嗑瓜子嗑出了臭虫——什么人（仁）都有！随着汽车在城市里的普及，在很多城市里竟然出现了一些专门偷车牌的窃贼，而且形成了一种恶劣的风气。他们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两三个人结伙而行，看准没人看守停在路边的轿车，三下五除二麻利地将前后车牌卸下，并把它们随便藏在周边的一个什么地方，然后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夹在风挡玻璃的雨刮器上。第二天他们便坐在家里等待车主的电话。你想要车牌你就必须向他们指定的账户上存钱。存多少钱不等，但是一般一个车牌总能够让他们敲上个三百五百的。一晚上卸十个八个车牌，在随后的两三天里就能够得到两三千元的收入。如果是一个外地的车牌，要价更高。因为你要回家办一个车牌成本太大。招儿是够损的了，但是他们却总是能够如愿以偿，而且乐此不疲。
为什么他们能够如愿以偿？为什么他们总是乐此不疲呢？
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愿以偿是因为申请补办车牌的手续太烦琐，等待的时间太漫长，支出的费用太高昂。所以人们也懒得麻烦，干脆给小偷三四百元算了。大家都这么想，所以小偷就总能如愿以偿。因为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受到这种不劳而获的激励，他们接下来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扩大战果，继续他们的“伟大事业”。
然而，事情并不是总像这些窃贼想得那么美。随着他们“伟大事业”的不断成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措施。首先是公安部门迅速作出反应，简化了补办车牌的手续，缩短了补办车牌的等待时间，做到当天申请当天取牌，还降低了补办车牌的费用。其次，政府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广泛宣传，告诫市民不和偷车牌的窃贼妥协，遇到这种事情及时报案，及时到公安部门申请补办车牌。最后，公安部门调动警力展开侦察搜捕活动，杀一儆百。很快，偷车牌的猖獗、嚣张的气焰被遏制了。
然而，这种倒霉的事情还是让我给遇上了。那是2005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一家三口已经商量好了，要去郊外兜风。可是当我们来到车跟前的时候，三个人都傻眼了，车牌子没有了。电视里介绍说，偷牌贼一般将它们藏在周围的犄角旮旯，我们也努力找了，但是一无所获。唯一找到的是小偷夹在风挡玻璃上的写有电话号码的一个纸片。
孩子急于去外面兜风，建议给小偷打电话，用钱换回车牌；老婆非常气愤，建议立刻报案；我则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回家看电视，等星期一到交通警察大队补办车牌。
为什么不能和小偷妥协呢？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就是说人的行为如果受到正面的激励，他就会更有热情地去继续这种行为；相反，当人的行为受到负面的激励时，他就会降低继续这种行为的热情或者终止这种行为。你也给小偷赎金，我也给小偷赎金，如果小偷每一次偷车牌都能够从车主那里获得赎买车牌的金钱，这无疑是对小偷这种行为的激励，他们就会不停地将他们偷车牌的行为进行下去。相反，如果我们不给小偷赎金，每一个丢车牌的人都不给他们赎金，而且还给他们一些负面的激励，他们很快就会结束他们的这个“伟大事业”。
比如，公安部门出动警力对偷车牌的行为进行打击，这对他们就是一种负面的激励。比如，电视、报纸等众多媒体对偷车牌的恶劣行为进行曝光，号召社会共同打击这种行为，这也是对他们偷车牌行为的一种负面激励。还有，很多车主响应政府的号召，不和窃贼妥协，这也无形中减少了金钱对他们的激励。
那天，我回到家里还真给偷车牌的窃贼打了一个电话。我首先对他教育了一番，然后我老婆又给他大骂了一顿。他竟然说：“算了，你给我50元钱就行！”这个时候孩子抢过电话说道：“就是500元补办一个车牌，我们也认了，5毛钱也不给你们这些地痞无赖！”负面的激励已经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行为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开始他们敲一笔是400元到500元，现在竟然降低到50元。可见负面的激励已经对他们发生了作用。
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事务中，正面的激励、负面的激励都在发挥着它们应有的作用。
1997年，我到日本公干。有一天晚上我们到外面游览，当时已经11点多了。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正好是红灯，路上除了我们几个之外一个人也没有，但是对面开过来的两辆轿车还是自觉地停止了前进，直到绿灯亮起他们才重新起步。在国内别说夜晚了，就是白天闯红灯的司机也比比皆是。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电子技术比较发达，城市的路口都有电子警察在监控，无论你有什么违章的行为都会给你记录下来，随后你就会收到一张罚款通知单。这种罚款通知单就是对司机违章行为的负面激励。不断地进行这种负面的激励，最后就使人们养成了不违章的习惯。并不是他们的司机觉悟高，这其实只是人们对激励作出的一种反应而已。
那时候，我们国家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绝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安装电子警察的经济实力，我们还只能靠有限的警力对路面进行监督管理。这对违章行为的监管就必然是有限的。司机违章十次八次偶尔会被抓到一次半次，罚个三十五十的，根本对他们构成不了威慑的作用。虽然人们对这种负面的激励也会有所反应，但是反应是有限的。现在不同了，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现在我们的城市里每一个有红绿灯的路口也有了摄像系统，每一个违章的车辆在电脑里会留下违章的记录，在检车的时候你不将这些违章罚款交清，就无法在交通部门获得通过。这种负面的激励使违章车辆大量减少。
201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醉酒驾驶作为危险驾驶罪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醉酒驾驶者，将被进行刑事拘役，一旦被查实，将面临最高半年拘役的处罚。同时，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也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这个负面的激励可能来得太严厉了吧，当年5月1日“醉驾入刑”以来，北京市6个区5月至7月，酒驾数量较上年同期下降了80%。
从全国的统计数字来看，效果也比较明显。2011年5月1日至12月30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23.8万起，较2010年同期下降45%。其中，醉酒驾驶3.8万起，较2010年同期下降45.3%，北京、上海、浙江、湖北等地下降幅度均超过50%。2011年5月1日至12月30日，全国因酒后驾驶造成交通事故死亡716人，较2010年同期减少205人，下降22.3%。其中，醉酒驾驶造成交通事故死亡708人，较2010年同期减少25人，下降3.4%。人民法院已经对1.2万起醉酒驾驶机动车犯罪案件依法作出有罪判决。
再比如，我们设立了见义勇为基金，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表彰，予以经济上的补偿和精神上的鼓励。这就是对见义勇为这种行为的正面激励。这种正面的激励越多，社会上维护正义的人就会越多，这就是人们对激励作出的反应。如果一个团体、一个社会对正义的行为没有正面的激励，对邪恶的行为也缺乏负面的激励，那么这个团体、这个社会就成为没有是非的团体、社会，这样的团体和社会就一定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人们就会变得麻木。
现在，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多喜人的成就，但是在我们的经济活动中，仍然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虚假广告大量存在，空头支票、三角债还不断地困扰着人们，人们在商业活动中还没有真正地树立起诚实信用的良好风气……这说明我们对这些邪恶的力量打击得还不够，负面的激励还没有对邪恶的势力起到足够的作用，他们还没有作出必要的反应。而在商业活动中坚持诚实信用的人们也没有真正地得到甜头，相反，由于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谁不遵守规则，谁就会获得更多的好处，在这种不良激励的作用下，坚持诚实信用原则的人们就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造假村、造假县？因为地方政府的保护使他们得到了切实的利益，使他们获得了金钱的激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乞丐？因为乞丐家里盖起的大楼对村子里其他的人起到了激励的作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贪官携款外逃？因为无数贪官轻易地在国外过上了豪华的轻松的优哉游哉的生活……
千万不要小看了激励的作用。其实一个人的行为、习惯、修养都是在无数正面和负面的激励下逐渐养成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风俗习惯、社会道德、意识形态、社会风气等，也都是在各种激励作用下慢慢形成的。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