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陈独秀生活十分困难，开除党籍以后，中共中央停发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费。陈独秀给《无产者》写稿没有稿费，完全是精神寄托。一次，赵济到尹宽家，遇到陈独秀在啃面包。赵济说：“你的胃不好，吃这个行吗？”陈独秀态度十分谦和，说：“不要紧的，填饱肚子就行。”赵济和一些青年人问陈一些大革命为什么失败的话题，陈独秀侃侃而谈，兴趣十足，精神并不显颓唐。郑超麟从外面进来，见陈独秀说得津津有味，也在一旁听。他感觉独秀和这些青年人谈话，似乎又回到五四运动和建党时期。
白天，陈独秀到老朋友家谈话，消磨时间，调节情绪。晚上，陈独秀写文字学书稿。现在，写作几乎是陈的唯一生活来源了。
因为汪孟邹和汪原放传递消息，同在上海的胡适知道陈独秀处境很难。4月10日，胡适写成《我们走那条路》一文，其中提到陈独秀和共产党的区别和联系。他说：“中国共产党现在分化之后，理论颇不一致；但我们除去他们内部的所谓史大林——托洛斯基之争，可以说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目的地，就是‘巩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拥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胡适知道，陈独秀和共产党已经发生了分歧（“分化”）；了解这个分歧的根源是“所谓史大林——托洛斯基之争”；知道共产党虽然开除了陈独秀，但仍然存在共同点。
4月上旬，李立三在《红旗》上发表文章，反驳托洛茨基对中国红军运动的污蔑。几天后，4月13日，陈独秀写《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认为红军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湘鄂交界的贺龙第二军都是贺大哥的旧部，向来没有党及农民的关系。谈到湘鄂赣的第五军，陈独秀写道：“湘鄂赣边之第五军，主要是彭德怀部之变兵和王佐、袁文才等之土匪，农民几乎是没有，彭德怀骂王佐等是土匪，王佐等骂彭德怀是军阀，现在彭已火并了王佐等的‘红军’，逃散后王佐等的‘红军’已树起反共产反彭德怀的旗帜。”
彭德怀等人杀王佐和袁文才，事后知道是误杀。陈独秀听说了此事，认为是内部的火并。
陈独秀举了一些例子，强调要依靠农民和工人组成红军。他说：“我们的结论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是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绝对不能做我们的卫军与支柱，缺乏寸地的贫农，在中外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几重榨取压迫之下，势必起而斗争，我们当然应该和他们有很好的联络，并领导他们的斗争，但仅仅是这个还不是革命的出路，主要的是要加紧城市工人的组织与斗争，必须城市工人革命高潮峰起（即普遍的政治罢工），才能够得到城市及农村苏维埃及赤卫军的组织，才有转变现有的所谓“红军”的武装为民众之直接的武装势力一部分可能。”
陈独秀写好文章，刊登在7月1日《无产者》第二期上。蒋介石正在忙于蒋、阎、冯中原大战，无暇顾及红军。他命令部下，将陈独秀的文章在江西苏区散发。
夏天，党的刊物《红旗》刊登了一批文章，反驳陈独秀。6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绮园化名“易元”发表《红军与陈独秀先生》；6月18日，《红旗》发表《陈独秀的嗅觉》；6月21日，王明以“韶玉”笔名发表《什么是流氓与匪？》；7月5日，徐德发表《论红军的前途——复陈独秀》。
1932年1月20日，陈独秀写《一个紧急的政治问题》，谈到红军时，态度发生了变化：
我们还应该承认，南方农民争取土地和反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在国民党的内部战争中，特别是在最后一次蒋阎冯战争中，大规模的发展起来，已经不仅是过去大革命之余波，我们固然不能附和史大林派不待和城市工人斗争之汇合，拿孤立的农民武装队（红军）作攻打大城市（如武汉）的冒险企图；同时，也不能否认南方的武装农民已经是威胁国民党政府而为它所不能消灭的势力，并且还未继续削弱它的军事势力，如最近孙连仲二万余军队之归附“红军”，在北方开始发展的反日义勇军将又会形成包含多量农民的一种新军队。
“最近孙连仲二万余军队之归附‘红军’”，指宁都起义。陈独秀的老乡、枞阳人黄镇参加了这次起义，这是陈独秀没有想到的。陈独秀肯定了宁都起义是“在北方开始发展的反日义勇军将又会形成包含多量农民的一种新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