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春天，刘半农自上海写信给陈独秀，建议《新青年》刊登白话诗、白话小说和白话论文，并请蔡元培、章秋桐、苏曼殊多作提倡改良文学的文字。他在信中写道：
改良文学，是永久的学问，破坏孔教，是一时的事业。因文学随时世以进步，不能说今日已经改良，明日即不必改良。孔教之能破坏与否，却以宪法制定之日为终点。其成也固幸，其不成亦属无可奈何。故青年杂志对于文学改良问题，较破坏孔教更当认真一层。尤贵以毅力坚持之，不可今朝说了一番，明朝即视同隔年历本，置之不问。
刘半农的意思，和未相识的同年人胡适不谋而合。
4月9日，在纽约正杀青博士论文的胡适收到了《新青年》二卷六号。他发现死硬派的革命人物陈独秀，在该期发表了响应自己的文章，支持文学革命，特别快活，回信表示“均极赞同”。针对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胡适给陈独秀写信说：“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父亲胡传在甲午海战后，不愿意留在已割让的台湾，被刘永福所杀，从小胆子小。
陈独秀不同意刘半农、胡适与旧派从容讨论的观点。倘若讨论恢复帝政，垂辫缠足，罢学校，复科举，一切布旧除新之事，在中国还是多数人赞成，自己等新派是少数。5月1日，他答刘半农说：“至特辟一栏与否，似不必拘泥。”同日，陈独秀发表《再答胡适之（文学革命）》，说，“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
胡适觉得，陈独秀火气太盛！文学革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平心静气，要允许别人提反对意见。众人拾柴火焰高。文学革命也是这样，仅仅靠几个人是不行的，你不平心静气的讨论，不允许别人匡正，是难成气势的。
一年后，1918年7月15日，胡适在《新青年》五卷一号转载了汪懋祖发表于《国学季刊》上的一封给自己的信，反对《新青年》村妪泼骂，不容人以讨论，以及用“妖孽”、“恶魔”等名词。胡适借自己编辑这一期《新青年》的机会，在回信里谈了自己的观点：
本报“如村妪泼骂，似不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此种净言，具见足下之爱本报，故肯进此忠告。从前我在美国时，也曾写信与独秀先生，提及此理。那时独秀先生答书说文学革命一事，是“天经地义”，不容更有异议。我如今想来，这话似乎太偏执了。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我若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也不来提倡了……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
汪懋祖是胡适的同学，字芗潭。但他对《新青年》雅俗参半不满，胡适是不同意的。现在是过渡时期，难免有这种北语吴音、南腔北调的现象。
一年多后，陈独秀一方面承认钱玄同骂桐城派是骂，但仍不肯认错。1918年12月15日，他写《答爱真》说：“玄同先生说‘谬种’，说‘妖孽’，固然是骂人，而足下说‘毒气’，说‘毒物’，是不是骂人呢？”
很久以后，胡适也承认，陈独秀的态度是有积极意义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必要的。胡适写道：“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
1917年5月1日，刘半农在《新青年》三卷三期上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为刚刚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
在一些具体的提法上，刘半农和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有区别。胡适、陈独秀二人重视“白话为文学之正宗”，钱玄同称“白话为文章之进化”，刘半农不否认，有的用文言呆板，不如白话，但往往同一语句，用文言则一语即明，用白话则二三句犹不能了解。可见，白话也有不如文言的地方。——三十年代，刘半农用文言写《桐花芝豆堂诗集》，出自这个思想。——刘半农认为，“废文言而用白话”不能一蹴可即。目下要做的事，摆文言与白话于对待地位，一旦文言文的优点为白话所具有，文言文就必然淘汰。
胡适反对用辟典、钱玄同反对用僻字，刘半农赞成扫除不通之字，但虚字实用，实字虚用，则不好废除。韵文（包括诗、赋、歌词、戏曲）若专讲对偶、滥用典故，应该废弃。但从性灵中发挥，如曹子建、韩愈、欧阳修等人的文章，因为声调、气息优美，应该保存。
刘半农主张采用句逗符号，目前流行的号不够用，刘半农想增补一种。但他不主张用，因为文言中，有“欤哉乎耶”，白话中有“么呢”，符号代表引证或谈话，“——”代表语气未完，“……”代表简略，“（）”代表注解或标目，等问语助词，所以不需问号了。但在必要处，也可用问号。文言中可省，白话中不可少。也不可少。及字旁所注“1 2 3”等小字，可以不用，因为汉文可用双行小注，无须foot-note（脚注）。人名、地名，不能用大写来区别，也宜标记号。刘半农的中学老师刘步洲，是刘半农标点符号改革思想的启蒙老师。他曾设计了人名、物名、地名特殊符号，很实用，可惜形式不美观。
刊登该文时，陈独秀写了跋语，云：
刘君此文，最足唤起文学界注意者二事：一曰改造新韵；一曰以今语作曲。至于刘君所定文字与文学之界说，似与鄙见不甚相远。鄙意凡百文字之共名，皆谓之文。文之大别有二：一曰应用之文，一曰文学之文。刘君以诗歌、戏曲、小说等列入文学范围，是即余所谓文学之文也；以评论文告、日记、信札等列入文字范围，是即余所谓应用之文也。“文字”与“应用之文”名词虽不同，而实质似无差异，质之刘君及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刘半农的这篇大文章，同时得到了钱玄同和胡适两人的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