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伏龙芝建议提供经费在张家口和洛阳建立军事学校的决议：“一年内拨一百万卢布用于建立学校和支付教官生活费用。认为用我国的主要型号武器装备同情国民党的军队是可行的。装备应是有偿的。”“同情国民党的军队”，指的是和冯玉祥一起发动北京政变的胡景翼人民军。
陈独秀3月2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也谈到了冯玉祥：“在张作霖的奉军和冯玉祥的人民军之间，当然有隐蔽的斗争，不过段祺瑞的追随者同人民军也有冲突，目前在河南省进行的战争，是段祺瑞的追随者秘密号召山西、陕西军阀进攻人民军领袖之一胡景翼所致。”
冯玉祥的政变，复苏了二七惨案后的北方的中国工人运动。对此，陈独秀在信中予以肯定。
在这封信里，陈独秀要求追加资金一千四百元。他说：
把预算增加到这个数字是必要的，请核准。我们希望从4月起，连同以前批准的预算，你们每月按时给我们寄来共计3650元（中国元）。
再有，按以前批准的2250元预算，我们在1、2、3三个月应收到6750元，而你们给我们寄来3423美元，仅相当于5887中国元，因此还差863元。这个数字我们还要求补上。以后请给我们寄金卢布或有追加的美元。
但苏联和共产国际认为，资助国民党，同时就是资助中国共产党。5月29日，契切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上说，“有200万卢布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支配，这笔钱用于支持广州小组、黄埔军校、政训班，资助组建一个新的师团，援助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后，钱给了国民党，就等于给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到大革命失败前夜，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按这个逻辑，将钱汇给蒋介石或汪精卫。1927年6月1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作出决定：我们认为，寄去的经费对于和陈独秀一起组建可靠的革命军部队是特别需要的。必须了解实际上为此在做什么工作。随着这项工作的开展，我们将按确定的贷款数额寄出经费。
“和陈独秀一起”说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主观上认为，这笔钱是给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国民党的。
中共中央在其正式决议中表示对共产国际和莫斯科使者鲍罗廷的不满后，鲍罗廷于1925年4月6日在北京给共产国际写报告，提出我们面临七项基本任务中，没有一条谈共产党的工作。
鲍罗廷的报告对斯大林产生了影响，他和维经斯基谈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印象：“中国共产党人已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一般都受到国民党的“虐待”。我对共产党人这种寄人篱下的处境表示遗憾……也许在中国现在的这种处境是历史的必然。”维经斯基解释说：“共产党有自己的组织，比国民党更团结，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享有批评权，国民党本身的工作在很多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同志做的……”斯大林听了，感到惊讶。
和斯大林谈话后，4月22日，维经斯基给加拉罕写信，批评鲍罗廷说：
对于未到过中国，不了解那里情况的人来说，鲍罗廷的通报正是会造成这种印象。将来需要我们纠正发自北京的通报内容，突出共产党在共同的解放运动中的作用（无论如何要突出它的内部工作，比如说，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中央的一些关系，以及中共中央作出的策略性决议等）。至于共产党的一般活动，在鲍罗廷的通报中没有必要作介绍，中共中央会向共产国际提供这方面的情况，有关同志会从共产国际那里得到所需要的材料。
5月上旬，鲍罗廷和陈独秀等在上海开了几次会，这是他们闹矛盾后的第一次碰头，但结果很不愉快。在离开上海前往广州的当天，鲍罗廷给在北京的加拉罕拍电报说：“中央落后于对时局的领导，落后于在南北的紧急任务，这就提出了成立由两名中央委员和两名其他积极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来直接领导重点地区工作的必要性问题。中央委员会也是不很愿意这样做的。”
5月13日，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共联社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会计维尔德对鲍罗廷也有意见，他给维经斯基写信说：
上周，鲍罗廷同志在前往广州的途中在这里停留几天。他同中央委员会开了几次会议……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感到互不信任、不真诚、耍外交手腕……中央委员会和鲍罗廷同志的观点的主要差别在于后者确信，中央委员会现在就应当把全部力量投向广州（尽管会损害其他工作），而中央委员会则认为，它在这方面已经尽了最大的可能（张太雷、蔡和森、罗亦农以及其他许多负责人已被派往广州从事经常性的工作）……应当肯定中央委员会确实尽了一切可能……
鲍罗廷在苏联被认为是难得的外交人才，所以维尔德用了“耍外交手腕”这样的词。