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个具有军国主义历史传统的国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以中国为对象的侵略战争，蓄谋由来已久。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就提出要攻占朝鲜，进攻北京，占领华北，在东亚大陆列土封疆。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逐渐走上近代化道路。同时，也开始形成以中国为主要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在明治维新以后的70多年内，日本曾发动和参加过14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有10次是对华侵略。
经过甲午和日俄两次战争，后进的日本不仅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而且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优势地位。日俄战争后，日本已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以武力夺取世界霸权的欲望更加强烈。
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后，日本加快了实施新大陆政策的步伐，企图首先把中国东北变成它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日本统治集团尤其是军部与关东军首脑，在大肆宣称“满蒙生命线”面临危机的同时，着手制订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计划。早在1929年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就奉命起草了一个题为《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的文件，提出了以武力占领中国东北的具体构想。
为了充分验证其构想，侦察中国东北的军事要地，完善占领中国东北的计划，关东军从1929年7月至1931年7月，先后组织了3次规模较大的“参谋旅行”。
第一次称为“北满参谋旅行”。由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统领，企图研究在哈尔滨附近进行攻防作战的问题。从1929年7月3日开始至7月12日结束。路线由旅顺出发，经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到满洲里；回程经昂昂溪转洮昂线，到泰来、洮南，然后返回旅顺。
7月4日，石原到达长春时，发表了《战争史大观》的演讲。在由长春去哈尔滨的火车上，又提出了《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占有满蒙计划》。
在《满蒙问题解决案》中，石原系统地阐述了占有“满蒙”转变日本国运的“石原构想”，认为下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最后的大战”。美国势力向远东扩张，将是阻碍日本向大陆发展的最大挑战者。当今世界有了通航全球的飞机，科技发达，“东洋文明中心的日本”与“西洋文明中心的美国”必将开战。
为了做好对美战争准备，“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的唯一活路”。他指出，日本占有“满蒙”，既可恢复国内的景气，消除不安定因素，又可“及时扑灭中国东部的排日烈焰”。
这是“转变日本国运的根本国策”。而作为前提，“满蒙问题的解决，只有由日本领有该地才能完全实现”。
在《关东军占有满蒙计划》中，石原提出的方案是：关东军占有“满蒙”，巧妙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由日本人在这块土地上“经营大规模的企业”，让朝鲜人“开拓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和体力劳作”；同时，以4个师驻扎“满蒙”，“防备苏联的入侵”。
第二次是1929年10月的“南满辽西参谋旅行”。其目的是研究在锦州附近作战问题。他们在“奉天城攻击要领”及“弓长岭夜袭”研究已有成案后，开始进行新民屯渡河、向锦州方向追击、进攻锦州和山海关西部的作战方案的研究。
1931年，关东军组织了第三次参谋旅行，仍称“北满参谋旅行”。这次活动主要是为了让因人事调动而新来的关东军幕僚亲自看看他们所不熟悉的“北满”情况，以加深他们对“北满”战略价值的认识。
在此期间，坂垣和石原委托佐久，间亮三在“石原构想”基础上起草的《关于满洲占领区统治的研究》也于1930年9月完成，并在12月由关东军正式印刷成册。
这份文件提出占领“满蒙”的目的是：“迅速占领满洲及蒙古之一部，完全置于我方势力之下，以获得对外长期作战之资源及其他有关之牢固基地。”并对未来日本占领东北后的行政统治事项，作了明确规定。
这表明关东军不仅积极策划侵占东北，而且对侵占地区如何进行统治也在进行准备。
至1931年3月，在坂垣、石原等人的策划下，关东军司令部正式制定了《满蒙问题处理方案》，决定“若遇非常情况，关东军应有决心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并设想了“制造事件的谋略”。此时，在日本军部上层，“确保满蒙先行”论开始抬头。
1931年4月，日军参谋部拟定《昭和六（1931）年度形势判断》，就怎样解决“满洲”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解决“满蒙”问题分3步走：
第一步，改变日本所谓“正当权益”被损害的现状，确保并进而扩大这一权益；第二步，在“满蒙”组成一个从中国中央政府独立出来的新政权；第三步，完全占领中国东北。
根据这一计划，1931年6月11日，在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的主持下，召开了陆军省和陆军参谋部的军事、人事、编制、欧美和中国科“五科长会议”，进一步商定行动纲领。
6月19日，制定出《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规定在此后一年内，要让国内外透彻地了解“满蒙”的实际状况和日本的立场，做好转入军事行动的准备。7月，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到东京，将上述《大纲》作为指令下达给关东军。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一手导演了“万宝山流血事件”。
万宝山在吉林省长春东北30千米的长春县三区境内。这里完全是中国政府所辖之地，既不是“满铁”附属地，也不属于1909年签订的《中日图门江界约》所定的特区。
1931年4月，在长春日本领事馆的唆使下，朝鲜人李升熏等来到该地，私自租用“长农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转手租来的荒地7500亩。在租约未经长春县政府批准的情况下，擅自雇用朝鲜人挖渠，毁当地农户耕地，引起纠纷。
日本驻长春领事馆以为有机可乘，遂派日警开赴万宝山施工现场，镇压中国民众。
7月，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报纸在朝鲜散发“号外”，造谣说：朝鲜人在万宝山“被害数百名”，蓄意煽动报复情绪，以致在朝鲜境内一些主要城市发生了一系列排华暴行，但日本总督府和地方当局故意不予理睬。日本统治集团乘机极力煽动战争。首相若槻礼次郎于7月9日在秋田举行的民政党大会上声称：
中国处理措施如有非法不当之处，为保卫国家的生存，一定要不怕任何的牺牲，勇敢奋起，国民不可放松这种准备。
政友会总务长以调查事件为名，于8月到中国东北活动，回国后煽动说：“满蒙事态严重，日本的生存权眼看只有日复一日地趋向土崩瓦解。要挽救这种局面，除了发动国力别无它法。”
“万宝山事件”未平，1931年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发表公报，宣称：
日本参谋部部员、步兵上尉中村震太郎一行“向洮南旅行”，被中国兴安屯垦军“非法绑架监禁”，遭到枪杀。
事情的真相是：1931年6月，中村震太郎奉参谋部命令到中国东北执行秘密军事侦察任务。
中村化装成“农学家”偕退伍军人井杉延太郎等4人，在对中国兴安屯垦区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后，经洮南返回途中，被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在淮安区余公府查获。当即“由裤内搜出日俄文军用地图2张，日记3本，笔记录3张”，对“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
同时，还搜出了枪支及其他间谍用器材。屯垦军以证据确凿，认定中村一行为军事间谍。团长关玉衡下令将4名军事间谍犯处决。本来中国方面为维护国家主权而处置一个证据确凿的间谍无可非议，但是别有用心的日本当局却借题发挥，一方面向中国政府抗议，另一方面煽动反华战争热潮。
前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等人隆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提出，“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之各项权益”。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则认为：
“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甚至可以成为在柳条沟行使武力的前提。”
8月24日，陆军省决定：在中方否认处决中村或得不到满意解决的情况下，“有必要对洮南地区实行保护性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