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北京回到上海的陈独秀，收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非常高兴。1917年1月，陈独秀兴奋的给胡适写信，谈及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胡适去任教授一事：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之。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既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
同期，陈独秀发表了《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有感》，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的主张：
余谓中国近代文学史，施、曹价值，远在归、姚之上。闻者咸大惊疑。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元代文学美术，本蔚然可观。余所最服膺者，为东篱。词隽意远，又复雄富。余尝称为“中国之沙克士比亚”。质之胡君，及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东篱”，即马致远。因为时间紧，陈独秀来不及写一篇长文章呼应胡君的观点。
举家去北大之前，陈独秀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刊登在《新青年》二卷六号上，策应“吾友”、急先锋胡适的主张。
今天的欧洲景象庄严，根本原因是革命。这样的革故更新与中国朝代鼎革是不同的。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发生的各类革命包括文学艺术革命，推动了欧洲的繁荣。欧洲的文明史，在陈独秀看来，就是欧洲革命史。中国也发生了三次政治革命，但虎头蛇尾，全部失败。原因之一，是传统的东西根深蒂固，黑幕层层！所以，陈独秀认为，章士钊所主张的所谓单独的政治革命，在中国很难有效果。这点，陈独秀和胡适不期而同。和胡适比，陈独秀更着眼文学革命，而不是改良。文学革命的对象，则是“十八妖魔”。他说：
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若夫七子之诗，刻意模古，直谓之抄袭可也。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誉墓，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什么。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
“十八妖魔”，即明前七子、后七子和归有光、方苞、姚鼐、刘大櫆（后三人是陈独秀的老乡、桐城派的代表）。明前七子，指明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明后七子，指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和徐中行七人。“八家”，指唐宋八大家。
写这篇文章，陈独秀找到了今后的文学革命的方向。他情绪高昂地写道：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涨“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即在胡适之前，文学革命的风暴已经在酝酿了。“四十二生的大炮”，即口径四十二厘米（“生”，指英文cm）的大炮。
胡适的作战目标一开始就是单一的，即用白话来作一切文学的工具，虽然他提出的“八事”，也涉及文学内容问题：如“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陈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更侧重内容，更重视思想上的革命，并找到了革命的对象（十八妖魔）。他把中古以后直到现在所有的仿古作品，一概唾弃；而对那些俗文学里的小说、故事、戏曲等作家大加赞赏。更重要的是，陈独秀将胡适个人的意见，变成为由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领导下的权威意见，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胡适看到了这篇文章的号角意义，后来，胡适在许多场合，提到陈独秀的这篇满腔热情地呼应自己的文章。中国文学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旧思潮大激战的时代。
“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文学革命的旗帜已经展出来了，陈独秀和胡适硬着头支撑起来，他们没有想到，“乌龟”的头没有被割下。四年后，他们带领一班人，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1月27日，正月初五，胡适收到陈独秀来信，见蔡元培校长邀请自己到北大或任学长，或任哲学、文学教授一事，心花怒放。与此同时，胡适收到了刊登其《文学改良刍议》的《新青年》二卷五号。陈独秀在自己的文章后加了一段跋语：“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见其成，则大幸也！”胡适见了，如寒冬吹来一阵暖风，快意不止。
陈独秀反对十八妖魔的念头，和老乡程演生不谋而合。他听说陈独秀即将担任北大任文科学长，给他写信说：“西方实写之潮流，可输灌以入矣。其沈溺于陈旧腐浅古典文学及桐城派者，其亦闻而兴起乎？万望鼓勇而前，勿为俗见所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