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南海区榆树林布西村一号的年轻柯南·道尔医生，在夜色的掩护下，偷偷溜到外面，擦亮房子围栏上的铜门牌。
他绝对不能让邻居知道，他请不起女佣；尤其在普兹茅斯郊区这种高级住宅区。这幢他引以为傲的房子是幢三层楼、狭长的深红砖房，坐落在榆树林交通繁忙的大马路、国王路和公园街的交口。时间已过午夜，应该不会有人看见他擦门牌。除了来到普兹茅斯的第一天，他与一个水兵起过冲突外（此人毫无骑士风度的踢他妻子，后来成了道尔的病人），柯南·道尔医生的职业行为毫无瑕疵。
一八八二年那个九月的夜晚，任何一个经过的路人，都可以看到一个穿着双排扣长上装的身影，身高约六呎二吋，因为骨架大，看起来似乎更高，重十五
（注：一
十四磅），看不到一丝肥肉。浆硬的领子与领结上，是一张宽阔年轻而严肃的脸：头发偏分，覆在前额，鬓发很长，但胡子修剪得短而齐。
自那个笨拙的男孩在一八七六年秋天进入爱丁堡大学之后，发生了许多事情。傍晚休闲时，他会大声念着爱伦·坡的作品，把一家人都吓得半死。他得到了奖学金，可是由于作业的错误，钱被别人领走了。在他接受了两年医学课程之后，阿瑟决定把以后每年的课程缩减在半年内念完，然后他每年就有一段时间可以去出任医师助手，赚些钱以帮助家计。
在爱丁堡大学，没有什么所谓的大学生活。你可以寄宿，也可以像阿瑟一样住家里。你可以付学费选择去听名人讲课。除此之外，教授与学生间没什么接触。一八七七年的一个假日，阿瑟在爱伦岛意外的见到了知名的裘瑟夫·贝
尔医生。之所以意外，是因为阿瑟认为这么一位严峻苦修的科学人士，不可能会来度假，他奇怪他来这儿做什么。
一个又一个教授，大部分带着某种怪性子，出现在颇阳春的教室中，却是学生生活最有意思的部分。其中有一位查理士·威佛·汤姆森爵士，是位动物学家，乘着木制的皇家巡逻舰“挑战者号”，掘遍了所有海域，寻找各式各样生命的未知形式。还有矮胖的路士福教授，一嘴亚述人黑胡子，加上洪亮的声音；路士福教授甚至在进入教室前讲课就开始，他的声音在整个走廊中回响。其中最好的，也许是因为他极为仁慈，阿瑟永远记得那位世界知名的裘瑟夫·贝尔教授。
他真是个仁慈的人——不同于传说中那个令人畏怯的身影，当时才四十岁出头。不过，他说笑话时自己永远是一本正经的严肃样子，他以此来支持他的推理能力，要学生记住必须以耳、眼、手、脑来做诊断。
他非常瘦，有一双极灵巧的手，及一头毛刷般直立头顶、令人吃惊的黑发。他会坐在空而大的房间的桌子后头，助手和学生围着他，阿瑟的职责是把病人一个个领进来。
“这个人，”贝尔医生用浓重的苏格兰腔宣布，“是个左撇子鞋匠。”然后他会稍停一会儿，强忍住笑，因为学生全一脸疑惑。
“你们要懂得观察，各位，那个鞋匠放捶皮膝石的绒布垫之处，你们应该注意到，他右边远比左边磨损得厉害。这表示他用左手捶皮革。”
或者，他会手指并拢说道：
“这个人是个法国的油漆磨光匠。”然后，他会瞪大眼睛，眼珠一转，“啊呀，你们难道闻——连闻都闻不出来吗？”
他一本正经的声调，以及身体前倾时眼中的光芒，常使学生腼腆的微笑起来。贝尔医生——每个人都称他“裘”，住在莫尔维尔月弯的一幢大屋子内，那屋子有着雕刻精美的楼梯，至今都还存在。在当时，他从没想到把推理的能力与罪案连在一起——然而我们知道，十五年后，他帮助解破了阿雷蒙的离奇案子。他是位外科医生，追踪的是疾病。
“训练有素的眼睛！”他会说，“就这么简单。”
然而，念书时，阿瑟紊乱的心神并不如此简单。除了工作，他总是在看书：华勒医生借给他的书，图书馆的书，廉价书店买回来的便宜书。如果让他选择一顿饭或一本书，答案一定是书。
在那些倾心于成人的讥讽言辞、崇拜远方的赫克斯理教授的喧闹学生中间，嘲笑神学成了一时的风尚。
其实整个英国都流行着这种风气。阿瑟呼吸着解剖室中的酒精味，在那里，人类看起来一点都不神圣。抽着他从史东尼赫斯特买来的琥珀嘴烟斗，他回忆着史东尼赫斯特的一切。许多事，现在看起来不仅恼人（就像当时那样），而且可笑透了。不只是天主教堂，其他教堂也一样。
华勒医生，这位家庭友人和热心的未知论者，用阿瑟能领悟的方法鼓励他去探索。这位医生在一封信中引用了爱默生有关自重的一段话。
“这里，”他写道，“当我们伸手触及所有那些心中假设有一个上帝、并盲目崇拜者的真正弱点时，等于帮助了那些不能也不会去自助的人们。然而，更真实、更高贵的应该是教人一句老谚语：天助自助者。这种刚毅的内心活动正是神学极力想抹煞的，欲使得我们把自己变得可憎、罪恶而卑贱，这是一个欺风败俗的谎言，把我们天性中的最好部分砍除了。把一个人的自尊剥夺，就等于把他变成一个鬼祟的无赖。”
然后，他会极力强调一点——这点使他这位年轻朋友非常心动：“‘做’
这个字远比‘信’来得好，而“行动”远较‘信仰’来得真实。”
“行动”！这就对了！于是，阿瑟在一八七八年的初夏假期，到雪非耳的贫民区一名医生那儿当学徒兼配药员。虽然一开始他并没有赚到什么钱，但至少他母亲不必再担心他的食宿与零用金。
但是结果并不愉快。他完全没一点经验——就像药房里一只无精打采的熊，三个星期之后，理查德森医生和他决定分手。虽然后来他对他这第一次的尝试觉得很好玩，可是当时他完全不这么想。
“这些雪非耳的居民，”他愤怒的写道，“宁可被一个有胡子的人毒死，也不愿接受一个没胡子的人拯救。”
才三个礼拜！爱丁堡大学的秋季班还要好几个月才开学呢！匆匆忙忙去了
伦敦，他再度在医药新闻上登了求职广告。虽然他现在看起来像个扰人的外星人或波希米亚人，珍伯母、亨利伯父及詹姆士伯父仍欢迎他到克理夫屯花园的家借住。在等待别人回应广告这期间，他早晨念书，下午则到街上闲逛，晚上在煤气灯下，则从事一些与课业无关的嬉耍。
“他们发明了一种恶作剧，”他报道说，“叫做‘作弄女士水雷’。这是一个铅制的瓶子，很像画家用的喷水瓶，里面装满了水，你用手一挤瓶子，就会喷出一道水柱。最有意思的就是晚上走到街上，对着每个人的脸喷射，不管是男是女。每个人都有这玩意，没有人逃得过而不被作弄。我看到有些女士去参加派对，一下马车就被人喷得浑身湿透，但是她们似乎还觉得很有意思。”
这种水枪的流行，显示出这些女士真正的自制力。
阿瑟对这种嬉闹毫无心情。一星期接一星期，没有广告回音，他开始绝望了，决定要去参加海军，做个外科军医。正当他把这项决定的好处向他伯父母陈述时，一位雪蒲郡路屯的伊立亚特医生来信要他去。
在路屯他干得很好，独自一个人处理了一件紧急病案，对工作也有了信心。只有一件事令他心烦，就是伊立亚特医生的栗子脾气，他承认这点他自己也是太孩子气了。“虽然外表上他是位绅士，他脑袋里完全没有自己的基本想法，而且不管你提到什么，即使只是很平常的话，他都可能大发脾气。”
“我认为，伊立亚特医生，如果能废止死刑，那真太好了。”
“先生，”伊立亚特医生会立刻涨紫了脸说，“我不准任何人在我屋子里说这种话！你懂吗？先生。”
“先生，”他的助手没有仔细思索这么说是不是礼貌，当下反驳道，“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我高兴，就可以表示我的意见。”
十月末，阿瑟回到学校。他不能期望伊立亚特医生给他任何报酬，因为他们并没有事先约定清楚。虽然如此，在工作了四个月之后，他私心仍希望能得到些许的表示。然而这笔钱并没有出现。鼓起所有的勇气，他问是否可以拿到返家的火车票钱。
“年轻人，”伊立亚特医生以一副生意人模样说道，“法律规定如此：如果一个助手拿薪水，就是被认可的人，并能报销费用；可是，如果没薪水，就
像你这样，算自我进修，是没有报酬的。”
于是阿瑟回学校开始另一个冬季班，他咒骂着医生助手是全世界最受压榨的廉价劳工。留在爱丁堡，至少可以运动运动。像他这么健壮的年轻人，脚快得像猫，他们只略微的训练了他一下，就使他成为快速的橄榄球前锋，及一流的拳击手。拳击是他最喜爱的运动。在打拳跟打橄榄球时，他和一个叫博德的同学成了好友，这个同学是个半天才半疯狂的人，此人的幽默使他像看戏一样的十分欣赏。
可是，家中的情形变得非常糟。他父亲的健康每下愈况。查理士·道尔人才中年却十分衰老，已有两次，他不得不在床上躺一整个星期。在女王办公室工作了三十年，他们却对他的因病缺席十分不满。
阿瑟担心的却是“夫人”（自从他离开家之后，他就再也没有称呼她“母亲”或“妈妈”了，他只称她为“夫人”。这个称呼对这位娇小的女士而言，犹如荣誉奖章）。这是夫人生命中第一次感到害怕。第二个暑假，阿瑟得到了一个真正的助手工作——一个月二英镑薪水——他急切的接受了。
于是，他很高兴的遇见了伯明翰阿斯顿路克里福顿大厦的瑞金诺·约克立夫·海尔医生。海尔医生是个和蔼健壮、脸色红润的人，动作快得不得了。虽然他的房子只是一幢不大的砖房，而且坐落在喧闹的马车道上，可是那是贫民区的大诊所，而他的诊疗费使这位新助手吓一跳。海尔医生要你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一直辛苦工作，可是他友善的态度使你以工作为乐。海尔太太也是一样，她是位娇小温柔的女士，傍晚时喜欢来根雪茄，海尔医生和阿瑟则抽他们的烟斗。然而一个月二英镑的薪水并不能有什么大用。
另一些事也苦恼着他。如果他得到了医学学位，他的未来会怎样？他并不了解他宗教信仰的真正含意。而这些含意现在看来令人害怕。
几世纪来，他的家族不只是天主教徒，而且是最虔诚的那种天主教徒。
迪奇伯父，看起来似乎很好相处，可是当《庞奇》杂志讪笑起教皇时，他立刻把八百英镑年薪的工作丢掉不要。阿瑟可以想象安奈特姑妈在剑桥巷端庄的围着披肩的样子；还有詹姆士伯父和亨利伯父。他们已经很明确暗示过了，只要他的诊所一成立（当然是在伦敦），在争取病人时，绝对不会缺少
天主教的影响力。
他从没有怀疑过上帝——某种主宰的力量。可是，那些有关“教堂”永无休止的争辩、愚行、威胁，好像教堂只在乎几个小钱！如果他真的相信这些事情，那他就该告诉他的亲人。
在他正处于这样的困扰之中时，有一天下午，在伯明翰，他正装完了六十几瓶药，赫尔·葛立维兹走进药房，把他拉到一边。赫尔·葛立维兹是阿拉伯人，也是欧洲有名的梵文学者，为了养家，他降格来教德文，而海尔太太是他唯一的学生。他泪流满面，他说他已走到绝境，他的家人快饿死了，柯南·道尔医生能不能帮忙给他点钱？
柯南·道尔先生口袋里只有六便士，可是葛立维兹哭个不停；这人实在需要帮助。嗯——好吧！
“好，这里，”这位助手不加思索的说，一边拿下他的手表和表链，“统统拿去，我尽我所能。把这只表和表链拿去，当了它。”
“当了它？”
“当了它！这是只好表。不，别再推了！”不好意思面对这位德文先生的推辞，他又低下头来配药，对他突发的冲动有点后悔；但他相信，这是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该做的事。
继这种沮丧情绪而来的却是令人得意的事。春天时，为了试试自己是不是有这种能力，他写了一个短篇故事，叫《神秘的塞沙沙谷》。这是根据南非凯菲尔人对一个有发亮眼睛的魔鬼的迷信而写成的：那眼睛，在面对英雄时，会变成钻石。《神秘的塞沙沙谷》被《室内》杂志接受的消息传到了伯明翰，稿费是三个金币。后来，看到一八七九年十月号的《室内》杂志，他只有一个遗憾：他们把他故事中的“咒骂”全都删除了。
于是，既吃惊又感动，他又一口气写了好几个故事。其中一篇，原名《古瑞索普农庄之鬼》，可以看出他心中同时存在着嬉闹与恐怖，而且融成一体表现出来。所有这些故事，除了一篇《美国的故事》外，全数被退稿，而他写作的风格深受布莱特·哈特的影响。不过，在所谓的文学世界之中，在他看来，他已找到了小却有用的副业。
“我开始想要做一个好的海军外科医生，”他写信给他母亲。“我一直说，在我下决定做任何事之前，我都会先弄清楚我要怎么做。”
而现在，所有浮上他心头的，却都是他原来世界之外的事物。在下一封信中，他表示渴望能成为一条南美航船上的外科医生。他有一种无法忍受的不安之感，一种想暂时从那拘束他的药品中解脱的欲望。因此，第二年初，仿佛是个奇迹，他的朋友克劳帝·奥古斯塔·柯里让给他一份柯里自己无法上任的差事，问他愿不愿意以外科医生的名义，上一艘到北极捕海豹和鲸鱼的船，工作时间七个月，报酬包括薪水加油钱是五十英镑。
五十英镑！给母亲五十英镑！只做这点事情？
一八八○年二月底，这艘六百吨的捕鲸船“希望号”离开彼得海德时，阿瑟人在船上。第一天晚上，他就与一个海员起了冲突，有趣的是他把此人的眼睛整个打黑了，因而赢得了全船人的尊敬。开出希德兰四天之后，他听到冰块冲击“希望号”船舷的声音；在离格陵兰一百哩的冰洋上，他看到了海豹群。
这时，他的信描述了自己年轻而又野蛮的行径——可能令他母亲大吃一惊！在跨过浮冰、杀了一天海豹之后，他肩扛粗绳，身佩凝着血滴的尖刀和利斧，像个全身覆盖着雪与血的狞笑巨人。每一口呼吸都令他血脉贲张。
“我以前从来不知道完完全全的健康是何种滋味，”他写道。“我只觉得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
经过史派兹柏京，继续北行，天是无尽的长日，没有夜晚，这艘小船继续寻找着鲸鱼。阿瑟拿起捕鲸船的桨，听着发射鲸叉的枪声，然后是卷绳快速拉扯的呼嗖声，如果被绳子扫到，任何人都会被打入海中；他尝到了危险的滋味，但喜爱这种刺激。这趟航行实在不够长。九月初，带着给他母亲看的五十英镑金币，他回到了爱丁堡，成长为一个真真正正的成人。
经历了考试的恐惧、长期辛劳的工作，以及又做了一个学期海尔医生的助手，他在一八八一年拿到了医学学位。另外还有一件事令他这段期间的生活更加复杂，就是他起了强烈的倾向——虽然至今仍控制得很好——爱上每一个他碰到的女孩。
更精确的说，他在同一时间爱上了五个女孩子。他指出，他的意图是善
意的（“是不是我应该这么想！”他母亲怒叱道），可是实际上他不能五个都娶，这使他“陷入窘境，而且完全不道德”。譬如，有位吉菲丝小姐，“一个有着钻石般眼睛的小可爱，”他宣称——虽然并不十分诗意，“她使我灵魂深处都为之震动。”在金色的七月，这个敏感的年轻人到李斯莫去探访亲人，对大部分的这类狂热，他母亲都能平静的接受。可是，对其中一位女士，他母亲的第六感升起了，有着深切的疑虑。
“老天！”他大声道。“那个艾玛·威顿小姐，她真是美极了！我们热切的交往谈情已经一整个星期，事情快成熟了！”
不是所有描写爱情的诗人都有能力称威顿小姐体态轻盈，因为她体重足足超过十一（注：一百五十四磅），可是她黑色的头发、爱尔兰式的美貌、令人酥软的眼睛，以及时而娇弱无力、时而狂暴的行径，完全捉住了那一大堆替她撑阳伞的追求者之心。他们的罗曼史（他把她的相片放一个绒布相框里）持续了颇长一段时间，一直到他拿到医学士及外科硕士的学位为止。
可是他们的未来是黯淡的。他的好朋友博德——现在已是博德医生——在学生时代就疯狂的结了婚，后来在布莱斯佗开了个诊所，却穷得破产了。阿瑟接到他的急电后，匆匆赶到了布莱斯佗，发现这个健壮、黄发、下颚松垮的博德医生的第一个暗示就是希望朋友能借他一点钱；阿瑟解释了自己的处境后，他深深的皱起了眉头，最后，博德以他惯有的方式，对这整件事大笑置之。是的，前途是黯淡的。
可是，通过了他最后一次考试后，阿瑟的愿望是能以正式船医的身份，再来一次远行。好运似乎又来临了，他被雇用到一艘航向非洲西岸的货游轮“美仰巴号”上工作。威顿小姐——现在他已叫她“艾美”了——为此一哭再哭，可是他母亲鼓励他去。她认为，在非洲航线上工作一两年后，他应该能存到足够的资金自己开业。
一八八一年十月下旬，当“美仰巴号”在塔斯卡灯塔外海与风浪搏斗时，它的船医几乎通宵站在甲板上，紧抓住栏杆，欣赏着环绕着他粼光闪闪的汹涌波涛。这几乎是这趟黄金海岸的恐怖航行中他最后一次有机会如此轻松写意。
一八八二年一月，“美仰巴号”再度停泊利物浦，气味令人作呕的烧焦木头与
金属仍旧挂长廊上。柯南·道尔医生坐下来匆匆的写了一封短笺。
“只简短的告知，”他写道，“在感染了非洲热、几乎被鲨鱼吃掉，以及‘美仰巴号’在由马德拉群岛返英格兰途中失火后，我终于平安归来了。”
脑中充满了对疾病的回忆，鼻中仍然塞满了油污及沼泽的气味，他试着解释，他要的是工作；不是白天在炎阳下与乘客狂饮、夜晚看着土人燃起火堆的一成不变的海岸这种怠惰懒散的生活。这艘载油的船起火时，是很刺激没错，但是：
“我不打算再去非洲了。报酬低于我用笔能赚的，而且天气恶劣透了。我希望你对我离开这艘船不会感到失望。这样当然还不够，我愿意做任何不使你痛苦与失望的事——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一起谈谈这事。”
他们的确讨论了，而他母亲也同意了。他自己建议，他再找一艘跑南美洲的船，这使他母亲感到些许安慰。然后，来了一封或许他们两人都害怕接到的信，是伦敦安奈特姑妈的来信，亲切的问他是否愿意去一趟，与几位伯父和她本人谈一谈他的未来。
由此，他面对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难题。这些有影响力的天主教亲戚可以使一个年轻的医生致富。他回信说他是个未知论者，在这种情形下，与安奈特姑妈进一步讨论他的未来，对她是不公平的。他的母亲，虽然愿意给他这世界上的一切让他成功，这回却什么也没说，由他自行料理。
安奈特姑妈的回信很快就来了，她说，他们对他感性的表示深感烦恼。
不过，诚如安奈特姑妈所说的，他是否太冲动也太固执了一点？这类的决定不应该太轻率。为了所有这些关爱他的人，难道他不愿意跑一趟讨论一下这件事吗？于是他去了伦敦。
双方想找出一个正确的方法评估这个过程，他们的难受多于争辩。他不愿意大家不和，他太像道尔家的人了。在剑桥巷屋子的餐厅里，有张大餐桌，围四周坐着的有司各特、迪斯瑞里、塞克瑞、柯勒瑞奇、乌兹沃斯、诺塞帝、李佛以及一打各色人等，所有他祖父约翰·道尔的朋友，所有他被深深吸引的文学世界代表都在场。那张餐桌似乎成了某种象征。在他内心深处，他无法相信这些亲戚仅仅为了他个人的宗教问题而如此劳师动众。
可是这点，他年轻的看法却是错的。对这群年老无子的道尔家亲友而言，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事就是天主教会，他们的祖先为此放弃了一切。物质生活是短暂的，唯有信仰才是真实的。而眼前这个他们如此关爱的年轻人，却仅仅为了一个纯粹是邪恶刚愎的古怪念头，而让他自己的灵魂陷于危亡！
在剑桥巷的起居室中，约翰·道尔的半身像靠墙放着，在这张画像之前，他见到了迪奇伯父：他现在看来十分憔悴，任何一个医生都可以看出他脸色不佳。还有浓发大胡子的詹姆士伯父，以及坐火炉前大椅子上围着披肩的安奈特姑妈。
安奈特姑妈他并不十分在乎，她是个妇道人家，是可能会有些奇怪的想法。可是，另外这两位冷静、客气、嘴唇紧闭的人，他实在无法认出，他们就是他小时候印象中的迪奇伯父和詹姆士伯父，他强烈的抗拒这个想法。
“如果我以一个天主教医生的身份行医，”他说，“我就是打着我相信某些我根本不相信的东西之旗号骗钱。如果我这么做，你们可以把我看成是这世界上最无赖的无赖！你们自己都不曾这么做，难道你们会吗？”
迪奇伯父立刻纠正他。
“可是，亲爱的孩子，我们说的是天主教会。”
“是的，我知道。”
“而那是完全不同的事。”
“迪奇伯父，有什么不同？”
“因为我们相信的东西是真实的。”这个简短冷静的回答，在他们之间升起了一道用拳头也击不倒的障碍。“只要你有信心——”
“是的，”他冲口而出，“这就是人们一直跟我说的。他们说要有信心，好像这是能由人的意志所操纵。他们还不如告诉我该长黑头发而不是黄头发。
推理是我们拥有的最高智慧，我们‘必须’去用它。”
“那推理告诉了你什么？”另一个声音问道。
“詹姆士伯父，宗教是可怕的，一打的宗教长年互相残杀，这都是源于人们接受了无法证实的事物。推理告诉我，你们的那个基督教精神包含着众多美好而高贵的东西，但也掺着许多纯粹的胡言乱语。它告诉我……”
以前曾经有一次，就是他还担任伊立亚特医生助手时，他对他母亲说过，只有在激动起来时，他才能滔滔不绝的说话。而他此刻十分激动，话语滔滔如涌泉。然而，当他看到众人的脸色时，他立刻住嘴，回复了应有的礼貌。
除了安奈特姑妈外，他对这些人有着难以描述的不耐与厌烦。让他们去做他们喜爱的事吧，去他的。他不求于他们。如果他们拒绝去了解诸如人有良知这样简单明白的见解，那他们即使拥有极大的艺术天分，也不过是个尊贵的愚人罢了。他们令人称羡的不过是某张餐桌、某个象征、某种他现在无法分享的生活。詹姆士伯父的声音此时响起：
“那你现在打算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过要再出海，或者，申请做住院外科医生也许更好。”
“是的，也许那样最好。”
有人拉铃要茶。双方紧绷的傲气不允许任何人再多说什么，谁都心知肚明裂痕再无法弥补了。他离开那幢屋子时，他知道那扇大门对他而言是永远关闭了。对安奈特姑妈，他也许还会回头，但是对几位伯父，即使是天塌下来，他也不会再去找他们。他已经不再是他们过去热切招待的侄儿了；他已成了陌生人。怀着恶劣的心绪回到爱丁堡，他知道其他人会说他是个蠢蛋，放弃了最好的机会。他再次肯定自己对宗教的看法，并且立下誓言，绝对不接受任何不能被证实的事。
至于未来呢？没有船医的工作，申请住院医师的信也没回音，所得到的只有一封来自他那位破产朋友博德医生的电报，得意的告知他在浦利茅兹——博德已由布莱斯佗迁居那儿——大大成功了。他催促阿瑟搭乘下班火车去他那里。阿瑟去信询问，博德的回电迅速而至。
收到来函。何不直接称我为大说谎家？告诉你，去年一年我看了三万个病人，我确实的收入超过四千英镑。所有的病人都来找我，而不会过街去看维多利亚女王。你可以拥有所有的诊疗、外科及接生的业务。保证第一年收入三千英镑。
除非博德是疯了，否则这实在是太好的机会了，放过了会遭天谴。阿瑟匆匆收拾了行囊。他母亲从来就不喜欢也不信任博德，此番更觉。然而，当博德带着胜利的微笑展齿在浦利茅兹火车站迎接他时，这位新“伙伴”毫不怀疑他老友所说的事情是真的了。
既会表现，又会欺骗，加上一些真才实料的医术，博德的确成立了颇大的一家诊所。他指挥病人挤在候诊室、楼梯上、院子里、马车房，他对他们呼来喝去，开出的药方会使任何一个普通医生毛发耸立。每天工作结束后，他提着他一天所得的金币、银币袋子，慢慢的在大街上漫步，他的妻子及伙伴，则像是主教的随从般走他两侧。
“我总以为步行穿过医生住宅区是有必要的，”博德解释，“我们现在正走在其中。他们全都会到窗前来，咬牙切齿的跳脚，直到我走出他们的视线之外。”
这本传记没有必要叙述以后几个月这种放纵行为的细节。柯南·道尔在他自己所出版的《蒙诺书信》一书中已有所描述，该书除了一些小节之外，就像是本自传；如果在此重述，只是重复一页又一页最令人发噱的景象。可是最后的结局（不止此书，还有从当时他的其他书信中得知）却一点都不好笑。
博德虽然个性上有很有趣的一面，可是心灵上有他黑暗的一面，就像眼睛里的一块黑斑，十分显著。阿瑟很少批评朋友，但他有时候也会对博德的行为吃惊。所谓的“伙伴”只是坐在一个小房间里诊治少数几个博德懒得处理的病患，一个星期只赚一、二英镑。为此，他已与母亲起过几次冲突。
博德医生和他太太现在已十分富有。母亲问，他们在布莱斯佗所借的债，他们还了吗？阿瑟承认他们还没有，但热切的替博德辩解，并且指出他们的几百种好处。母亲气得发抖，并说，这样的人不适合做他儿子的伙伴，她坚持她对博德医生人格不高尚的根深蒂固想法。母亲攻击，儿子辩解，已经使这对母子濒临冲突的边缘。不过，没有必要争吵了。因为博德医生及他太太在阿瑟的房间看到他母亲的信。
博德没说什么，他暗自筹划，耐心等到六月，然后，以最友善的方法说出他这位新伙伴从一开始就破坏了他诊所的业务。博德解释道，这些头脑单纯的
乡下人，看见一个诊所门上有两个医生的名字，他们想找博德医生，可是怕被骗去看柯南·道尔医生；于是他们紧张起来，就干脆不上门了。
惊愕万分的柯南·道尔医生，在完全不知道这整件事情背后的原因之下，走到院中，拿起一把槌子，再走回前门，他用槌子分叉的一头，插进门框与铜牌之间，把他自己的名牌给撬了下来。“这样就不会再影响你了。”他说。
劝他不必忙着发脾气，博德建议了一些方法。为什么不自己开业呢？没有资金？呃，博德大方的答应借他一星期一英镑，直到他能赚到那么多钱再偿还。他可以打开地图，选择英国任何一个城镇！每个星期，那个慷慨的阿拉丁神灯里的妖怪——邮差大人——会把二十先令送交他手中。在深感屈辱之下，阿瑟最后还是接受了，他选了普兹茅斯。
这是冒险的一搏。他必须租一幢房子，但只有保证人而没有押金，还必须靠信用贷款买一些药品。房子里的家具等细节可以将来再说。一八八二年六月，他由博德的住处寄出的最后一封信中，似乎时而忧虑，时而十分乐观。
“写些快乐的事情，像个善良的小妇人吧，”他要求他母亲，“别老那么忧虑，否则我们要叫你去重新修正希伯来人葬礼的过程！”然后，他又写道：
“只要我能找到合适的房子，我能保证三年之内就能一年赚到一千英镑！”最后是：“我已与艾玛·威顿重修旧好，我想她是真的喜欢我。如果我在普兹茅斯能成功，我会娶她。”
普兹茅斯这个地方，让他觉得自由，也积极的给了他支持。南海区有一幢极好的房子，年租四十英镑。在给了爱尔兰国家艺廊馆长亨利·道尔的名字作为保证人之后，没有提到押金一事，他顺利取得了房子的钥匙。他由一处拍卖场买了一些杂七杂八的家具。最开始，只需要装修诊疗室；当然，楼上还需要一张床，走廊上需要一个伞架。
当他关上自己房子大门时，虽然大门弄出来的喀啦之声在空洞的房间里回响，他仍感到一阵骄傲。在一位有经验的屋主细心指点之下，他记得买床，但忘了买床垫及床单。另一方面，一楼前面的诊疗室——有着红色厚地毯，橡木桌上放着听诊器和药柜，还有三张椅子及三幅画——沐浴在拉拢的棕色窗帘所形成的幽暗神秘的光线之中，使房间角落看起来好像放置了家具一样；外面，
他的铜名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虽然还没有病人，”他热切的报告，“但停下来看我名牌的人可真不少。星期三傍晚，在二十五分钟之内，有二十八个人停下来看我的名牌。昨天，我又算了一下，十五分钟之内有二十四个人，状况直线上升。”
《伦敦社会》杂志的编辑预支了七镑十五先令给他，他已把布莱特·哈特受神感召的故事——名为《骸骨与布碌曼斯岱克溪谷》——卖给了他们。
这笔钱，加上预支的钱，使他的房租有了着落。至于缺少的仆人，他可以请他母亲把十岁的小弟英尼斯送来；英尼斯穿一套漂亮的门童制服，可以替他开门。每天以面包、肉汤，或在后面房间用煤气炉煮些咸肉裹腹，他们一天花一先令就能吃得不错了。博德医生每星期寄来的那一英镑可以让他们安心用到有病人上门。
可是那位友善的博德医生却另有主意。等他已签下了房子租约，小房间里已购置了药品，再无法回头之后，博德医生做了他原本就打算做的事。他以极端愤怒的口吻写了一封信，说他朋友离开浦利茅兹之后，他们在他房间里找到一些撕毁信件的碎片。这些碎片，在博德和他太太重新拼合之后，发现是一封柯南·道尔母亲写来的信，信中，他，博德医生，被用最恶劣的字眼如“寡廉鲜耻”及“以破产招摇撞骗”攻击。
（事实上，这封原信，在普兹茅斯柯南·道尔的口袋之中。）“我只能说，”博德结尾道，“我们对你是这般信件的收信人感到惊讶，我们拒绝再与你有任何形式的关系。”
因此，如今，在这个一八八二年九月的愉快夜晚，柯南·道尔医生——住南海区榆树林布西村一号——借着夜色掩护，偷偷出来擦他钉在栏杆上的铜门牌。他擦门牌时，右边两户人家还有一两盏灯亮着，灯光照着布西旅馆拱形的正门。除此之外，榆树林的幽暗街灯之下静无人迹。他漂亮的砖房楼上，小弟英尼斯沉睡着。房子左边，教堂深凹的门廊隐隐可见。
在收到博德的信之后的两个月中，他表示，他的情况并不差。他偶尔仍会忍不住咒骂，但大多数时候，一想到博德跟他太太认真的拼凑一封他们并没有拿到的信函碎片那光景，他就忍不住大笑起来。毕竟，就像他当时对他母亲说
的那样，情况并没太糟：他屋子里还有几天的食物，口袋里还有一个五先令银币。他喜欢过博德，他总忍不住喜欢那家伙。
现在，慢慢的，有少数的病人上门了。他学到了尊重人的美德；所有他前面的窗都加了窗帘，这样对街屋子里的人就无法看到他楼上房间没有家具。整洁的好习惯，毫无疑问，会慢慢养成的。是的，他可以维持下去。不过，只要能再多引几个病人进门！或者只要——一个等着实现的炫目希望——只要他所写的故事能被《康岗》杂志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