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7月9日下午两点三刻，住北京饭店十九号的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张菊生）到北京大学，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马幼渔、沈尹默、朱逖先、李石曾等谈有关大学出版教材事宜。上月20日，张元济由天津乘京奉通车到北京。他这次北上，一是为北京分馆购地建屋，一是整顿天津分馆业务，再就是借印《道藏》和接洽北大教材印刷。到北京一周后，张元济拜访陈独秀未遇。
讨论编辑教育书和改订本版教科书事时，蔡元培校长问：“排印速度如何？”“如无图表就快了。”广州人张元济1867年生，这年五十二岁，和蔡元培同岁。“只有石曾所编生物学有几幅插图，其他的很少有插图。”说着，蔡元培将三本已经写好的书稿《人类学》、《心理学大纲》和《欧洲文学史》给张元济看。
谈到板式和字号，胡适说：“可以用四号字横行。书照‘科学’式，用五号。如何校对呢？”上海印刷，北京校对，毕竟不方便。胡适近来气色很好，新婚不久的妻子江冬秀上月刚从绩溪到北京，而他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部）已脱稿，列入了北大教科书丛书，明年即被商务印书馆印出。张元济说：“制成纸版，打样后送校，少则挖改，多则附勘误表。”
见大家都无意见，陈独秀问：“合同所限字数，每册不得过十五万字，恐难免逾越。”陈独秀准备的是文字学考证方面的书。张元济说：“合同本来有彼此协商的话，此不过希望出书价格稍廉，易于推销，避免降低编辑人员的兴趣。”陈独秀点头说：“这样就好。”
谈到封面，张元济说：“最好用纸面。”胡适说：“德法出的书，本多用纸面。”张元济对蔡元培说：“请你定下书面，并由某人专写，以求一律。”蔡元培表示同意，并说：“大学拟办月刊，将来也请你们印刷。”
会议结束后，陈独秀问张元济：“每书另订契约一节，我还不明白。是否说本约已满，而每书之专约仍有效？”张元济说：“就是这个意思。”陈独秀问：“每本印多少册？”张元济说：“约五百册。”胡适在一旁听了，说：“太少了。”张元济说：“有纸版，随时可以补印。”
分手时，陈独秀问：“北京的事办完了？”张元济说：“没有。昨得陈叔通、高梦旦电报，李拔可病危，明天回去一趟，近期还要来。”
8月23日，星期五，张元济一早赶到北京大学堂，准备向陈独秀等辞行。张元济是7月20日晚第二次到北京的，回上海后，李拔可已脱离危险。到了北大，陈独秀、胡适、沈尹默、朱逖先、马幼渔等一个不在，张元济只好留下名片。这两次到北上，除开会外，张元济拜访陈独秀两次，均未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