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19日和21日，上海工人两次举行总罢工失败，3月21日，第三举行武装起义取得胜利。
上海工人准备起义，酝酿在1926年的秋季。去年秋天，陈独秀本准备去莫斯科出席会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0月20-21日开会决定，认为陈独秀同志来莫斯科是非常合适的，但政治局同时认为，中国目前发生的事态要求他留在当地，因此认为最好推迟陈独秀同志来莫斯科的时间。
10月19日，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举行联席会议，谈到关于无产阶级参加上海发动起义的问题是由中央和区委的决定引出的，该决定不要求上海全体无产阶级参加政治罢工，而仅限于部分工人罢工，即有助瓦解敌人的那些部门的罢工。
陈独秀和彭述之对上海工人罢工的前景不乐观，在会议上提出放弃总罢工。他们的理由是：“在反日罢工失败后现在工人没有斗志，哪怕举行一天的总罢工，我们都会造成对工人的镇压和大规模的失业，目前组织上没有力量来发动这场斗争，中央和区委不认为目前的行动具有特别的意义。”“反日罢工”指五卅事件。
拉菲斯（马克斯）在会上反驳了陈独秀、彭述之的“不要太突出工人”、“工人政治觉悟不高，不能参加政治罢工”等观点。
10月23日早上六时，军人（钮永建）在知道杭州已被北伐军占领后，下达命令，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起义的人少，只有一百武装，一度占领浦东，不久即失败。
10月28日，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举行联席会议，研究最近在上海发动工人罢工问题。罗亦农（布哈罗夫）认为，上次失败的原因，是大资产阶级不准备发动起义，中小资产阶级不积极。
陈独秀认为，不依靠人民的发动就是纯军事发动，而我们的力量只有一千名武装，而且组织得不够好，必然是失败。他说，要搞清楚，我们下一步是起义还是军事发动。罗亦农说：“我们认为，即使将来也不是人民起义……只能说是利用军队挺进的形势，我们就是做这种准备。”
陈独秀说：“人民大众还没有力量和觉悟来发动政变”，而上海的小资产阶级生活得还不错，“我们也不能宣布实行总罢工”。他分析，“参加下一次发动的力量将是（1）工人；（2）国民党军事力量；（3）资产阶级。但不要把资产阶级作先锋队”。
罢工人数第三天达三十万人，大大超过了陈独秀的预计。
2月18日深夜，工会积极分子会议得到何应钦、白崇禧指挥的东路军占领杭州，宣布罢工，当时未经共产党中央和区委批准，只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区委代表同意。街上到处是“罢工响应北伐军！”“罢工打倒孙传芳！”标语。2月19日早晨，曼达良等人问周恩来，晚上问瞿秋白和萧子暲，他们都说不知道。
第二次工人暴动前夕，瞿秋白写信给陈独秀，主动提出参加上海活动分子大会并作报告。因他提出工人夺取参政权，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陈独秀回信说：“你‘病’，不准你去了！”结果让彭述之去作报告。
2月22日，瞿秋白来到拉斐德路启迪中学暴动指挥所。当时，工人处死了一名叫“小滑头”的工贼，瞿秋白赞成说：“做得好。”不料陈独秀、彭述之听说后非常生气，命令总工会发布罢工“纪律”，限制工人行动。
当天，上海区委感到应该提出“人民夺取政权”，提出组织“上海市民临时革命政府”，派罗亦农、汪寿华代表上海区委找到吴稚晖。吴稚晖生气地说：“这是C。P。要成立工人专政的政府。”钮永建、杨杏佛也抱怨海军提前打炮，无意与国民党合作。次日，陈独秀给吴稚晖去信，望吴万勿轻信谣言，共产党绝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
晚上，瞿秋白出席了联席会议。他在会上说，这次罢工失败原因是一味依赖大资产阶级，等待兵变，脱离群众。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第三次起义的指导机关中央特别委员会。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参加。瞿秋白、彭述之没有参加，中央决定瞿秋白到武汉筹备中共五大，将中央机关迁往武汉。
离开武汉前，瞿秋白写了《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向中央贡献自己关于第三次工人起义的意见。
上海第二次暴动失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没有钱。阿尔布列赫特于2月25日在上海给N。A。皮亚特尼茨基写信，谈到经费问题已经影响到上海的武装暴动：没有钱。急需钱。有5万元就可以买到武器、手榴弹等，可是没有钱。
就在9月23日同一天，维经斯基和给皮亚特里茨基写信，谈到希望每月增加远东局五百卢布，每月增加中共中央三千卢布。原来拨给加拉罕的经费，已经停发。
维经斯基和陈独秀不知道，就在蒋介石叛变前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3月10日决定，批准中国委员会1926年至1927年度下半年预算总额为94547卢布70戈比和183819美元。但这笔钱不是给中国共产党，而是给国民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