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辉发迹史上离不开的几个人刘文辉13岁时离家赴成都读书。送他到省城的是他的大哥刘文渊，字升庭，生于1874年，是前清秀才，担任过四川省咨议局议员。在刘氏家族内部，刘文渊一直是实际上的掌门人，也是刘氏祠堂声望颇高的族长。
四川省咨议局成立于1909年10月14日。清朝末年，立宪派呼声空前高涨，清廷不得不顺应民意，在各省成立咨议局。这是以官僚、士绅和社会名流为代表的一个地方民意机构，各省选出来的议长如江苏省张謇、湖北省汤化龙、四川省蒲殿俊等，大多是立宪派著名人物。各省咨议局的成立，使立宪派获得了进行合法斗争的场所。在清政府制定的《各省咨议局章程》中，对咨议局议员和选秀才资格作了如下规定：“男子须满25岁，曾办学务或其他公益事业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中学或同等学堂以上毕业者，有5000元以上营业资本及不动产者，始有被选举权。”从这个条款看来，要求确实不低。刘文渊能名列其中，也说明了他当时的社会地位。
辛亥革命后，刘文渊又考入四川省法政学堂。这所学堂始创于1903年，初称“课吏馆”，又称仕学馆，1905年四川总督锡良将其改办为四川法政学堂，是四川大学法学院的前身。刘文渊从这所学堂毕业后，曾在大足、安岳县任过知事等职，后来也担任过四川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刘文辉是刘家的老幺，从小便得到全家人的呵护，作为刘家的老大，刘文渊对老幺尤其尽力。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那年夏天，刘文辉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刘文辉第一个投奔的是他的同学邓锡侯。邓锡侯（1889～1964），号晋康，四川营山县人，家庭出身贫寒，8岁丧母，10岁丧父，全靠舅母文氏抚养成人。少年时就读于乡间私塾，后被保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第一期深造。辛亥革命前夕，邓锡侯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邓锡侯尚未从保定军官学堂毕业，就毅然回四川参加了新军，在第十七镇六十五标当教练官和帮带。刘文辉晚邓几届入学，又规规矩矩读完了全部课程，等到刘文辉毕业时，邓锡侯已经升任川军第二十三军二师五团团长，驻防在成都市北校场。
对于刘文辉的到来，邓锡侯表现出了非常的热情。趁着酒醉话热说出了想法，要将刘文辉留在自己部下。邓锡侯是个性情直爽的人，同时又说了他的担心：“我这儿池子小，不一定能养得了你这条大鱼，是留还是去，完全由你自己决定。”刘文辉踌躇片刻，回了句话：“等我先回安仁拜见父母，工作的事以后再从长计议。”其实，他心里的真实想法是，自己也是从保定军官学堂毕业的，在大不了几岁的同学手下干事有点不光彩。另一方面，毕业前夕大哥刘文渊已经托人给他带了信，让他迅速回家，工作之事已有所安排。
所谓“安排”，是想让刘文辉到此时已经发迹的刘湘部下做事。刘文辉在安仁老家休息了几天，就由大哥刘文渊陪伴赶赴成都，直奔刘湘公馆而去。这天，刘湘安排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席间，对这个刚从军官学堂毕业的小叔赞不绝口。然而出乎意外的是，一谈到安排工作之事，刘湘却将话题转开了。刘文渊听得有点不耐烦，单刀直入地问：“小六叔的事，到底安排还是不安排？”此时刘湘也只好实话实说：“不是我不安排，早先我曾立了条规矩，不在军中安排自家的亲戚。如今破了规矩，恐怕有人要说闲话。”刘湘说的是实情，在四川军阀中，刘湘确实是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一个。
不过，对于小六叔刘文辉的工作，刘湘也早已有所考虑。他不肯把刘文辉安排在自己的部下，当即给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打了个电话，又写了一封信，让刘文辉去见刘存厚。就这样，刘文辉成了刘存厚部下的一名上尉参谋。一毕业就当上了上尉，不能不说是刘存厚的特殊关照，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刘湘的深情厚谊。
对于这一番求职的际遇，刘文辉、刘文渊兄弟间曾有过一次交谈。
刘文辉说：“要讲真心话，纵然是他（刘湘）留我，我还要考虑考虑，叔侄在一起做事碍手碍脚，不是个味道。你升了官，人家说是抱了粗腿凭路子。我偏要自己去闯，我就不信，胜不过他刘湘。”
刘文渊听出了他话中的危险信号，挡住了话头说道：“年少意气盛，固然也算正常，但是为人谦虚谨慎，更是至关重要，请六弟切记。”
刘文渊带着刘文辉到了刘存厚那儿。刘存厚满面春风迎出大门，和刘湘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刘存厚是晚清派往日本留学的“士官生”，应该说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物，他对刘文辉的才华十分赞赏，这让刘文辉感到颇有几分得意。私下里和朋友聊天，刘文辉语气中带有一丝愤懑，讥笑刘湘有眼无珠，不识人才。这话后来传到刘湘耳边，他也只好装作没听见。
刘文辉在刘存厚部下任上尉参谋期间，四川发生了一系列纠缠不清的内战。如前所述，刘存厚这个军阀奉行的是“有奶便是娘”那一套，哪个势力大就跟随哪个。打来打去，国内政治形势又是一变，张勋拥护溥仪复辟时，封了刘存厚四川督军，并授予三等男爵。但是刘存厚没有高兴几天，随着孙中山在南方成立军政府发动北伐，刘存厚被众人指作复辟派，被唐继尧领导的靖国军赶出了四川，逃往陕西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让刘文辉再依附于刘存厚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于是刘湘又出面援手相助，在询问了刘文辉的想法后，将这位六叔推荐给川军驻乐山第八师师长陈洪范。天地混沌，风云际会，各个军阀之间都在谋求发展，差的是人才。听说刘文辉是保定陆军军官学堂毕业的，又是刘湘的小六叔，陈洪范做了个顺水人情，刚一到任，就任命刘文辉为第二十九团第二营营长。其后五年间，刘文辉的官职一升再升，先是当上了第二十九团团长，然后当上了第一混合旅旅长，直接隶属于刘湘领导，很快完成了由一名下级军官到川军将领的过渡，同时也意味着，刘文辉翅膀硬了，他可以自立门户了。
事情后来的发展也正是按照这条轨迹进行的。
几场军阀混战打下来，四川出现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军阀们占山为王，各自划出一片防区，征粮征税，搜刮百姓。刘文辉在外头混了几年，对这一套手法已经十分熟悉，带领部队马不停蹄直奔叙府（今宜宾市），发动叙府人掀起了一场驱赶滇、黔军的运动。中国人固有的家乡观念帮了他的忙，叙府人和其他四川人一样，对那些爱在他们面前指手画脚的云南、贵州军人早已感到深恶痛绝，听说刘文辉要为四川人撑腰，一时间城内标语传单满天飞，游行队伍不断。得民心者得天下，没用多长时间，刘文辉便牢牢地占领控制了叙府这块地盘。
刘文辉在总揽了驻防叙府地区的军、政、财、文教大权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开始了至关重要的一着棋：请他的五哥刘文彩出山，来叙府担任船捐局局长兼四川烟酒公卖第二十分局局长。从此以后，刘文彩成了刘文辉军事集团的财政总管。
叙府地处川南，管辖十三个县，是长江起点第一大城，又是云南、贵州入川交通要道。刘文辉控制叙府后，经过两年多的经营，便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恍若太平盛世一般。有一天黄昏，刘文辉站在城外的翠屏山上，凝神环眺滚滚东去的长江，心里不由得升腾起满腔得意之情。扼守住了叙府，他就等于占有了天府四川的半壁江山，这里正是他今后统一全川的策源地啊！
刘文辉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刘文辉十六七岁的时候，由他父亲刘公赞作主，为这位在外求学读书的儿子订了一门亲事。女方姓高，是安仁镇附近塘场一位土财主的女儿，人长得一般，但符合刘公赞心目中的审美标准，丰乳肥臀，一看就是个能干活、能生娃儿的女人。那时候刘文辉正为自己的前途操心，夏天学堂放假回家时，他见到了这个女人，心里并不太愿意。但是想到父母之命难违，也不好多说什么，悻悻地走了。
保定陆军军官学堂的前身，是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时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从历史渊源上讲，是清末北洋各军事学堂的延续和发展。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其在保定开办的北洋武备学堂也随迁北京，同时在原地开办了保定陆军军官学堂。这是一所相当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军事学校，较之以往的中国军校，保定军官学堂形成了完整、正规的规章制度。国民党许多高级军官都是毕业于这所学校，如蒋介石、陈诚、张群、孙传芳、李济深、商震等。
能进入这所学校里读书，对于刘文辉来说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
保定军官学堂奉行西方“军人不得干政”的原则，对学生实行严格管理，要将学生塑造成无条件服从命令的职业军人。学堂里的学生成分复杂，有的来自南方，受革命思想影响较重；有的从不过问政治，只顾埋头读书；有少数满族权贵的后代，虽然脑后少了根长辫子，思想上仍然是清王朝的遗少；也有出身官僚富豪家庭的学生，受不了学校清规戒律的管束，暗地里吃喝嫖赌，贪图享乐。在这么一种复杂的环境中，刘文辉自重自律，课堂上认真钻研功课，课余时间三五成群，或漫步郊外踏青，或集聚静室讨论，日子过得也还愉快。
只是有一件事，在刘文辉心中难于释然。暑假回家时，父母媒妁之言为他相中的那个小媳妇高氏，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依了父母的意思同高氏结婚吧，确实心有不甘；不依呢，又觉得对不起父母的一片苦心。1913年除夕这天，刘文辉和一群同学出外郊游，回到学校后，心中不知为何空落落的，莫名其妙泛起一阵惆怅。他伫立在窗前沉思了一会，折回来坐到桌前，展开信笺，提笔给父母亲写了一封信：父母亲大人钧鉴：今夕何夕，新岁之除夕也，遥望云天，能不驰慕！
儿来京师，已二年矣，惟见故都城墙雄伟，宫殿壮丽，庙堂宏阔，牌楼谐趣……凡此皆非言语所能状述。昔读古文，常以两都作为佳作，盖张衡尽述东西两城之繁华妙景也。如张衡再生得见今之北京城，恐将为其作品羞也。盖京师之繁华犹十倍于古两都也。然亦勿庸责彼，时代不同有以至此耳。
蒙双亲怜爱，为聘高氏女，然校规甚严，在校不予婚假，故婚期以延缓为宜。
新年临近，春回大地，至望全家老少，均各安泰，专此恭请福安。
写完落款和日期，刘文辉把信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第二天，他将这封信寄出去后，心情忽然觉得好了许多。
不过该来的总归是要来的。不久，刘文辉收到了家里的回信。回信由大哥刘文渊执笔，除了鼓励他好好学习，为国效力外，关于与高氏结婚一事，信中转达了父母的意思：婚姻大事已定，不能当做儿戏，聘礼也早已送到女方家中了，乡梓邻里都已知晓，盼望刘文辉能早日回乡成亲，了却父母亲的一桩心愿。
1914年夏天，刘文辉利用学校假期回到了安仁老家，正式与高氏举行了婚礼。婚事办得十分热闹，刘文辉是刘公赞家的老幺，又是在外读书的洋学生，乡亲们自然格外看重。刘公赞也慷慨解囊，拿出了平日的积蓄，要把幺儿子的婚事办得风光体面。
这次结婚，刘文辉一共在安仁老家呆了十天。
然而这短短的十天，也是刘文辉与高氏之间的全部婚姻生活。
婚礼结束后，刘文辉告别家人和新婚的妻子，回到了保定军官学堂。这一去就是整整三年，直到1917年从保定军官学堂毕业，刘文辉才重新见到了妻子高氏。可是这时候的高氏，已经失去了早先的光鲜和灵性，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木讷而呆滞。
刘公赞有六个儿子，刘文辉是最小的老六，他娶的妻子高氏，自然是刘家的幺媳妇。过去那些大户人家，有数不清的规矩和繁文缛节，她不仅需要处理好与公爹公婆的关系，还需要处理好与那些妯娌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才十四五岁的小媳妇来说，要处理好这些关系并不是件容易事。另外，丈夫刘文辉与她结婚后，对她的态度始终不冷不热，每次对她说话总板着一张脸，仿佛是她上辈子的债主，这一切都被妯娌们看在眼里。何况，刘文辉结婚三年没有回家一次，显然是对高氏没有什么兴趣，这更是使得那些妯娌们看低了这个幺媳妇。久而久之，高氏变得越来越呆板。叫她扫地，她经常拿着扫帚站在门口出神；叫她收碗，又往往会将碗碟掉在地上摔碎。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等刘文辉从保定军官学堂毕业时，高氏已经成了个神经轻微错乱的病人。
刘文辉在刘存厚部下担任营长后，曾经回过一趟老家，完成了他人生中的另一桩大事：娶了第二位妻子李氏。
这一桩婚事，仍然是其父刘公赞“干预”的结果。眼看着高氏疯疯癫癫，刘公赞心中直叫苦，有时候甚至当着高氏的面公开埋怨：“瘟神呀，怎么把瘟神请到家里来了？”刘公赞让长子刘文渊代他写信，征询刘文辉的意见。刘文辉显然对婚姻丧失了信心，每次回信都是避而不提婚事。后来，终于还是经不住家里人的软磨硬泡，总算松口答应了一句话：有合适的也行。刘公赞就是等着这句话。收到信后立马放出口风，刘家老幺要再娶媳妇。话一传出，说亲的媒人踏破了刘家门槛，经过一番反复比较挑选，选定了李某的女儿李氏。
李氏虽然不是出身名门，却也是个大家闺秀，生得眉清目秀，仪容端庄，且长于女工，能做一手精致的刺绣活。刘文辉请假回到安仁与她见了一面，心里有几分满意。但是，李氏却提出了一个条件：她不能和高氏在一起生活。
李氏提出的条件既合情又合理，没有不答应的理由。经过和家里的父母、大哥等人商量，决定让高氏仍然住在安仁刘家，新娶的太太李氏则跟随刘文辉，在乐山县城北街租了两间民房住了下来。也许是刘文辉感觉对第一个妻子高氏有愧，现在娶了新妻，态度变得格外殷勤，每有空闲时间，便教她读书写字，不到两年时间，李氏就已经能够看懂一些简单的通知、便条了。刘文辉对李氏的评价比较高：“娘子心灵手巧，应学识字读书，交际场中，可以出面应酬。”后来还给她取了个名字：李助乾。1919年，刘文辉人生中接连遭遇了几桩大事。
这年他刚参加驱逐滇军之战，一连打了几个胜仗，正当庆功之时，从老家安仁传来了父亲去世的噩耗。这个消息恍若晴天霹雳，使刘文辉十分悲痛。当时战斗正在紧急时刻，不能回家奔丧，刘文辉只好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写道：“儿文辉奉命参战，忠也；回家奔丧，孝也；忠孝不能两全，舍孝取忠，非儿之决裁，实乃形势所迫。父卧病床，儿既未能亲侍汤药，父瞑目长眠，又未能扶柩入土，人子之罪，无与伦比。”过了三个月，又传来他母亲去世的消息。
也是在这一年，妻子李助乾生下了大女儿刘元恺。但是，自从这次生育后，李太太再也没有生过孩子。究其原因，是连绵的战争期间跟随刘文辉行军打仗，带着未满月的婴儿在山路上流离颠簸所致。不仅不能生育，还留下了关节炎、风湿病等一些病症。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刘文辉和李助乾结婚七年，只生了一个女儿，按照传统的道德观念看，没有儿子等于没有后代。为此，刘文辉心里不免有点暗暗着急。或许是李太太看出了刘文辉的心病，找到一个机会，对丈夫推心置腹地说：“自乾，我对不起你。每当看到别的人家那些男娃儿，我就心如刀绞，我不能让你没有后代啊。”
刘文辉一边安慰她，一边在心里盘算。其实，他对这件事早已有所打算，几个月前给远在安仁老家的大哥写了封信，谈到了自己的苦恼。前不久，已经收到了大哥的回信，说在大邑唐场物色到了一个女子，名叫杨蕴光，日前已托媒人说妥，只等刘文辉抽时间回安仁老家办理这桩婚事。这个夜晚，刘文辉拿出了大哥的信，将事情的原委给李助乾说了。李助乾心里像塞堵着一团乱麻，内心充满了矛盾。面对即将再娶新妻的丈夫，她默然掉下了一颗泪珠。刘文辉替她抹掉了眼泪，抚慰良久。直到李太太点了头，夫妻俩才安然入睡。
杨蕴光人长得十分清秀，艳丽中透出聪慧，妩媚中透出精明，有风韵有魅力，又天生是一副大胆泼辣的性格。自从刘文辉将她娶进门后，这位“辣美人”深得宠幸，刘家家庭内部的事务无论大小，全都交给了杨蕴光处理。有时候她连军务也爱插手，被人讪称为“半个军师”。刘文辉手下的部属有什么事，往往事先要走她的路子。
有这么一件事。刘文辉的亲信副官杨炳云早先当过土匪，后被刘文辉收编，因他是袍哥头子，在江湖上吃得开，刘文辉颇有倚重之处，因此在许多事情上，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怎么认真。放纵的结果是杨炳云胆子越来越大。有一次，杨炳云带着几个弁兵去绑了一个“肥猪”，被绑的“肥猪”名叫白治平，绰号白胖子，是杨森手下师长白驹的三哥，家中极为富有。杨森下野后，其部下也随之失势，白胖子便跟着倒霉。绑架那天，偏偏白胖子的办公处有很多人，见穿着军装的杨炳云公开“绑肥猪”，围着那辆吉普车不让走，口口声声嚷嚷要去报警。杨炳云气急败坏，从腰间掏出手枪朝天放了几枪，骂骂咧咧吼道：“格老子的，再不上车毙了你个龟儿子！”不巧的是，这件事正好被前来成都公干的国民党要员伍朝枢亲眼看见了，心中愤愤不平，第二天便上门来找到刘文辉，责令他派人调查。刘文辉听后大为光火，当即下令把杨炳云押往“三军联合办事处”（相当于城防司令部），准备处以极刑。杨炳云的老婆得知消息后，吓得魂飞魄散，来向杨蕴光求情。杨蕴光为难地说：“这件事确实让军长面子上难堪，如今人在军法处，只怕要回来也难，再说也不好开口呀。”杨炳云的老婆知道杨蕴光有贪财的毛病，忍痛割爱拿着一件价值万元的稀世珍宝再来求情。杨蕴光见了宝物爱不释手，不知给刘文辉吹了多少枕边风，终于把人放了。
为了聚敛钱财，维系军阀集团的收支平衡，刘文辉专门有一支贩运烟土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头头叫胡子运，名义上挂着块禁烟处处长的招牌，暗地里从西康往成都贩运烟土。在成都方正街的刘公馆里，专门设有一座烟库，钥匙由杨蕴光亲自保管，每次到了烟土，也由杨蕴光经手分配，由此可见杨太太在刘家的地位。
刘文彩曾经在安仁为其胞弟刘文辉修建过一座公馆，1942年春，刘文辉回老家接收房子，杨蕴光陪伴随行。按照刘文辉的安排，公馆的房子分配给二太太李助乾和三太太杨蕴光各一套，杨蕴光特地选定了一套宽畅的院落，自己又不想住，干脆让娘家亲戚搬进去住了。二太太李助乾分到的那套院落小一点，她情绪上不大愉快，再说一时也用不上，于是这套院落只好托给刘家管田产的一位何姓管事照看。至于那个神经错乱的大太太高氏，根本就没列入分配人员的名单上。
有趣的是，杨蕴光分到那套院落后，一直没有搬进去住过，但却大兴土木，对房子内部进行了一番翻修改造。刘家人私下嘀咕：“费钱费力建了房子送她，她还不满意呢！”认为杨蕴光如此做使刘家很伤面子，因为改建之前也没打声招呼。这话传到刘文彩耳边，他笑着对几位弟兄解释说：“杨蕴光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眼界自然也高，她看不惯，觉得公馆修得土气，要改建一部分也属正常。”十几年后——那已经是建国以后的事了，报纸上将公馆内部修建有金库一事披露出来，刘家的后裔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年杨蕴光改建房子，是在修建地下金库。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杨蕴光不仅很有敛财手段，其掌管的财富也绝对是不容小瞧的一笔数目。
军阀们弱肉强食的“鱼虾规则”
唐德刚先生认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糟乱的一段时期，是民国初年的军阀时期。这个军阀时期是从袁世凯死亡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因为在帝制前，袁氏主政下的北京政府，还勉强是一个可以号令全国的政府，地方军事头目还不能目无国家法纪，肆意横行。袁氏一死，国家瘫痪，全国皆兵，政客纵横，中国近现代史正式进入一个军阀时期。所谓“军阀者”，便是一个军人拥兵自重，甚或割据一方，在名义上，他还是国家军政体制上的一个有名分的单位，但是在实际运作上，则是不受政府法令约束、自作自为的独立王国。在中国的传统历史里，通称为藩镇。用句直白的话说，就是地方上的土皇帝。
具体到四川军阀，这些军阀们“比较年轻，缺乏外事经验，远离中国的革命中心，在地方军队中升迁甚早，而且升迁的目的就是为了升官，并不是为了什么主义。这种狭隘眼界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坚持顽固的地方主义。他们对个人军队和地盘的关心，往往超过他们对整个四川的福利的关心。”
1926年前后，刘文辉占据了以叙府为中心的20多个县，实力日渐强大。有句话说，后来的强盗总是比前辈强盗更胆大。作为四川军阀的后起之秀，刘文辉充分彰显了军阀内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弱肉强食的规则，在兼并、收编、挖墙脚、扩充武装实力方面毫不逊色于他的前辈。
当时刘文辉的军部驻在成都，而从叙府、乐山至成都的通道，则为盘踞在雅安、西昌、彭山、双流等县的西康屯垦使刘成勋所遮断。这就成了刘文辉的一块心病。
刘成勋（1883～1945），字禹九，四川大邑县人。1902年，刘成勋、陈洪范等5个大邑考生考入四川武备学堂，这件事成为轰动地方的一件大事，给年幼的刘湘、刘文辉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小时候，刘氏家族的孩子们是把刘成勋当作英雄顶礼膜拜的。刘成勋曾先后当过四川陆军参谋长、旅长、师长、军长。1922年，他被推举为四川省临时省长。
提到刘成勋当临时省长的过程，也颇有趣。省议员们开会那天，刘成勋事先收买的一伙人乔装打扮成樵夫模样，挑着柴草，别着腰刀，分别沿着不同的路线来到省议会大院门口。忽然，后边有几个手持木棍的人追赶过来，樵夫们跑进会场，后面手持木棍的人也追进会场，不分青红皂白一顿乱打。刹那间，桌椅板凳和门窗玻璃被砸得七零八落，正在开会的议员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木讷的站着发呆，机灵的拔腿就跑。省议会厅被砸，使议员们认识到刘成勋不好惹，第二天重新召集开会，议员们已经很乖巧了，选举省长时纷纷投了刘成勋的票。因此，事后有人说，刘成勋的“民选省长”一职，是靠打砸抢得到的。
刘成勋有个绰号叫“刘水漩”。在四川话中，“水漩”有不负责任、老奸巨猾的意思。他长期占据雅安一带，为人不讲信义，做事像“水漩”一样圆滑，性情也让人难以琢磨。据他家祖传的家谱记载，刘成勋是刘备的后人，平时刘也喜欢以刘备后人自居。遗憾的是，这个自命为刘备后人的人并不是什么好货，他在防区内巧立名目，大肆搜刮杂税、特捐和烟捐，老百姓十分反感。搜刮来的钱财，他首先想的是装进自己的腰包，对士兵的薪饷经常拖欠，因此部属也同他离心离德。更要命的是，当时四川边区经济困难，粮饷缺乏，刘成勋便下令让部队在荒山野岭开荒种鸦片，如此一来，大多数士兵成了阿芙蓉瘾君子，军心涣散，纪律松弛，没有什么战斗力。
1926年春夏之交，刘文辉策划了一出“夜袭蔡州”的好戏，准备突夺新津、直捣雅安。可惜好戏还没来得及上演，就被刘成勋侦察得知。他严加防范，使刘文辉的行动未能得逞。
第二年初，听说刘成勋投靠刘湘，准备组成联合阵营向“保定系”开刀，刘文辉大为不满，干脆撕破脸皮，直接向刘成勋叫板。刘文辉有个幕僚班子叫做“编纂委员会”，网罗了一批政客和文人，作为刘掌控舆论的班底，刘文辉授命这班人起草了一份声讨刘成勋的通电，洋洋二千余言，在列举了刘成勋的大量罪行后写道：“虽不能护革命之幸福，岂能长受军阀之余殃。应请将误国误民、非驴非马之假革命刘成勋，夺去军长头衔，交付人民审判。”在讨伐刘成勋的通电刚刚发出后，马上就有刘成勋部下第一、二、三师的三个师长刘国孝、陈鸣谦和孙涵见风使舵，被刘文辉分别委以第五、六、七路司令职衔。刘成勋部的边防军正副师长羊清泉、贺中强，也被刘文辉委任为川康边防军正副司令。其他如三师副师长杨芳毓、旅长敖向荣等，也在一夜之间由刘成勋的部下变成了刘文辉的部下。利用金钱拉拢收买人心，是刘文辉的惯用手段。这一次，他又是做得神不知鬼不觉，部下纷纷倒戈时刘成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没有动手，刘成勋的部属已被肢解，其防地已成了刘文辉的囊中之物。
是年6月初，刘文辉组织3路人马对刘成勋发动猛烈攻势。兵临城下，刘成勋也发了一个通电，电文中说：“勋与辉同乡共事，自问有德无怨，突来攻击，其目的何在，索解殊难。”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委屈和不解，也让人有几分同情。但刘成勋在军阀中混了那么久，有个道理他不知是没弄明白还是装糊涂，在那个靠武装实力说话的年代，抓住了枪杆子就得到了天下，人家要打你，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套用现代的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
包围了刘成勋之后，刘文辉给对方打了个电话：“刘军长，你是老前辈，如今时代不同了，请你打个让手，我要到雅安来。”雅安是刘成勋的防地，刘文辉在电话中公开摊牌，意思很明了，什么这主义那主义，其实都无甚关系，他要的就是对方的防地。
围城之中，刘成勋已如惊弓之鸟，只顾自己落荒逃命。逃到荥经县，他原先的部下羊清泉已经倒戈，城头变换大王旗，此时也拒绝让刘进城，刘成勋只好折身再找去处。屋漏偏遇顶暴雨，正当狼狈逃命之际，又遇到一群土匪的袭击，刘成勋侥幸逃脱，面对跟随的几十个残兵败将，他百般无奈，感叹不已，只好让部下通电刘文辉，声称即日下野。刘文辉接到通电后，嘴角露出胜利者的微笑，通电让各部“保护禹公回籍”。
刘文辉兼并刘成勋的部队之前，刘成勋部有枪14000支。经过短短几个月时间，刘文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迅速将这支人马收编为手下部属，他的队伍再一次壮大了。
而刘成勋下野后，回归故里大邑县当了一名寓公。他在银屏乡鸳鸯村修建了一座公馆，共有房屋20多间，每天饮酒解闷，越喝酒量越大，据说最多一次能饮3斤泸州大曲。平时无客人时，便独坐“望月楼”中静悟参禅。1945年12月，刘成勋突然中风病死家中，此后，其妻刘太太将全家迁入大邑县城城隍庙街刘府居住。过了两三年，刘家失窃，孙中山当年馈赠给刘成勋的三件宝物象牙宝塔、象牙球和狐皮裘短大衣被盗，案发后刘太太到县府告状，县长将这个情况呈报给时任省政府主席的王陵基，王拍案大怒：“川军老首长家也遭抢了，这还了得！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后来县府查案半年多，也没有着落。建国后，这三件宝物竟在刘文彩的公馆里查出。据说，是大邑地方的土匪头子郭保之抢劫后，献给安仁公益协进社总头子刘文彩的。历史的恩怨总是这么错综复杂地纠缠着，让人欲说还休。
军阀之间的派系，多是缘于利益关系而结成。即使同一个派系的盟友，也并非铁板一块，睡一觉，第二天早晨醒来，便有可能已经转变成了政敌。比如刘文辉最引以为得意的“保定系”，原是为对抗刘湘、杨森为首的“速成系”而结成的军事集团，也曾经因争斗利益而到了土崩瓦解的边缘。
“保定系”的几个代表人物是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邓、田两人中，田颂尧虽说是国民军第二十九军军长，但军事实力不如刘文辉。因此凡事总得让着刘文辉几分。加上此人性格圆滑而平庸，刘文辉便经常取笑他。有一次，田颂尧掸帽子上的灰尘，不慎将帽子掉落在了地上，刘文辉乘机挖苦说：“连帽子都拿不稳，位子只怕也要丢啰。”类似这样的话听多了，田颂尧嘴上没说什么，心中的郁闷却是可想而知的。
矛盾和积怨是一点点增加的。田颂尧控制着四川兵工厂，委派其部下师长王思忠掌管，所造出的武器打算用以扩张自己的部队。这个王思忠胆子也大，造出的枪弹竟敢不交给军部，全拿去武装了自己的队伍。田颂尧忍无可忍，关了他的禁闭。谁知刘文辉却乘虚而入，秘密派人前来做王思忠的工作，将其一个旅的部队收编到了自己名下，并且派人偷袭兵工厂，抢走了一些枪支弹药。这种挖墙脚的举动使田颂尧大为光火。过了不久，刘文辉又故伎重施，将田颂尧的教导团团长帅国祯收编，委为第十三旅旅长。至此，田颂尧与刘文辉的矛盾逐步升级，渐趋表面化了。
恰在此时，刘文辉又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保定系”的另一位老同学。此人叫余安民，曾当过川军旅长，后来告别军旅生涯回温江老家赋闲。刘文辉和余安民原来关系不错，但是刘文辉是个倨傲待人的性格，这几年宦途升迁顺利，更是变得踌躇满志。他在大街上见了老同学余安民，当着众人的面说道：“你不是在家打酱油吗？”说人打酱油在四川是看不起对方的意思，正巧余安民家里也开了一间酱油铺，余安民认为这是莫大的侮辱，当时扭头便走，心里发誓要想办法整垮刘文辉。
得知刘湘与刘文辉叔侄之间矛盾很深，余安民决定去刘湘处游说。他给刘湘出的主意是联合田颂尧对抗刘文辉，并拍着胸膛表态，他愿意前往田颂尧部做联络工作。刘湘欣然点头，当面许诺：如果联田打垮刘文辉成功，便委任余安民为师长，并奉送10万大洋。
余安民到了田颂尧的驻地，将刘湘的意思添油加醋地一说，田颂尧满口答应。就像一个装得满满的炸药桶，现在只差一根导火索了。过了几天，这根导火索终于被点燃了。刘文辉有个副官叫李全安，原是个袍哥小头目，打探到田颂尧的队伍要从成都到绵阳，准备在途中拦劫。这个阴谋传到田颂尧耳里，他大发雷霆，咬牙切齿，决心与刘文辉一决雌雄。
双方争斗的焦点是田颂尧掌控的四川兵工厂。1932年10月下旬，刘、田两军在成都街衢巷口构筑工事，双方摩拳擦掌，又一场恶战眼看就要开打。成都士绅及社会名流连夜在市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公推曾经当过四川都督的尹昌衡等会晤刘文辉、田颂尧。尹昌衡愤愤地说：“日前已和衮衮诸公议定，避免省会地方糜烂。当时刘文辉、田颂尧满口表示赞成。言犹在耳，而夜间又大干起来，置全市民众生命和财产于不顾，刘、田二氏失信于民，无人格，至于此乎！”尹昌衡亲自去找刘文辉、田颂尧，可是刚刚出门，城内枪声大作，著名的成都巷战已经打起来了。
战争最终以田颂尧的战败而告终。见田颂尧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另一个保定系的人物邓锡侯出面了。他的角色是和事佬。邓锡侯出面约请刘、田双方在他的军部会面，一手拉着刘文辉，一手拉着田颂尧，说道：“你们两个都不对，彼此认个错，以后好生过。来，你们两个互相鞠个躬！”鞠过躬后，刘文辉脸色变得和悦起来，说道：“我们保定系以后要团结，共同对付刘湘。”田颂尧脾气倔强，脑子一时半会转不过弯，不服气地说：“此次战事好比一场赌博，我不幸而输，没有话说。现在愿将部队交出来，任凭收编。本人自愿下野。”
他说这番话并非本意。何况，即便田颂尧愿意下野，他的那些悍将骄兵也不会答应。果然，这次“和谈”之后一星期，刘、田双方的军队又打了起来。再打的结果还是田颂尧战败。田颂尧被围困在成都北门文殊院寺院里，弹绝粮尽，他与胞弟田泽孚抱头痛哭：“天呐，想不到我的事业就此完了。”围绕在他左右的侍卫为之动容。
田颂尧失败了，他只能暂时夹起尾巴做人。四川军阀间的混战，头绪众多且情况复杂，今天的胜者明日也许成败将，今天的败将明日也许是胜者。田颂尧像头受伤的野兽，静静地蛰伏在一个角落里舔着伤口。等到条件一旦成熟，他将东山再起，再为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战。而他与刘文辉的关系，也要根据各自的利益经常进行适当调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四川军阀玩政治就是这么简单直接。
刘文辉、田颂尧在成都的这场厮杀，刘军死6000多人，田军死4000多人。双方伤者又有万余人。据当时华大社会调查团与红十字会统计：成都四圣祠、平安桥、衣冠庙、文昌宫等地死亡百姓8140多人，因战祸逃走他乡的难民27200人。“四川王”的陆、海、空、神四路纵队四川军阀混战，长期厮杀，此消彼长，到1927年，只有两大对立的派系最为庞大。一是以刘湘为首的速成系，主要骨干有杨森、唐式遵、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郭昌明、鲜英等；另一是以刘文辉为首的保定系，主要骨干有邓锡侯、田颂尧、向育仁、孙震、陈书农、黄隐、夏首勋、董长安等。
刘湘据有川东防地，以重庆为根据地，控制长江上游咽喉。他的野心很大，曾经在万人大会上放出狂言：“中国历史上四川人没有出过投鞭黄河，饮马长江的人物。”言下之意不表自明，他不仅要独占四川，还觊觎中原。而要实现这个野心，靠的是军队。
刘湘的军队，有陆、海、空、神四个军种，人们称之为“四路纵队”。
陆军：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第二师师长王缵绪，第三师师长王陵基，第四师师长范绍增，教导师师长潘文华，模范师师长刘湘兼任。还有机关枪司令刘炳勋，工兵司令蓝田玉，川东边防军第一路司令陈兰亭，川东边防军第二路司令穆瀛洲，川东边防军第三路司令魏楷。此外，在重庆临江门杨家花园有座兵工厂，有300台机床，3000工人，制造手枪、捷克式机枪和中、小迫击炮。
而刘湘的军队中最有特色的是空军、海军和神军。
1929年，刘湘着手筹建空军。先派吴蜀奇等人到法国购买飞机、学习飞行技术、聘请教官和机械师。1931年春天，刘湘的航空司令部在重庆广阳坝成立，刘自兼空军司令，委任蒋逵为副司令。
蒋逵，又名蒋正鸿，字云逵，四川巴县人。中华民国成立后，蒋逵是袁世凯派往英国学习的第一批飞行员。蒋逵学成归国后，曾参与过为北洋政府筹建空军的工作，随着北洋政府的衰落，他除了几次“免费空中旅游”外，似乎什么也没有做成，满腔抱负一直得不到施展。刘湘得知有这么个人才，便热情相邀。蒋逵一到四川，即向“四川王”刘湘提出创建海军、空军的建议，刘湘拍手称快，大为赞赏，并对他委以重任——不仅让他担任空军副司令，还在海军中担任川江舰队司令兼“长江”号舰长。
刘湘对新创建的空军、海军抱有很高的期望，可是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1929年9月，广阳坝飞机场破土动工。刘湘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当年就将这个占地200亩的机场修好了。所谓“飞机场”，在今天看来很不像个样子，仅仅只是一个平整了的土坝子而已，只能应急性起降小型飞机。但是在从来没有见过飞机场的刘湘眼里，这个土坝子承载了他的太多梦想。刚刚修好，他就迫不及待地从美国购回了一架“华可”型飞机，高薪聘请了德国人亨利进行试飞表演。十分糟糕的是，表演时亨利意外地将炸弹投到了参观表演的军队学员队伍中，当场炸死炸伤学员100多人，搞得“四川王”很没面子。
不过刘湘毫不气馁，1931年春，他又从法国购回一架新式战斗机，并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进行试飞。不过试飞那天，飞机冲上蓝天，在高空中翱翔盘旋了几圈，刘湘激动得站起来，频频朝空中招手致意。正在得意之时，那架飞机拖着一尾白烟，突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栽了下来，一头扎进了长江。飞行员王仲荣再也没有浮出水面。
接连遭遇了两次失败，刘湘变得谨慎了些，但是发展川军空军的初衷却并没有改变。之后，在蒋逵的指导和帮助下，终于试飞成功，刘湘的空军梦总算成真了。然而成功仅仅只是象征性的，在实际战斗中起不到多少作用，刘湘当时购买的飞机多半都是些过时了的双翼民用飞机，根本不具备轰炸能力。每次去扔炸弹，都需要士兵们将迫击炮弹装进机舱，带到天上去再用人工投掷。有时候引信失效，迫击炮弹落在松软的地上，并不能起到轰炸作用，顶多也只能在地上砸个坑。四川当时著名的民间诗人刘师亮，有一句打油诗吟诵的就是这个现象：“炸弹落地三尺坑，有人受惊有人笑。”
如果说刘湘的空军如同儿戏的话，其手下的海军则更加搞笑。起初，是买的几艘普通小轮船，四周焊上铁板作装甲，再安装两门陆军用的小钢炮就称作“军舰”了。因为船的吨位小，马力不大，每次打出一炮后，船身都要倒退一大截。如果想要再开炮，还得起锚，调整轮船的位置，停好了再发炮。这样的“军舰”其战斗力可想而知。而且，这些“军舰”还爱出机械故障，打起仗来经常“停摆”，不仅不能增加战斗力，还往往成为刘湘部队的包袱。因此所谓“海军”，也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而已。
早年留学日本、曾经担任过《北京晨报》主笔的张必果是刘湘手下的幕僚，曾经写过一首诗，向长江沿岸的老百姓告示：“好个巴渝大兵船，由渝开万才七天。一切设备都齐整，外有纤藤两大圈。若非拉滩打倒退，几乎盖过柏木船。布告沿江船夫子，浪沉兵船要赔钱。”渝指的是重庆，万指的是万县，“由渝到万才七天”是说这段路程水上航行需要七天时间。最搞笑的是最后一句，过往民船如果浪沉了“军舰”，那可是要赔钱的哦。
刘湘有志于打造自己的“海军”，不惜血本投入。他派财务总管刘航琛到南京活动，得到蒋介石的默许和支持，又派蒋逵到上海合兴、大中华两家造船厂，以每艘15万银元的价格订购了两艘浅水炮舰，一艘取名为“巴渝”号，另一艘取名为“长江”号。
之后，刘湘仍感到这支海军队伍不够强大，又花二百万银元从法国买回了两艘商轮，可笑的是，这两艘商轮早已到了“退休年龄”，是即将拆毁的报废品，竟被刘湘当作宝贝买回四川。他委托蒋逵对两艘商轮进行改造，在船头和两舷包了一层钢板，在钢板上凿开一排排圆窟窿做射击孔，又在船头领江台上装了一门小钢炮，船尾左右两侧各安装一挺重机关枪，然后在船头船尾立上一根桅杆，拉起一排无线电天线。航行在长江上，也还威风凛凛。刘湘兴致勃勃，为这两艘船分别取名“嵯峨”、“修渝”，并将幕僚张必果写的那首“公告诗”亲自加以改造，成了另一首“公告诗”：“嵯峨修渝两军舰，从万到渝走八天。上水不用绳子牵，下水不用挂风帆。洋船走起好风险，碰坏洋船要赔钱。”诗中的所谓“洋船”，即为刘湘改造后的“军舰”。
围绕这两艘法国商轮，还有一些有趣的掌故，从中能够看出军阀生活的片断和细枝微节。比如说，前往法国购买这两艘商轮时，刘湘派了他的小舅子周成虎（刘周玉书的弟弟）前往洽谈，周成虎不愿坐汽车，偏要坐“滑杆”，非要把“滑杆”带到法国，甚至连抬“滑杆”的轿夫也要一起带去。据说，周成虎在巴黎街头坐“滑杆”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法国海军军官“滑杆”兴趣浓厚，一个个不惜出重金试坐。
“嵯峨”号和“修渝”号军舰改装后，除了在长江上下游弋显摆威风外，另一个用途就是走私烟土了。至于水上作战，基本上没派到什么用场。后来在与刘文辉开战时，刘湘曾经派“嵯峨”号从重庆起锚去攻打泸州，增援陆上部队。到了泸州城附近，经过一番调整航向、方位、校准主炮等紧张动作后，舰长下令发炮。结果刚开了几炮，“军舰”便连连往后坐，不一会就搁浅到了沙滩上，越陷越深。刘文辉的守城部队见此情景，立即展开反攻。“嵯峨”号舰长只好让船员往长江里扔东西，减轻重量，最后甚至让水手集中站到船头，压得船尾翘起，这才从沙滩中脱险，掉转船头狼狈逃窜。
1935年，国民党中央军入川后，刘湘的海军撤销。几艘军舰“解甲归田”，卖给了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做客船。只有“嵯峨”号刘湘舍不得卖掉，归附到了国民党兵工厂之下。抗战开始后，“嵯峨”号被改成了“建中”号，担当了部分运送武器弹药的任务，到了1950年，这艘轮船被移交给了望江兵工厂。当时负责接船的技术人员对这艘船作了如下细致的描述：“船长约30米，形状较为独特，首尾尖细，狭长高耸，活像一顶贝雷帽。前部上层建筑为两层，钢板焊成，比同样长短船只明显高些，前甲板舱内设有木制长桌，三面是马蹄状条凳，可供二十人就坐议事和休息。船舷也较同样大小船只高，前部底舱水线上端，靠甲板处，左右两侧各有五个圆洞，可供瞭望、射击。动力是燃煤蒸汽机，烟囱较一般的高且粗大。整个船涂着黑色，给人第一印象是莫名其妙，不大舒服。”
就是这艘让人“莫名其妙、不大舒服”的轮船，在后来的几十年却又书写了另一段历史。建国后十几年先是拖货和运载乘客，1967年，全国“文革”武斗进入高潮，“建中”号被重庆造反派重新进行武装，把望江兵工厂生产的37高射炮安装到船上，溯江而上，来到重庆朝天门码头前，对准对方的工事一番狂轰滥炸，酿成了一段震惊全国的重庆海战历史。当然这是后话，不过历史的脐带却连接到了四川军阀。
提到刘湘的“神军”，自然会想到“刘神仙”。在民国初年的历史上，“神军”和“刘神仙”影响深远，对整个四川的政治、军事乃至社会都曾发生过不小的作用。
“刘神仙”本名刘从云，道名白鹤，四川威远人，生于1883年。刘从云人很聪明，幼年时读过几年书，后来跟着一位江湖术士学术数，无论是拆字、看相、算命、卜卦，他都很少砸过锅。时间一长，声名鹊起，远近的官吏、富绅、豪商、袍哥头子都来拜他，认为此人的法术灵验。实际上刘从云是个心机很重的人，据曾跟从过他的道徒蒋尚朴在《刘神仙与四川军阀》一文中介绍，刘从云吸引人的最大法宝是“点道作功”：“作功运气时要从两腰和肚脐眼中间起，透出喉管，离顶命心冲出来一寸三分高，显出一条红线，红线顶上现出一颗红珠。无论行走坐卧都要想到这颗红珠，自然会起变化，而且变化无穷，随心所欲。但必须严守秘密，虽夫妻间也不能泄露。”
所谓“红线”、“红珠”，无非是一些幻觉，但是刘从云为了蒙骗更多人，先是训练了几十个帮手，在他乩乱降休之时装模作样配合，用现在的话说叫做“逗笼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神仙”的影响越来越大，他选择了一批有点社会名望的道徒，凑成了一百单八将星，其势力范围和影响也逐渐扩大。
刘从云创立的教派叫做孔孟道。到1925年，教徒已有1万多人，分布在四川威远、荣县、内江、富顺一带。在道徒刘沸澄的介绍下，刘湘认识了刘从云，一番交谈之后大为倾心，主动要求加入了孔孟道，道名玉宪。随即，刘湘又介绍他手下的部属统统加入孔孟道，并且全都取了道名。潘文华道名玉羽，唐式遵道名玉美，王缵绪道名玉道，王陵基道名玉豹，范绍增道名玉泉，杨森道名玉勇，等等。刘湘不仅要求其部下加入孔孟道，还要求部下绝对服从刘从云的指挥。有人不解，问刘湘为何迷信神仙，刘湘笑着反问：“你们要那么多小老婆都可以，我要个神仙都不行？”虽说是玩笑话，也能看出刘湘对刘从云的喜爱。
1929年夏，刘从云提出要为刘湘建立一支“神军”，立即得到刘湘的大力支持，电令各部通力合作，共同筹款。有刘湘的号令，部属们纷纷响应，在很短的时间里便筹齐了银元23万多元，指派蒋尚朴、刘晓岚迅速到上海采购枪械。到1931年，神军扩大到13000多人，刘湘将其改编为模范师，师长刘湘自己兼任，实际上由刘从云掌控。
于是，在刘湘的军事会议上，经常会出现荒诞不经的场面：刘湘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时，川军各将领身着戎装，分坐左右两排，神仙刘从云却穿着拖地长袍，头戴红顶瓜皮帽，脸上涂抹几笔油彩，坐在一帮威严的军人之中，显得不伦不类。偏偏刘湘迷信至极，每逢刘从云乩乱之时，便要川军将领在“刘神仙”面前跪下。军阀中也有不买账的，比如有一次杨森就嚷嚷起来：“我妈死了我都没磕头，肯定不能给刘从云跪的。”刘湘手下师长范绍增，每当碰到给刘从云下跪的场面，他便跪在地上，心里暗骂：“刘从云我日你妈！”事后还经常吹嘘：“什么神仙，龟儿子，老子骂他妈他都不知道！”
在后来围攻川陕红军的时候，刘湘让刘从云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统一指挥围剿几路川军的战斗。进攻打仗前先摆开阵势做一阵法事，拿乩语当军令，这样的仗怎么打得下去？刘湘手下大多数部将虽然不敢明说，心里却窝着一肚子火。老牌军阀王陵基在发给刘湘的电报中直截了当地说：“钧座（指刘湘）之命绝对服从，刘妖（刘从云）之令，誓死反对！”刘湘拿王陵基没有办法，不换思想就换人，只好撤了王陵基的职。结果，这次战役输得一塌糊涂，许多军官主张杀刘神仙以谢川人，刘湘想保他也保不住了，无可奈何，只好让他收拾乩盘走人。1935年初，刘湘派人把刘从云送出了川境，任他继续去江湖上蒙混。建国后，刘从云被政府逮捕改造。
“二刘大战”的导火索在四川军阀的牌局中，刘文辉很会审时度势，先是攀附刘湘站稳位置，然后又靠“保定系”这张牌赢了个“大胡”，军事实力直线攀升，政治地位扶摇直上，很快就超过了邓锡侯、田颂尧等人，成为和刘湘并驾齐驱的川中军界大人物。二刘各自拥有重兵十余万人，都想独揽权力，双方互不买账，彼此的关系逐渐由合作走向对抗。
“二刘大战”前，刘文辉以200万银元的巨资从国外购买了飞机，拆散分装在五金箱内，从上海运往成都。途经万县时，被刘湘手下师长王陵基扣留。对这件事，刘文辉感到十分恼火，决定亲自前往重庆与刘湘交涉。然而到重庆后，不巧正赶上刘湘丧母，借口这个缘由，头两天刘湘躲着没同刘文辉见面。从辈分上说，刘文辉是刘湘的小六叔，他直接闯到刘湘家中，明里是奔丧，实际内容是与刘湘谈交易。刘湘灰头土面，一脸的无辜和茫然，声称母亲新丧，情绪低落，对刘文辉所说的飞机被扣留一事不太清楚，他对这位小六叔说：“这是王灵官（王陵基的绰号）搞的，你直接去找他。”刘文辉去找王陵基，王又躲起来避而不见。无奈之下只好折回头再找刘湘，刘湘连连摇头推托，说等办完母亲的丧事再来处理。
这么一来二去，刘文辉早已不耐烦了，便伺机还以颜色，暗中以巨资收买刘湘所部师长范绍增和蓝文彬。挖墙脚是刘文辉的拿手好戏，但是这一次演砸了锅，他分别向两位师长送了20万银元的贿款，不料事机不密，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被刘湘知道了。刘湘不动声色叫来范绍增，问刘文辉最近来重庆，他可有什么收获？范绍增人称范哈儿，是电视剧《哈儿师长》中的主角原型人物，虽说没有什么文化，脑袋瓜子却特别机灵，听刘湘这么问，心知已经露馅，“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声说：“我有错，我有错。”接着将刘文辉收买他的经过添油加醋说了一通，立马要回家去取贿款上交。刘湘拦住了他，笑着说道：“这笔钱既然送你了，你就拿去花吧。”范绍增一愣，站在那儿不敢动弹，他看刘湘的脸色和语气都不像是在说反话，一颗心这才落定了。这之后，范绍增果然拿着这笔贿款，带着他一生中最为钟情女人十七姨太，到灯红酒绿的上海去玩了一趟，尽情享乐，并与上海滩巨头杜月笙等人打得火热。有好事者将其编撰成《十七姨太外传》，轰动坊间。
另一位受贿者蓝文彬可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开始几天，刘湘还在等蓝文彬自觉坦白，主动交待。结果他却没来，这让刘湘失望。几天后，刘湘打了个电话，通知蓝文彬来谈话。一进门，首先看到的是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虎视眈眈地盯着他，看见这个架势，蓝文彬心里已经明白了，只好低下头任凭处置。刘湘叹了口气说：“我等了你几天，可你就是一直不来，现在也晚了。”说着吩咐手下侍卫摘掉蓝文彬的手枪，宣布免除他的职务，并以“贩卖毒品”、“破坏法令”的罪名将他收监，由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
最后点燃“二刘大战”导火索的，是刘文辉所倚重的五哥刘文彩。
刘文彩知道了刘文辉与刘湘的纷争后，大骂刘湘不是东西，小侄竟然爬到叔子头上撒尿。他是个地痞流氓式的人物，所能想到的解决办法，无外乎也是地痞流氓的方式。他召集了安仁乡杨德寿、郑松廷等几个混混，经过一番秘密策划，决定出一笔钱，通过刘湘部下手枪大队长刘树成的关系，潜入刘公馆后花园中，对刘湘施行暗杀行动。
刘文彩无异于是异想天开。刘湘早已不是当年赶车贩谷的那个土老冒，如今他出出进进，身边都跟着一大溜警卫，即使想见一面也不容易，要拢身更是困难。刘文彩派出的杨德寿、郑松廷等5个乡村小混混有的藏在假山背后，有的趴在树上，在刘湘的后花园里躲了几天，又冻又饿，实在受不了了，想出去找点吃的。刚一露面，就被警卫员抓住了。送到审讯室讯问，小混混们起初还挺坚强，一问三不知，然而经不住软硬兼施，终于还是把暗杀刘湘的计划和盘托出，并且编造了个谎言，说是刘湘的心腹亲信刘树成放他们进来的。
听说是刘树成放杀手潜进花园的，刘湘气得说不出话来。叫来刘树成问话，刘树成既感到冤枉，又觉得莫名其妙，他实在不知道其中内情，更不清楚这几个老乡是来杀刘湘的杀手。为了洗清自己，刘树成要把杨德寿、郑松廷等几个小混混拖出去毙了。刘湘摇了摇头，低声说：“把他们送回安仁，交刘文彩处理吧。”就这样，五个刺客被礼貌地送回了安仁。
叔侄之间的冲突升级：从文戏到武戏刘文辉到重庆时的身份是四川省政府主席。他带着一连手枪兵以及一大帮幕僚，从成都经隆昌、泸州，转乘轮船顺江而下，威风凛凛抵达重庆。见过刘湘之后，便让手下幕僚积极活动重庆新闻界媒体，银子是少不了的，那个年代的媒体记者也需要收了红包才能提供有偿服务。在重庆士绅欢迎省主席刘文辉的招待会上，刘文辉上台侃侃而谈，提出了一大套建设新四川的纲领性意见，随后话锋一转，说现在四川最根本的问题是必须实行行政、财政、税收、粮政的统一，重新编遣军队，打破防区，要求各军通力合作，在省政府的领导下建设新四川。洋洋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其言下之意重点在于最后几句话：在省政府的领导下——也即在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领导下。重庆的报刊早已被刘文辉用银元收买了，此时完全成了刘主席的留声机，按照他定下的调子，大吹特吹四川的统一和新生活。吹吹弹弹的一场文戏，搞得一直坐镇重庆的刘湘很被动。
刘湘展开的反击是“文戏武唱”。他授意其手下心腹师长唐式遵，在川军中联络了94位师、旅长以上级别的将领，于1932年10月12日向全省发了一个《治川纲要十六条》的通电，在叙述了一通“四川久无政府，各军均不相上下，派系贻害地方至大，冗军应按比例裁减，军民财政彻底公开”的言论之后，重点提出“如有私心自用，欲囊括四川，造成独有军队，及本纲要意旨违反者实行声讨之”。这个通电，实际上相当于一份宣战檄文。
紧接着七天后，以唐式遵为首的94位川军将领又发出了一个自告电，措辞更加严厉，语调更加不留情面：“独有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重权轻义，素性猜狠。在个人非载福之器，在国家非任重之材。”自告电锋芒直指刘文辉，称他为四川“祸根”，必欲除之而后快。刘湘的“文戏武唱”，不仅在四川省军政界引起了激烈反应，连刘文辉部下的官兵也为之感到震慑。
两份电文，使刘文辉颜面扫地，处境尴尬。他以叔父的身份给刘湘发了一封电报，拿腔扭调地说：近日听到许多传言，重庆军队要向成都攻击，并已开始行动。主其事者，吾侄也；被攻击者，文辉也。一时间，世人为之惊诧，百姓惶惶不安，担心大祸将至。各方劝阻文电如今已纷至沓来，希望吾侄能明辨是理，回头是岸。如果一意孤行，文辉也将会为民请愿，挥戈迎战，还以颜色，不然吾侄恐怕会认为文辉胆怯也。
文戏演不下去了，就换作了武戏。刘湘用他的陆、海、空、神四路纵队围攻泸州，效果不佳。正当苦恼之际，其部下潘文华前来献计，采取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的办法，通过“袍哥情谊”策反。让他手下的礼字袍哥周瑞麟进城，策动刘文辉部下的礼字袍哥汪杰、李宗璜倒戈，里应外合，拿下泸州。刘湘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于是令周瑞麟悄然进城洽谈。
汪杰和李宗璜都是团长，属旅长杨尚周管辖。袍哥出身的人，旧川军中，很多军人都是袍哥出身，既担任军中职务，又担任袍哥职务，经常出现军事对立的双方却是同一袍哥组织的情况，他们特别讲哥们义气，但是一旦翻起脸来也会六亲不认。经过周瑞麟的策反工作，汪杰和李宗璜开出的条件是：击毙旅长杨尚周、田冠五后，两人要升为旅长，合编为一个师，推举大袍哥头子陈兰亭为师长。周瑞麟从泸州城潜出，向刘湘报告了谈判结果。刘湘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制止说：“我们大家都是带兵的，如果团长打死旅长，便升旅长，这个兵谁还敢带？将来又何以服众？此例无论如何不能开。”按刘湘的意思，只需要汪杰和李宗璜脱离刘文辉，把兵带过来就行了。
有了内应，刘湘底气更足，放心大胆地进攻泸州。没过几天，旅长杨尚周支撑不住了，致函刘湘说道：“尚周此次守城，实非所愿。连日来，我部伤亡连长两名，士兵数百，泸县县长也在大炮中丧身，30名伤亡的县府官吏送到本部，摆放在大厅里，哭声震天，惨不忍睹。兹代表全城百姓，恳请贵军少施攻击。”
这个类似求饶信的公函，多少在刘湘这儿起了点作用。四川军阀长期混战的游戏规则是，只要对方俯首称臣，一般也不会赶尽杀绝。10月23日，这场历时29天的泸州攻防战结束。刘湘进城后，令杨尚周旅移驻富顺，田冠五旅移驻田坝，进行整顿改编。
二刘之间的最后一场决战，是在四川荣县、威远一带展开的。
据《四川军阀史》载：“1932年12月4日，二刘荣威大战在宝马场打响。12月10日，战斗全面展开，刘文辉投入七万兵力，刘湘亦出动五万人马。刘文辉部一开始就发动凌厉的攻势。刘文辉指挥冷寅东、陈鸿文两师反攻荣县、威远，双方麇集三万以上兵力，激战五天，共战死官兵三千余人。接着，陈鸿文师在仁（寿）荣（县）、仁（寿）威（远）道上之宝兴场、松峰场，将刘湘部王缵绪、范绍增两师击溃，并乘胜将范部追至威远。刘湘部唐式遵师由井研向仁寿进攻，与刘文辉部冷寅东师遭遇，激战三天亦退至荣县之双台坟。”刘湘处于全线失利状态，他立即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第一，派人持他的亲笔信去向刘文辉求和；第二，致电邓锡侯、田颂尧等，请求支援；第三，加紧对刘文辉部将的分化拉拢，争取让堡垒先从内部攻破。
刘文辉部第九旅旅长陈万仞，原是川军旧将刘成勋的部下。刘文辉打败刘成勋后，对其部队进行收编，陈万仞（1885～1962），字鸣谦，四川仁寿人。早年曾入四川武备学堂读书，后赴日本留学，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川后任四川新军队官，曾经担任过四川都督府顾问。如此一个老资格的军人，在刘文辉部下却备受冷落，由于刘文辉对陈不信任，将陈从暂编师长缩编为旅长。这且不说，又将陈万仞手下的两个团长李玉书、赵佩三提拔为旅长，与陈万仞平起平坐，陈大有“虎落平阳”之感慨。不仅如此，刘文辉还时时处处对陈万仞掣肘刁难，派其亲信邓铭枢在陈万仞部下当团长，实际上是对陈进行监督。陈万仞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将部队拉到杨森的防区资中金带铺，然后对外发了个通电，宣称“脱离战争漩涡，以维川局”。
刘湘闻讯大为振奋。他约请陈万仞在内江见面，第一句话便问：“陈老师，你怎么发了这么个电报？”陈万仞在四川速成学堂当队长时，刘湘还是学生，对这位老前辈自然要尊重。陈万仞苦笑一声，反问道：“刘督办，我不发这么个电报怎么办？莫非你要我发一个向你投降的电报？”刘湘神情闪过一丝尴尬，又问：“陈老师以后准备怎么办？”陈万仞说：“以后怎么办，那就要问刘督办了。”几句简短的对白后，剩下的事两个人就都心照不宣了。
按照刘湘的安排，准备让陈万仞担任四川陆军暂编第二师师长。陈万仞问：“为什么叫暂编？第一师又是谁？”刘湘解释说，以前与刘文辉和其他友军有约定，大家谁也不能私自收编部队，如果有谁的部众来投奔，一律以暂编的名义。至于第一师师长，已由余安民担任。陈万仞想了想说：“如果是暂编的名义，我不能接受。”刘湘性情比较宽厚，再说陈万仞又是老前辈，因此请教他说：“那老师觉得以什么名义好？”陈万仞问刘湘的二十一军一共有几个师，刘湘回答说有四个师，陈万仞说：“那我的部队应该是第五师。”刘湘考虑片刻，最终还是答应下来。至于剩下的事，他自有办法去处理。
此后，陈万仞始终跟随刘湘，在出川抗战时被提升为二十一军军长，继而升任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陈万仞退役在上海经商，1949年任成都在乡军官联谊会会长，同年11月任西南第一路游击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2月28日在成都起义。建国后，陈万仞任成都市政协委员，民革四川省副主席。
陈万仞是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块牌。陈的倒戈，将刘文辉部一些隐藏的矛盾暴露出来，正如一排大浪打来，沉渣浮起。
接连几场战役，第一混成旅旅长王元虎作战勇猛，击溃了刘湘的主力，立了大功。为表彰这员虎将，刘文辉将他提拔为师长。这一来，另一个旅长陈能芬不高兴了，喝了几杯酒，借着酒劲来找刘文辉，迎面第一句话便是：“王元虎能当师长，我也能当！”刘文辉一愣，连忙请进屋子里温言安慰，陈能芬虽说是文人出身，但带兵打仗确实很有一套本领，手下部属没人不服气的。何况，另外一个叫陈鸿文的师长也站出来说话，力挺陈能芬当师长。刘文辉只好点头同意，让陈能芬也当了师长。
王元虎和陈能芬都是四川陆军军官学堂毕业的学生，这些人被称为川军中的“军官系”。刘文辉部军官的主要成分，是以“保定系”为主，“军官系”为辅，忽然一下子提拔了两个“军官系”的人当师长，“保定系”的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