护神，它的功能就是保佑勇士们取得胜利。
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在任何情况下，要保证事物的正常运转，我们还是要依靠理性手段，还是靠遵守因果关系的机械秩序。我们最初却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再救助自己时，我们才会求助于额外的机械力量，哪怕是刚刚开始也好。因为我们开始相信这种机械力量的存在了。我们将求助于这种力量。但我们绝不是说，自己就不用付出什么行动了。这里，有可能真正给心理学家造成误导的应该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只提到第二因果律。我们没有提第一因果律的问题，因为人们都已经把它认为是当然存在的了，它支配着我们用物质手段去完成一切行为，我们对它的信仰已经渗透和贯穿到我们的行为和生活之中。既然如此，我们再把它转换成文字进行解释说明还有什么用呢？只有当我
们发现一门科学能够更有利地使用这一因果律时，我们才有对它进行论述和说明的价值。
但是，第二因果律就不同了，它非常值得我们现在进行讨论和思考，我们从中至少可以发现某种鼓舞和激励的力量。如果科学能够为原始的未开化的人类提供一种手段，以确保他通过精确的计算击中目标或猎物的话，他肯定会遵守这样一种机械因果律（当然，假定他能够迅速地摆脱那些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在没有这样一种科学的时候，他的一切行为都摆脱了机械因果律的束缚，因为他拔出箭头就瞄向了猎物。但是，他的思想会更倾向于额外的因果律，这一因果律能指明箭头应当到达的位置。因为，如果没有能够使他击中目标的武器，他对这一因果律的信仰，也许会给他带来更多的自信，从而使他更好地瞄准目标。
人类的行为活动在它能产生影响的事件中发挥作用，但人类的行为活动本身也要依赖于这些事件。这些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预见的，但在更大的程度上，它们又是不可预见的。
由于科学在不断地扩展我们对事物的预见范围和能力，我们认为最终会有一种完善的科学。在这样的科学中，不存在不可预见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文明人的反思来说（当然，我们知道，这不适用于人类的本能表现），同一种机械因果关系必须扩展到整个宇宙的原因。这种机械因果关系是人类处理日常事务时所接触到的。人类不承认，适用于他能控制的客观事物的解释系统，在他继续向前开拓进取时，应该让位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这一系统就是：当人类把别人施加给自己的行为归结为善行或者恶行，是出于好意或者居心叵测时，他在社会生
活中所采用的解释系统。即使他口头上承认这一点，也不是出于他的本意，他不会从内心真正承认。
但是，未开化的原始人类不可能把一种期望值高的科学带入未知领域。这样一种期望值高的科学能够完全包容和接纳原始人类，并迅速拓展他的雄心和视野。因为，原始人掌握的只是一种生硬的、没有任何发展弹性的科学。这样的科学只适合于原始人直接实施的物质作用。但他并没有完全丧失信心，他把与其他人交往过程中所使用的解释系统扩展到了这一未知领域，他希望在那里遇到支持力量。他同时认为自己有可能遭受到邪恶力量的攻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所应对的世界都不是一个对他完全真正友好的世界。的确，如果善良和邪恶主持他对物质产生作用的连续过程的话，他们从一开始就会对他的行为产生某种影响。因此，我们个人可能会说，他好像绝对不会依赖机械因果关系。即使他自己亲自实施的那部分行为，他也不会依赖这种机械因果关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相信某种机械因果秩序，在他实施某一行为的那一刻，我们不会看到，他所做的正是使事物能够按照机械规律运转所必需的行为。那么，不论我们研究和讨论原始的野蛮人，还是文明人，如果我们要想搞清楚他们心里到底是如何想的，我们必须探究他的所作所为，而不能只看他是如何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