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第一种道德相对容易阐述，而第二种道德阐述起来
就困难得多的原因——我们的理智和语言实际上都是用来表现和描述具体事物的。我们用它们来表达事物形态的转变或进展情况的时候，感觉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了。《圣经》福音书里所提到的道德，实质上是开放式心灵的道德。我们难道不能正确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福音书看似明确的告诫中，它所宣扬的道德本身也是充满了悖论甚至是矛盾的。如果如它所说的，财富是魔鬼的话，那么，当我们向穷人们施舍钱财时，岂不是在伤害他们吗？如果一个人被打了左脸，他再把自己的右脸转过来让人打，那还有什么公正可言？如果没有了公正，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仁爱”之心了。可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下这些告诫或准则的意图，这些悖论和矛盾就会立即消失不见了。这些告诫或准则的意图不过是为了帮助人们树立一种内心倾向。
富有的人舍弃自己的财产其实并不是为了穷人能有好日子过，而是为了自己的一种心理满足感而已。这样做，也是让贫穷的人们得到精神上的庇佑。这一施舍行为的美好之处不在于富有之人的财富被剥夺，也不在于剥夺财富这一行为本身，而是在于富有的人们根本就没有产生一种被剥夺的感觉。打开心灵这一行为，把原来在既有的规则框架内封闭实施的道德，拓展和提升到纯粹精神的高度。与纯粹精神相比，这种封闭实施的道德就仿佛成了一种运动状态的快照视图或抓拍镜头。这就是在《山顶布道》这部作品中连续出现的体现二元对立思想的这句台词的深层内涵：“你已经听到我说过这句话了……我将告诉你……”前一句预示着话语的结束，也就是过程的闭合；后一句则预示着话语的开始，也就是过程的开启。
现行的道德并没有被废除，但它看起来有点像实际进展过
程中的虚拟停止。旧的方法也没有被放弃，但它被嵌入了一种更具综合性的方法中。这就如同，当动态的物体重新吸收静态的物体时，后者只不过变成了前者的一个特例而已。严格说来，我们需要一种能直接表达运动及其趋势的手段。但是如果我们还想把它们转换成表达静止不动状态下的语言——这一点当然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就会面临各种充满矛盾的语言表达方式。
因此，我们可以把福音书中某些无法实施的戒律比作对不同积分运算最初的解释中不合逻辑的部分。实际上，我们能够发现古人的道德和基督徒的道德之间的关系，与古代算术和现代数学之间的关系是完全相同的。
古代几何或许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某些特定的解析方法。这些解析方法，可以说，是对现代综合解析方法的一种预期应用。
可是，古代几何却永远也无法把这些综合方法带给我们，因为当时不存在驱使他们由静态思维转向动态思维的生命冲动，但它可以尽最大可能带给我们“通过静态思维来模仿动态思维”
这一思维方法。比如，当我们把斯多葛学派a的信条与基督教的道德信条进行比较时，我们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和认识。斯多葛学派宣称自己是世界公民。而且，他们还补充说，世界上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兄弟姊妹关系，都充满了手足之情，因为大家都同样是上帝的儿女。两者话说得几乎一样，却没有引起同样的反响，原因在于它们的侧重点不同。斯多葛学派提供了很多典型事例。如果说他们在吸引人们追随方面并没有取得成功，是因为禁欲主义实质上只是一个哲学流派。对这a 编者注：因在雅典集会广场的廊苑聚众讲学而得名。
一信条如此迷恋以至于不能自拔的哲学家，无疑会通过把它付诸实施来激发其活力。这一点跟皮格马利翁a的爱促使爱神把生命赋予了刚刚雕刻而成的雕像完全一样。
但是，从这一情绪体验，发展到人的心灵之间永不停息地传递着的热情，还有段遥远的距离。这种热情就像熊熊燃烧的烈火，在人的内心中燃烧不止。这样一种情绪的确可以发展成为构成某一学说的思想观念。甚至说，不同的学说之间也只是类似于一种精神上的近亲关系。这一近亲关系的产生，早于思想观念，而不是在思想观念之后产生。要想在古典古代找到诸如此类的关系，我们一定不要考虑斯多葛学派，而应该去找苏格拉底。是苏格拉底在没有构建任何学说系统、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记载的情况下，用自己的思想激发和孕育出所有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他实际上把理性的运用，尤其是人脑的逻辑思维功能提升到高于一切的水平。他对讽刺的表达，意在清除任何未经理性反思检验的想法。也可以说，他通过让这些想法陷入不断的自相矛盾，来使它们相形见绌。按照他的见解，是对话催生了柏拉图的辩证理念，最终又催生出哲学方法。这实质上就是理性思维方法，这种理性思维方法我们今天还在沿用。这种对话的目标是得出一些能用定义进行区分的概念，这些概念将构成柏拉图理念。这些理念的理论，反过来，又可以充当传统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的模型。
a 编者注：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他用神奇的技艺雕刻了一座美丽的象牙少女像，并把全部爱心奉献给这雕像，最终打动爱神。雕像被赋予生命，二人结为夫妻。
这实质上还是一种理性思维体系。苏格拉底实际上研究得更为深入。他认为善本身就是一门科学，他把善的实施等同于我们对其知识的掌握，这就为“把道德生活吸纳到思维的理性功能之中”这样一种学说铺平了道路。理性从来没有被提升到如此高的地步，至少我们是第一次知道这一事实。但是，我们还要观察和研究得更仔细一些。苏格拉底之所以这样教导他的学生，是因为特尔斐神晓谕过，他接受了这一使命。他的生活实际上非常穷困潦倒，但他必须这样甘于贫穷。他必须和普通人打成一片，他必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他所说的话也必须回到他们说过的话上来。他没留下任何可用文字记载的东西，这反而使他的思想可以作为一种活着的、具有生命力的理念，留传给后人，再经过后来的人一代接一代地传递下来。尽管他并不是一位禁欲主义者，但对于生活中的冷暖，他却从来不表示丝毫的关心。原因只在于，他已经从物质需求的枷锁中获得解脱，他当然也已经从自己的躯体中被解放出来。他的身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伴随着他。当需求发出警示时，这种无形力量就设法让人们听到他的声音。他如此笃信这一背后的无形力量，以至于他宁可失去自己的生命，也要捍卫和服从这一力量的指使。
如果说他拒绝在世俗法庭上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如果说他敢于直面任何谴责，那是因为他背后的那股无形力量没有劝阻他。总之，按照今天人们对这些话的含义的理解，他所执行的使命实际具有宗教命令或神秘主义法则的性质。他的教学方法达到了高度完美、高度理性化的程度。但是，这些教学方法似乎依赖于某种超越纯粹理性的力量。难道我们不能直接从他的教学方法本身发现这一点吗？如果柏拉图对话中那些鼓舞人心、
热情洋溢的语录不是全部出自苏格拉底，而是柏拉图本人所说的话，或者如果这位哲学大师的语言都是色诺芬赋予他的，我们还能理解这一令信徒们热血沸腾、世代相传的热情吗？正如人们一直认为的，斯多格学派、伊壁鸠鲁学派、犬儒学派等所有的古希腊道德学家们的思想之所以来源于苏格拉底，不仅仅因为他们从各自不同的方向发展了大师的思想和教学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从大师那里学到了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几乎不是从古希腊精神中传承下来的，而是大师本身所独创的。
这就是先贤的态度。每当哲学家以及他所拥有的智慧突出于人类的常规之外时——他可能给常人以教导、做他们的榜样、甚至帮助他们完善自我的内心世界——都有苏格拉底在场陪伴着他。苏格拉底的精神依然活着，苏格拉底的精神依然在凭借其无与伦比的权威发挥着作用。
我们可以讨论得更深入些。据说，是他把哲学从天堂带入了人间。但是，如果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赋予苏格拉底的精神理念不是苏格拉底本人的，我们还能够理解他的生活，甚至他的死亡吗？推而广之，我们在柏拉图对话中发现的神话传说，除了确立一种创造性情绪体验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作用呢？这些神话传说，触及人的灵魂、根源，及其本质。这里所说的创造性情绪体验，是柏拉图使用的术语，但它实际上存在于苏格拉底的道德训喻中。这些神话传说，和苏格拉底的精神理念与柏拉图的对话一起被留传了下来。这些神话传说与苏格拉底精神理念的关系，如同一档解说节目和一首交响乐之间的关系。
他们通过古希腊形而上学探寻自己不为人知的荫蔽道路。而在亚蒙尼（Ammonius）和普洛丁（Plotinus）这里，又重新由荫蔽
走向公开。而且，普洛丁宣称是苏格拉底的传人。他们为苏格拉底的精神提供了一种学说体系：它类似于一种吸收福音精神而形成的学说体系。
尽管苏格拉底精神和福音精神这两种形而上学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或者说，因为这两种形而上学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两者在各自把对方的最佳长处吸收到自己的学说体系以前，曾经历了激烈的冲突和斗争。曾经有一段时期，世人在为自己是成为一名基督徒还是成为一名新柏拉图学派成员而犹豫彷徨。这是苏格拉底和耶稣之间的对立。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于苏格拉底的立场来看，问题就在于，如果这位真正的伟大天才处于另一种社会中，如果他处于其他的环境条件下，他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学说体系呢？比方说，如果他根本就没有遭遇到当时的道德实证主义的危机，也没有遭遇到当时雅典民主造成的人的思想混乱；如果他不是被迫首先通过确立理性的权威，去应对当时最迫切的社会需要；如果他没有把直觉和灵感植入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中；如果他作为其成员之一的希腊民族在他内心里还没有征服即将形成的东方世界，他的这些伟大思想和理念还会产生吗？现在我们可以搞清封闭式心灵与开放式心灵之间的区别了。有人愿意把苏格拉底的精神置入一颗封闭式心灵吗？“讽喻”贯穿苏格拉底教学法的始终，而热情洋溢的情感迸发或许并不多见。但是，在为一种新精神的产生扫清道路方面，它对人类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封闭式心灵和开放式心灵之间，存在着一种正处于走向开放进程的心灵。在一个人坐着不动的时候和他开始跑步行进的状态之间，必然存在他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动作，以及他站起
来时呈现出的态度取向。总而言之，在道德方面也一样。在静态道德和动态道德之间，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个过渡阶段。如果我们处于静止状态，能产生一种直接付诸行动的冲动，这一过渡阶段或许在不经意间就流逝过去。但当我们在行动过程中突然停止时，它就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这当然是冲动力量不足的一般表现。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在前文中说过，纯粹静止的道德可以被称为低于理智的道德，而纯粹动态的道德可以被称为超越理智的道德。其中一种是由自然预定的，而另一种则是人类才智的结晶。第一种道德是整个人类的群体习惯所特有的，它相当于动物的本能，它与理智绝不是一回事。后者是指灵感、直觉和情绪，这种灵感、直觉和情绪可以解析成各种理念。这些理念为它们提供知性标记，从而使它们再继续往下分成无数的详细分支。因此，就像一个能包含和超越一切多元性的统一体，第二种道德涵盖了一切知性，它远远超越了一般层面上的理智。位于两者之间的，才是理智本身。
当人类精神还处于从低于理智层次的道德向超越理智层次的道德发展，但尚未达到后者的状态时，它就在理智这一层面上确立了下来。此时的人类精神能够控制和支配封闭式心灵的道德，但它无法达到开放式心灵的道德，或者说，它无法创造出开放式心灵的道德。作为其提升的结果，它的态度取向将上升到知性的水平。与它刚刚脱离的状态水平相比——这当然是一种消极描述，因为在刚刚脱离的这种状态水平下，那只是一颗冷漠和麻木的心灵——它已经处于伊壁鸠鲁学派或斯多葛学派的“平静”和“淡定”的状态之中了。从积极的方面考虑，
如果它脱离过去的状态，而致力于对一种全新状态的依赖，那它的生活就会充满沉思和冥想。这就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念一致起来了。不论我们从什么角度看，它的态度都是积极向上的、崇高的和令人羡慕的。这一态度将为少数精英所持有。
不同的哲学派别可以从中找出共同的目标。其原因在于，只有一条道路能够从原地踏步的行为活动，走向在自由开放的空间内不断发展的行为活动；从无限的重复运动走向不断创新的运动；从低于理智的层次走向超越理智的层次。任何一个在这两者之间进行停留的人，都必然会陷入一片纯粹沉思冥想的地带。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当一种道德处于脱离了它本身、但还未发展为另一种更高层次的道德状态时，它自然就处于一种半道德的超然状态之中。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纯理智问题，这实际上是退回到理智本身了。而且我们认为，生活的目标就是古人所说的“科学”或沉思。总之，我们现在讨论的，实际上是古希腊哲学家道德的主要特征。但是，如果把理智仅仅认为是物质生活的阐释或协调手段，其中有些属于我们本章所讨论的低于理智的层次，有些则属于超越理智的层次，那么，这就不再是一个古希腊哲学或东方哲学的问题了，我们就应该讨论每个人的道德。为了明确说明义务的本质，我们事实上已经区分了作用于我们自身的两股力量。一股力量叫做推进力量，另一股力量叫做吸引力量。
这些讨论和区分都是必须做的。正因为哲学没有对这两股力量进行认真区分，而是一味地把自身局限于对知性的研究和讨论。
知性今天可涵盖上述两种力量，所以才造成哲学所做的这些努力很少有成功的。尤其是在解释道德动机如何约束人的心灵方
面，更是如此。但是，正如我们所暗示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描述也仅限于一种概括性说明。作为抱负的道德往往通过呈现出某种形式的严格义务来具体表现出来。作为严格义务的道德则往往通过吸纳一部分抱负，来使自己得到壮大和扩展。
这就实现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压力和抱负在大脑形成观念的区域相会，结果就产生了各种精神意象，其中许多带有综合意象的性质。这是作为压力来源的道德，和作为抱负归宿的道德的混合体。但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无法看到对我们的意志力发挥实际作用的纯粹压力和纯粹抱负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两种不同的对象混合以后而形成的观念。压力和抱负也要分别依附于这一观念。
作用于我们的力量也被认为是这样一种观念：这实际上是一种谬误。这一谬误可以解释严格的道德知性系统的失败原因。
换句话说，就是用它可以解释绝大多数关于义务的哲学理论失败的原因。当然，并不是纯正的观念对我们的意志就没有影响力，而是，只有在它保持相对独立的时候，它的影响力才能有效发挥。这种纯正的观念在抵制各种不利影响时，遇到了重重困难。即使它能勉强取胜，也是各种压力和抱负不断再现的结果。这些压力和抱负再现时，虽然各自独立地发挥出它们的全部力量，但是它们最终被融合为一种观念而表现出来，因而它们独立发挥作用的权利和机会也就丧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